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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文学对王蒙创作的影响是内在而深刻的。苏俄文学在本质的意义上影响了王蒙的个性气质、文学精神，以及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整体风貌。苏俄文学构成了王蒙文艺思想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成为王蒙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质素。应该说，对王蒙那代人而言，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某种“苏俄情结”，这是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的，而这种“苏俄情结”之与王蒙尤甚。苏俄文学可以说是王蒙的第一个生活和文学的老师。
一
20世纪中国文学与苏俄文学的关系极为复杂。似乎还没有另一个国家的文学像苏俄文学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如此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郁达夫曾说：“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的小说。” {1}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政治的原因。瞿秋白在分析中国现代作家认同俄罗斯文学时曾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并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2}实际上，自“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学即对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鲁迅、瞿秋白等都自觉翻译、介绍过苏俄文学。鲁迅一代人是怀了某种寻找革命真理的心态接受苏俄文学的。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就对当时的革命青年产生了重要的思想上的影响。如果说鲁迅一代作家尚出于某种个体自觉来接受苏俄文学的话，那么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在“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浓烈政治氛围中，对苏俄文学的“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苏俄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高潮。中国读者大规模地阅读和接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是在19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期”。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苏俄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记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3}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在当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还不是十分繁荣的时期，苏俄文学极大地刺激和满足了中国读者的阅读激情，苏俄文学对新中国一代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以及个性塑造和精神成长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对苏俄文学的介绍、翻译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了，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行为，是把苏俄文学看作“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与榜样”{4}来学习、接受的，“当时苏联的任何文艺理论的小册子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得到广泛传播”{5}。王蒙就是在这种苏俄文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王蒙与鲁迅、瞿秋白那代作家对苏俄文学的接受是不同的。他们各自接受了苏俄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鲁迅、瞿秋白等接受的是苏俄文学的批判主义精神，更为看重的是苏俄文学的“为人生”的人道主义一面，鲁迅认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6}。而王蒙等新中国一代作家，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语境已与鲁迅截然不同，与鲁迅等人接受的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相比，他们更容易接触到和接受的是二十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因此，王蒙等人在接受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的同时，更多地接受的却是苏俄文学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的一面。如果说鲁迅接受的是安特莱夫孤寂和冷峻、阿尔志跋绥的消沉和悲观，那么，王蒙接受的却是苏联文学的光明和浪漫。
在当代作家中，接受苏俄文学影响之深之巨，似乎没有超过王蒙的了，苏联是王蒙心中“永存的桃源”{7}。早在王蒙的少年时代，苏联就已经作为一个“美丽的梦”存在于王蒙的心中了：“苏联是我少年、青年时代向往的天堂”{8}；王蒙说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是“相信的一代” ，这其中就包括对苏联的“相信”：“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新中国的诞生，这一代人信仰革命信仰苏联” {9}。甚至，在王蒙心中，苏联与生命、理想、青春和爱情互为同义语：“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10}。甚至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轻的王蒙得知苏联已经“变修”，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感到“撕裂灵魂的痛苦”{11}。王蒙在《访苏心潮》中曾说：“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着苏联……那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苏联，死了也值。”{12}苏联的一切都已经溶化进了王蒙的血液之中，正如王蒙所说：“你永远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静非常旁观地谈论这个‘外国’，看这个国家。你为她付出了太多的爱与不爱，希望与失望，梦迷与梦醒，欢乐、悲哀与恐惧……这占据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上一代人特别是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一生”{13}。大概没有第二个作家，在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之后，以《苏联祭》“迎接与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十周年”。其实，在王蒙的内心，他所要“祭”的，除了苏联，大概还有自己的青年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蒙将《苏联祭》称为自己的“心史”，也就绝非偶然了。
王蒙对苏联的认识是从苏联歌曲开始的，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王蒙是唱着苏联歌曲走向革命和文学，更是走向自己的青春的。正如王蒙自己所说，他会唱的苏联歌曲“比王府井大街上的灯火还多” {14}。王蒙十一岁的时候，“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那里学会的第一首进步歌曲便是苏联的《喀秋莎》” {15}。王蒙把《喀秋莎》比喻为自己的“少年”和“早恋”；《华沙工人》是自己的“少共青春”；《太阳落山》是王蒙的十六岁；“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鹰在飞翔”等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构成了王蒙的十八岁；《蓝色的星》是十九岁的王蒙；《小路》、《快乐的风》是二十一岁王蒙的主旋律；《纺织姑娘》则是王蒙的二十二岁；此外如《雪球树》、《我们明朝就要远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田野静悄悄》、《山楂树》、《祖国进行曲》、《红莓花开》、《三套车》……这些苏联歌曲伴随着王蒙走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苏联歌曲的魅力来自于它浓厚的人情味和抒情性，而这种人情味和抒情性，以及特有的健康、明朗、阔大、深情、忧伤、委婉，对王蒙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对王蒙文艺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产生更直接更深刻影响的是苏联文学。“苏联文学给我的影响说也说不尽。我不仅是从政治上而且是从艺术上曾经被苏联文学所彻底征服”{16}，这种“彻底征服”，不仅使王蒙走向了文学，也使王蒙走向了革命：“我之走向革命走向进步，与苏联文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崇拜革命崇拜苏联崇拜共产主义都包含着崇拜苏联文艺”{17}。王蒙甚至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培养了一国又一国、一代又一代革命者”{18}，事实上，把自己锻炼成钢铁一样的布尔什维克，曾是年轻王蒙的理想和追求。苏俄文学是王蒙“走文学之路的一个重要启迪”{19}。
二
苏俄文学对王蒙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精神层面。王蒙在十二岁即刚刚成为党的地下组织的“进步关系”时，即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且“奉为圭臬”{20}，《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了王蒙生活的“教科书”，也为他后来“文学和革命是不可分割” {21}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强有力的榜样作用。苏俄文学特别是苏联时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具有一种坚定、宏阔、明亮的内质，“苏联文学的核心在于正面人物，理想人物，正面典型，‘大写的人’等等范畴。他们肯定人、人生、人性、历史、社会的运动与前进。他们写了那么多英勇献身的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单纯善良无比美妙的新人特别是青年人，疾恶如仇百折不挠的钢铁铸就的英雄。他们歌颂劳动、祖国、青春、爱情、生活、友谊、忠贞、原则性、奋斗精神，歌颂祖国、革命、红旗、领袖、苏维埃、国际主义……”{22}《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士敏土》与《青年近卫军》等革命文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调，不但滋润了王蒙的文学性灵，而且深刻影响了王蒙的文学精神、艺术个性。
苏联文学的那种特有的革命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在精神气质上深刻地影响了王蒙，使王蒙的心态和创作，都充满了一种特有的“光明”和乐观。王蒙的这种精神气质，赋予王蒙创作以独特的文学个性和风貌，那就是始终洋溢在王蒙创作中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以及那种明亮之色。王蒙作品中的这种稳定的一以贯之的品格，实与王蒙早年所受的苏俄文学中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影响相联系。评论家许觉民说：“王蒙的小说一点也不回避生活中的消极面以至丑恶的事物，但是在揭示它们的同时，却透露着一种更重要的素质，就是有着光亮的和充满着希望、思想力量的东西。”{23}王蒙创作中所闪耀的这种“光亮”和“希望”，是与俄苏文学的精神相通的。卜键用“明朗高亮，执心弘毅”来形容王蒙的精神境界，并把王蒙创作的“基调”定位为“明朗”{24}，这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纵观王蒙的跨越半个世纪的创作，从五十年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八十年代的《蝴蝶》、《杂色》、《活动变人形》，一直到后来的“季节系列”小说，其间虽有风格、技巧上的衍变，但是，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东西，一种从未改变的力量，那就是坚定、从容、乐观、硬气。特别是他的八十年代所谓“意识流小说”，虽然也大胆借鉴了西方的某些现代手法，但是他并没有走向晦暗幽深，局促恍惚，而是刚健硬朗，大气从容。在精神气质上，王蒙无疑更接近苏俄文学，墨西哥学者白佩兰称王蒙为“AStubbornWriter”，这个“Stubborn ”应该包含这样一层意思：硬气。王蒙作品中的确会回荡着一种“硬气”，这种“硬气”一方面来自于王蒙自“少共”时代革命经历所赋予的一种底气，另一方面也来自苏俄文学特别是“红色经典”的那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苏俄文学对王蒙文学精神的影响，还表现在其独特的生活感。一般认为，王蒙不但是个政治性极强的作家，而较少人注意到王蒙同时也是生活感极强的作家。这也与苏俄文学的影响有关。王蒙认为苏联文学与同时期我们自己的革命文学相比，主要具有六个方面的“显著的优点”，归结为一点，王蒙认为苏联文学具有其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在于“它自始至终地热爱着拥抱着生活”{25}。这其实是吸引王蒙的更为个体性的深层原因。王蒙曾多次感叹：生活多么美好！这实际上构成了王蒙的人生观和创作的主旋律，这与苏联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热爱生活、拥抱生活不无联系。王蒙小说如《海的梦》、《听海》、《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初春回想曲》等，其表现出来的柔情、温暖似乎更接近于苏联小说。
王蒙是个深具“生活感”的作家，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说“王蒙将生活带入了文学，将文学回归了生活”{26}。与五十年代我们文学中的简单化、理念式、公式化的文学相比，苏联文学给了王蒙别样的满足和启发。可以说，苏联文学与王蒙息息相通。王蒙曾多次强调苏联文学的“生活气息”、“人情味”，实际上就是说苏联文学的生活感。苏联文学真正吸引王蒙的是在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乐观主义基调下，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生活感”：对生活、生命，对爱情和美的肯定和赞美，以及对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大胆描写。苏联文学并没有把理想主义和生活对立起来，并没有把生活和人的心灵世界对立起来，这二者的完美融合，塑就了苏联文学特有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王蒙在其自传中曾表达了一个长久的“疑问”：“为什么例如苏联小说中极力描写渲染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我们这里动辄被说成是‘不健康’‘小资产阶级’？赏雨赏花，看云看鸟，追忆梦想，拭泪微笑，这些苏联人做起来就是美好，我们做起来就是不健康？”{27}王蒙的反问是切中我们文学要害的。我们这种“干巴巴”文学样态的形成，与诸多复杂的因素相关，特别是与长期以来的教条式的“左”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有关。苏联文学的这种丰富性、人情味、生活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王蒙的文学理想、文学追求和文学风格。
写出生活和人的丰富性，一直是王蒙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王蒙从创作始初，就对这种“干巴巴”的黑白分明的文学样态、文学模式表达了不满，这在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有相当明显的表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后来之所以遭到批判，也与这部小说突破了当时这种教条式、简单化的政策图解创作模式有关。与当时流行的创作模式相比，《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显然属于“异类”，在这部小说中，王蒙写出了生活的丰富性，写出了人的即使是不那么先进如刘世吾性格的某种丰富性、复杂性。所谓“干预生活”、“反官僚主义”云云，简明则简明，但失于简单化，完全忽视、抹杀了小说自身的这种丰富性、复杂性，也完全无视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艺术上的创新。谈到这部小说的“生活感”，王蒙在与王干的“对话”中，曾专门有一段谈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炸丸子开锅”：《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与赵慧文的感情很朦胧很伤感，送她出门时，有一个老头子推着车喊道：“炸丸子开锅！”后来刘厚明跟我说，只有写“炸丸子开锅”，才是王蒙写的，任何人在这个时候不会加一个“炸丸子开锅”。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加“炸九子开锅”，我回答不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听《意大利随想曲》，写得很有感情，收音机放完，下面就放剧场实况。他们就把收音机关了。也有人跟我提，你用不着交代“剧场实况”，破坏情绪，我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觉得必然是剧场实况，而且再也不能是意大利随想曲了。《意大利随想曲》完了如果没有一个剧场实况，就像林震和赵慧文感情缠绵以后没有“炸丸子开锅”一样，如果感情一味缠绵下去，小说就变成琼瑶的小说了 {28}。在《意大利随想曲》之后，来一个“剧场实况”，这其实很好地体现了王蒙的“生活感”，这种“生活感”是王蒙小说的一种特色。
三
在创作实践层面，俄苏文学对王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对王蒙创造产生影响的除了诸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红色经典外，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爱伦堡的《解冻》为代表的“干预生活”作品，对王蒙五十年代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无需讳言的。这一点早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就有明显表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团中央曾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和团员学习《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主人公娜斯佳，而此时王蒙正是一名共青团干部。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曾开会专门讨论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以及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等作品，与会者大都从“干预生活”的角度读解这些苏联作家的作品。众所周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故事模式上带有《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子，王蒙受到了这部小说“干预生活”的感动，同时又感到“娜斯佳的生活方式”的理想化、简单化，触发了王蒙创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热情，这两部小说，无论是故事模式还是人物形象，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29}
对王蒙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苏俄作家很多，法捷耶夫、艾特马托夫尤甚，他们在不同的层面影响了王蒙及其创作。王蒙多次谈到，在他创作《青春万岁》的时候，曾一遍一遍地阅读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深深为之陶醉，感染，并称法捷耶夫是第一个“老师” {30}。无论是在文学气质、精神格调还是某些细节乃至描写手法方面，《青春万岁》这部小说都可以看到《青年近卫军》的影响。{31}王蒙称法捷耶夫为“浪漫的深情的一代革命作家的代表”{32}。王蒙与法捷耶夫有某种内心相同之处。王蒙曾多次谈到《青年近卫军》的一个细节：最使我感动的是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写到这些人一个一个被德国人处死，忽然来了一段“我亲爱的朋友，在我写到这段的时候，我想起你”。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写他在战斗中，他的朋友受了重伤，要喝水，于是在枪林弹雨之中他爬到河边用自己的靴子灌了一靴子水，回来以后战友已经死了，他就把充满士兵友谊和苦味的水一饮而尽。我到现在说起来都非常激动，我觉得太伟大。{33}王蒙之所以对《青年近卫军》的这一场面念念不忘，在于《青年近卫军》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的文学精神，深深打动了王蒙的心。除此之外，《青年近卫军》在纯粹的小说技法层面，也影响了王蒙的创作：“从此以后，形成了我在写任何作品的时候只要有了真的感情，我就想把我叙述的事全部议论一番，然后用绝对纪实就像给读者写信一样或就像给我的爱人或就像给我的好友写信一样把这些写出来”{34}。
王蒙说过，他对俄苏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爱伦堡以及费定“都有很深的印象” {35},特别是艾特玛托夫，王蒙更是情有独钟。王蒙甚至把艾特玛托夫与加西尔·马尔克斯、卡夫卡、海明威一起视作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王蒙说：“苏联作家里我最佩服的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36}，艾特玛托夫的浓烈的人道主义以及浪漫的风格，特别是艾特玛托夫的“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都给王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王蒙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以至于“有意对之效仿”{37}，王蒙决心要写一篇“风格直追钦吉思·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歌神》。当然，这种影响并非简单地表现为文学技巧层面的借鉴，更重要的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染，一种思想、艺术层面的熏陶。艾特玛托夫作品的人道主义色彩和浓郁的抒情风格，对王蒙的以新疆为题材的创作产生极为内在的影响。艾特玛托夫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小说家，他总是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与大地、祖国联系在一起，其主要作品如《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永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花狗崖》等，无不以作者故乡的风俗人情和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作为描写对象，立足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揭示了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野蛮的斗争，发掘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着力表现了吉尔吉斯劳动人民的“人性美”。艾特玛托夫对王蒙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在伊犁》以及其他以新疆为题材的西部小说。艾特玛托夫已经成为弥漫在王蒙这类作品中的一种元素和存在。
以新疆为题材的小说是王蒙整个创作中最为深情、浪漫的部分。《心的光》、《最后的陶》、《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逍遥游》、《好汉子伊斯麻尔》、《歌神》等，不仅构成了王蒙创作而且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别样的经验，王蒙的西部小说，相对于王蒙的其他作品而言，更像是一部“传奇”。在这些小说中，对边疆城镇、农村、雪山、草原等自然景物的描写，如《杂色》中对天山大草原自然风光的描写，《鹰谷》中对天山深处原始森林的景色，《逍遥游》中关于伊犁地区冬天雪景的描绘，都充满了浓郁的边疆风情，浪漫色彩，以及对边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民风民俗的描写，这的确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与艾特玛托夫的“中亚故事”颇为相似，《杂色》也带有艾特玛托夫《别了，古利萨雷！》的意味。{38}特别是王蒙在这类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深沉的爱，带有艾特玛托夫小说的意味。甚至《杂色》这部小说，细细读来也带有正如王蒙自己所说的“普通人屡遭困顿却又终于被生活所启悟” {39}苏联小说模式的影子。
再如，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特别是《失态的季节》和《踌躇的季节》，对主人公钱文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心灵世界的描写，也使人想起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之“在血水里浸三遍，在碱水里煮三遍，在清水里洗三遍”的名言。《活动变人形》作为一部“审父”小说，其对倪吾诚、姜静珍等那些“精神囚犯”的“热到发冷的拷问”，显然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影子。还有，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对人物内心和情感的描写，尼古拉耶娃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和描写，干预人的灵魂，也都给了王蒙八十年代的文学探索以启发，成为王蒙文学创新的某种思想和文学资源。
王蒙从不讳言苏联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所谓“影响的焦虑”在王蒙身上并不存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是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在1950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这里，与其说是作者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身上屡屡开花结果”{40}。苏俄文学对王蒙的影响，不是纯文学的，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精神、文学创作层面，影响到王蒙精神气质、个性心灵。苏俄文学构成了王蒙的一种整体性存在。
注释
{1}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4页。
{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43-544页。
{3}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4}吴元迈：《在中国苏联文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5}童庆炳、许明、顾祖钊：《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6}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0页。
{7}{26}谢尔盖·托罗普采夫：《王蒙心里永存的桃源》，王蒙：《苏联祭》“附录”，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8}{11}{13}{14}{15}{16}{17}王蒙：《关于苏联》，《苏联祭》，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第21页、第31页、第157页、第143页、第175页、第202页。
{9}王蒙：《你是哪一年人》，《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 。
{10}王蒙：《苏联祭》封底，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12}王蒙：《访苏心潮》，《王蒙文存》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以下版本同，不再注出。
{18}{19}{20}王蒙：《从实招来》，《王蒙文存》第14卷，第346页。
{21}王蒙：《〈冬雨〉后记》，《王蒙文存》第21卷，第19页。
{22}{25}{40}王蒙：《苏联文学的光明梦》，《王蒙文存》第21卷，第433页、第437页、第432-433页。
{23}许觉民：《谈王蒙近作》，见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4}卜键：《明朗高亮，执心弘毅——王蒙的人生境界和文学精神寻绎》，温奉桥编：《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第一届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9页。
{27}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8}{30}{33}{34}{35}{36}王蒙：《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文存》第20卷，第354页、第337页、第337-338页、第338页、第361页、第237页。
{29}参阅陈南先：《两朵带刺的玫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之比较》，《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1}参见徐其超：《引进·选择·创造·输出——王蒙与苏俄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32}王蒙：《影响了我的五十六篇美文·序》，见谢有顺主编、王蒙选编：《影响了我的五十六篇美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7}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38}樊星：《王蒙与外国文学》，温奉桥编：《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第一届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39}王蒙：《学文偶拾》，《王蒙文存》第23卷，第143页。
本文是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7BWXZ07 ）、中国海洋大学重点资助项目（H07ZD10）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一
20世纪中国文学与苏俄文学的关系极为复杂。似乎还没有另一个国家的文学像苏俄文学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如此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郁达夫曾说：“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的小说。” {1}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政治的原因。瞿秋白在分析中国现代作家认同俄罗斯文学时曾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并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2}实际上，自“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学即对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鲁迅、瞿秋白等都自觉翻译、介绍过苏俄文学。鲁迅一代人是怀了某种寻找革命真理的心态接受苏俄文学的。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就对当时的革命青年产生了重要的思想上的影响。如果说鲁迅一代作家尚出于某种个体自觉来接受苏俄文学的话，那么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在“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浓烈政治氛围中，对苏俄文学的“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苏俄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高潮。中国读者大规模地阅读和接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是在19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期”。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苏俄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记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3}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在当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还不是十分繁荣的时期，苏俄文学极大地刺激和满足了中国读者的阅读激情，苏俄文学对新中国一代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以及个性塑造和精神成长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对苏俄文学的介绍、翻译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了，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行为，是把苏俄文学看作“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与榜样”{4}来学习、接受的，“当时苏联的任何文艺理论的小册子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得到广泛传播”{5}。王蒙就是在这种苏俄文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王蒙与鲁迅、瞿秋白那代作家对苏俄文学的接受是不同的。他们各自接受了苏俄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鲁迅、瞿秋白等接受的是苏俄文学的批判主义精神，更为看重的是苏俄文学的“为人生”的人道主义一面，鲁迅认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6}。而王蒙等新中国一代作家，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语境已与鲁迅截然不同，与鲁迅等人接受的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相比，他们更容易接触到和接受的是二十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因此，王蒙等人在接受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的同时，更多地接受的却是苏俄文学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的一面。如果说鲁迅接受的是安特莱夫孤寂和冷峻、阿尔志跋绥的消沉和悲观，那么，王蒙接受的却是苏联文学的光明和浪漫。
在当代作家中，接受苏俄文学影响之深之巨，似乎没有超过王蒙的了，苏联是王蒙心中“永存的桃源”{7}。早在王蒙的少年时代，苏联就已经作为一个“美丽的梦”存在于王蒙的心中了：“苏联是我少年、青年时代向往的天堂”{8}；王蒙说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是“相信的一代” ，这其中就包括对苏联的“相信”：“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新中国的诞生，这一代人信仰革命信仰苏联” {9}。甚至，在王蒙心中，苏联与生命、理想、青春和爱情互为同义语：“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10}。甚至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轻的王蒙得知苏联已经“变修”，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感到“撕裂灵魂的痛苦”{11}。王蒙在《访苏心潮》中曾说：“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着苏联……那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苏联，死了也值。”{12}苏联的一切都已经溶化进了王蒙的血液之中，正如王蒙所说：“你永远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静非常旁观地谈论这个‘外国’，看这个国家。你为她付出了太多的爱与不爱，希望与失望，梦迷与梦醒，欢乐、悲哀与恐惧……这占据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上一代人特别是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一生”{13}。大概没有第二个作家，在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之后，以《苏联祭》“迎接与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十周年”。其实，在王蒙的内心，他所要“祭”的，除了苏联，大概还有自己的青年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蒙将《苏联祭》称为自己的“心史”，也就绝非偶然了。
王蒙对苏联的认识是从苏联歌曲开始的，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王蒙是唱着苏联歌曲走向革命和文学，更是走向自己的青春的。正如王蒙自己所说，他会唱的苏联歌曲“比王府井大街上的灯火还多” {14}。王蒙十一岁的时候，“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那里学会的第一首进步歌曲便是苏联的《喀秋莎》” {15}。王蒙把《喀秋莎》比喻为自己的“少年”和“早恋”；《华沙工人》是自己的“少共青春”；《太阳落山》是王蒙的十六岁；“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鹰在飞翔”等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构成了王蒙的十八岁；《蓝色的星》是十九岁的王蒙；《小路》、《快乐的风》是二十一岁王蒙的主旋律；《纺织姑娘》则是王蒙的二十二岁；此外如《雪球树》、《我们明朝就要远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田野静悄悄》、《山楂树》、《祖国进行曲》、《红莓花开》、《三套车》……这些苏联歌曲伴随着王蒙走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苏联歌曲的魅力来自于它浓厚的人情味和抒情性，而这种人情味和抒情性，以及特有的健康、明朗、阔大、深情、忧伤、委婉，对王蒙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对王蒙文艺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产生更直接更深刻影响的是苏联文学。“苏联文学给我的影响说也说不尽。我不仅是从政治上而且是从艺术上曾经被苏联文学所彻底征服”{16}，这种“彻底征服”，不仅使王蒙走向了文学，也使王蒙走向了革命：“我之走向革命走向进步，与苏联文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崇拜革命崇拜苏联崇拜共产主义都包含着崇拜苏联文艺”{17}。王蒙甚至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培养了一国又一国、一代又一代革命者”{18}，事实上，把自己锻炼成钢铁一样的布尔什维克，曾是年轻王蒙的理想和追求。苏俄文学是王蒙“走文学之路的一个重要启迪”{19}。
二
苏俄文学对王蒙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精神层面。王蒙在十二岁即刚刚成为党的地下组织的“进步关系”时，即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且“奉为圭臬”{20}，《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了王蒙生活的“教科书”，也为他后来“文学和革命是不可分割” {21}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强有力的榜样作用。苏俄文学特别是苏联时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具有一种坚定、宏阔、明亮的内质，“苏联文学的核心在于正面人物，理想人物，正面典型，‘大写的人’等等范畴。他们肯定人、人生、人性、历史、社会的运动与前进。他们写了那么多英勇献身的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单纯善良无比美妙的新人特别是青年人，疾恶如仇百折不挠的钢铁铸就的英雄。他们歌颂劳动、祖国、青春、爱情、生活、友谊、忠贞、原则性、奋斗精神，歌颂祖国、革命、红旗、领袖、苏维埃、国际主义……”{22}《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士敏土》与《青年近卫军》等革命文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调，不但滋润了王蒙的文学性灵，而且深刻影响了王蒙的文学精神、艺术个性。
苏联文学的那种特有的革命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在精神气质上深刻地影响了王蒙，使王蒙的心态和创作，都充满了一种特有的“光明”和乐观。王蒙的这种精神气质，赋予王蒙创作以独特的文学个性和风貌，那就是始终洋溢在王蒙创作中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以及那种明亮之色。王蒙作品中的这种稳定的一以贯之的品格，实与王蒙早年所受的苏俄文学中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影响相联系。评论家许觉民说：“王蒙的小说一点也不回避生活中的消极面以至丑恶的事物，但是在揭示它们的同时，却透露着一种更重要的素质，就是有着光亮的和充满着希望、思想力量的东西。”{23}王蒙创作中所闪耀的这种“光亮”和“希望”，是与俄苏文学的精神相通的。卜键用“明朗高亮，执心弘毅”来形容王蒙的精神境界，并把王蒙创作的“基调”定位为“明朗”{24}，这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纵观王蒙的跨越半个世纪的创作，从五十年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八十年代的《蝴蝶》、《杂色》、《活动变人形》，一直到后来的“季节系列”小说，其间虽有风格、技巧上的衍变，但是，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东西，一种从未改变的力量，那就是坚定、从容、乐观、硬气。特别是他的八十年代所谓“意识流小说”，虽然也大胆借鉴了西方的某些现代手法，但是他并没有走向晦暗幽深，局促恍惚，而是刚健硬朗，大气从容。在精神气质上，王蒙无疑更接近苏俄文学，墨西哥学者白佩兰称王蒙为“AStubbornWriter”，这个“Stubborn ”应该包含这样一层意思：硬气。王蒙作品中的确会回荡着一种“硬气”，这种“硬气”一方面来自于王蒙自“少共”时代革命经历所赋予的一种底气，另一方面也来自苏俄文学特别是“红色经典”的那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苏俄文学对王蒙文学精神的影响，还表现在其独特的生活感。一般认为，王蒙不但是个政治性极强的作家，而较少人注意到王蒙同时也是生活感极强的作家。这也与苏俄文学的影响有关。王蒙认为苏联文学与同时期我们自己的革命文学相比，主要具有六个方面的“显著的优点”，归结为一点，王蒙认为苏联文学具有其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在于“它自始至终地热爱着拥抱着生活”{25}。这其实是吸引王蒙的更为个体性的深层原因。王蒙曾多次感叹：生活多么美好！这实际上构成了王蒙的人生观和创作的主旋律，这与苏联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热爱生活、拥抱生活不无联系。王蒙小说如《海的梦》、《听海》、《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初春回想曲》等，其表现出来的柔情、温暖似乎更接近于苏联小说。
王蒙是个深具“生活感”的作家，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说“王蒙将生活带入了文学，将文学回归了生活”{26}。与五十年代我们文学中的简单化、理念式、公式化的文学相比，苏联文学给了王蒙别样的满足和启发。可以说，苏联文学与王蒙息息相通。王蒙曾多次强调苏联文学的“生活气息”、“人情味”，实际上就是说苏联文学的生活感。苏联文学真正吸引王蒙的是在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乐观主义基调下，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生活感”：对生活、生命，对爱情和美的肯定和赞美，以及对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大胆描写。苏联文学并没有把理想主义和生活对立起来，并没有把生活和人的心灵世界对立起来，这二者的完美融合，塑就了苏联文学特有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王蒙在其自传中曾表达了一个长久的“疑问”：“为什么例如苏联小说中极力描写渲染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我们这里动辄被说成是‘不健康’‘小资产阶级’？赏雨赏花，看云看鸟，追忆梦想，拭泪微笑，这些苏联人做起来就是美好，我们做起来就是不健康？”{27}王蒙的反问是切中我们文学要害的。我们这种“干巴巴”文学样态的形成，与诸多复杂的因素相关，特别是与长期以来的教条式的“左”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有关。苏联文学的这种丰富性、人情味、生活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王蒙的文学理想、文学追求和文学风格。
写出生活和人的丰富性，一直是王蒙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王蒙从创作始初，就对这种“干巴巴”的黑白分明的文学样态、文学模式表达了不满，这在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有相当明显的表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后来之所以遭到批判，也与这部小说突破了当时这种教条式、简单化的政策图解创作模式有关。与当时流行的创作模式相比，《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显然属于“异类”，在这部小说中，王蒙写出了生活的丰富性，写出了人的即使是不那么先进如刘世吾性格的某种丰富性、复杂性。所谓“干预生活”、“反官僚主义”云云，简明则简明，但失于简单化，完全忽视、抹杀了小说自身的这种丰富性、复杂性，也完全无视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艺术上的创新。谈到这部小说的“生活感”，王蒙在与王干的“对话”中，曾专门有一段谈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炸丸子开锅”：《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与赵慧文的感情很朦胧很伤感，送她出门时，有一个老头子推着车喊道：“炸丸子开锅！”后来刘厚明跟我说，只有写“炸丸子开锅”，才是王蒙写的，任何人在这个时候不会加一个“炸丸子开锅”。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加“炸九子开锅”，我回答不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听《意大利随想曲》，写得很有感情，收音机放完，下面就放剧场实况。他们就把收音机关了。也有人跟我提，你用不着交代“剧场实况”，破坏情绪，我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觉得必然是剧场实况，而且再也不能是意大利随想曲了。《意大利随想曲》完了如果没有一个剧场实况，就像林震和赵慧文感情缠绵以后没有“炸丸子开锅”一样，如果感情一味缠绵下去，小说就变成琼瑶的小说了 {28}。在《意大利随想曲》之后，来一个“剧场实况”，这其实很好地体现了王蒙的“生活感”，这种“生活感”是王蒙小说的一种特色。
三
在创作实践层面，俄苏文学对王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对王蒙创造产生影响的除了诸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红色经典外，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爱伦堡的《解冻》为代表的“干预生活”作品，对王蒙五十年代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无需讳言的。这一点早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就有明显表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团中央曾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和团员学习《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主人公娜斯佳，而此时王蒙正是一名共青团干部。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曾开会专门讨论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以及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等作品，与会者大都从“干预生活”的角度读解这些苏联作家的作品。众所周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故事模式上带有《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子，王蒙受到了这部小说“干预生活”的感动，同时又感到“娜斯佳的生活方式”的理想化、简单化，触发了王蒙创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热情，这两部小说，无论是故事模式还是人物形象，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29}
对王蒙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苏俄作家很多，法捷耶夫、艾特马托夫尤甚，他们在不同的层面影响了王蒙及其创作。王蒙多次谈到，在他创作《青春万岁》的时候，曾一遍一遍地阅读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深深为之陶醉，感染，并称法捷耶夫是第一个“老师” {30}。无论是在文学气质、精神格调还是某些细节乃至描写手法方面，《青春万岁》这部小说都可以看到《青年近卫军》的影响。{31}王蒙称法捷耶夫为“浪漫的深情的一代革命作家的代表”{32}。王蒙与法捷耶夫有某种内心相同之处。王蒙曾多次谈到《青年近卫军》的一个细节：最使我感动的是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写到这些人一个一个被德国人处死，忽然来了一段“我亲爱的朋友，在我写到这段的时候，我想起你”。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写他在战斗中，他的朋友受了重伤，要喝水，于是在枪林弹雨之中他爬到河边用自己的靴子灌了一靴子水，回来以后战友已经死了，他就把充满士兵友谊和苦味的水一饮而尽。我到现在说起来都非常激动，我觉得太伟大。{33}王蒙之所以对《青年近卫军》的这一场面念念不忘，在于《青年近卫军》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的文学精神，深深打动了王蒙的心。除此之外，《青年近卫军》在纯粹的小说技法层面，也影响了王蒙的创作：“从此以后，形成了我在写任何作品的时候只要有了真的感情，我就想把我叙述的事全部议论一番，然后用绝对纪实就像给读者写信一样或就像给我的爱人或就像给我的好友写信一样把这些写出来”{34}。
王蒙说过，他对俄苏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爱伦堡以及费定“都有很深的印象” {35},特别是艾特玛托夫，王蒙更是情有独钟。王蒙甚至把艾特玛托夫与加西尔·马尔克斯、卡夫卡、海明威一起视作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王蒙说：“苏联作家里我最佩服的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36}，艾特玛托夫的浓烈的人道主义以及浪漫的风格，特别是艾特玛托夫的“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都给王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王蒙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以至于“有意对之效仿”{37}，王蒙决心要写一篇“风格直追钦吉思·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歌神》。当然，这种影响并非简单地表现为文学技巧层面的借鉴，更重要的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染，一种思想、艺术层面的熏陶。艾特玛托夫作品的人道主义色彩和浓郁的抒情风格，对王蒙的以新疆为题材的创作产生极为内在的影响。艾特玛托夫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小说家，他总是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与大地、祖国联系在一起，其主要作品如《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永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花狗崖》等，无不以作者故乡的风俗人情和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作为描写对象，立足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揭示了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野蛮的斗争，发掘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着力表现了吉尔吉斯劳动人民的“人性美”。艾特玛托夫对王蒙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在伊犁》以及其他以新疆为题材的西部小说。艾特玛托夫已经成为弥漫在王蒙这类作品中的一种元素和存在。
以新疆为题材的小说是王蒙整个创作中最为深情、浪漫的部分。《心的光》、《最后的陶》、《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逍遥游》、《好汉子伊斯麻尔》、《歌神》等，不仅构成了王蒙创作而且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别样的经验，王蒙的西部小说，相对于王蒙的其他作品而言，更像是一部“传奇”。在这些小说中，对边疆城镇、农村、雪山、草原等自然景物的描写，如《杂色》中对天山大草原自然风光的描写，《鹰谷》中对天山深处原始森林的景色，《逍遥游》中关于伊犁地区冬天雪景的描绘，都充满了浓郁的边疆风情，浪漫色彩，以及对边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民风民俗的描写，这的确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与艾特玛托夫的“中亚故事”颇为相似，《杂色》也带有艾特玛托夫《别了，古利萨雷！》的意味。{38}特别是王蒙在这类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深沉的爱，带有艾特玛托夫小说的意味。甚至《杂色》这部小说，细细读来也带有正如王蒙自己所说的“普通人屡遭困顿却又终于被生活所启悟” {39}苏联小说模式的影子。
再如，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特别是《失态的季节》和《踌躇的季节》，对主人公钱文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心灵世界的描写，也使人想起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之“在血水里浸三遍，在碱水里煮三遍，在清水里洗三遍”的名言。《活动变人形》作为一部“审父”小说，其对倪吾诚、姜静珍等那些“精神囚犯”的“热到发冷的拷问”，显然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影子。还有，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对人物内心和情感的描写，尼古拉耶娃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和描写，干预人的灵魂，也都给了王蒙八十年代的文学探索以启发，成为王蒙文学创新的某种思想和文学资源。
王蒙从不讳言苏联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所谓“影响的焦虑”在王蒙身上并不存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是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在1950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这里，与其说是作者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身上屡屡开花结果”{40}。苏俄文学对王蒙的影响，不是纯文学的，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精神、文学创作层面，影响到王蒙精神气质、个性心灵。苏俄文学构成了王蒙的一种整体性存在。
注释
{1}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4页。
{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43-544页。
{3}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4}吴元迈：《在中国苏联文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5}童庆炳、许明、顾祖钊：《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6}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0页。
{7}{26}谢尔盖·托罗普采夫：《王蒙心里永存的桃源》，王蒙：《苏联祭》“附录”，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8}{11}{13}{14}{15}{16}{17}王蒙：《关于苏联》，《苏联祭》，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第21页、第31页、第157页、第143页、第175页、第202页。
{9}王蒙：《你是哪一年人》，《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 。
{10}王蒙：《苏联祭》封底，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12}王蒙：《访苏心潮》，《王蒙文存》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以下版本同，不再注出。
{18}{19}{20}王蒙：《从实招来》，《王蒙文存》第14卷，第346页。
{21}王蒙：《〈冬雨〉后记》，《王蒙文存》第21卷，第19页。
{22}{25}{40}王蒙：《苏联文学的光明梦》，《王蒙文存》第21卷，第433页、第437页、第432-433页。
{23}许觉民：《谈王蒙近作》，见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4}卜键：《明朗高亮，执心弘毅——王蒙的人生境界和文学精神寻绎》，温奉桥编：《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第一届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9页。
{27}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8}{30}{33}{34}{35}{36}王蒙：《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文存》第20卷，第354页、第337页、第337-338页、第338页、第361页、第237页。
{29}参阅陈南先：《两朵带刺的玫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之比较》，《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1}参见徐其超：《引进·选择·创造·输出——王蒙与苏俄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32}王蒙：《影响了我的五十六篇美文·序》，见谢有顺主编、王蒙选编：《影响了我的五十六篇美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7}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38}樊星：《王蒙与外国文学》，温奉桥编：《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第一届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39}王蒙：《学文偶拾》，《王蒙文存》第23卷，第143页。
本文是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7BWXZ07 ）、中国海洋大学重点资助项目（H07ZD10）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