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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安时期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的建安诗人促进了乐府诗的文人化，标志着文学思想的巨大转变。文人化包括美化、雅化、个人化等多个方面，本文从个人化角度入手，以“三曹”中承前启后的曹丕为代表，论述其乐府诗个人化的意识来源与具体表现，说明其在乐府诗文人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建安乐府诗 曹丕 文人化 个人化
建安是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乱世之秋，却也是一个“云蒸霞蔚”、光彩夺目的文学盛世。正如鲁迅所称这是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在建安时期，中国古代自觉的文学创作开始起步，乐府诗也出现了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自此，乐府诗开始摆脱音乐的束缚，在题目、句式等艺术手法上发生显著变化，语言风格上更加华丽细腻，内容也由叙事性为主转为抒情性为主，而这种由群体性的叙述描写转向个人情感抒发的个人化倾向，正是文人诗歌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曹丕作为“三曹”中承前启后的人物，历来被称为“有公子气、文士气”，他的宴游诗、言志诗与征人思妇诗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特点。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曹丕乐府诗个人化的深层原因，说明其个人化的具体表现，证明曹丕在个人化这一乐府诗文人化重要范畴发展中的重要贡献。
（一）个人化的意识来源——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
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这种对时光与人生的喟叹正是魏晋诗人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
其实从《诗经》开始，中国诗学就十分关注人类的生死问题，《诗经》中就屡屡出现“万寿无疆”的祝福词，反映了先民对于长生的企求，后来屈原在《离骚》中也有“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的表达，然而这种生命意识的萌芽却随着汉代对儒术的独尊而被限制，两汉文人在儒学重视今生、“主文而谲谏”的价值形态下，以“经学”创造“文学”，使汉乐府回避死亡与个人话题，成为群体表达的社会性文学。
而汉末以来，社会大乱，战乱、饥荒、瘟疫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儒学的统治地位随之动摇，被残酷现实激发“回头四向望，眼中无故人”感慨的诗人开始重新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关注自己的生命处境，促进了生命意识的觉醒。
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现实体验的痛苦互相交织，使诗人更感“人生苦短”，于是曹丕开始张扬生命，重视人生，将关注点从外界转向内心，从对社会的体认转向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探索，从而催生了自我意识。
李泽厚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学由于“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所以“人和人格本身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确实，在生命长度有限的情况下，建安诗人就更加善待今生，讲究及时行乐。曹丕的乐府诗中就有着对宴饮之事的描写，如《善哉行》中“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的聚会场面，还有“白日既匿，继以朗月”（《与吴质书》）这样日夜相继与邺下文人相聚游乐的逸事。
正如章培恒所说“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在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指引下，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人的一种生命活动，是诗人主体在苦短的生命中抒发情感、驰骋自我精神的重要寄托，作为建安诗人的曹丕，在乐府诗中就必然出现了个人化的倾向。
（二）个人化的具体表现——立言与抒情
曹丕的乐府诗创作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自我的个人化要求，所以他有大量描写自我日常的宴饮行乐之事的诗句，除上文列举过的，还有“曜灵忽西迈，炎烛继望舒”（《孟津》），“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芙蓉池作》）等，这些宴饮诗也是曹丕被诟病“狭窄纤弱”的原因。然而这些欢乐的宴饮只是表象，坐在觥筹交错环境中的曹丕，其实是忧患而痛苦的。
曹丕的心中常常怀着一种忧患之情，所以在“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的纵情享受之后他感觉到的是“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善哉行》其一），“五音纷繁会，拊者激微吟”的繁华描绘之中，他想表达的却是“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的悲苦，这些诗句乍看上去颇有些“富贵闲愁”无病呻吟之态，但我认为这正是曹丕非同一般纨绔子弟的地方——他不沉醉于享乐，反而在宴饮后更希望追寻到生命的价值。
对生命短促无常的悲叹在曹丕身上转化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迫切追求，而自我的价值该如何实现呢？《左传》中说得明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以“立德”为首，然而此乃尧舜禹文武周公之事，太过遥远难求，后世人多专注于后两者即“立功”与“立言”。有趣的是，政治失意的陈思王曹植只能专注诗文，却以辞赋为小道，推崇“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立功”;而曹丕贵为天子，却说“盖文章，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把“立言”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并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即以诗人自我的气质为主的文论主张，从文论的角度确立了中国文人诗抒情个人化的发展方向。
专注于“立言”的曹丕在他个人化的乐府诗中虽然也有表达建立功业的“言志”之作，如“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的《黎阳作》，但此类诗数量很少，曹丕的大多作品更倾向于表达“恩怨相汝尔”的人际私情，这也是他诗歌个人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与曹操关注历史天下的宏伟抱负之情不同，曹丕乐府诗的感情基本上不是关注家国天下的，而是偏向个人化，如前文提到的在众宾欢乐的宴会上，他独独感到一种“乐极哀情来”的悲伤;再如写不知缘由也无法示人的哀愁的“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善哉行》），这些感情都是很私密也很自我的，确实真挚感人但谈不上崇高，这种个性的觉醒是诗歌创作文人化的特征。此外，曹丕还有一些写游子思妇的爱情诗，像“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燕歌行》），深刻表达出了相思怅惘之苦，这类代人言的诗作中的痛苦哀怨，其实也就是曹丕个人的迷惘情思。所以袁行霈才说“个人情感抒发”是“曹丕新变的主要表现”，“是曹丕对中国诗歌的一大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关键词：建安乐府诗 曹丕 文人化 个人化
建安是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乱世之秋，却也是一个“云蒸霞蔚”、光彩夺目的文学盛世。正如鲁迅所称这是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在建安时期，中国古代自觉的文学创作开始起步，乐府诗也出现了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自此，乐府诗开始摆脱音乐的束缚，在题目、句式等艺术手法上发生显著变化，语言风格上更加华丽细腻，内容也由叙事性为主转为抒情性为主，而这种由群体性的叙述描写转向个人情感抒发的个人化倾向，正是文人诗歌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曹丕作为“三曹”中承前启后的人物，历来被称为“有公子气、文士气”，他的宴游诗、言志诗与征人思妇诗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特点。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曹丕乐府诗个人化的深层原因，说明其个人化的具体表现，证明曹丕在个人化这一乐府诗文人化重要范畴发展中的重要贡献。
（一）个人化的意识来源——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
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这种对时光与人生的喟叹正是魏晋诗人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
其实从《诗经》开始，中国诗学就十分关注人类的生死问题，《诗经》中就屡屡出现“万寿无疆”的祝福词，反映了先民对于长生的企求，后来屈原在《离骚》中也有“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的表达，然而这种生命意识的萌芽却随着汉代对儒术的独尊而被限制，两汉文人在儒学重视今生、“主文而谲谏”的价值形态下，以“经学”创造“文学”，使汉乐府回避死亡与个人话题，成为群体表达的社会性文学。
而汉末以来，社会大乱，战乱、饥荒、瘟疫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儒学的统治地位随之动摇，被残酷现实激发“回头四向望，眼中无故人”感慨的诗人开始重新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关注自己的生命处境，促进了生命意识的觉醒。
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现实体验的痛苦互相交织，使诗人更感“人生苦短”，于是曹丕开始张扬生命，重视人生，将关注点从外界转向内心，从对社会的体认转向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探索，从而催生了自我意识。
李泽厚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学由于“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所以“人和人格本身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确实，在生命长度有限的情况下，建安诗人就更加善待今生，讲究及时行乐。曹丕的乐府诗中就有着对宴饮之事的描写，如《善哉行》中“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的聚会场面，还有“白日既匿，继以朗月”（《与吴质书》）这样日夜相继与邺下文人相聚游乐的逸事。
正如章培恒所说“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在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指引下，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人的一种生命活动，是诗人主体在苦短的生命中抒发情感、驰骋自我精神的重要寄托，作为建安诗人的曹丕，在乐府诗中就必然出现了个人化的倾向。
（二）个人化的具体表现——立言与抒情
曹丕的乐府诗创作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自我的个人化要求，所以他有大量描写自我日常的宴饮行乐之事的诗句，除上文列举过的，还有“曜灵忽西迈，炎烛继望舒”（《孟津》），“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芙蓉池作》）等，这些宴饮诗也是曹丕被诟病“狭窄纤弱”的原因。然而这些欢乐的宴饮只是表象，坐在觥筹交错环境中的曹丕，其实是忧患而痛苦的。
曹丕的心中常常怀着一种忧患之情，所以在“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的纵情享受之后他感觉到的是“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善哉行》其一），“五音纷繁会，拊者激微吟”的繁华描绘之中，他想表达的却是“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的悲苦，这些诗句乍看上去颇有些“富贵闲愁”无病呻吟之态，但我认为这正是曹丕非同一般纨绔子弟的地方——他不沉醉于享乐，反而在宴饮后更希望追寻到生命的价值。
对生命短促无常的悲叹在曹丕身上转化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迫切追求，而自我的价值该如何实现呢？《左传》中说得明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以“立德”为首，然而此乃尧舜禹文武周公之事，太过遥远难求，后世人多专注于后两者即“立功”与“立言”。有趣的是，政治失意的陈思王曹植只能专注诗文，却以辞赋为小道，推崇“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立功”;而曹丕贵为天子，却说“盖文章，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把“立言”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并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即以诗人自我的气质为主的文论主张，从文论的角度确立了中国文人诗抒情个人化的发展方向。
专注于“立言”的曹丕在他个人化的乐府诗中虽然也有表达建立功业的“言志”之作，如“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的《黎阳作》，但此类诗数量很少，曹丕的大多作品更倾向于表达“恩怨相汝尔”的人际私情，这也是他诗歌个人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与曹操关注历史天下的宏伟抱负之情不同，曹丕乐府诗的感情基本上不是关注家国天下的，而是偏向个人化，如前文提到的在众宾欢乐的宴会上，他独独感到一种“乐极哀情来”的悲伤;再如写不知缘由也无法示人的哀愁的“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善哉行》），这些感情都是很私密也很自我的，确实真挚感人但谈不上崇高，这种个性的觉醒是诗歌创作文人化的特征。此外，曹丕还有一些写游子思妇的爱情诗，像“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燕歌行》），深刻表达出了相思怅惘之苦，这类代人言的诗作中的痛苦哀怨，其实也就是曹丕个人的迷惘情思。所以袁行霈才说“个人情感抒发”是“曹丕新变的主要表现”，“是曹丕对中国诗歌的一大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