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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西方人在云南进行了一系列的植物采集活动，这些采集活动在当时虽未引起中国国内的广泛关注，却在客观上增进了西方对中国，对云南的了解。本文主要从西方人在滇植物考察活动对增进西方人“云南印象”的影响;西方人在滇考察成果丰富了世界植物学、园艺学的研究内容;引发了我国学者对植物资源利用的文化思考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够为当今中西交流提供些许借鉴作用。
关键词:近代;西方人;植物采集;意义
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逐渐加深，对中国内陆腹地的植物资源的调查和掠夺也成为西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内容，深入考察近代西方人的此类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近代中西交流史。
纵观近代西方人在滇植物采集活动，约可分为三个阶段：1840至1876年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只有英国人安德逊一人来滇进行植物标本采集，但这次考察活动开了西方人在滇生物考察活动的先河，而且收获颇丰，推动了此后西方人的赴滇生物考察活动。1876年至1901年间为第二阶段，此阶段来滇人数有了大幅增长，由于英法两国对云南殖民侵略斩获成果，所以，来滇西方人以英法籍传教士和驻滇公职人员为多，这些人大多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其考察成果多用于科学研究。1901至1949年间为第三阶段，由于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的公布刺激了西方人的来华热忱，由国际垄断资本支持的规模较大、计划性强的综合考察活动增多成为此阶段的显著特点，而且考察研究成果被广泛地运用到欧洲园林苗木种植等领域。这些采集活动在当时并未引起中国国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却在欧洲各国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这些考察活动涉及到的内容不止于生物标本，还有关于沿途风土人情、民俗地貌的考察，虽然是带有殖民侵略性质的考察活动，却在客观上增进了西方对中国、对中国西南边陲省份云南的了解。
一、西方人在滇植物考察活动对增进西方人“云南印象”的影响
西方人在滇进行植物考察研究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得云南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与多样性更大白于世，增进了西方国家对云南植物多样性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园林之母”的认识。
19世纪中叶，英、法、意等国的探险家、传教士悄悄地进入云南，他们把美丽神奇、矿产丰富的云南介绍到欧洲，引起人们的注目。尤其是法国，人们更是热衷于云南，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法国的一些报纸和小册子不断介绍云南的资源，说：“云南是迄今只有马克.波罗开发过的地方。”用今天的话来说，云南是被“炒”热了，一些法国人纷纷涌进云南，法国巨商奥塞氏沿红河潜游，回国后向法国人描绘了云南神奇的山川、丰富的矿产、珍贵的生物，“一时云南价值，盛传于巴黎街市，举众惊叹，视云南为目的地。自后法国人垂涎而窥伺之。”西方上流社会的园艺热潮，让他们渴望遥远国度的奇花异草，引领新一代的名人探险风、大胆的植物学家勘探者，云南成了他们的“圣杯” 。
20世纪中期以来,在欧洲最流行的是一种从云南引入的怒江山茶和怒江山茶的一些杂交种。这些杂交种比山茶花更为耐寒，花朵较多，花期较长，比之山茶花更为美丽，大受欧美人士的欢迎。其中，最美丽的为云南大茶花（C.reticulata），花朵硕大，颜色鲜艳，但直到1913-1925年才由英国采集家傅礼士（G·Forrest）从云南西部采到大批种子，在英国各植物园中开始栽培并培育新品种。而且云南大茶花和怒江山茶的杂交种中出现了不少珍品，其中“Inamorata”在1948年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评上获得了锦标。1948-1949年曾经有十多个云南大茶花的优良品种，从昆明引种到北美栽培，从此云南大茶花的芳名便传播到欧美澳各州的庭院中。豹子花作为栽培花卉首先是傅礼士引入栽培的，傅氏在大理引进的豹子花（N.Leucantha）,于1914年开花。而他于1910年收集的豹子花（N.Pardanthina）也于1916年开花。经他收集的豹子花超过50种。由于他的采集，爱丁堡植物园成为当今栽培杜鹃花种类最多的植物园之一，同时也为那里成为杜鹃花和豹子花属植物研究的中心打下基础。
近代西方人在滇进行植物采集期间，他们从云南往西方国家源源不断地运回了大量的植物标本、种籽等，经科学研究定名后，发现了众多的新科、属、种；大部分经培育后在西方国家的植物园、庭院和学术机构等得以大范围种植。这些新种的发现，不仅加深了西方对“中国——园林之母”的认识，而且更让西方人对云南这个隐藏在群山中的世外桃源，这个在一百多年前不为人知的神秘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
西方人在滇植物采集活动除了增进对云南的植物多样性的认识之外，他们中的不少人进行了情报的收集，对社会的调查等等，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对当时云南的社会风貌、民族风俗、宗教、交通、地理及重大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描述和记录，他们在滇期间记录的关于当时云南的社会状况在西方国家得以发表后，对西方人对云南的社会状况等也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为当时西方国家乃至现在我国提供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史料。
方苏雅在任法国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期间，除了沿途考察外还注意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自然地理、文化历史，他把昆明的建筑、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社会风貌、风土人情，尽收在照相机里，并画出了较为详尽、准确的老昆明市区图，上面用法文事无巨细地标明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地点。这些珍贵的照片和当时的老昆明市图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它让世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当时的云南。1923年，洛克被美国农业部以农业考察员的身份派遣到中国的西部后，在滇西北建立了他的总部他晚年给友人写到：“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宁愿死在那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
综上可知，近代西方人在滇的植物采集活动在增进世界对云南的植物多样性了解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西方人对当时云南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这种考察活动对增进西方人“云南印象”的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西方人在滇考察成果丰富了世界植物学、园艺学的研究内容
西方人对华植物的研究，在学术上涉及植物分类学，用西方生物学方法观察、收集和记录了中国的植物，为研究中国的植物积累了材料和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类的植物学知识，为植物学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西方人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植物学的发展，客观上刺激了中外知识的交流，在科学史具有一定意义。它一方面为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还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首先，我国近代的植物科学的许多开拓性学者都曾在西方学习，有的还师从一些研究我国植物的专家，个别的研究者远赴欧美等国在收藏我国植物标本的著名研究机构学习和工作。例如秉志等在康奈尔大学师从过尼达姆（J.G.Needham）；胡先驌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分类学博士学位时，曾系统的查阅了阿诺德树木园所藏的我国植物标本；吴韫珍在维也纳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所在的机构工作过；秦任昌曾在英国丘园工作，俞德浚、方文培在爱丁堡植物园进修、学习过等等。我国近代植物学研究主要以本国的植物资源为基础，而当时我国在这方面的起点低、积累少，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吸收、借鉴西方学者有关我国植物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来说，西方人在近代对华植物的研究在我国的近代植物学的建立和形成方面确会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我国早期一些植物学家的部分工作也是在西方植物学家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次，西方人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对我国植物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刺激作用也是很明显的。目睹着西方人把大量的标本运回国外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中国人要研究本国的植物不得不先到国外查找标本和文献，这不能不激发中国植物学家为做好本国植物研究工作，努力建立自己良好的植物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强烈时代使命感。痛感落后，奋力洗刷耻辱是我国近代科学发展重要的源动力。
胡先驌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阿诺德树木园的园林景致引起他的注意，徜徉其中，感慨良多。他的《忏庵诗稿》有多首作于此时，其一题曰：《阿诺德森林院卉木之盛为北美之冠，花事绵亘春夏，游屐极众，日徘徊香园中，欣玩无已，继以咏歌，亦示吾国所宜效法也》，此诗甚长，录其关于“吾国宜效法”之句：
佳人翠袖老空谷，鬼母胡姬偏擅场。用夷变夏古所戒，此亦国耻心徒伤。昔者君民位严绝，百里为阱多提防。易代禁驰遣逻卒，灵台灵囿供徜徉。亟宜取以研树艺，搜罗珍怪穷遐方，分培广植遍宇内，庶令闾苍饶众芳，侈言美育此其道，岂惟累累嬴篚筐、吾徒借镜有先例，名园异国交相望。
胡先驌在异域他乡见到原产于故国的植物，不免产生某种悲凉与无奈，遂有归国后创建植物园的宏愿。
秦任昌在欧洲留学和考察期间，也曾访问过不少国家的植物园或皇家园林，见过许多原产与中国的植物被广为栽培，他在1939年撰写关于英国采集家G.Forrest的生平文章时，曾言及其在国外所见的中国云南高山花卉为西人说宠爱，及其当时感想，借此可知其办理植物园事业之原由。
由此可见，秦任昌在欧洲所感与胡先驌在美国所感有类似之处，生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却不知道祖国的资源之丰富及分布，在国内连一个像样的植物园也没有，研究祖国的植物还要飘洋过海跑到外国，对这些有拳拳爱国之心的研究者的心理刺激之大可想而知。所以，他们身在异国他乡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归国之后要创办一个正规的植物园的决心。这在客观上就刺激了我国学者对我国植物学、植物园倾注更多的精力来加以建设、研究。也正是在大约同一时期，国内建立的了大约十几个植物标本室、研究室。其中，从云南采集的植物标本称为不少研究机构陈列标本的重要部分，如1915年至1937年间先后筹建的南京大学生物系、中山大学生物系、北京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南京林产工业学院数目标本室云南农林植物研究等都收藏陈列着滇采植物标本。
除了对世界植物学、植物园建设的影响之外，对世界的园艺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中叶曾在我国收集园林植物的一位英国人写到：“（英国）从中国的植物引进超过了两个半世纪，但与全球的其他地方不同。虽然就植物方面的联系而言，与其他国家存在的时间差不多，有些（国家）甚至还略长，但我们所涉及的没有一个这样的文明，它不仅历史远为悠久，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比我们先进。此外，这是一个以他们更加优雅的方式极为喜爱园林和植物的文明。”而据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园长司密斯教授20世纪30年代调查，英国全国公私庭院所栽培的花卉树木种类，约百分之四十来自中国各地其中尤以云南西部者最多，这大部分都是近代西方人赴滇采集的成果。如傅礼士输入英国栽培的经济植物，成为英国许多园艺苗木公司的销售产品，其中，滇西原产植物种类就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从而推广到了全世界。
三、引发了我国学者对植物资源利用的文化思考
西方列强的在华的植物考察活动首先注目于有价值的植物，特别是各国经济最迫切需要的植物种类，然后转向中国的特产珍稀生物。这种考察活动是得到列强统治阶级和政府支持的，这种考察活动导致了中国大量生物品种资源的外流，品种资源的外流为国际资产阶级开辟了生财之道，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当时，美国的栗树因枯萎而几近灭绝，正是洛克在滇西采集的有极强免疫力的栗树种子挽救了美国这一树种。
通过近百年来在滇西方人的调查、收集、引种和培育工作，中国植物不论在美化西洋庭院或提高欧美的园林生产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西偐有云：无中国花，不成庭院。而中国花中，云南则居最多。西方人所采集的植物种籽等被培育后，一些花卉、植物成了西方国家园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们经常举行的花卉园艺展览会在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其在文化方面的影响。秦任昌曾在《乔治福莱斯氏与云南西部植物之富源》中写到：“仅十年前，笔者在英国时，不时参观其皇家园艺学会所主办之花卉园艺展览会，及其每年春季所举行之万国园艺展览会，会场陈列滇西花卉苗木，随处可见，往往一本之价，动辄十数仙令，而好之者犹争想购求，毫无吝色，每经专家评结果，辙获重奖，报纸杂志，大为宣传，足见滇西植物在国际园艺上所居地位之隆与动人之深矣，西偐有云：「无中国花，不成庭院」。”
与中国花卉、植物在西方世界风行一时的现象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国内反倒更为青睐西方的植物舶来品。秦任昌说：“回顾我国通都大邑，公私庭院所栽培观赏者，几乎全系舶来之品，为欧美各国数百年来习见之花卉，一入国境，好之者趋之若鹜，誉为名花，舍已芸人，莫此为甚矣，最足怪者，三十年国内各地公私林场苗圃所争相培养者，非黄金树与洋槐（又称刺槐），即桉树（又称油加里树），视为重要造林数种，虽僻居边区各地如云南极西北各县之建设局苗圃，亦复如此，道榜公园所栽植者几乎无非此三数种劣等舶来数种，而各地固有之优良种类如铁杉，云杉，冷杉，落叶松，菓松，黄衫（即美国产花旗松之一种）等等，虽尽在咫尺不知利用，或竟有不识为何物者，良可叹矣。”国人简单的崇洋心理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担忧和叹息，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人植物学知识的缺乏。
对于近代以来我国植物资源所遭受的破坏，我国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秦任昌说“滇西西部及西北部之材用森林，自昔号称丰茂，即福氏及其它远年在四五十年前之西国旅行家均同口称道，但据最近七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在滇西各地调查报告，及学者之目击情形，昔日茂林，因滥伐焚烧，或已夷为童山，或在加速破坏之中，如此惨痛情形，尚不立予设法制止，则恐不久将来，欲保护而不可得，行见良木绝迹，荆棘遍地，即种籽来源，将反向国外购买而未有矣，与念及此，不寒而栗，愿政府当局及早图之。”可见，当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滇西的滥伐焚烧的严重性，并给提出宝贵意见。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引起国人乃至当政者的注意。
参考文献：
[1] 见拙文《近代西方人在滇植物采集活动概况及其特点》.
[2] 此语出自罗桂环.西方对“中国——园林之母”的认识一文, 载自然科技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00年.
[3] 李开义,殷晓俊.彼岸的目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235.
[4] 此语出自2008年中英两国共同拍摄BBC播出的《美丽中国》第二集.
[5] Cowan,J.M. ,1952,George Forrest,Journey and plan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Press,London.转载于俞德浚.中国植物对世界园艺的贡献.
[6] 转载于俞德浚.中国植物对世界园艺的贡献.
[7] 李开义,殷晓俊.彼岸的目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12.
[8] 方苏雅所拍照片主要收录在（法）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等摄影 历史的凝眸——清末民初昆明社会风貌摄影纪实（1896-1925）[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
[9] 胡先驌.忏庵诗稿上卷[M].第27页.自印本.
[10] E.H.M.Cox,1945,Plant-Hunting in China,London.p.12.
关键词:近代;西方人;植物采集;意义
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逐渐加深，对中国内陆腹地的植物资源的调查和掠夺也成为西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内容，深入考察近代西方人的此类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近代中西交流史。
纵观近代西方人在滇植物采集活动，约可分为三个阶段：1840至1876年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只有英国人安德逊一人来滇进行植物标本采集，但这次考察活动开了西方人在滇生物考察活动的先河，而且收获颇丰，推动了此后西方人的赴滇生物考察活动。1876年至1901年间为第二阶段，此阶段来滇人数有了大幅增长，由于英法两国对云南殖民侵略斩获成果，所以，来滇西方人以英法籍传教士和驻滇公职人员为多，这些人大多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其考察成果多用于科学研究。1901至1949年间为第三阶段，由于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的公布刺激了西方人的来华热忱，由国际垄断资本支持的规模较大、计划性强的综合考察活动增多成为此阶段的显著特点，而且考察研究成果被广泛地运用到欧洲园林苗木种植等领域。这些采集活动在当时并未引起中国国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却在欧洲各国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这些考察活动涉及到的内容不止于生物标本，还有关于沿途风土人情、民俗地貌的考察，虽然是带有殖民侵略性质的考察活动，却在客观上增进了西方对中国、对中国西南边陲省份云南的了解。
一、西方人在滇植物考察活动对增进西方人“云南印象”的影响
西方人在滇进行植物考察研究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得云南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与多样性更大白于世，增进了西方国家对云南植物多样性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园林之母”的认识。
19世纪中叶，英、法、意等国的探险家、传教士悄悄地进入云南，他们把美丽神奇、矿产丰富的云南介绍到欧洲，引起人们的注目。尤其是法国，人们更是热衷于云南，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法国的一些报纸和小册子不断介绍云南的资源，说：“云南是迄今只有马克.波罗开发过的地方。”用今天的话来说，云南是被“炒”热了，一些法国人纷纷涌进云南，法国巨商奥塞氏沿红河潜游，回国后向法国人描绘了云南神奇的山川、丰富的矿产、珍贵的生物，“一时云南价值，盛传于巴黎街市，举众惊叹，视云南为目的地。自后法国人垂涎而窥伺之。”西方上流社会的园艺热潮，让他们渴望遥远国度的奇花异草，引领新一代的名人探险风、大胆的植物学家勘探者，云南成了他们的“圣杯” 。
20世纪中期以来,在欧洲最流行的是一种从云南引入的怒江山茶和怒江山茶的一些杂交种。这些杂交种比山茶花更为耐寒，花朵较多，花期较长，比之山茶花更为美丽，大受欧美人士的欢迎。其中，最美丽的为云南大茶花（C.reticulata），花朵硕大，颜色鲜艳，但直到1913-1925年才由英国采集家傅礼士（G·Forrest）从云南西部采到大批种子，在英国各植物园中开始栽培并培育新品种。而且云南大茶花和怒江山茶的杂交种中出现了不少珍品，其中“Inamorata”在1948年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评上获得了锦标。1948-1949年曾经有十多个云南大茶花的优良品种，从昆明引种到北美栽培，从此云南大茶花的芳名便传播到欧美澳各州的庭院中。豹子花作为栽培花卉首先是傅礼士引入栽培的，傅氏在大理引进的豹子花（N.Leucantha）,于1914年开花。而他于1910年收集的豹子花（N.Pardanthina）也于1916年开花。经他收集的豹子花超过50种。由于他的采集，爱丁堡植物园成为当今栽培杜鹃花种类最多的植物园之一，同时也为那里成为杜鹃花和豹子花属植物研究的中心打下基础。
近代西方人在滇进行植物采集期间，他们从云南往西方国家源源不断地运回了大量的植物标本、种籽等，经科学研究定名后，发现了众多的新科、属、种；大部分经培育后在西方国家的植物园、庭院和学术机构等得以大范围种植。这些新种的发现，不仅加深了西方对“中国——园林之母”的认识，而且更让西方人对云南这个隐藏在群山中的世外桃源，这个在一百多年前不为人知的神秘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
西方人在滇植物采集活动除了增进对云南的植物多样性的认识之外，他们中的不少人进行了情报的收集，对社会的调查等等，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对当时云南的社会风貌、民族风俗、宗教、交通、地理及重大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描述和记录，他们在滇期间记录的关于当时云南的社会状况在西方国家得以发表后，对西方人对云南的社会状况等也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为当时西方国家乃至现在我国提供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史料。
方苏雅在任法国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期间，除了沿途考察外还注意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自然地理、文化历史，他把昆明的建筑、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社会风貌、风土人情，尽收在照相机里，并画出了较为详尽、准确的老昆明市区图，上面用法文事无巨细地标明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地点。这些珍贵的照片和当时的老昆明市图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它让世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当时的云南。1923年，洛克被美国农业部以农业考察员的身份派遣到中国的西部后，在滇西北建立了他的总部他晚年给友人写到：“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宁愿死在那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
综上可知，近代西方人在滇的植物采集活动在增进世界对云南的植物多样性了解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西方人对当时云南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这种考察活动对增进西方人“云南印象”的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西方人在滇考察成果丰富了世界植物学、园艺学的研究内容
西方人对华植物的研究，在学术上涉及植物分类学，用西方生物学方法观察、收集和记录了中国的植物，为研究中国的植物积累了材料和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类的植物学知识，为植物学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西方人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植物学的发展，客观上刺激了中外知识的交流，在科学史具有一定意义。它一方面为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还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首先，我国近代的植物科学的许多开拓性学者都曾在西方学习，有的还师从一些研究我国植物的专家，个别的研究者远赴欧美等国在收藏我国植物标本的著名研究机构学习和工作。例如秉志等在康奈尔大学师从过尼达姆（J.G.Needham）；胡先驌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分类学博士学位时，曾系统的查阅了阿诺德树木园所藏的我国植物标本；吴韫珍在维也纳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所在的机构工作过；秦任昌曾在英国丘园工作，俞德浚、方文培在爱丁堡植物园进修、学习过等等。我国近代植物学研究主要以本国的植物资源为基础，而当时我国在这方面的起点低、积累少，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吸收、借鉴西方学者有关我国植物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来说，西方人在近代对华植物的研究在我国的近代植物学的建立和形成方面确会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我国早期一些植物学家的部分工作也是在西方植物学家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次，西方人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对我国植物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刺激作用也是很明显的。目睹着西方人把大量的标本运回国外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中国人要研究本国的植物不得不先到国外查找标本和文献，这不能不激发中国植物学家为做好本国植物研究工作，努力建立自己良好的植物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强烈时代使命感。痛感落后，奋力洗刷耻辱是我国近代科学发展重要的源动力。
胡先驌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阿诺德树木园的园林景致引起他的注意，徜徉其中，感慨良多。他的《忏庵诗稿》有多首作于此时，其一题曰：《阿诺德森林院卉木之盛为北美之冠，花事绵亘春夏，游屐极众，日徘徊香园中，欣玩无已，继以咏歌，亦示吾国所宜效法也》，此诗甚长，录其关于“吾国宜效法”之句：
佳人翠袖老空谷，鬼母胡姬偏擅场。用夷变夏古所戒，此亦国耻心徒伤。昔者君民位严绝，百里为阱多提防。易代禁驰遣逻卒，灵台灵囿供徜徉。亟宜取以研树艺，搜罗珍怪穷遐方，分培广植遍宇内，庶令闾苍饶众芳，侈言美育此其道，岂惟累累嬴篚筐、吾徒借镜有先例，名园异国交相望。
胡先驌在异域他乡见到原产于故国的植物，不免产生某种悲凉与无奈，遂有归国后创建植物园的宏愿。
秦任昌在欧洲留学和考察期间，也曾访问过不少国家的植物园或皇家园林，见过许多原产与中国的植物被广为栽培，他在1939年撰写关于英国采集家G.Forrest的生平文章时，曾言及其在国外所见的中国云南高山花卉为西人说宠爱，及其当时感想，借此可知其办理植物园事业之原由。
由此可见，秦任昌在欧洲所感与胡先驌在美国所感有类似之处，生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却不知道祖国的资源之丰富及分布，在国内连一个像样的植物园也没有，研究祖国的植物还要飘洋过海跑到外国，对这些有拳拳爱国之心的研究者的心理刺激之大可想而知。所以，他们身在异国他乡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归国之后要创办一个正规的植物园的决心。这在客观上就刺激了我国学者对我国植物学、植物园倾注更多的精力来加以建设、研究。也正是在大约同一时期，国内建立的了大约十几个植物标本室、研究室。其中，从云南采集的植物标本称为不少研究机构陈列标本的重要部分，如1915年至1937年间先后筹建的南京大学生物系、中山大学生物系、北京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南京林产工业学院数目标本室云南农林植物研究等都收藏陈列着滇采植物标本。
除了对世界植物学、植物园建设的影响之外，对世界的园艺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中叶曾在我国收集园林植物的一位英国人写到：“（英国）从中国的植物引进超过了两个半世纪，但与全球的其他地方不同。虽然就植物方面的联系而言，与其他国家存在的时间差不多，有些（国家）甚至还略长，但我们所涉及的没有一个这样的文明，它不仅历史远为悠久，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比我们先进。此外，这是一个以他们更加优雅的方式极为喜爱园林和植物的文明。”而据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园长司密斯教授20世纪30年代调查，英国全国公私庭院所栽培的花卉树木种类，约百分之四十来自中国各地其中尤以云南西部者最多，这大部分都是近代西方人赴滇采集的成果。如傅礼士输入英国栽培的经济植物，成为英国许多园艺苗木公司的销售产品，其中，滇西原产植物种类就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从而推广到了全世界。
三、引发了我国学者对植物资源利用的文化思考
西方列强的在华的植物考察活动首先注目于有价值的植物，特别是各国经济最迫切需要的植物种类，然后转向中国的特产珍稀生物。这种考察活动是得到列强统治阶级和政府支持的，这种考察活动导致了中国大量生物品种资源的外流，品种资源的外流为国际资产阶级开辟了生财之道，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当时，美国的栗树因枯萎而几近灭绝，正是洛克在滇西采集的有极强免疫力的栗树种子挽救了美国这一树种。
通过近百年来在滇西方人的调查、收集、引种和培育工作，中国植物不论在美化西洋庭院或提高欧美的园林生产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西偐有云：无中国花，不成庭院。而中国花中，云南则居最多。西方人所采集的植物种籽等被培育后，一些花卉、植物成了西方国家园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们经常举行的花卉园艺展览会在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其在文化方面的影响。秦任昌曾在《乔治福莱斯氏与云南西部植物之富源》中写到：“仅十年前，笔者在英国时，不时参观其皇家园艺学会所主办之花卉园艺展览会，及其每年春季所举行之万国园艺展览会，会场陈列滇西花卉苗木，随处可见，往往一本之价，动辄十数仙令，而好之者犹争想购求，毫无吝色，每经专家评结果，辙获重奖，报纸杂志，大为宣传，足见滇西植物在国际园艺上所居地位之隆与动人之深矣，西偐有云：「无中国花，不成庭院」。”
与中国花卉、植物在西方世界风行一时的现象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国内反倒更为青睐西方的植物舶来品。秦任昌说：“回顾我国通都大邑，公私庭院所栽培观赏者，几乎全系舶来之品，为欧美各国数百年来习见之花卉，一入国境，好之者趋之若鹜，誉为名花，舍已芸人，莫此为甚矣，最足怪者，三十年国内各地公私林场苗圃所争相培养者，非黄金树与洋槐（又称刺槐），即桉树（又称油加里树），视为重要造林数种，虽僻居边区各地如云南极西北各县之建设局苗圃，亦复如此，道榜公园所栽植者几乎无非此三数种劣等舶来数种，而各地固有之优良种类如铁杉，云杉，冷杉，落叶松，菓松，黄衫（即美国产花旗松之一种）等等，虽尽在咫尺不知利用，或竟有不识为何物者，良可叹矣。”国人简单的崇洋心理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担忧和叹息，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人植物学知识的缺乏。
对于近代以来我国植物资源所遭受的破坏，我国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秦任昌说“滇西西部及西北部之材用森林，自昔号称丰茂，即福氏及其它远年在四五十年前之西国旅行家均同口称道，但据最近七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在滇西各地调查报告，及学者之目击情形，昔日茂林，因滥伐焚烧，或已夷为童山，或在加速破坏之中，如此惨痛情形，尚不立予设法制止，则恐不久将来，欲保护而不可得，行见良木绝迹，荆棘遍地，即种籽来源，将反向国外购买而未有矣，与念及此，不寒而栗，愿政府当局及早图之。”可见，当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滇西的滥伐焚烧的严重性，并给提出宝贵意见。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引起国人乃至当政者的注意。
参考文献：
[1] 见拙文《近代西方人在滇植物采集活动概况及其特点》.
[2] 此语出自罗桂环.西方对“中国——园林之母”的认识一文, 载自然科技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00年.
[3] 李开义,殷晓俊.彼岸的目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235.
[4] 此语出自2008年中英两国共同拍摄BBC播出的《美丽中国》第二集.
[5] Cowan,J.M. ,1952,George Forrest,Journey and plan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Press,London.转载于俞德浚.中国植物对世界园艺的贡献.
[6] 转载于俞德浚.中国植物对世界园艺的贡献.
[7] 李开义,殷晓俊.彼岸的目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12.
[8] 方苏雅所拍照片主要收录在（法）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等摄影 历史的凝眸——清末民初昆明社会风貌摄影纪实（1896-1925）[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
[9] 胡先驌.忏庵诗稿上卷[M].第27页.自印本.
[10] E.H.M.Cox,1945,Plant-Hunting in China,London.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