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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美元的过度供应会继续,美元、欧元、英镑之间的汇率振荡也会持续,货币价值不会稳定。
我写这封信是对西方政要对中国如何处理大量外汇储备的建议的一个回应。提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美元的过度供应会继续,美元、欧元、英镑之间的汇率振荡也会持续,货币价值不会稳定。这种不稳定的原因在于这三种货币区都存在债务大于支付能力的头重脚轻的状况。
那么中国该如何处理过多的外汇储备呢,如果不把货币“回笼”给他们的债券的话。有四种可能性;(1)重新估计人民币;(2)让银行存款充斥中国经济。(3)收购外国资源和财产;(4)用过剩美元买回外国在华投资一因为美国不愿中国在美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投资。
我会在下面解释为何避免积聚更多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的最佳选择。最可行的办法就是用手里的官方储备买回美国和其它外资在中国金融业和其它重要行业的投资。此举乃是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升级,限制中国对美出口以及限制中国主权基金购买重要美国资产的回应。
中国的过多储备会导致(以人民币计算的)兑换损失
所有国家都要有外汇储备以规避货币攻击,正如1997年亚洲危机之鉴。这种攻击通常会使货币贬值。投机者看准一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央行,然后借更大一笔钱,将该货币低价卖出以使其贬值,从而掏空该央行外汇储备。索罗斯当年狙击英镑,弄跨英格兰银行时,最早玩得这一手。
马来西亚的反制措施是不准国际玩家通过购买本国货币来赢得赌注。马来西亚的反危机成功事例表明货币控制使投机者无法把他们的兑换赌注“换成现金”,打破了他们将本币贬值的企图。
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投资者想提高人民币兑换率。外国热钱流入中国的银行一尤其是美,英以及其它外国公司的钱在华泛滥。中国央行发现自己要么把钱回收给外国央行,要么让人民币升值,最终承受(以人民币计算的)损失,当本币相对于自己储备的美元,英镑和欧元升值的时候。与此同时,投机者和持有中国财产的外国人将享有免费大餐(财产升值)。
这在中国经济内部造成的影响是:中国要面临过多借钱以抬高房地产和其它财产价格的危险,负债率相对于土地,房地产和商品价格升高。同时不得不购买以美元结算的贬值了的外国债券。问题就是中国应对外国货币流入自己经济系统的最佳方式何在?
中国的重要反应一直是在矿物资源和其它对其长足发展必需的进口领域投资。但这一选择受到两个限制,一是外国保护主义对境外资产投资资源和农业土地的限制,二是来自国际投机者用白来的钱(比如美国政府给美国公司或投机商的贷款来自中国的免费午餐)收购这些资源的竞争。所以中国的过多外汇储备还在增加。
传统上,央行用余钱买入“世界货币”一黄金。黄金的优势是其贮藏价值,原则上可以让央行避免持有美元而蒙受损失。国际收支中以黄金支付逆差还可以限制别国实施长期赤字政策的能力,尤其是在战争开销上。此乃美国外交官拒绝回归金本位的原因。
1960年代,外国政府请求美国财政提供黄金担保。美国在东南亚和欧洲的海外军事支出造成的过多美元都到了法国(控制了印度支那的银行业)和德国(欧洲军事基地的出口商和主人),以及日本(美国的休闲基地)的中央银行。法国和德国将手里的美元换成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消耗殆尽而黄金价格升值(美元相应贬值)承受巨大压力。为遏制戴高乐治下的法国央行以及德国和其它国家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财政给出了黄金担保,如果美元贬值,这些外国央行不会蒙受损失。
今天,美国不可能以黄金做担保,也别指望国会会通过类似协议。过去,常常是总统或行政与他国签了贸易和金融协议而国会不予承认。它(美国财政部)可以担保中国的官方美元储备相对于一堆货币,或是任何中国政府想保有其外汇储备的东西是安全的,从欧元到后一亚克特林伯格,原名斯维尔德洛夫格勒,2009年6月5日,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此宣布美元靠不住,要开启世界货币的混合时代,建议卢布一人民币架构的多种货币混合。但目前没有一种货币是稳定的。所有西方货币都在无法支付大量负债的重压下挣扎。美国财政欠外国央行四万亿美元,而美国对如何支付这些欠款一筹莫展,考虑到美国长期结构性赤字运作:海外军事开支,进口依赖和资金外流。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把美元当成“烫手山芋”而尽量减持。但保有欧元和英镑的前景也不美妙多少。
今天,大多数央行通过把美元流入回收到购买美国财政欠条来压低兑换率。这种回收使得美国可以资助其海外军事开销以及其国内预算赤字(大多也是军事用途),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如此。结果是,欧洲和亚洲以自己的外汇血汗钱构筑了一家独大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来包围自己。
这种局面本质上不稳定并且自我戕害。国际货币储备仅仅依赖某一政府无法偿付的高额欠债的时代开始结束,尤其是这种负债大多来自军备用途。理所当然,由于美国长期预算赤字,美元不再适合承担这一角色。自1951年以来,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销(大多在亚洲)占了其债务的大头。并且,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增长(除了农业,娱乐和贩卖军火)。最近,美国的资金外流加速,主要流向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的资金管理者得出结论说美国和其它西方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债务缠身并且永远缓慢下来的经济时期。所以他们都盯着中国,希望通过购买中国的银行和产业,分得中国增长盈余的一杯羹。
这种关系太一厢情愿,一边倒,不可能长久。问题是,解决的最佳途径何在?而任何解决方案必需包含中国不能再积聚外汇储备,只要这种外汇增加是以中国向美国和欧洲政府提供免费贷款的形式。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兑换率
美国骂中国的人抱怨中国经济太强大。他们力促中国提高人民币兑换率以降低其竞争力。真的,过去三个月中,在一个接一个欧元区政府无力还债的背景下,人民币相对欧元升值10%。
最近美元的强劲有其固有原因,但主要是由于欧元和英镑受债务的牵连更大。到今天为止,主要问题是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但更大的麻烦会来自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和其它后苏联经济体。整整十年,他们不断靠向外国借贷资助其结构性贸易逆差,撑起一个房地产泡沫。这种外资流入(从奥地利流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从瑞典银行流入波罗的海国家)让他们的房子和写字楼价格膨胀。但现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他们的货币没有了国外借贷的支撑。随着房地产资不抵债,奥地利和瑞典的银行业面对大规模拖欠。
欧盟和IMF对东欧后苏联诸国施压,要他们借钱给欧盟银行解套。这就把破产从私人方面转移到了公共领域(“纳税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如此大幅度消减教育,医疗保险和基础设施经费以至于引起个人和企业贷款拖欠,向国外移民甚至人均寿命缩短的情形。
这种萎缩乃是1991年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协议强加 给这些国家以来的最终结果,这一结果由于2000年以来的全球金融泡沫而加剧。这是中国理应全力避免的前车之鉴。
美国为自己的利益,通过让低利率信用充斥其经济来操纵货币使美元价格走低。这种操纵违背了五个世纪以来的正规金融运作。传统上任何一个收支平衡赤字的经济体会提高利率以吸引外国贷款和减缓国内花费。美联储却反其道而行之。低利率以避免房地产泡沫进一步破裂的政策起到了加剧贸易逆差和资金外流的效应。当然,更多的美元会集中到外国央行手中。美国理所当然地期待外国会把这些美元以购买更多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收给美国,省却美国纳税人和投资者不得不自己解救其逆差的麻烦。
重新估价人民币会加剧中国的金融问题,而无助于稳定中国贸易
美国经济和外交界叫喊提高人民币兑换率会帮助中美之间的收支平衡。但美国的逆差是结构性造成的,对兑换价格的变化不会有什么反应。如前所言,一项大宗资金外流就是海外军事开销。另一项是在金融领域,用来收购外国公司,股票和债券。美国投资者自己正在抛弃美国经济,主要转向中国以获取更大收益,也等着汇率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美国的战略是大肆收购中国资产以获取每年超过20%以上的红利,而中国又会把这些美元以仅仅1%的利率回收给华盛顿和华尔街并且为美国承担私人投资的损失(这一战略1985年后用在日本头上,“效果”不错)。重新估价人民币会让美国对冲基金和投机者白捡便宜。
对人民币重新估价的预期早已激励更多资金涌入中国
更高的人民币兑换率会导致更多美元在贸易中流出美国,流入亚洲,通过迫使美国消费者(面对价格升高的商品)必须付更多的钱。与众多的“自由贸易”假设相反,事实上大多数贸易对货币价格的小范围波动没有反应(经济学术语管这叫“价格非弹性”)。这一点在1980年代日本提高了日元兑换率,而其贸易平衡却没有改变后,变得更加清晰。结果是美国消费者花了更多的钱。
这就是为何最近人民币升值21%,而中国的贸易平衡却照样增加而非减少。同样,日元自2009年秋以来大幅度升值,而其外汇储备还在增加。
即便中国重新估价人民币,其出口价格也不会按同等比例增加。这是因为进口的原材料,以及出口中的机械和其它成分都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价格(基本是按美元结算的)。因此,人民币价格升高会降低这些进口货的美元价格。出口价格的大约一半与进口材料的共同世界价格直接挂钩。如果人民币相对美元升高10%,则中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材料的价格(以人民币算)会降低10%。出口价格的一半不受影响,结果中国出口的整体价格只会增加5%。
由于贸易格局积重难返,所以要大规模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人民币的重估需要有“量子化”飞跃。小打小闹的重估不能满足美国外交家的要求。除非重估范围巨大一差不多人民币要升值40%左右一否则中国的贸易盈余不会减少而可能增加。在道德上,如果美国的目的只是想真正改变出口格局,则根本无须贬值(美元),除非原本就是为贬值而贬值(40%左右)。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这么干的:他把美元相对于黄金贬值40%!法国努力为法郎保值,结果经济崩溃。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但不升到疯狂的地步,则中国的贸易顺差还会增加,而不会象某些垃圾经济学说的会减少。届时,美国又会指责中国把事情弄得更糟了,而要求中国降低利率(制造泡沫经济),让其垮掉。总之,要你左右为难,都是你的错。问题根本不在兑换率上。以低利率创造更多国内信用会使中国经济不稳定
逼人民币升值的下一步可能会同1985年后强迫日本签定的广场协议和罗浮宫协议如出一辙(注,1985年九月22日,美、英、法、西德和日本在纽约广场旅馆签署协议,共同人为使美元相对于日元和马克贬值以平衡美国贸易赤字,增加美国企业竞争力。从即日起,到1987年初,短短一年半时间里,美元相对日元贬值了51%并继续下滑。于是,美、英、法、西德、加拿大和日本于1987年2月22日在法国巴黎签署罗浮宫协议以遏制美元继续下滑)。收支平衡盈余的经济被告知要“恢复平衡”,办法是放松银根,刺激资金外流。
结果就是制造出金融泡沫,颠覆产业竞争力并使银行业因负债累累而一团糟。日本当年同意让便宜的,过多的信用充斥其经济,动摇其产业,让房地产业背负债务,自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来,已经20年了!中国理应全力避免这种
政策。为避免正扼杀西方经济的经常性债务,中国应该把债务杠杆率降到最低并且限制银行系统制造信用购买现成财产的能力。尤其要严格制约境外银行分支使其不能帮助母国货币投机或从中国经济中榨取金融收益。
购买外国资源和财产以平衡中国国际收支
中国已经寻求购买境外矿物,燃料和农业资源以备自己增长输入之需。但这些努力远远不够,中国还有很多外汇盈余。多数国家用这些余钱收购外国重要经济部门。英,美,法这么干了100多年了。当年美国国际收支盈余时,她坚持别国要对美国敞开市场以支付债款和贸易逆差;要求负债国出售其公共基础设施,工业,矿物产权和主导行业给美国投资者以“恢复平衡”。但美国不允许外国对美国如此作为。这种不对称是造成美国私有行业的高收益和外国官方美元投资低收益差别的主要因素。
美国政府拒绝行为对等、对称,不许中国用流入中国的美国公司购买中国企业的钱来美国收购美国重要企业,尤其不能买金融和银行企业,是上述非对称局面的主要原因,美国在中国赚20%,中国只在美国赚l%。买回外国在华投资
未来的潮流应该是完全避免囤积外币。如何做到呢?欧洲政府提供了一种选择:用额外美元按账面价值购买美国在他们国家的投资股份。其实,中国可以对美国这么说:
“我们让你们在我们的工厂甚至银行投资,允许你们参与我们重要行业的经营,甚至享受特别优待。你们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是搞经济的最有效方式,可你们美国却不按同样的建议行事。你们不让我们用你们在华投资的美元以及我们出口换来的血汗钱在你们国家进行相应的投资。”
“决定谁拥有和控制自己的工业,银行信用创造特权和其它资源,理所当然是任何一国的主权。我们接受这一国际法原则。同理,我们要用手里多余的美元买断美国和其它国家在华投资。我们愿意按国际法行动,按你们会计师申报的账面价格购买你们的投资。”
“这会恢复国际收支平衡而使国际货币兑换稳定。考虑到美国消费市场萎缩,迫使我们转向国内市场,则我们这么做就再自然不过。”
显然,美国在华投资的股份持有者会会抱怨说他们的股份价值超过账面价值。这倒是真的,这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者努力不让美国政府实施反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但面对美国政府拒绝他们的建议而“自行其事”地推出反华策略,中国不是在独立行动,而是对 美国出手的反应。并且中国肯定会得到被美国把对外投资政治化有类似遭遇的国家的支持。
这个问题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就出现过,当时美国政府指示美国公司的驻外分支机构实施冷战政策,不与中国,苏联和其它经济体进行贸易。外国政府指出,美国给其驻外公司分支机构下如此指示是不适当的,这些机构理应遵从所在国的法律,而非美国的法律。这一问题在制裁伊朗和其它国家上又重新浮现。国际法长期以来在贸易,投资政策和信用等政策上一贯支持东道主(HOST COUNTRY)。我期望这是外国一欧洲,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买回美国境外投资时的出发点。
或许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辩论这些未来买断的公平价格。但这类问题的解决恐怕旷日持久。此项政策的含义和妙处我宁愿在适当的适合做详细的口头解释,在此不赘述。
总结:美元逆差的不平等
中国、亚洲和俄国一直在资助美国的海外花费和美国对东半球的包围,以及美国投资者在海外收购别国的顶级工业,金融机构和公共设施。这种情形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对称的。1823年,美国的门罗主义要欧洲滚出西半球,结束了欧洲在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和政治霸权。美国逐渐取代欧洲强权成为世界的主要投资者和政治、军事影响者。
今天,许多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欧洲人都希望见到一个和平的,多极的,而非单极的世界。他们坚信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吃白饭或在军事上控制世界。否则就不会是一个自由市场。最终,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会按照对称的,对所有参与者都一样的公共规则形成。数十年前,哈佛经济学家赫西曼(AIbert Hirschman)从美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呼吁美国停止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今天美国经济遭受主要由军费造成的长期国内预算赤字的困扰以及长期的经济透支。减少军费会为自己的经济解放更多资源,同时也使他国经济从军事预算中逐步挣脱出来。
这种逻辑获得美国公民和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而将其付诸实施则需要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该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依赖一种好战的军事开销,长期赤字,负债累累到以自己的能力根本付不起的情形。这种免费搭车是过去时代的帝国特征,21世纪应该拥有一个更公平,更平等(我希望)和少军事化的世界。
我写这封信是对西方政要对中国如何处理大量外汇储备的建议的一个回应。提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美元的过度供应会继续,美元、欧元、英镑之间的汇率振荡也会持续,货币价值不会稳定。这种不稳定的原因在于这三种货币区都存在债务大于支付能力的头重脚轻的状况。
那么中国该如何处理过多的外汇储备呢,如果不把货币“回笼”给他们的债券的话。有四种可能性;(1)重新估计人民币;(2)让银行存款充斥中国经济。(3)收购外国资源和财产;(4)用过剩美元买回外国在华投资一因为美国不愿中国在美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投资。
我会在下面解释为何避免积聚更多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的最佳选择。最可行的办法就是用手里的官方储备买回美国和其它外资在中国金融业和其它重要行业的投资。此举乃是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升级,限制中国对美出口以及限制中国主权基金购买重要美国资产的回应。
中国的过多储备会导致(以人民币计算的)兑换损失
所有国家都要有外汇储备以规避货币攻击,正如1997年亚洲危机之鉴。这种攻击通常会使货币贬值。投机者看准一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央行,然后借更大一笔钱,将该货币低价卖出以使其贬值,从而掏空该央行外汇储备。索罗斯当年狙击英镑,弄跨英格兰银行时,最早玩得这一手。
马来西亚的反制措施是不准国际玩家通过购买本国货币来赢得赌注。马来西亚的反危机成功事例表明货币控制使投机者无法把他们的兑换赌注“换成现金”,打破了他们将本币贬值的企图。
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投资者想提高人民币兑换率。外国热钱流入中国的银行一尤其是美,英以及其它外国公司的钱在华泛滥。中国央行发现自己要么把钱回收给外国央行,要么让人民币升值,最终承受(以人民币计算的)损失,当本币相对于自己储备的美元,英镑和欧元升值的时候。与此同时,投机者和持有中国财产的外国人将享有免费大餐(财产升值)。
这在中国经济内部造成的影响是:中国要面临过多借钱以抬高房地产和其它财产价格的危险,负债率相对于土地,房地产和商品价格升高。同时不得不购买以美元结算的贬值了的外国债券。问题就是中国应对外国货币流入自己经济系统的最佳方式何在?
中国的重要反应一直是在矿物资源和其它对其长足发展必需的进口领域投资。但这一选择受到两个限制,一是外国保护主义对境外资产投资资源和农业土地的限制,二是来自国际投机者用白来的钱(比如美国政府给美国公司或投机商的贷款来自中国的免费午餐)收购这些资源的竞争。所以中国的过多外汇储备还在增加。
传统上,央行用余钱买入“世界货币”一黄金。黄金的优势是其贮藏价值,原则上可以让央行避免持有美元而蒙受损失。国际收支中以黄金支付逆差还可以限制别国实施长期赤字政策的能力,尤其是在战争开销上。此乃美国外交官拒绝回归金本位的原因。
1960年代,外国政府请求美国财政提供黄金担保。美国在东南亚和欧洲的海外军事支出造成的过多美元都到了法国(控制了印度支那的银行业)和德国(欧洲军事基地的出口商和主人),以及日本(美国的休闲基地)的中央银行。法国和德国将手里的美元换成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消耗殆尽而黄金价格升值(美元相应贬值)承受巨大压力。为遏制戴高乐治下的法国央行以及德国和其它国家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财政给出了黄金担保,如果美元贬值,这些外国央行不会蒙受损失。
今天,美国不可能以黄金做担保,也别指望国会会通过类似协议。过去,常常是总统或行政与他国签了贸易和金融协议而国会不予承认。它(美国财政部)可以担保中国的官方美元储备相对于一堆货币,或是任何中国政府想保有其外汇储备的东西是安全的,从欧元到后一亚克特林伯格,原名斯维尔德洛夫格勒,2009年6月5日,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此宣布美元靠不住,要开启世界货币的混合时代,建议卢布一人民币架构的多种货币混合。但目前没有一种货币是稳定的。所有西方货币都在无法支付大量负债的重压下挣扎。美国财政欠外国央行四万亿美元,而美国对如何支付这些欠款一筹莫展,考虑到美国长期结构性赤字运作:海外军事开支,进口依赖和资金外流。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把美元当成“烫手山芋”而尽量减持。但保有欧元和英镑的前景也不美妙多少。
今天,大多数央行通过把美元流入回收到购买美国财政欠条来压低兑换率。这种回收使得美国可以资助其海外军事开销以及其国内预算赤字(大多也是军事用途),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如此。结果是,欧洲和亚洲以自己的外汇血汗钱构筑了一家独大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来包围自己。
这种局面本质上不稳定并且自我戕害。国际货币储备仅仅依赖某一政府无法偿付的高额欠债的时代开始结束,尤其是这种负债大多来自军备用途。理所当然,由于美国长期预算赤字,美元不再适合承担这一角色。自1951年以来,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销(大多在亚洲)占了其债务的大头。并且,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增长(除了农业,娱乐和贩卖军火)。最近,美国的资金外流加速,主要流向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的资金管理者得出结论说美国和其它西方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债务缠身并且永远缓慢下来的经济时期。所以他们都盯着中国,希望通过购买中国的银行和产业,分得中国增长盈余的一杯羹。
这种关系太一厢情愿,一边倒,不可能长久。问题是,解决的最佳途径何在?而任何解决方案必需包含中国不能再积聚外汇储备,只要这种外汇增加是以中国向美国和欧洲政府提供免费贷款的形式。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兑换率
美国骂中国的人抱怨中国经济太强大。他们力促中国提高人民币兑换率以降低其竞争力。真的,过去三个月中,在一个接一个欧元区政府无力还债的背景下,人民币相对欧元升值10%。
最近美元的强劲有其固有原因,但主要是由于欧元和英镑受债务的牵连更大。到今天为止,主要问题是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但更大的麻烦会来自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和其它后苏联经济体。整整十年,他们不断靠向外国借贷资助其结构性贸易逆差,撑起一个房地产泡沫。这种外资流入(从奥地利流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从瑞典银行流入波罗的海国家)让他们的房子和写字楼价格膨胀。但现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他们的货币没有了国外借贷的支撑。随着房地产资不抵债,奥地利和瑞典的银行业面对大规模拖欠。
欧盟和IMF对东欧后苏联诸国施压,要他们借钱给欧盟银行解套。这就把破产从私人方面转移到了公共领域(“纳税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如此大幅度消减教育,医疗保险和基础设施经费以至于引起个人和企业贷款拖欠,向国外移民甚至人均寿命缩短的情形。
这种萎缩乃是1991年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协议强加 给这些国家以来的最终结果,这一结果由于2000年以来的全球金融泡沫而加剧。这是中国理应全力避免的前车之鉴。
美国为自己的利益,通过让低利率信用充斥其经济来操纵货币使美元价格走低。这种操纵违背了五个世纪以来的正规金融运作。传统上任何一个收支平衡赤字的经济体会提高利率以吸引外国贷款和减缓国内花费。美联储却反其道而行之。低利率以避免房地产泡沫进一步破裂的政策起到了加剧贸易逆差和资金外流的效应。当然,更多的美元会集中到外国央行手中。美国理所当然地期待外国会把这些美元以购买更多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收给美国,省却美国纳税人和投资者不得不自己解救其逆差的麻烦。
重新估价人民币会加剧中国的金融问题,而无助于稳定中国贸易
美国经济和外交界叫喊提高人民币兑换率会帮助中美之间的收支平衡。但美国的逆差是结构性造成的,对兑换价格的变化不会有什么反应。如前所言,一项大宗资金外流就是海外军事开销。另一项是在金融领域,用来收购外国公司,股票和债券。美国投资者自己正在抛弃美国经济,主要转向中国以获取更大收益,也等着汇率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美国的战略是大肆收购中国资产以获取每年超过20%以上的红利,而中国又会把这些美元以仅仅1%的利率回收给华盛顿和华尔街并且为美国承担私人投资的损失(这一战略1985年后用在日本头上,“效果”不错)。重新估价人民币会让美国对冲基金和投机者白捡便宜。
对人民币重新估价的预期早已激励更多资金涌入中国
更高的人民币兑换率会导致更多美元在贸易中流出美国,流入亚洲,通过迫使美国消费者(面对价格升高的商品)必须付更多的钱。与众多的“自由贸易”假设相反,事实上大多数贸易对货币价格的小范围波动没有反应(经济学术语管这叫“价格非弹性”)。这一点在1980年代日本提高了日元兑换率,而其贸易平衡却没有改变后,变得更加清晰。结果是美国消费者花了更多的钱。
这就是为何最近人民币升值21%,而中国的贸易平衡却照样增加而非减少。同样,日元自2009年秋以来大幅度升值,而其外汇储备还在增加。
即便中国重新估价人民币,其出口价格也不会按同等比例增加。这是因为进口的原材料,以及出口中的机械和其它成分都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价格(基本是按美元结算的)。因此,人民币价格升高会降低这些进口货的美元价格。出口价格的大约一半与进口材料的共同世界价格直接挂钩。如果人民币相对美元升高10%,则中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材料的价格(以人民币算)会降低10%。出口价格的一半不受影响,结果中国出口的整体价格只会增加5%。
由于贸易格局积重难返,所以要大规模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人民币的重估需要有“量子化”飞跃。小打小闹的重估不能满足美国外交家的要求。除非重估范围巨大一差不多人民币要升值40%左右一否则中国的贸易盈余不会减少而可能增加。在道德上,如果美国的目的只是想真正改变出口格局,则根本无须贬值(美元),除非原本就是为贬值而贬值(40%左右)。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这么干的:他把美元相对于黄金贬值40%!法国努力为法郎保值,结果经济崩溃。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但不升到疯狂的地步,则中国的贸易顺差还会增加,而不会象某些垃圾经济学说的会减少。届时,美国又会指责中国把事情弄得更糟了,而要求中国降低利率(制造泡沫经济),让其垮掉。总之,要你左右为难,都是你的错。问题根本不在兑换率上。以低利率创造更多国内信用会使中国经济不稳定
逼人民币升值的下一步可能会同1985年后强迫日本签定的广场协议和罗浮宫协议如出一辙(注,1985年九月22日,美、英、法、西德和日本在纽约广场旅馆签署协议,共同人为使美元相对于日元和马克贬值以平衡美国贸易赤字,增加美国企业竞争力。从即日起,到1987年初,短短一年半时间里,美元相对日元贬值了51%并继续下滑。于是,美、英、法、西德、加拿大和日本于1987年2月22日在法国巴黎签署罗浮宫协议以遏制美元继续下滑)。收支平衡盈余的经济被告知要“恢复平衡”,办法是放松银根,刺激资金外流。
结果就是制造出金融泡沫,颠覆产业竞争力并使银行业因负债累累而一团糟。日本当年同意让便宜的,过多的信用充斥其经济,动摇其产业,让房地产业背负债务,自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来,已经20年了!中国理应全力避免这种
政策。为避免正扼杀西方经济的经常性债务,中国应该把债务杠杆率降到最低并且限制银行系统制造信用购买现成财产的能力。尤其要严格制约境外银行分支使其不能帮助母国货币投机或从中国经济中榨取金融收益。
购买外国资源和财产以平衡中国国际收支
中国已经寻求购买境外矿物,燃料和农业资源以备自己增长输入之需。但这些努力远远不够,中国还有很多外汇盈余。多数国家用这些余钱收购外国重要经济部门。英,美,法这么干了100多年了。当年美国国际收支盈余时,她坚持别国要对美国敞开市场以支付债款和贸易逆差;要求负债国出售其公共基础设施,工业,矿物产权和主导行业给美国投资者以“恢复平衡”。但美国不允许外国对美国如此作为。这种不对称是造成美国私有行业的高收益和外国官方美元投资低收益差别的主要因素。
美国政府拒绝行为对等、对称,不许中国用流入中国的美国公司购买中国企业的钱来美国收购美国重要企业,尤其不能买金融和银行企业,是上述非对称局面的主要原因,美国在中国赚20%,中国只在美国赚l%。买回外国在华投资
未来的潮流应该是完全避免囤积外币。如何做到呢?欧洲政府提供了一种选择:用额外美元按账面价值购买美国在他们国家的投资股份。其实,中国可以对美国这么说:
“我们让你们在我们的工厂甚至银行投资,允许你们参与我们重要行业的经营,甚至享受特别优待。你们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是搞经济的最有效方式,可你们美国却不按同样的建议行事。你们不让我们用你们在华投资的美元以及我们出口换来的血汗钱在你们国家进行相应的投资。”
“决定谁拥有和控制自己的工业,银行信用创造特权和其它资源,理所当然是任何一国的主权。我们接受这一国际法原则。同理,我们要用手里多余的美元买断美国和其它国家在华投资。我们愿意按国际法行动,按你们会计师申报的账面价格购买你们的投资。”
“这会恢复国际收支平衡而使国际货币兑换稳定。考虑到美国消费市场萎缩,迫使我们转向国内市场,则我们这么做就再自然不过。”
显然,美国在华投资的股份持有者会会抱怨说他们的股份价值超过账面价值。这倒是真的,这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者努力不让美国政府实施反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但面对美国政府拒绝他们的建议而“自行其事”地推出反华策略,中国不是在独立行动,而是对 美国出手的反应。并且中国肯定会得到被美国把对外投资政治化有类似遭遇的国家的支持。
这个问题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就出现过,当时美国政府指示美国公司的驻外分支机构实施冷战政策,不与中国,苏联和其它经济体进行贸易。外国政府指出,美国给其驻外公司分支机构下如此指示是不适当的,这些机构理应遵从所在国的法律,而非美国的法律。这一问题在制裁伊朗和其它国家上又重新浮现。国际法长期以来在贸易,投资政策和信用等政策上一贯支持东道主(HOST COUNTRY)。我期望这是外国一欧洲,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买回美国境外投资时的出发点。
或许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辩论这些未来买断的公平价格。但这类问题的解决恐怕旷日持久。此项政策的含义和妙处我宁愿在适当的适合做详细的口头解释,在此不赘述。
总结:美元逆差的不平等
中国、亚洲和俄国一直在资助美国的海外花费和美国对东半球的包围,以及美国投资者在海外收购别国的顶级工业,金融机构和公共设施。这种情形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对称的。1823年,美国的门罗主义要欧洲滚出西半球,结束了欧洲在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和政治霸权。美国逐渐取代欧洲强权成为世界的主要投资者和政治、军事影响者。
今天,许多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欧洲人都希望见到一个和平的,多极的,而非单极的世界。他们坚信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吃白饭或在军事上控制世界。否则就不会是一个自由市场。最终,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会按照对称的,对所有参与者都一样的公共规则形成。数十年前,哈佛经济学家赫西曼(AIbert Hirschman)从美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呼吁美国停止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今天美国经济遭受主要由军费造成的长期国内预算赤字的困扰以及长期的经济透支。减少军费会为自己的经济解放更多资源,同时也使他国经济从军事预算中逐步挣脱出来。
这种逻辑获得美国公民和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而将其付诸实施则需要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该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依赖一种好战的军事开销,长期赤字,负债累累到以自己的能力根本付不起的情形。这种免费搭车是过去时代的帝国特征,21世纪应该拥有一个更公平,更平等(我希望)和少军事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