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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求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历史底蕴，总结在现实公诉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分析存在的优势，以及客观、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宽严相济；公诉工作；经验；存在问题；解决方法。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宽；二是严；三是宽和严如何结合，就是济。这项政策是从战略高度提出的，不仅指导着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还会强力引导司法活动，使司法理论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司法实践更好地服务社会现实。公诉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已经或多或少地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与战略高度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吻合还存在亟待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将是我们司法改革的动力、方向和着力点。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历史回溯
早在西周时期，周公等统治者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政策。公元前543年，世界上首个成文法的公布者，郑国的执政者子产就提出了"宽猛并用"的刑法思想，主张"为政必以德"，德在实践中表现为"宽"，刑在实际中表现为"猛"，即立法严格，执法严厉。所以子产公开宣称："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并且力排众议，公布了刑书。公元前522年，子产在临终时对他的继任者子大叔说："我死后，你必然执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若猛'。"据《左传》记载，子大叔执政后，不忍心严厉，一味宽厚，郑国因此盗贼横行，到处抢劫，子大叔很后悔不听子产的话。子产的这一思想，被韩非归纳为"爱多者则法不立"。唐太宗李世民主张"慎狱恤刑"为了避免枉杀事件的发生，规定了"五复奏"制度。今天我们提倡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其一脉相承，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民族传统。
二、在公诉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经验
公诉工作能够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中积累经验，其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宽"、"严"、"济"三个方面，这是由它的地位决定的。公诉部门不仅对侦查部门、审判部门的处理结果有监督权，更重要的是，它对侦查部门、审判部门的每一项活动都有监督权、监督的程序、方法和力度。如一份侦查员对于证人证言的取证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证言取证的力度、周密度是否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公诉部门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也可以让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对审判部门一个证据的质证、采用情况有即时监督权等等。权利的运行离不开监督，按照监督与权利行使是否同步来分，监督可以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三种，从现行刑诉法来看，公诉工作对侦查权、审判权拥有后两种监督权，有的地方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提前介入制度，这样又有了事前监督权。
（一）在"严"方面积累的经验
1、在侦查监督方面
侦查部门将案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后，公诉部门将会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审查。证据有缺陷或者事实不清的，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也可以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以达到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标准。如果法律适用不正确，公诉部门可以直接更改。2006年1月，侦查部门移送起诉的龙某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公诉部门在受理案件后，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发现了新的事实：龙某是基于强奸的意图进入被害人的家中，在强奸的过程中，被害人的手灯照到了龙某的面貌，龙某遂起杀机，采取了掏肠、脚跺头的方式杀害被害人（未遂）。如果按照故意杀人一罪起诉，由于嫌疑人未满18周岁，最高量刑15年。最后公诉部门以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两罪起诉，龙某被审判机关判处有期徒刑19年。
有的部门创造性地提出了提前介入侦查制度，就是案件尚在侦查过程中，由公诉人提前介入案件中，对案件证据、法律适用，提出意见，使侦查人员进一步侦查，移送公诉后，能够更加顺利畅通地提起公诉。证据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有的证据是永久的，有的稍纵即逝，并且不容易恢复。提前介入可以及时发现侦查部门没有调取的必要证据，或者取证不到位的证据，及时复取。提前介入侦查制度的实质，就是将公诉案件的标准提到侦查阶段，达到提高侦查质量的目的。这项制度在目前的法律中尚没有规定，是各地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做法。另外，在公诉部门受理案件后，可以对侦查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重新衡量，以决定是否需要变更；对于遗漏的犯罪事实、嫌疑人，以决定是否需要追诉。2007年，我院公诉部门追诉漏犯11人，追诉漏罪18条。
2、在审判监督方面
目前的刑诉法，修正、加强了法官的中立地位，树立了居中裁判的职能。这样，公诉人必须当庭提交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有罪，阐明法理，向旁听人员传播法律知识，把每一件案件的社会效果达到最大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经济转型期，法律有时是被动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具有对法律的后知性和行动的盲目性。例如，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有的嫌疑人认为自己存在真实合法的经营活动，让别人为自己开如实的发票，不是犯罪。事实上，如果数额达到标准，已经触犯了我国惩罚最严厉的刑法。公诉人在庭审中，担负着控告被告人有罪，并阐明如何、为什么犯罪，让被告人在明明白白中接受处罚，对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违反程序法的行为当庭监督，对判决结果畸轻、畸重的提请上级检察院支持抗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刑事案件开庭时，当庭依法控诉被告人有罪，阐明从重情节；其次，通过当庭论证具体案件，向旁听群众传达法律知识和道德准则，并通过旁听群众向社会辐射法律知识，达到惩处一个，警示一片的目的，放大办案效果；第三，对审判机关判决的案件，发现量刑畸轻或畸重，符合抗诉条件的，即时提请抗诉，合法合理地改变判决的结果。
（二）在"宽"方面积累的经验
由于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作为三大原则之一，在公诉工作中，首先防止无罪的变为有罪的，这种情况可能由假象造成。如佘祥林故意杀人案；也可能由诉讼时限形成，也可能确实由该人犯罪，但是证据不足的，在穷尽了所有法律救济后，仍不能认定为有罪。其次确保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刑法规定，得到确实的落实，维护被告人依法应得的法律利益。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强奸罪、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案件，监督合议庭不公开审理。
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了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三种不起诉方式，使公诉部门在行使不起诉权中程序上更有可操作性。使依法不应、不必受到刑法追究的嫌疑人及时得到结案处理的结果，既体现了国家的宽容，又节约了司法资源，确保打击力度集中到更加严重的刑事案件中。
（三）在"济"方面积累的经验
"宽"与"严"不是对立的，可以在一件案件中和谐存在，主要把握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酌定情节等方面，衡量每一项的"宽"、"严"，最后在综合的基础上量刑。如在牛某实施抢劫案件中，因为其行为侵犯了财产权和人身权，三次以上实施抢劫行为，应当偏向"严"，可是犯罪主体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形迹可疑经盘查，如实供述自己及同伙的罪行，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济"在实际办案中，表现为在细化的基础上综合衡量。
三、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仍然存在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法律的，也有现实中管理造成的。
（一）对不起诉权的限制使用
我国刑诉法设定不起诉权的初衷，是通过对具有法定情节的嫌疑人，不作出追诉处理，达到减少诉讼活动、彰显国家司法的人性化，将有限的司法资源节约下来，形成打击合力，集中到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案件中。有的地方在量化考评标准中规定，有一件不起诉案件，在年终量化考评中就扣掉该公诉部门多少分，这样，在客观上虽然没有杜绝不起诉权的使用，可是，为了多得分，争取年终量化考核好名次，有的部门便在事实中杜绝不起诉权的使用。现实中，有了符合不起诉标准的案件就退回侦查部门自行消化。我国刑诉法中规定了只有事实不清、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案件可以退回。其他原因的退回可能引起侦查部门不必要的误解。有的部门规定可以使用不起诉，但是又超越刑诉法规定了层层汇报制度，无形中增加了诉累，使办案人望而却步，选择相对节约时间起诉或者退回侦查部门。即使在轻伤案件双方当事人调解后，仍然要诉到法院，再由法院开庭，下判决。上级部门这样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难道因为有交通事故，就不生产汽车、不修公路了吗？这不是因噎废食吗？研究如何正确科学的适用不起诉权，比杜绝适用不起诉权更科学。
不起诉不仅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法律赋予的职责。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放弃不起诉权的使用，放弃的不仅是权利，更是职责。
（二）刑事司法政策的信任度遭到质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建国初期就执行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于执行时单方面要求嫌疑人这样做，执法人员没有执行或者没有严格认真执行，或者因为侦查与审查公诉、审判脱节等原因，这项政策在执行中有所偏离。例如，王某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深夜闯入嫌疑人家中扬言要杀人，被嫌疑人用枪打死，案发后，嫌疑人投案自首，又因举报淄博一号特大抢劫、强奸案件而立功，起诉到法院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本案中不论判决结果是否正确，单就该案中的投案自首、立功，就是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在最后的处理结果中没有体现。司法机关这种认定方法、结论，最终会反馈到社会中，自首、立功不一定起到作用，所产生的导向性，我们可以从一种现象看到：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种顺口溜是在办案人教育嫌疑人时，得到的回答。司法信任的减损，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司法权威，损害国家的形象、党的威信。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零口供也可以定罪。但是，更应当看到零口供背后付出的劳动量。司法信任的降低，必然换来办案人员加倍的工作量，也意味着司法资源的不必要付出。
(三)对无罪案件量化考评标准单一
年终量化考评标准具有强力的导向性。有的地方规定在量化考评中出现无罪案件扣分多少，公诉人员在审查公诉案件时，一方面会更加慎重，把每一起案件办成铁案；另一方面把握不准的案件起诉，因具有较大的诉讼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选择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有的起诉后，提前撤回补充起诉。无罪案件的产生有多种原因造成，案件所能取的证据具有有限性。案件在起诉后，有时会发生公诉人或者检察院无法控制的变化，如在一证一供的案件起诉后，翻供翻证。如果不分析无罪的原因就一律扣分，不仅打击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也必然贬损办案人员的冒险精神。历史发展表明，职业的责任感与冒险精（下转第39 页）（上接第36页）神是成正比的，责任感有时是以冒险精神为前提存在的。
（四）抗诉权行使的充分性不足
抗诉权是检察权制约审判权最有力的权力。在现实中，抗诉权的行使，且不说其风险，单就其程序来看，抗诉一件案件在收到案件后的十天之内，要向上级院汇报，争取支持，获得支持后，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审理抗诉案件。法院的宪法定位是司法机关，但在现实中，其行政性的特色也是鲜明的，有的基层法院在判决案件前，先向上级领导、法院汇报，再判决，合议庭直接执行上级法院的意见，这样的案件如何能抗诉成功？这种程序下，只能选择"和"为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了六项可以抗诉的标准，其中"刑罚明显不当"、"重"、"轻"的标准与审判机关认识不一，哪些案件可以抗诉，在现实中缺乏统一标准。
（五）上诉程序有较强的局限性
上诉程序的局限性表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了二审终审制，死刑复核作为补充的审级制度。这种建国初期制定的制度，在所有教科书中都解释为：方便群众诉讼，减少群众的诉累，减少上级法院的工作负担，更好地做好指导工作。其实质是在诉讼经济主义与诉讼公正主义之间选择了诉讼经济主义。群众之所以选择打官司，就是为了追求公正，不会只因为诉累放弃对公正的追求，现在存在大量的赴省、进京上访案件，就证明了这点。群众无法通过正常程序满足对公正的追求，就异化为无休止的申诉、缠访。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应当深化对公正的追求，首先从程序上满足要求，其次从实体上满足其要求。二是刑事案件在一审终结后，被告人只要在收到判决书10日内上诉，就必然启动二审程序；而被害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在收到判决书5日内向公诉部门提出请求，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从决定期限、必然性上，被告人都优越于被害人。被害人在请求检察院抗诉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只有申诉、上访一条途径。
四、解决问题的方法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减少犯罪，加大打击重点犯罪的力度。
（一）对不起诉权严格按照现行刑诉法规定的程序运作，不再设置地方、部门限制。在现行刑诉法中已经规定了严格程序，比如公诉人阅卷提审，部门负责人把关，最终绝对不起诉权的决定权是检察长，相对不起诉权、酌情不起诉权的决定权是检察委员会。如果对不起诉还要加强监督，可以采用事后监督的方式，这会更经济、方便，而且不会对公诉人的工作效率产生影响。
（二）坚决落实我国现行刑法、刑事政策的"宽"与"严"。用事实换取人民群众、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信任的价值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杜绝用欺骗性的方法换取一时、一事的问题的解决，而遗患无穷。这种政策不仅在最后的量刑结果上予以兑现，应当在任何一个诉讼阶段有不同方式的兑现。比如对投案自首的，在侦查阶段可以考虑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在审查公诉阶段，可以考虑不起诉权的使用，或者通过加快办案速度，尽快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三）加强对公诉工作的量化科学性，禁止非此即彼的管理方式。对无罪判决结果的案件，应综合考量，是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对可以归于公诉人、公诉部门的原因，可以采取惩罚措施，如果不是，那就不能惩罚。只有科学的措施，才会激励公诉人的斗志，不会变得畏首畏尾，提前采取刹车措施。
(四)改变抗诉格局。抗诉权的决定权在检察院，同意权在上级院，而最终决定权在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若要锐化抗诉权，首先应通过科学改革，改变这种格局，比如抗诉权的三审制度，抗诉权的利害回避制度，只有打开上下级审判机关的利害关系，才能增强其中立性，进而增加其公正性。
（五）实行三审终审制。现实的经济发展，已经为三审终审提供了基础。为了减少缠诉、缠访，给上级院指导下级院提供具体的指导问题、具体的指导程序，应当启动三审制。所谓的"减少上级机关的工作量，便于指导工作开展"是不科学的，抛开微观指导，单纯的宏观指导是有限的。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具有指导性、纲领性的司法政策，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实践中，在触动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文化、道德基础的犯罪，应当严惩不贷；对维护私权领域、为了维护一种道义而实施的犯罪，应当体现法律的温情一面；宽与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严时可以体现宽，在宽时也不能忘掉严，依照法定、酌定条件，宽中有严，严中体现宽，刚柔相济，宽严适中。
关键词：宽严相济；公诉工作；经验；存在问题；解决方法。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宽；二是严；三是宽和严如何结合，就是济。这项政策是从战略高度提出的，不仅指导着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还会强力引导司法活动，使司法理论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司法实践更好地服务社会现实。公诉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已经或多或少地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与战略高度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吻合还存在亟待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将是我们司法改革的动力、方向和着力点。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历史回溯
早在西周时期，周公等统治者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政策。公元前543年，世界上首个成文法的公布者，郑国的执政者子产就提出了"宽猛并用"的刑法思想，主张"为政必以德"，德在实践中表现为"宽"，刑在实际中表现为"猛"，即立法严格，执法严厉。所以子产公开宣称："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并且力排众议，公布了刑书。公元前522年，子产在临终时对他的继任者子大叔说："我死后，你必然执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若猛'。"据《左传》记载，子大叔执政后，不忍心严厉，一味宽厚，郑国因此盗贼横行，到处抢劫，子大叔很后悔不听子产的话。子产的这一思想，被韩非归纳为"爱多者则法不立"。唐太宗李世民主张"慎狱恤刑"为了避免枉杀事件的发生，规定了"五复奏"制度。今天我们提倡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其一脉相承，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民族传统。
二、在公诉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经验
公诉工作能够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中积累经验，其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宽"、"严"、"济"三个方面，这是由它的地位决定的。公诉部门不仅对侦查部门、审判部门的处理结果有监督权，更重要的是，它对侦查部门、审判部门的每一项活动都有监督权、监督的程序、方法和力度。如一份侦查员对于证人证言的取证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证言取证的力度、周密度是否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公诉部门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也可以让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对审判部门一个证据的质证、采用情况有即时监督权等等。权利的运行离不开监督，按照监督与权利行使是否同步来分，监督可以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三种，从现行刑诉法来看，公诉工作对侦查权、审判权拥有后两种监督权，有的地方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提前介入制度，这样又有了事前监督权。
（一）在"严"方面积累的经验
1、在侦查监督方面
侦查部门将案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后，公诉部门将会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审查。证据有缺陷或者事实不清的，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也可以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以达到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标准。如果法律适用不正确，公诉部门可以直接更改。2006年1月，侦查部门移送起诉的龙某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公诉部门在受理案件后，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发现了新的事实：龙某是基于强奸的意图进入被害人的家中，在强奸的过程中，被害人的手灯照到了龙某的面貌，龙某遂起杀机，采取了掏肠、脚跺头的方式杀害被害人（未遂）。如果按照故意杀人一罪起诉，由于嫌疑人未满18周岁，最高量刑15年。最后公诉部门以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两罪起诉，龙某被审判机关判处有期徒刑19年。
有的部门创造性地提出了提前介入侦查制度，就是案件尚在侦查过程中，由公诉人提前介入案件中，对案件证据、法律适用，提出意见，使侦查人员进一步侦查，移送公诉后，能够更加顺利畅通地提起公诉。证据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有的证据是永久的，有的稍纵即逝，并且不容易恢复。提前介入可以及时发现侦查部门没有调取的必要证据，或者取证不到位的证据，及时复取。提前介入侦查制度的实质，就是将公诉案件的标准提到侦查阶段，达到提高侦查质量的目的。这项制度在目前的法律中尚没有规定，是各地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做法。另外，在公诉部门受理案件后，可以对侦查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重新衡量，以决定是否需要变更；对于遗漏的犯罪事实、嫌疑人，以决定是否需要追诉。2007年，我院公诉部门追诉漏犯11人，追诉漏罪18条。
2、在审判监督方面
目前的刑诉法，修正、加强了法官的中立地位，树立了居中裁判的职能。这样，公诉人必须当庭提交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有罪，阐明法理，向旁听人员传播法律知识，把每一件案件的社会效果达到最大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经济转型期，法律有时是被动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具有对法律的后知性和行动的盲目性。例如，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有的嫌疑人认为自己存在真实合法的经营活动，让别人为自己开如实的发票，不是犯罪。事实上，如果数额达到标准，已经触犯了我国惩罚最严厉的刑法。公诉人在庭审中，担负着控告被告人有罪，并阐明如何、为什么犯罪，让被告人在明明白白中接受处罚，对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违反程序法的行为当庭监督，对判决结果畸轻、畸重的提请上级检察院支持抗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刑事案件开庭时，当庭依法控诉被告人有罪，阐明从重情节；其次，通过当庭论证具体案件，向旁听群众传达法律知识和道德准则，并通过旁听群众向社会辐射法律知识，达到惩处一个，警示一片的目的，放大办案效果；第三，对审判机关判决的案件，发现量刑畸轻或畸重，符合抗诉条件的，即时提请抗诉，合法合理地改变判决的结果。
（二）在"宽"方面积累的经验
由于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作为三大原则之一，在公诉工作中，首先防止无罪的变为有罪的，这种情况可能由假象造成。如佘祥林故意杀人案；也可能由诉讼时限形成，也可能确实由该人犯罪，但是证据不足的，在穷尽了所有法律救济后，仍不能认定为有罪。其次确保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刑法规定，得到确实的落实，维护被告人依法应得的法律利益。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强奸罪、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案件，监督合议庭不公开审理。
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了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三种不起诉方式，使公诉部门在行使不起诉权中程序上更有可操作性。使依法不应、不必受到刑法追究的嫌疑人及时得到结案处理的结果，既体现了国家的宽容，又节约了司法资源，确保打击力度集中到更加严重的刑事案件中。
（三）在"济"方面积累的经验
"宽"与"严"不是对立的，可以在一件案件中和谐存在，主要把握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酌定情节等方面，衡量每一项的"宽"、"严"，最后在综合的基础上量刑。如在牛某实施抢劫案件中，因为其行为侵犯了财产权和人身权，三次以上实施抢劫行为，应当偏向"严"，可是犯罪主体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形迹可疑经盘查，如实供述自己及同伙的罪行，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济"在实际办案中，表现为在细化的基础上综合衡量。
三、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仍然存在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法律的，也有现实中管理造成的。
（一）对不起诉权的限制使用
我国刑诉法设定不起诉权的初衷，是通过对具有法定情节的嫌疑人，不作出追诉处理，达到减少诉讼活动、彰显国家司法的人性化，将有限的司法资源节约下来，形成打击合力，集中到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案件中。有的地方在量化考评标准中规定，有一件不起诉案件，在年终量化考评中就扣掉该公诉部门多少分，这样，在客观上虽然没有杜绝不起诉权的使用，可是，为了多得分，争取年终量化考核好名次，有的部门便在事实中杜绝不起诉权的使用。现实中，有了符合不起诉标准的案件就退回侦查部门自行消化。我国刑诉法中规定了只有事实不清、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案件可以退回。其他原因的退回可能引起侦查部门不必要的误解。有的部门规定可以使用不起诉，但是又超越刑诉法规定了层层汇报制度，无形中增加了诉累，使办案人望而却步，选择相对节约时间起诉或者退回侦查部门。即使在轻伤案件双方当事人调解后，仍然要诉到法院，再由法院开庭，下判决。上级部门这样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难道因为有交通事故，就不生产汽车、不修公路了吗？这不是因噎废食吗？研究如何正确科学的适用不起诉权，比杜绝适用不起诉权更科学。
不起诉不仅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法律赋予的职责。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放弃不起诉权的使用，放弃的不仅是权利，更是职责。
（二）刑事司法政策的信任度遭到质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建国初期就执行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于执行时单方面要求嫌疑人这样做，执法人员没有执行或者没有严格认真执行，或者因为侦查与审查公诉、审判脱节等原因，这项政策在执行中有所偏离。例如，王某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深夜闯入嫌疑人家中扬言要杀人，被嫌疑人用枪打死，案发后，嫌疑人投案自首，又因举报淄博一号特大抢劫、强奸案件而立功，起诉到法院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本案中不论判决结果是否正确，单就该案中的投案自首、立功，就是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在最后的处理结果中没有体现。司法机关这种认定方法、结论，最终会反馈到社会中，自首、立功不一定起到作用，所产生的导向性，我们可以从一种现象看到：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种顺口溜是在办案人教育嫌疑人时，得到的回答。司法信任的减损，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司法权威，损害国家的形象、党的威信。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零口供也可以定罪。但是，更应当看到零口供背后付出的劳动量。司法信任的降低，必然换来办案人员加倍的工作量，也意味着司法资源的不必要付出。
(三)对无罪案件量化考评标准单一
年终量化考评标准具有强力的导向性。有的地方规定在量化考评中出现无罪案件扣分多少，公诉人员在审查公诉案件时，一方面会更加慎重，把每一起案件办成铁案；另一方面把握不准的案件起诉，因具有较大的诉讼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选择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有的起诉后，提前撤回补充起诉。无罪案件的产生有多种原因造成，案件所能取的证据具有有限性。案件在起诉后，有时会发生公诉人或者检察院无法控制的变化，如在一证一供的案件起诉后，翻供翻证。如果不分析无罪的原因就一律扣分，不仅打击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也必然贬损办案人员的冒险精神。历史发展表明，职业的责任感与冒险精（下转第39 页）（上接第36页）神是成正比的，责任感有时是以冒险精神为前提存在的。
（四）抗诉权行使的充分性不足
抗诉权是检察权制约审判权最有力的权力。在现实中，抗诉权的行使，且不说其风险，单就其程序来看，抗诉一件案件在收到案件后的十天之内，要向上级院汇报，争取支持，获得支持后，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审理抗诉案件。法院的宪法定位是司法机关，但在现实中，其行政性的特色也是鲜明的，有的基层法院在判决案件前，先向上级领导、法院汇报，再判决，合议庭直接执行上级法院的意见，这样的案件如何能抗诉成功？这种程序下，只能选择"和"为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了六项可以抗诉的标准，其中"刑罚明显不当"、"重"、"轻"的标准与审判机关认识不一，哪些案件可以抗诉，在现实中缺乏统一标准。
（五）上诉程序有较强的局限性
上诉程序的局限性表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了二审终审制，死刑复核作为补充的审级制度。这种建国初期制定的制度，在所有教科书中都解释为：方便群众诉讼，减少群众的诉累，减少上级法院的工作负担，更好地做好指导工作。其实质是在诉讼经济主义与诉讼公正主义之间选择了诉讼经济主义。群众之所以选择打官司，就是为了追求公正，不会只因为诉累放弃对公正的追求，现在存在大量的赴省、进京上访案件，就证明了这点。群众无法通过正常程序满足对公正的追求，就异化为无休止的申诉、缠访。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应当深化对公正的追求，首先从程序上满足要求，其次从实体上满足其要求。二是刑事案件在一审终结后，被告人只要在收到判决书10日内上诉，就必然启动二审程序；而被害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在收到判决书5日内向公诉部门提出请求，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从决定期限、必然性上，被告人都优越于被害人。被害人在请求检察院抗诉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只有申诉、上访一条途径。
四、解决问题的方法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减少犯罪，加大打击重点犯罪的力度。
（一）对不起诉权严格按照现行刑诉法规定的程序运作，不再设置地方、部门限制。在现行刑诉法中已经规定了严格程序，比如公诉人阅卷提审，部门负责人把关，最终绝对不起诉权的决定权是检察长，相对不起诉权、酌情不起诉权的决定权是检察委员会。如果对不起诉还要加强监督，可以采用事后监督的方式，这会更经济、方便，而且不会对公诉人的工作效率产生影响。
（二）坚决落实我国现行刑法、刑事政策的"宽"与"严"。用事实换取人民群众、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信任的价值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杜绝用欺骗性的方法换取一时、一事的问题的解决，而遗患无穷。这种政策不仅在最后的量刑结果上予以兑现，应当在任何一个诉讼阶段有不同方式的兑现。比如对投案自首的，在侦查阶段可以考虑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在审查公诉阶段，可以考虑不起诉权的使用，或者通过加快办案速度，尽快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三）加强对公诉工作的量化科学性，禁止非此即彼的管理方式。对无罪判决结果的案件，应综合考量，是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对可以归于公诉人、公诉部门的原因，可以采取惩罚措施，如果不是，那就不能惩罚。只有科学的措施，才会激励公诉人的斗志，不会变得畏首畏尾，提前采取刹车措施。
(四)改变抗诉格局。抗诉权的决定权在检察院，同意权在上级院，而最终决定权在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若要锐化抗诉权，首先应通过科学改革，改变这种格局，比如抗诉权的三审制度，抗诉权的利害回避制度，只有打开上下级审判机关的利害关系，才能增强其中立性，进而增加其公正性。
（五）实行三审终审制。现实的经济发展，已经为三审终审提供了基础。为了减少缠诉、缠访，给上级院指导下级院提供具体的指导问题、具体的指导程序，应当启动三审制。所谓的"减少上级机关的工作量，便于指导工作开展"是不科学的，抛开微观指导，单纯的宏观指导是有限的。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具有指导性、纲领性的司法政策，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实践中，在触动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文化、道德基础的犯罪，应当严惩不贷；对维护私权领域、为了维护一种道义而实施的犯罪，应当体现法律的温情一面；宽与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严时可以体现宽，在宽时也不能忘掉严，依照法定、酌定条件，宽中有严，严中体现宽，刚柔相济，宽严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