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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儒学热是在补课。相对而言，台湾还是一个儒教社会。
9月28日孔子诞辰日是台湾的教师节。每到该日，全台各地十几座孔庙举行祭孔大典。2009年孔子诞辰日，马英九分别在台南市和台北参加祭孔典礼，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孔子第79代孙孔垂长也首度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身份，参与台湾当局的祭孔典礼。 为探讨孔子在现代开放社会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世界博览》专访了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教授。同为中国现代社会，台湾的情况或许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世界博览》：对于孔子在中国大陆的回归，您有何期待?
陈昭瑛：我对大陆的儒学热非常期待，希望有好的发展。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大陆自1949年以来在儒学的课堂上缺课太久，儒学热好像是在补课，但短期内要补上几十年的课，难免不易消化。长远看来，大陆以其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肯定会对儒学研究作出贡献。
另一常见的说法是认为大国的崛起应该有文化的信息，则中国的崛起与儒学的复兴一时并现是自然的现象，这说法也有道理。 我想再提一个想法，即儒学发展的内部动能的问题，我认为儒学再起是由于内部的动力，儒学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实践力的思想，不可能被长期压抑，当代新儒家从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提出许多重大命题，叩问儒学传统与当代世界，等待着新世代的响应和发展。儒学再兴是儒学的内在必然性。
《世界博览》：能否介绍一下孔子在台湾民间社会或学术界的地位及其表现。台湾民众如何认识孔子?
陈昭瑛：孔子不论在台湾民间社会或学术界都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人。过去曾有人建议仿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在淡水出海口建一巨型孔子像，作为代表台湾精神的形象。但显见如果想在台湾找出一个为多数人接受的文化巨人肯定是孔子。虽然国民党高举孔子，使得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反对运动不免在儒学和国民党的保守意识形态之间画下等号，甚至民进党部分党员曾因去中国化的情结而视孔子为“外国”思想家。
同时，以《论语》为首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长期以来为中学必读教科书，并作为联考必考教本，也曾使多数青年学子对孔子和儒家产生反感。
但我在台大讲授的通识课程“论语导读”的课堂上，却有学生说来修这门课是为了改善与孔子的关系，可见不论对孔子的观感如何，与孔子的关系是台湾青年觉得必须面对的问题。
相对于政治而言，民间社会反而是个较为稳定的实体，孔子的影响力存在四百年，未曾稍减。民间有将知识、智能、考试等相关事物连结于孔子的倾向，认为孔子掌管这些事物，如称大姆指关节处为“孔子眼”，若为一直线是孔子眼未张开，智能未开，若张开如一只眼睛则表示智能已开，学习会有成效。
又每逢考季，孔庙会出现携带准考证祈福的热潮，孔庙竟和文昌庙有相似功能，可能是台湾社会崇拜孔子的特殊现象。
《世界博览》：能否介绍一下孔子在台湾地位的演变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台湾有多大影响?
陈昭瑛：对台湾最有直接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是郑成功，郑成功对台湾的影响可以代表孔子对台湾最早的影响。在明郑统治台湾的22年间(1662～1683)，儒学全面移植于台湾，1666年明郑的第二代领导人郑经在陈永华主导下建造了台湾最早的孔庙，也成立台湾最早的“儒学”(指学校)，即今日的台湾一级古迹台南孔庙“全台首学”。清代台湾共成立13所庙学，当时的儒学主流是朱子学，在乾嘉考据学已经独领风骚之时，台湾因为处于边缘，进步迟缓，反而一直到1895年割台之时还笼罩于朱子学。
日据时代受到日本殖民统治和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儒学锻炼出更坚强的体质。日本向来重视《论语》，但另一方面又深惧儒学会激化台湾人的反日情结，也有种种打压民间私塾(闽南语称为“汉学仔”)的政策。 20世纪20年代也是台湾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由于日本殖民政府对中国文化的打压，使台湾人反而渴望保存自己的文化，故从未出现全盘西化的言论。甚至孔子还成为反日运动的精神象征，如1925年是反日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经常举办演讲的年代，北部负责人蒋渭水为抵制日本警察的取缔，曾请文协干部王敏川每晚讲《论语》讲了一个多月；每晚三百名听众不畏风寒准时听讲。因讲《论语》没有具体的反日言论，可不受取缔，但讲者与听众却以此作为反日行动。 光复之后的儒学逐渐学院化，虽然累积许多研究成果，徐复观、牟宗三、钱穆等儒者在台湾讲授儒学也是划时代的事件，但儒学已不再具有日据时代作为进步思想的地位。
与此相应的是儒学向国民党靠拢，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缺席，造成儒学社群与现实的疏离，不过孔子对庶民社会的影响未尝减弱。
整体而言，台湾还是一个儒教社会。
《世界博览》：祭孔大典在台湾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多大影响，能否介绍一下其情况，特别是2009年祭孔大典?
陈昭瑛：民进党执政期间对祭孔不太重视。2008年马英九上任以后，对祭孔大典则极为重视。以2009年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59周年所举行的“释奠” (即祭祀孔子典礼之专称)典礼为例，全台各地祭孔活动超过14处，而于台南所举办的祭孔大典，马英九更亲自出席“释奠”典礼，并以上宾身份行上香礼，创下台湾首次有“国家元首”前来台南参加祭孔仪式的首例。
明郑时期建置台湾第一座孔庙，郑经率文武百官举行台湾本岛第一次的“释奠”大典后，一直至日据时期都是依古制举行春秋祭圣。
而后国民党统治期间曾于1968年组建“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就祭孔礼仪、服装、祭器、乐舞四者分组研究，广参古籍，斟酌时宜，历经多次研讨，数易其稿，至1970年9月，始初步定稿。
现“释奠”采安和、宁和、咸和三乐章明洪武年间之古乐，而据明谱研习而成佾舞，服饰亦参采古礼新制；献官(分主献官、分献官，皆政府官员)则服蓝袍黑褂，并以现行国民礼仪为之，至今未有更动。祭孔大典于当时，实为文化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而就参与民众而言，除了观赏且投入此庄严肃穆典礼仪式，同时亦具有民俗信仰。如祭孔大典中，于古礼进行完成后，有抢拔智能毛(拔牛毛)的习俗。民间信仰以为此举可以助长人们的智能、保佑学子的求学之路，而今则因保育观念提升，自1990年起主办单位改以赠送智能糕等其他方式完成民众的心愿。可见民众之于祭孔，除了表现对文教的重视，实亦有祈愿，有将孔子神明化的倾向。
再以同年于新竹举办的“2009年第二届中华文化快车两岸师生联合祭孔大典”为例，典礼透过网际网络，以视讯的方式在新竹、北京、山东三地联合进行，结合表演艺术、视觉传播等方式，让万余名两岸师生共同参与，也是近60年以来，台湾民间祭孔规模最大的一次。
以现代的通讯方式进行古礼，祭孔大典至此，不仅仅为保存儒家文化，同时亦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极富有当代意义。
《世界博览》：您认为孔子在台湾的影响。对于台湾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是否形成阻碍因素?
陈昭瑛：如上所述，孔子在日据时代曾是反殖民运动的思想资源，光复后儒家和国民党虽然关系密切，但只能说儒家未在民主化过程中起积极作用，不能说有阻碍作用。
国民党的确有一些御用的“儒家学者”(当然这些人不能称为“儒者”)。但徐复观对台湾的乡土文学作家和解严前的党外杂志非常支持，对台湾的民主化仍有精神鼓舞的作用；唐君毅通过对台湾原住民运动家孙大川的影响，以“仁”的精神鼓舞了少数民族保存自身文化的运动。
再谈经济方面，台湾的经济发展深受家族企业模式影响，很难说不受儒家家庭伦理的影响。其次，台湾人勤奋、节俭，有储蓄习惯，也显露儒家小农社会的影响，而这样的农民性格对经济发展却不无助益。
台湾常见的家族生活方式是长辈守着乡下老家，年轻人于都市打拼，所以一到春节，大城市住民倾巢而出，返乡人潮塞满高速公路，似乎乡下老家老父老母是支撑都市经济发展的一种精神后盾。
不过台湾在政治经济现代化之后发生的种种弊端仍有待儒学的矫正。儒家知识分子若想返回社会发挥影响力，不是没有机会。
《世界博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衍圣公”孔德成后人的情况?
陈昭瑛：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为台大中文系兼任教授，育英才无数，育有二子二女、孙儿女五人，曾孙儿女三人。长女维鄂在美国，长子维益先卒于1989年，次子维宁，次女维崃。
孔德成先生长孙孔垂长目前担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孔垂长为孔维益与于日洁之子，L975年出生，于2009年始担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垂长与吴硕茵结婚后，长子于2006年2月出生，由孔德成命名为佑仁，第80代为佑字辈，曾孙女为佑心。
9月28日孔子诞辰日是台湾的教师节。每到该日，全台各地十几座孔庙举行祭孔大典。2009年孔子诞辰日，马英九分别在台南市和台北参加祭孔典礼，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孔子第79代孙孔垂长也首度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身份，参与台湾当局的祭孔典礼。 为探讨孔子在现代开放社会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世界博览》专访了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教授。同为中国现代社会，台湾的情况或许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世界博览》：对于孔子在中国大陆的回归，您有何期待?
陈昭瑛：我对大陆的儒学热非常期待，希望有好的发展。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大陆自1949年以来在儒学的课堂上缺课太久，儒学热好像是在补课，但短期内要补上几十年的课，难免不易消化。长远看来，大陆以其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肯定会对儒学研究作出贡献。
另一常见的说法是认为大国的崛起应该有文化的信息，则中国的崛起与儒学的复兴一时并现是自然的现象，这说法也有道理。 我想再提一个想法，即儒学发展的内部动能的问题，我认为儒学再起是由于内部的动力，儒学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实践力的思想，不可能被长期压抑，当代新儒家从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提出许多重大命题，叩问儒学传统与当代世界，等待着新世代的响应和发展。儒学再兴是儒学的内在必然性。
《世界博览》：能否介绍一下孔子在台湾民间社会或学术界的地位及其表现。台湾民众如何认识孔子?
陈昭瑛：孔子不论在台湾民间社会或学术界都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人。过去曾有人建议仿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在淡水出海口建一巨型孔子像，作为代表台湾精神的形象。但显见如果想在台湾找出一个为多数人接受的文化巨人肯定是孔子。虽然国民党高举孔子，使得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反对运动不免在儒学和国民党的保守意识形态之间画下等号，甚至民进党部分党员曾因去中国化的情结而视孔子为“外国”思想家。
同时，以《论语》为首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长期以来为中学必读教科书，并作为联考必考教本，也曾使多数青年学子对孔子和儒家产生反感。
但我在台大讲授的通识课程“论语导读”的课堂上，却有学生说来修这门课是为了改善与孔子的关系，可见不论对孔子的观感如何，与孔子的关系是台湾青年觉得必须面对的问题。
相对于政治而言，民间社会反而是个较为稳定的实体，孔子的影响力存在四百年，未曾稍减。民间有将知识、智能、考试等相关事物连结于孔子的倾向，认为孔子掌管这些事物，如称大姆指关节处为“孔子眼”，若为一直线是孔子眼未张开，智能未开，若张开如一只眼睛则表示智能已开，学习会有成效。
又每逢考季，孔庙会出现携带准考证祈福的热潮，孔庙竟和文昌庙有相似功能，可能是台湾社会崇拜孔子的特殊现象。
《世界博览》：能否介绍一下孔子在台湾地位的演变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台湾有多大影响?
陈昭瑛：对台湾最有直接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是郑成功，郑成功对台湾的影响可以代表孔子对台湾最早的影响。在明郑统治台湾的22年间(1662～1683)，儒学全面移植于台湾，1666年明郑的第二代领导人郑经在陈永华主导下建造了台湾最早的孔庙，也成立台湾最早的“儒学”(指学校)，即今日的台湾一级古迹台南孔庙“全台首学”。清代台湾共成立13所庙学，当时的儒学主流是朱子学，在乾嘉考据学已经独领风骚之时，台湾因为处于边缘，进步迟缓，反而一直到1895年割台之时还笼罩于朱子学。
日据时代受到日本殖民统治和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儒学锻炼出更坚强的体质。日本向来重视《论语》，但另一方面又深惧儒学会激化台湾人的反日情结，也有种种打压民间私塾(闽南语称为“汉学仔”)的政策。 20世纪20年代也是台湾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由于日本殖民政府对中国文化的打压，使台湾人反而渴望保存自己的文化，故从未出现全盘西化的言论。甚至孔子还成为反日运动的精神象征，如1925年是反日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经常举办演讲的年代，北部负责人蒋渭水为抵制日本警察的取缔，曾请文协干部王敏川每晚讲《论语》讲了一个多月；每晚三百名听众不畏风寒准时听讲。因讲《论语》没有具体的反日言论，可不受取缔，但讲者与听众却以此作为反日行动。 光复之后的儒学逐渐学院化，虽然累积许多研究成果，徐复观、牟宗三、钱穆等儒者在台湾讲授儒学也是划时代的事件，但儒学已不再具有日据时代作为进步思想的地位。
与此相应的是儒学向国民党靠拢，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缺席，造成儒学社群与现实的疏离，不过孔子对庶民社会的影响未尝减弱。
整体而言，台湾还是一个儒教社会。
《世界博览》：祭孔大典在台湾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多大影响，能否介绍一下其情况，特别是2009年祭孔大典?
陈昭瑛：民进党执政期间对祭孔不太重视。2008年马英九上任以后，对祭孔大典则极为重视。以2009年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59周年所举行的“释奠” (即祭祀孔子典礼之专称)典礼为例，全台各地祭孔活动超过14处，而于台南所举办的祭孔大典，马英九更亲自出席“释奠”典礼，并以上宾身份行上香礼，创下台湾首次有“国家元首”前来台南参加祭孔仪式的首例。
明郑时期建置台湾第一座孔庙，郑经率文武百官举行台湾本岛第一次的“释奠”大典后，一直至日据时期都是依古制举行春秋祭圣。
而后国民党统治期间曾于1968年组建“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就祭孔礼仪、服装、祭器、乐舞四者分组研究，广参古籍，斟酌时宜，历经多次研讨，数易其稿，至1970年9月，始初步定稿。
现“释奠”采安和、宁和、咸和三乐章明洪武年间之古乐，而据明谱研习而成佾舞，服饰亦参采古礼新制；献官(分主献官、分献官，皆政府官员)则服蓝袍黑褂，并以现行国民礼仪为之，至今未有更动。祭孔大典于当时，实为文化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而就参与民众而言，除了观赏且投入此庄严肃穆典礼仪式，同时亦具有民俗信仰。如祭孔大典中，于古礼进行完成后，有抢拔智能毛(拔牛毛)的习俗。民间信仰以为此举可以助长人们的智能、保佑学子的求学之路，而今则因保育观念提升，自1990年起主办单位改以赠送智能糕等其他方式完成民众的心愿。可见民众之于祭孔，除了表现对文教的重视，实亦有祈愿，有将孔子神明化的倾向。
再以同年于新竹举办的“2009年第二届中华文化快车两岸师生联合祭孔大典”为例，典礼透过网际网络，以视讯的方式在新竹、北京、山东三地联合进行，结合表演艺术、视觉传播等方式，让万余名两岸师生共同参与，也是近60年以来，台湾民间祭孔规模最大的一次。
以现代的通讯方式进行古礼，祭孔大典至此，不仅仅为保存儒家文化，同时亦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极富有当代意义。
《世界博览》：您认为孔子在台湾的影响。对于台湾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是否形成阻碍因素?
陈昭瑛：如上所述，孔子在日据时代曾是反殖民运动的思想资源，光复后儒家和国民党虽然关系密切，但只能说儒家未在民主化过程中起积极作用，不能说有阻碍作用。
国民党的确有一些御用的“儒家学者”(当然这些人不能称为“儒者”)。但徐复观对台湾的乡土文学作家和解严前的党外杂志非常支持，对台湾的民主化仍有精神鼓舞的作用；唐君毅通过对台湾原住民运动家孙大川的影响，以“仁”的精神鼓舞了少数民族保存自身文化的运动。
再谈经济方面，台湾的经济发展深受家族企业模式影响，很难说不受儒家家庭伦理的影响。其次，台湾人勤奋、节俭，有储蓄习惯，也显露儒家小农社会的影响，而这样的农民性格对经济发展却不无助益。
台湾常见的家族生活方式是长辈守着乡下老家，年轻人于都市打拼，所以一到春节，大城市住民倾巢而出，返乡人潮塞满高速公路，似乎乡下老家老父老母是支撑都市经济发展的一种精神后盾。
不过台湾在政治经济现代化之后发生的种种弊端仍有待儒学的矫正。儒家知识分子若想返回社会发挥影响力，不是没有机会。
《世界博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衍圣公”孔德成后人的情况?
陈昭瑛：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为台大中文系兼任教授，育英才无数，育有二子二女、孙儿女五人，曾孙儿女三人。长女维鄂在美国，长子维益先卒于1989年，次子维宁，次女维崃。
孔德成先生长孙孔垂长目前担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孔垂长为孔维益与于日洁之子，L975年出生，于2009年始担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垂长与吴硕茵结婚后，长子于2006年2月出生，由孔德成命名为佑仁，第80代为佑字辈，曾孙女为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