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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一词的溯源及其理念的讨论
“science”（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scientin”，系指知识、学问之意，相当于希腊文的“sophia”，乃“智慧”之意，叠词的“philosophia ”系为哲学，18世纪后，在西方演变为广义的“科学 ”。法文为“science”,德文为“Wissenschaft”，俄文为“Нayкa”。
汉字“科学”一词，各家有着不同的溯源，一般认为是从日本引进。据岛尾永康考证，在明治维新初期（1860年）由日本著名启蒙大师富泽谕吉创译；也有学者考证，1874年启蒙思想家西周 （1829—1897）在《明六杂志》上把西方的“science”译为“科学”。
1896年康有为在编《日本书目志》中，列有《科学入门》（普及舍译)和《科学原理》（本村译），首先在中国大地出现汉字“科学”一词。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把西方书分为“政”“教”“学”，其“学”字，即指“西方科学”，这可能是他早期对西方科学理念的初步认识，也是他通过与中国传统的“格致”理念的对比和厘定结果。在当时，科学是什么？就连来华的洋人们也解释说：“通过实验，研究自然，获得知识”，而中国的格致，“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格致”，“万物之理，都是物”。按科学研究的范围、方法、目的，两者确有相似的内涵。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格致的理念上，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特点，那就是说，也应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特点和内容。众所周知，近代科学并不是从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而传统格致在古代中国不像西方科学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正像有人所说的，“格致是西学之本，是西方富强之本”。1896年，严复译《原富》时书中采用“科学”与“格致”并用，1898年译《天演论》时完全使用“科学”一词。
关于西方之“科学”，中国传统之“格致”，清代化学家徐寿于同治甲戌年11月28日在《申报》上有精辟的阐述：“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这就表明一批学者，已不是“中体西用”，“道本器末”了，而是做着求真务实的学问。
清代数学家华蘅芳（1833—1912）也有相同的认识，在一首诗中有所表达：“家有万卷书，寒暑不辍披，揣磨得精义，里间推经师。久事忽厌弃，雕虫非吾为。”（《行素轩文存》）
梁启超在《格致之学沿革考略》中说：“虚理非不可贵，然必藉实验而后得其真，我国学术迟滞不进之由，未始不坐是矣。”
1898年废科举制，兴办西学，梁启超1902年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才明确使用“科学”一词，并说：“成一科之学者，谓之科学，如格致诸学也。”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阐述了科学的含义和理念，说：“科学者也，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孙中山对科学的理解是：“夫科学者，系统之学也，条理之学。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从上所引，表明，孙中山依据自身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了独特的科学观。
其实早在1903年清廷颁布现代学校条例时，格致从总体上就称之为各学科的集合，而科学则指单独的技术科学，其广义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格致”一词的溯源及其理念
中国“格致”一词，来源于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礼•大学》，其含义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乃是格物的总称。程子（颐）和朱子（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得很清楚，谓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中国古代传统的“格致”理念，与西方的“science”概念有相同之处。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们，诸如华蘅芳、李善兰、严复、徐寿父子等，按传统概念（程子和朱子）定义做了系统阐述，一再表明：中国“格致”自古有之，有与西方的“science”相近的概念，即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格知；其物，至万物之理，都是物；总之，是系统知识的总和。而徐寿则曾指出：“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明清以来，来华的传教士们也都点头认可而加以称赞，其中有1580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Ruggieri）,1583年来华的利玛窦，1622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655年来华的南怀仁等等，这些人早期就认可“格致”与“science”有相同理念，并欣然使用“格致”一词。例如洋人主编的《空际格致》（1633年）、《空舆格致》（1643年）。又如，1866年美国丁韪良（Wiliam Alexhander Parstons Martin,1872—1890）把编译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命名为《格致入门》，傅兰雅、李善兰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为《数理格致》。还有《格致书屋》（Chinese Scientific Books，1868年）、１８７４年创立的影响深远的“格致书院”、名著《格致探源》（１８７６年）等。
就连傅兰雅主编、于1875年出版的《格致汇编》，尽管西文是“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文照样沿用“格致”，其他像西人在华创办的最早的知名刊物《遐迩贯珍》（1853年）、《六合丛谈》（1857年），以及《中西见闻录》（1872年），虽然都以传播科学为主要内容，但在文中都还是沿用中国传统的“格致”一词来代表他们的“science”理念，可见，传统的“格致”理念，在从“格致”到“科学”过渡时期，确有一定的权威性、通用性，使用时间较长。
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宣扬和
发展了科学理念
1914年几位留学美国的青年，一次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内集会，讨论中提及当前中国处于民族危机时刻，认为西方之所以强于中国，科学发达是主要原因，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救国”，一致同意创办一个以科学为名的刊物，借以通过提倡科学来报效祖国，刊物明确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借以向国内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精神，推广运用科学方法，以期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经过积极筹备，《科学》刊物于1915年1月正式出版。发刊“例言”第一条这样说到，“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论之发明”；在发刊词中则着重阐述，“科学有造于物质，科学有造于人生，科学有造于知识”。 同年10月25日成立了以任鸿隽为社长的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民间科学团体，创始人还有胡明复、胡刚复、杨杏佛、赵元任、周仁、秉志。不久，他们积极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赛”先生（science）,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中国科学社半个世纪来，对科学术语及译名的统一，作出过独特的贡献，发挥了学社的优势，凝聚了一批高素质的科学家、教授，1915—1949年科学社会员达3766人，以学社刊物《科学》为园地，对科学术语和译名广泛进行讨论和公布，在科学社开展“科学名词论坛”，是一个良好的学术创举，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优良的传统。
第一次科学理念与功能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大学为出国留学生讲演，题目是《人生观》，并在《清华周刊》发表，他认为：西方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物质上丰富而道德上堕落的文明。科学追求外部物质世界而不能解决人类基本的精神生活问题，因此人生哲学不能决定于科学定律，而应决定于人的直觉、自由意志和内心修养；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概括地说，有以下5点：（1）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2）科学可以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3）科学为理论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起于自觉；（4）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5）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总之，他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与之相对者为“非我”，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其结论是科学对人生观没有意义。
其挚友地质学家丁文江不同意张的观点并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题为《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1923年4月15日）的文章，文中就上述五个观点一一加以批驳，强调科学观对人生哲学是必需的，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否定其所谓科学是西方道德衰退的原因的观点。其结论：人生的、心理上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对象……都逃不出科学的范畴……肯定心理现象，也是科学内容，同样遵循客观规律在运动着、发展着。
接着张君劢发表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再次阐述玄学观点，并着重批评丁文江等科学派的“科学万能论”。5月30日丁文江在《努力周刊》发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相继，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演说，题为《科学的评价》，驳斥丁文江的科学支配人生观的论点。6月5日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严肃批判玄学的本体论。
两派的学术论战已经白刃化，激发了学界广泛关注与参与。
支持科学派的有：
（1）胡适发表《孙行者与张君劢》；
（2）任叔永发表《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
（3）朱经农发表《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
（4）章鸿钊发表《张君劢主张人生观对科学的五疑点》；
（5）唐钺发表《科学的范畴》《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哲学者之眼中钉》等；
（6）谢国馨发表《评吴稚晖的人生观》；
（7） 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王星拱（1887—1949）发表《科学与人生观》和《什么是科学方法》，主张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支持玄学的有：
（1） 吴稚晖发表《箴评八股化之科学》；
（2） 张东荪发表《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
（3） 菊农发表《人格与教育》；
（4） 陆志韦发表《死狗的心理》；
（5） 王宰平发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人生观”》抨击丁的科学主义，支持张君劢的“纯粹心理现象”观点；
（6）甘蜇仙发表《人生观与知识论》，文中提出问题，实质上是属于玄学派观点。
值得提及的是，这场论战也引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革命家的关注，他们也纷纷旗帜鲜明地参与了论战：
（1） 瞿秋白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2） 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思想界的联合问题》；
（3） 肖楚女发表《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
（4） 陈独秀发表《答适之》并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强调用辩证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之基础，在《答适之》文中指出胡适是多元论者，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胡适也及时发表《答陈独秀先生》。
其他学者，诸如蔡元培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冯友兰发表《一种人生观》，而梁启超于1923年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人梁启超宣言”》，后来发表《人生观与科学——张丁论战的批评》，文中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其观点基本上是属于玄学倾向。
这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学术论战，持续两个年头，最后以玄学派的失败而告终。
反映这次论战精彩内容的，有1923年出版的两个文集：
（1）《科学与人生观》 29篇论文，由胡适、 陈独秀作序，代表科学派；
（2） 《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序，有玄学派的文章，也有科学派及其他文章。
结语
1.从“格致”到“科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格物致知”的一次突破，清代中期以来，大兴格致之学，对中国科学的启蒙、发展，乃至近代社会都有重要影响；
2.西方科学的传入，及其汉字“科学”的运用，以及取代“格致学”，认识到中西文化及科学在知识结构、科学认识、科学方法上各有不同的特点，一直是个值得科学界探讨的课题；
3.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及其《科学》月刊的问世，宣扬和发展了科学的理念，也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开端；
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者们倡导“赛”先生，拉开了发展科学的序幕，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科学派虽然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以及马赫主义色彩，但对中国科学的发展确有积极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吴凤鸣：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00717
“science”（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scientin”，系指知识、学问之意，相当于希腊文的“sophia”，乃“智慧”之意，叠词的“philosophia ”系为哲学，18世纪后，在西方演变为广义的“科学 ”。法文为“science”,德文为“Wissenschaft”，俄文为“Нayкa”。
汉字“科学”一词，各家有着不同的溯源，一般认为是从日本引进。据岛尾永康考证，在明治维新初期（1860年）由日本著名启蒙大师富泽谕吉创译；也有学者考证，1874年启蒙思想家西周 （1829—1897）在《明六杂志》上把西方的“science”译为“科学”。
1896年康有为在编《日本书目志》中，列有《科学入门》（普及舍译)和《科学原理》（本村译），首先在中国大地出现汉字“科学”一词。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把西方书分为“政”“教”“学”，其“学”字，即指“西方科学”，这可能是他早期对西方科学理念的初步认识，也是他通过与中国传统的“格致”理念的对比和厘定结果。在当时，科学是什么？就连来华的洋人们也解释说：“通过实验，研究自然，获得知识”，而中国的格致，“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格致”，“万物之理，都是物”。按科学研究的范围、方法、目的，两者确有相似的内涵。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格致的理念上，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特点，那就是说，也应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特点和内容。众所周知，近代科学并不是从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而传统格致在古代中国不像西方科学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正像有人所说的，“格致是西学之本，是西方富强之本”。1896年，严复译《原富》时书中采用“科学”与“格致”并用，1898年译《天演论》时完全使用“科学”一词。
关于西方之“科学”，中国传统之“格致”，清代化学家徐寿于同治甲戌年11月28日在《申报》上有精辟的阐述：“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这就表明一批学者，已不是“中体西用”，“道本器末”了，而是做着求真务实的学问。
清代数学家华蘅芳（1833—1912）也有相同的认识，在一首诗中有所表达：“家有万卷书，寒暑不辍披，揣磨得精义，里间推经师。久事忽厌弃，雕虫非吾为。”（《行素轩文存》）
梁启超在《格致之学沿革考略》中说：“虚理非不可贵，然必藉实验而后得其真，我国学术迟滞不进之由，未始不坐是矣。”
1898年废科举制，兴办西学，梁启超1902年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才明确使用“科学”一词，并说：“成一科之学者，谓之科学，如格致诸学也。”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阐述了科学的含义和理念，说：“科学者也，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孙中山对科学的理解是：“夫科学者，系统之学也，条理之学。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从上所引，表明，孙中山依据自身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了独特的科学观。
其实早在1903年清廷颁布现代学校条例时，格致从总体上就称之为各学科的集合，而科学则指单独的技术科学，其广义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格致”一词的溯源及其理念
中国“格致”一词，来源于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礼•大学》，其含义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乃是格物的总称。程子（颐）和朱子（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得很清楚，谓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中国古代传统的“格致”理念，与西方的“science”概念有相同之处。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们，诸如华蘅芳、李善兰、严复、徐寿父子等，按传统概念（程子和朱子）定义做了系统阐述，一再表明：中国“格致”自古有之，有与西方的“science”相近的概念，即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格知；其物，至万物之理，都是物；总之，是系统知识的总和。而徐寿则曾指出：“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明清以来，来华的传教士们也都点头认可而加以称赞，其中有1580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Ruggieri）,1583年来华的利玛窦，1622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655年来华的南怀仁等等，这些人早期就认可“格致”与“science”有相同理念，并欣然使用“格致”一词。例如洋人主编的《空际格致》（1633年）、《空舆格致》（1643年）。又如，1866年美国丁韪良（Wiliam Alexhander Parstons Martin,1872—1890）把编译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命名为《格致入门》，傅兰雅、李善兰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为《数理格致》。还有《格致书屋》（Chinese Scientific Books，1868年）、１８７４年创立的影响深远的“格致书院”、名著《格致探源》（１８７６年）等。
就连傅兰雅主编、于1875年出版的《格致汇编》，尽管西文是“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文照样沿用“格致”，其他像西人在华创办的最早的知名刊物《遐迩贯珍》（1853年）、《六合丛谈》（1857年），以及《中西见闻录》（1872年），虽然都以传播科学为主要内容，但在文中都还是沿用中国传统的“格致”一词来代表他们的“science”理念，可见，传统的“格致”理念，在从“格致”到“科学”过渡时期，确有一定的权威性、通用性，使用时间较长。
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宣扬和
发展了科学理念
1914年几位留学美国的青年，一次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内集会，讨论中提及当前中国处于民族危机时刻，认为西方之所以强于中国，科学发达是主要原因，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救国”，一致同意创办一个以科学为名的刊物，借以通过提倡科学来报效祖国，刊物明确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借以向国内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精神，推广运用科学方法，以期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经过积极筹备，《科学》刊物于1915年1月正式出版。发刊“例言”第一条这样说到，“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论之发明”；在发刊词中则着重阐述，“科学有造于物质，科学有造于人生，科学有造于知识”。 同年10月25日成立了以任鸿隽为社长的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民间科学团体，创始人还有胡明复、胡刚复、杨杏佛、赵元任、周仁、秉志。不久，他们积极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赛”先生（science）,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中国科学社半个世纪来，对科学术语及译名的统一，作出过独特的贡献，发挥了学社的优势，凝聚了一批高素质的科学家、教授，1915—1949年科学社会员达3766人，以学社刊物《科学》为园地，对科学术语和译名广泛进行讨论和公布，在科学社开展“科学名词论坛”，是一个良好的学术创举，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优良的传统。
第一次科学理念与功能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大学为出国留学生讲演，题目是《人生观》，并在《清华周刊》发表，他认为：西方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物质上丰富而道德上堕落的文明。科学追求外部物质世界而不能解决人类基本的精神生活问题，因此人生哲学不能决定于科学定律，而应决定于人的直觉、自由意志和内心修养；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概括地说，有以下5点：（1）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2）科学可以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3）科学为理论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起于自觉；（4）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5）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总之，他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与之相对者为“非我”，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其结论是科学对人生观没有意义。
其挚友地质学家丁文江不同意张的观点并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题为《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1923年4月15日）的文章，文中就上述五个观点一一加以批驳，强调科学观对人生哲学是必需的，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否定其所谓科学是西方道德衰退的原因的观点。其结论：人生的、心理上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对象……都逃不出科学的范畴……肯定心理现象，也是科学内容，同样遵循客观规律在运动着、发展着。
接着张君劢发表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再次阐述玄学观点，并着重批评丁文江等科学派的“科学万能论”。5月30日丁文江在《努力周刊》发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相继，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演说，题为《科学的评价》，驳斥丁文江的科学支配人生观的论点。6月5日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严肃批判玄学的本体论。
两派的学术论战已经白刃化，激发了学界广泛关注与参与。
支持科学派的有：
（1）胡适发表《孙行者与张君劢》；
（2）任叔永发表《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
（3）朱经农发表《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
（4）章鸿钊发表《张君劢主张人生观对科学的五疑点》；
（5）唐钺发表《科学的范畴》《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哲学者之眼中钉》等；
（6）谢国馨发表《评吴稚晖的人生观》；
（7） 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王星拱（1887—1949）发表《科学与人生观》和《什么是科学方法》，主张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支持玄学的有：
（1） 吴稚晖发表《箴评八股化之科学》；
（2） 张东荪发表《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
（3） 菊农发表《人格与教育》；
（4） 陆志韦发表《死狗的心理》；
（5） 王宰平发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人生观”》抨击丁的科学主义，支持张君劢的“纯粹心理现象”观点；
（6）甘蜇仙发表《人生观与知识论》，文中提出问题，实质上是属于玄学派观点。
值得提及的是，这场论战也引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革命家的关注，他们也纷纷旗帜鲜明地参与了论战：
（1） 瞿秋白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2） 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思想界的联合问题》；
（3） 肖楚女发表《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
（4） 陈独秀发表《答适之》并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强调用辩证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之基础，在《答适之》文中指出胡适是多元论者，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胡适也及时发表《答陈独秀先生》。
其他学者，诸如蔡元培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冯友兰发表《一种人生观》，而梁启超于1923年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人梁启超宣言”》，后来发表《人生观与科学——张丁论战的批评》，文中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其观点基本上是属于玄学倾向。
这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学术论战，持续两个年头，最后以玄学派的失败而告终。
反映这次论战精彩内容的，有1923年出版的两个文集：
（1）《科学与人生观》 29篇论文，由胡适、 陈独秀作序，代表科学派；
（2） 《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序，有玄学派的文章，也有科学派及其他文章。
结语
1.从“格致”到“科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格物致知”的一次突破，清代中期以来，大兴格致之学，对中国科学的启蒙、发展，乃至近代社会都有重要影响；
2.西方科学的传入，及其汉字“科学”的运用，以及取代“格致学”，认识到中西文化及科学在知识结构、科学认识、科学方法上各有不同的特点，一直是个值得科学界探讨的课题；
3.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及其《科学》月刊的问世，宣扬和发展了科学的理念，也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开端；
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者们倡导“赛”先生，拉开了发展科学的序幕，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科学派虽然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以及马赫主义色彩，但对中国科学的发展确有积极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吴凤鸣：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