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国人普遍为诚信的缺乏而感到苦恼。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曾经拥有诚信，如果曾经拥有，又是在什么时候缺失掉的？
　　翻阅严复的文章便可知道，至少在一百年前中国人并不比现在更厚道，当时严复已经在为中国人的“流于巧伪”而大感苦恼了。所谓巧伪，就是在打交道时斗心眼，玩伎俩，占便宜。凡约定的事情，只要违背了能够获利，就会有人盘算让别人去遵守，自己偷偷违背，独获其利，而别人往往也如此盘算，结果无人遵守约定。他举例说：商人决定统一行动，“乃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
　　一百年前的中国与今天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便是国门开放，那么，诚信的缺失是否由此导致的呢？严复认为，洋务运动引入的都是西洋的“至美之制”，但一进到中国就“迁地弗良，若存若亡，辄有淮橘为枳之叹”。比如说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相互欺骗。所以，现在有些人把诚信的缺失归咎于市场经济，这种认识水平比起严复来不知倒退了多少。
　　其实，诚信的缺乏正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够成熟，其规则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并得到维护。而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也甚复杂，可以追溯到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做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他也会这样去尊重他人。可见诚信和信任是以彼此共有的人的尊严为基础的。相比之下，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中缺少人的尊严的观念，因而诚信和信任就缺乏深刻的精神基础。
　　也许有人会说，“信”在儒家伦理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错，孔子常常谈“信”，但是在儒家伦理系统中，“信”的基础不是人的尊严，而是封建等级秩序。孔子常把“信”置于“忠”之后而连称“忠信”，可见“信”是从属于“忠”的，诚实守信，归根到底要服从权力上的尊卑和血缘上的亲疏。
　　在道德实践中，儒家的“信”往往表现为仗义。仗义和信任貌似相近，实则属于完全不同的道德谱系。信任是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各人有自己的人格、价值观、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等，在这些方面彼此尊重，绝不要求一致；另一方面，合作做事时都遵守规则。仗义却相反，一方面，抹杀个性和个人利益，不能容忍差异；另一方面，共事时不讲规则。在中国的商场上，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一开始因为哥们儿义气或因为面子而利益不分，規则不明，最后打得不可开交，终成仇人。
　　毫无疑问，要使诚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现状真正改观，根本途径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其规则和秩序。同时，也很有必要认真检讨中国的文化传统，使国民素质逐步适应而不是严重阻碍这个市场经济健全化的过程。
　　（选自《碎句与短章》）
　　【赏析】
　　谈起诚信缺失，我们常常义愤填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那是改革开放的副产物，听听哲学家周国平先生独辟蹊径的议论和分析，我们或许会茅塞顿开。诚信缺失是今人的“专利”吗？一百年前，严复就为中国人“流于巧伪”而大感苦恼了。改革开放必然要引起诚信危机吗？可我们引进的是西方的“至美之制”。何以“淮橘为枳”？作者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缺少人的尊严，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自然就会“流于巧伪”了。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我们不仅要顺从外在的自然规律，还要遵从内在的道德良知。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道德的天空，正是这一片片天空，撑起了整个社会的蓝天。没有人能把自己的行为隔离于社会之外，每个人都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维系着道德的一环。不要让自己的行为毁坏了天空的完美，也不要因为自己的天空塌陷而造成整个蓝天的破损。
　　如果我们放弃道德的追求而竞相与低俗、丑陋为伍，如果支撑社会只能靠法网，而不是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樊篱，那么，这样的社会绝不会是和谐的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公民也绝无真正的幸福可言。
　　（孙 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