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黄树芳的新著《往事札记》，敬佩之余，我想来想去，想用两句话来概括我的阅读感受：满树芳华情未尽，且看黄花晚节香。
　　回忆起来，我和黄树芳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了。一九八三年夏天，煤炭工业部在大同矿务局安排开展了一个中学生夏令营活动，活动由副部长张超带队，参加活动的除了北京的几十名中学生，还邀请了萧军、娄师白、许麟庐、柳倩、韩少华、陈建功等诸多作家、画家和书法家，与大同的作者交流。那是《中国煤炭报》正式创办的第一年，我作为报社副刊部的记者，有幸参加了活动的全过程。当时黄树芳是矿务局宣传部的部长，也是夏令营组委会的负责人之一，处处可见他忙碌的身影。有人告诉我，别看黄树芳忙前忙后，一点儿架子没有，他也是一位作家呀。噢，作家，那厉害！我当时也在悄悄写小说，对当作家比较向往，对作家这个词也比较敏感，一听便记住了黄树芳的名字。之后，黄树芳从大同调到新开发的平朔煤矿，我多次到平朔去拜访他。遇到什么困难，也愿意请他帮忙。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和妻子带王安忆夫妇、刘恒一家，奔黄树芳而去，与平朔的作者座谈，彼此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更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并心怀感恩的是，黄树芳为我母亲安排的海滨之旅。二○○二年春节期间，得了重病做过手术的母亲向我提了一个要求，想看看大海。母亲很少开口向她的儿子提什么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很可能是母亲一生最后的心愿，我不能不慎重对待。可我知道，冬天尚未过去，处在旅游淡季的一些海边的疗养院、度假村之类还在放假，我带母亲去看海住在哪里呢？我第一个想到了黄树芳，他跟我说过，他们单位在南戴河建有一座疗养院，离海很近，出门就可以看海。于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了我母亲的心愿。他马上爽快答应，说没有问题，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你只管带母亲去吧，我一定安排好。这年春节过后，在黄树芳的关心帮助下，我带母亲到南戴河看了大海。第二年春节过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如果说看大海是我母亲一生中的一个梦想的话，是黄树芳帮我母亲圆了这个梦。
　　我听见有人把黄树芳叫黄主席，我叫不出来，我觉得这样叫显得有些生分。我见有人在文章里把黄树芳称为黄树芳先生，这样的称谓尊重是尊重了，只是觉得不够亲切，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自己没有哥，每次见到黄树芳，我都想叫他一声大哥。叫大哥会显得突兀，我只好叫他树芳兄。是的，多少年来，不管是见面还是在电话里，我都是叫他树芳兄。江湖上称兄道弟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兄不是那兄，树芳兄真是一位人品完美、人格高尚的好兄长啊！
　　不仅我有这样的看法，在全国煤矿的作家队伍里，乃至在全国文坛，只要一提到黄树芳，大家都会说，那可是一个好人哪。这样的评价，或许有些笼统，有些平常，不那么响亮，但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能得到这样众口一词的评价，并非易事。它需要以善良的天性为基础，还要以后天的长期写作、持续修为和不断完善自我为支持。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赢得有口皆碑的好口碑，有善良的天性还不够，“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还需要通过持之以恒的虚心学习，刻苦实践，以守住自己的天性，并使之得到升华。黄树芳六十年的创作生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每一篇作品，也诠释着做文与做人、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和道理。
　　人类世界由两方面组成，一是物质世界，二是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也叫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相应的，人们的生活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生活，一种是精神生活。这两种生活也叫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社会上的许多人，由于被汹涌的外在生活流所裹挟，也是时间所限，他们通常所过的大都是外在生活。也有那么一些有着独立意志的人，不管职位如何变，工作多么忙，也不管五光十色的外在生活多么诱人，他们在处理外在生活的同时，从不放弃属于自己的内在生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挤出一点儿时间，给自己留一点儿空间，以静下心来，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小花园里流连一番。无疑，黄树芳属于后者。
　　黄树芳在大型企业里先后当过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等，还有比他更忙的吗？有是有，恐怕也不多。可不管他忙得如何脚底板打锣，他总能处理好本职工作和业余写作的关系，不忘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下自己。不是谁都能找到自己，找到自己须有途径，得有抓手，途径和抓手就是坐下来写作。他通过写作，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生活，拓展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把内心世界落实下来，形成一件件文学作品。黄树芳在文章里明确写过，不管是为人处世还是写作，他奉行三个不争，即不争名，不争利，不争高低。他勤学敏思，注重写作的过程。他的写作过程，既是不断觉和悟的过程，不断审美的过程，也是不断反思甚至是反省的过程。通过反思，反省，使自己得到修行，以使人性更善良，内心更富足，道德更高尚，灵魂更高贵。
　　矛盾无处不在，黄树芳在工作中也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也受过委屈，甚至受过伤害。但由于他在长期写作中养成的开阔胸襟、悲悯情怀和超越精神，使他能够从容地将矛盾一一化解。在“文革”中，有同住一室的同事贴他的大字报，说他是“赵树理的黑爪牙”，使他深受打击。“文革”过后，当同事重新提起这个话题，请他理解时，他不仅原谅了同事，还表示说，他确实很崇拜赵树理，在创作中受到赵树理不少影响。黄树芳曾遇到过一个领导，因他不在领导的大学同学圈子里，人家就排挤他，使他的工作遇到不少困难，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却迟迟没有拿出来发表。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就把文章压下了。
　　无数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人长期处于写作状态，其心态与别人会有所不同。特别是一个正在写作的人，他的心不在现实世界，而是沉浸在自己所想象和创造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超越现实的心灵世界。在心灵世界里，他的心应该是静远之心，仁爱之心，感恩之心，温柔之心，他的情绪会随着作品中人物的欣喜而欣喜，忧伤而忧伤。同时，他会增强生命意识，提前看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以及尽头的身后事，这样他的境界就不一样了。所谓看淡、看开、看破尘世中的一切，无非就是这样的境界。有了这样的境界，他不但不会悲观厌世，而是会更加珍爱生命，珍爱人生。稍稍具体一点儿说吧，当一个作者正写得满眼泪水的时候，心里正是爱意绵绵、温存无边的时候，不管他看见一朵花还是一棵草；一块云还是一只鸟，都会觉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这时候如遇到一些事情，他的反应可能会慢一些，因为还没能从自己的小说情景里走出来。他看待事情的目光还是文学的目光，情感的目光，善待一切的目光。至少，他不会着急，更不会发火。黄树芳就是这样。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所在单位有一位女干部，工作能力強，英语过硬，颇得中外职工赞赏。后来她与中国的丈夫离了婚，找了一个老外，这件事在职工中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一天，她到干部处找到黄树芳，要求出国探亲。若换了别人，或许会对女干部进行一番诘问，不会顺利答应她的要求。而黄树芳意识到，女干部的选择，也许隐含着一些新的价值取向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他还想到，这位女干部也许会成为她的写作对象。于是，他对女干部让座让水，还跟人家聊了一会儿，让工作人员为女干部办好了手续。女干部忐忑而来，满意而去。
　　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黄树芳的微笑没有，反正我是注意到了。几十年来，只要我一想到黄树芳，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他微笑的样子。他笑得眼睛弯弯，眼睑眯眯，像传说中的弥勒的微笑。他的微笑真诚、谦和，是经常性的，几乎成了他形象的一个标志。谓予不信，请看此书封面上黄树芳的照片就知道了。
　　一个作家，不管他写作的时间有多长，写来写去，只能是写自己。不管他塑造了多少个人物，归根结底，塑造的也是他自己。文学的本质是劝善的，是改善人心和人性的，希望人生和社会都变得更美好一些。而要做到这些，正人先正己，正己先正心，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善良人，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善良，做到善始善终。在这方面，已是耄耋之年的黄树芳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回头再说说我在开头所说的两句话，第一句是我苦思冥想想起来的，第二句是借用宋代诗人韩琦的咏菊诗。两句话的用意是明显的，这里就不再解释了。在新书《往事札记》首发之际，谨向树芳大兄一鞠，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刘庆邦：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四十余部。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俄、德、意等外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