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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心雕龙》“风骨说”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本文将从其社会历史和时代精神背景、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背景以及艺术史和审美文化史背景等三方面进行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风骨”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风骨说”;历史背景
《文心雕龙》中的“风骨”是南朝梁刘勰创造的一个崭新的美学术语，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文心雕龙》“风骨说”的历史背景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挖掘“风骨说”的历史意义和对于后世的影响。
一、社会历史与时代精神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融合时期。自西晋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灭亡，近三百年的动乱使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中原西晋八王之乱时国力衰弱，陆续建立了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非汉族政权，即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政权，南朝汉人政权宋、齐、梁、陈相对立。南朝各代的存在时间都较短，朝代更替极其频繁。由于南朝政权的建立者一般地位低微，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其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就会助长奢侈享受、及时行乐的风气，所以这种享受人生、抓住当下的思想在当时社会非常普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在暂时的苟且中他们纵容自己放浪形骸、醉生梦死。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士族大夫们的诗文也多为浮糜奢华和谄媚俗艳的文字，他们热衷于玩弄这种语言文字的游戏，注重对诗文形式上的雕琢用功，而很少关注诗文的内容和意义，刘勰《风骨》篇即批判了这种雕华淫靡、软弱无力、毫无风骨之气的文风。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人们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佛教的传人使人们找到了排解苦难和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所以佛教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南朝建立了很多寺庙，表明了信佛狂潮吞没社会的现实。当时的士大夫们也把佛教视为排解认识忧思的精神宣泄。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四大皆空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的儒家中正思想发生了严重冲突，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就养生与养神及神灭论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些都影响了刘勰文学雕龙的创作。刘勰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先是追随高僧僧祐在定林寺居住十余年，阅读了大量典籍，最后终皈依佛门，受当时社会环境和他自身经历的影响，他的作品也带有一种宗经的思想。
二、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背景
魏晋时期社会陷入连年动乱和急剧动荡之中，生灵涂炭，南北分裂。社会的不断更迭使得两汉时期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和阐明其含义的两汉经学失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地位，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表现为一种“人的觉醒”。面对当时的朝野之争、宦官专权、对文人学士的镇压以及森严的门阀等级制度和严格的“九品中正制”人才选举制度，当时的文人们选择了表面上的消极避世，正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对新的人生价值观的寻求，受士族阶级的崛起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特定的人格，即“魏晋风度”。它注重对人生哲理的思索和人生存境况的关注。“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 等无数对人生的忧思表现在字里行间。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文人，由于自身的颓废性，无法改变现实，只能在诗文中解脱烦恼，寻找慰藉。他们之所以喜欢诗文不是为了建言不朽，而是他们自觉的行动，希望在文学艺术中寄托人生的忧思，这种把文学和人生相结合思想体现为“文的自觉”。文学在走向自觉的同时，老庄的自然之道的美学观也兴盛起来，从提倡建安风骨的建安文学至“竹林七贤”时期的正始文学，自然俊逸、雄健高远成为当时美学和文学的风范，但是到了西晋，文学开始渐渐变得华丽。齐梁时期，文学精神更是趋于世俗，文学的表现手法越来越远离自然，工于雕琢，表现为文学形式上的艳丽浮糜。当时的诗歌强调辞藻、对偶等语言方面的华美，这种文风继承了楚辞、汉赋的艳丽，却走向了极端，这导致了作品文辞过于奢华糜艳，而思想内容贫瘠，缺乏针砭时弊的骨气和旺盛的生命力。当时士族文人整日沉湎酒色之中，所写的诗文也大都是些浮糜艳丽的文章，后来逐渐发展为注重声律、词采的“永明体”。齐梁时期，宫体诗盛行，他们大力雕凿词句，追求作品表面文字的浮糜和华丽，从表现宫怨的内容到辞藻的糜艳，都离“建安风骨”的慷慨大气和“正始之音”的深沉远逸甚远。刘勰《风骨》篇的创作，即为了扭转齐梁文学浮诡萎靡、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文风，重新找回文学的自然之道和人文精神。
三、艺术史及审美文化史背景
魏晋时期，佛教盛行，它与蓬勃复苏的道家思想相融合，形成玄学。“谈玄”和向大自然寻求人生价值的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玄学的发展，使思维得到提高，由此产生了美的风度，这促进的六朝文学批评的方法的形成。佛教思想引导人们向往精神世界的自由，它是人们远离苦难，获得精神安慰的途径，它的流行也影响了人们对于满足精神需要的审美方式的转变。因为文人们对于人生的追求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们只有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在审美中使思想得到升华。审美作为人的一种自知自觉的行动，具有超功利的特征，它使人的思想得到解放。所以文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宣泄自己的苦闷，升华自己的人生理想。在中国美学史上从未像魏晋时期一样把人生和审美活动结合在一起。所以，人们美学思想的解放投射到文学上，使文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文人们冲破了两汉儒家经学思想，人性开始觉醒，自由书写情感，歌颂自然，表现现实生活。如果审美和人生结合仅仅停留在感官方面，而只是贪图享乐，没有理性的支撑，则会走向它的反面，进行自我否定，至齐梁时期，文艺便失去了它的意义，使人生陷入了消极悲观的一面。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兴起阶段。文学的批评重在文学的创新，而不是厚今薄古。人们把审美对准作家的才性气质和作品的文体和构思等深层问题上，它重视文学的作用和关注文学的创作。这种文学批评方法，直接推动了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包括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学雕龙》等。六朝士人重视品藻作为文艺批评的方式，包括人物品藻、书画品藻、文学品藻等。品藻即通过对话直接品评作品的好坏。而在当时的品藻批评中，自我鼓吹即“厚今”非常盛行。通过思想的对话和日常的交流，使文艺批评有了新的平台，而不再是研究经学的微言大义，从而促进了美学的发展。“风骨”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人物品藻中，后来逐渐应用于书画品藻，自刘勰创作《风骨》篇，“風骨”才成为文学批评中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
“风骨”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和美学观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风骨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产生了极大启示。《文心雕龙》“风骨说”的历史背景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风骨”的深层涵义和对于后世学术的深远影响，从而更透彻明了地运用“风骨”指导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南朝梁] 刘勰 著 王运熙 周锋 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282; 193-197.
[2]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145-168.
[3] 叶朗.美在意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51-358.
[4] 袁济喜.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7-234.
[5] 汪涌豪.风骨的意味.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180-184.
【关键词】：《文心雕龙》;“风骨说”;历史背景
《文心雕龙》中的“风骨”是南朝梁刘勰创造的一个崭新的美学术语，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文心雕龙》“风骨说”的历史背景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挖掘“风骨说”的历史意义和对于后世的影响。
一、社会历史与时代精神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融合时期。自西晋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灭亡，近三百年的动乱使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中原西晋八王之乱时国力衰弱，陆续建立了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非汉族政权，即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政权，南朝汉人政权宋、齐、梁、陈相对立。南朝各代的存在时间都较短，朝代更替极其频繁。由于南朝政权的建立者一般地位低微，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其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就会助长奢侈享受、及时行乐的风气，所以这种享受人生、抓住当下的思想在当时社会非常普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在暂时的苟且中他们纵容自己放浪形骸、醉生梦死。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士族大夫们的诗文也多为浮糜奢华和谄媚俗艳的文字，他们热衷于玩弄这种语言文字的游戏，注重对诗文形式上的雕琢用功，而很少关注诗文的内容和意义，刘勰《风骨》篇即批判了这种雕华淫靡、软弱无力、毫无风骨之气的文风。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人们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佛教的传人使人们找到了排解苦难和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所以佛教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南朝建立了很多寺庙，表明了信佛狂潮吞没社会的现实。当时的士大夫们也把佛教视为排解认识忧思的精神宣泄。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四大皆空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的儒家中正思想发生了严重冲突，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就养生与养神及神灭论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些都影响了刘勰文学雕龙的创作。刘勰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先是追随高僧僧祐在定林寺居住十余年，阅读了大量典籍，最后终皈依佛门，受当时社会环境和他自身经历的影响，他的作品也带有一种宗经的思想。
二、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背景
魏晋时期社会陷入连年动乱和急剧动荡之中，生灵涂炭，南北分裂。社会的不断更迭使得两汉时期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和阐明其含义的两汉经学失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地位，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表现为一种“人的觉醒”。面对当时的朝野之争、宦官专权、对文人学士的镇压以及森严的门阀等级制度和严格的“九品中正制”人才选举制度，当时的文人们选择了表面上的消极避世，正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对新的人生价值观的寻求，受士族阶级的崛起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特定的人格，即“魏晋风度”。它注重对人生哲理的思索和人生存境况的关注。“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 等无数对人生的忧思表现在字里行间。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文人，由于自身的颓废性，无法改变现实，只能在诗文中解脱烦恼，寻找慰藉。他们之所以喜欢诗文不是为了建言不朽，而是他们自觉的行动，希望在文学艺术中寄托人生的忧思，这种把文学和人生相结合思想体现为“文的自觉”。文学在走向自觉的同时，老庄的自然之道的美学观也兴盛起来，从提倡建安风骨的建安文学至“竹林七贤”时期的正始文学，自然俊逸、雄健高远成为当时美学和文学的风范，但是到了西晋，文学开始渐渐变得华丽。齐梁时期，文学精神更是趋于世俗，文学的表现手法越来越远离自然，工于雕琢，表现为文学形式上的艳丽浮糜。当时的诗歌强调辞藻、对偶等语言方面的华美，这种文风继承了楚辞、汉赋的艳丽，却走向了极端，这导致了作品文辞过于奢华糜艳，而思想内容贫瘠，缺乏针砭时弊的骨气和旺盛的生命力。当时士族文人整日沉湎酒色之中，所写的诗文也大都是些浮糜艳丽的文章，后来逐渐发展为注重声律、词采的“永明体”。齐梁时期，宫体诗盛行，他们大力雕凿词句，追求作品表面文字的浮糜和华丽，从表现宫怨的内容到辞藻的糜艳，都离“建安风骨”的慷慨大气和“正始之音”的深沉远逸甚远。刘勰《风骨》篇的创作，即为了扭转齐梁文学浮诡萎靡、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文风，重新找回文学的自然之道和人文精神。
三、艺术史及审美文化史背景
魏晋时期，佛教盛行，它与蓬勃复苏的道家思想相融合，形成玄学。“谈玄”和向大自然寻求人生价值的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玄学的发展，使思维得到提高，由此产生了美的风度，这促进的六朝文学批评的方法的形成。佛教思想引导人们向往精神世界的自由，它是人们远离苦难，获得精神安慰的途径，它的流行也影响了人们对于满足精神需要的审美方式的转变。因为文人们对于人生的追求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们只有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在审美中使思想得到升华。审美作为人的一种自知自觉的行动，具有超功利的特征，它使人的思想得到解放。所以文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宣泄自己的苦闷，升华自己的人生理想。在中国美学史上从未像魏晋时期一样把人生和审美活动结合在一起。所以，人们美学思想的解放投射到文学上，使文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文人们冲破了两汉儒家经学思想，人性开始觉醒，自由书写情感，歌颂自然，表现现实生活。如果审美和人生结合仅仅停留在感官方面，而只是贪图享乐，没有理性的支撑，则会走向它的反面，进行自我否定，至齐梁时期，文艺便失去了它的意义，使人生陷入了消极悲观的一面。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兴起阶段。文学的批评重在文学的创新，而不是厚今薄古。人们把审美对准作家的才性气质和作品的文体和构思等深层问题上，它重视文学的作用和关注文学的创作。这种文学批评方法，直接推动了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包括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学雕龙》等。六朝士人重视品藻作为文艺批评的方式，包括人物品藻、书画品藻、文学品藻等。品藻即通过对话直接品评作品的好坏。而在当时的品藻批评中，自我鼓吹即“厚今”非常盛行。通过思想的对话和日常的交流，使文艺批评有了新的平台，而不再是研究经学的微言大义，从而促进了美学的发展。“风骨”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人物品藻中，后来逐渐应用于书画品藻，自刘勰创作《风骨》篇，“風骨”才成为文学批评中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
“风骨”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和美学观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风骨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产生了极大启示。《文心雕龙》“风骨说”的历史背景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风骨”的深层涵义和对于后世学术的深远影响，从而更透彻明了地运用“风骨”指导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南朝梁] 刘勰 著 王运熙 周锋 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282; 193-197.
[2]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145-168.
[3] 叶朗.美在意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51-358.
[4] 袁济喜.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7-234.
[5] 汪涌豪.风骨的意味.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18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