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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1949年9月21日)，广播站上了主席台——在主席台的右后角，有属于它的一套小桌椅，桌上放一部电话。凡有人上台讲话，桌边的中央电台(全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49年12月前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记者便拿起电话。这是录音的信号，电话线路连着幕后的红灯，电话一拿起，电路接通，红灯便亮起来，幕后的录音员也随即开始工作。那段“中国人站起来了”的讲话录音于9月21日21点15分在中央台和地方新华广播联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杨兆麟)
广播一时间成为中央和地方的重要纸媒的焦点。《光明日报》报道了北京清华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师生们“聆听人民领袖的声音”。香港《华商报》转载了新华社的数据，将北平和沈阳两地收听讲话录音的人数划定在千万以上。《解放日报》对收听情景加以描绘，“……大家却越来越聚拢，头向前伸着，眼睛凝视着，耳朵倾听着，好像就要钻进收音机里面去了。”这篇报道的题目颇具象征意味——《狂欢在收音机旁》。(见1949年9月25日《解放日报》)
收听广播的N种理由
1949年了，你不能不听广播。
因为广播不仅转播政协会议，10月1日，中央电台在天安门城楼上安装了设备，连续6小时全程实况转播了“开国大典”。(当时北京的人口约为420万人，而亲赴天安门参加群众游行的名额只有30万。此后五六十年代的国庆和“五一”，首都大型群众游行庆祝活动也由中央电台现场实况转播。)
因为中央电台晚间节目——《全国新闻联播》(1951年开播)是“了解中央最新精神及国内外最新动态的最权威。最快捷的渠道。”在通讯欠发达的时代里，广播的速度比报纸快，“每次有重要新闻要披露时，中央领导同志总是批示‘今晚广播，明天见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966年6月1日，《联播》首先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文革”就此拉开序幕。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又是中央电台最先公布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因为从1951年1 2月1日开始，中央电台每天早上6点55分－7点15分都会播出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口令音乐。“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广播体操：长达半个世纪的全民健身记忆》见2008年7月15日《北京日报》)
因为1953年的“扫除文盲运动”部分是通过北京电台和北京市识字运动委员会合办的《速成识字广播实验教学讲座》来推动的。1955年，北京市的五六千名未考取高中又难以就业的初中毕业生，只能通过听广播补习文化课和政治课，获得高中学历。专用的教学广播频道于1959年开通。
尤其在1958年后“大跃进期间”，广播一度具备了指挥功能。1958年4月19日，凌晨4点，北京市民在电台广播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的总攻击令后倾巢而出。此后3天，每天早5点—8点，下午4点－7点20分是全市市民统一轰赶麻雀的时间，而晚8点以后，是收获战利品——对连遭轰赶疲惫不堪的麻雀进行掏堵。(《四十年前北京的捕麻雀战斗》，骆立雪)在1959年4月16日，北京电台又号召各区县的干部群众在田边收听了长达4小时的午夜防霜特别广播。
当然，还有广播的内容，比如娱乐节目。以下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50年4月的节目时间表：
第一次播音时间(6：50——9：00)
6：50——7：00开始曲(国歌)对时
7：00——7：15第一次新闻
7：15——7：45音乐
7：45——8：00第二次新闻
8：00——9：00播讲座时间
第二次播音时间(11：50——15：30)
11：50——12：00开始曲(国歌)对时
12：00——12：30京剧
12：30——12：45第三次新闻
12：45——13：00书刊、电影、戏剧、歌曲介绍
13：00——13：30故事讲述
13：30——13：45第四次新闻结束曲
13：45——15：30记录新闻
第三次播音时间(17：50——晨0：30)
17：50——18：00开始曲报告晚上节目对时
18：00——18：30曲艺
18：30——18：45首都报纸摘要
18：45——19：00自然科学讲座
19：00——20：00社会科学讲座
20：00——20：30人民讲坛
20：30——21：00文艺节目
21：00——21：15第五次新闻
21：15——21：30评论
21：30——21：45第六次新闻——国际新闻
21：45——22：00各地通讯和人物故事
22：00——22：30文艺节目
22：30——22：45第七次新闻
22：45——23：00音乐结束曲
23：00——0：30记录新闻
全天共播出22个节目(不包括开始曲和计时，不算讲座重播，记录新闻也只算一个)，其中文艺节目8个，占36％，根据1962年的统计数据，中央电台的文艺娱乐节目比例上升为65～70％。不过数量和份量显然不成正比。组织群众收听节目的收音员有责任将“把群众从爱听唱戏听歌曲，逐渐转移到爱听新闻，爱听各种讲座或演讲”的“正途”上。在新闻总署所列出的广播的几项任务中，娱乐排名最末，前三位分别是发布新闻、传达政令和社会教育。另外，娱乐节目的质量随政策调整也浮动较大，也从1967年到1977年的“文革”中，所有的文娱内容只剩下8个样板戏和8首革命歌曲。
每个人都在收听广播，但他们却没有收音机
对于一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市民来说，广播确实很重要，但广播的接收终端——收音机却并不普及。1949年，北京人拥有多少台收音机呢?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建国初期，全国似乎共有收音机约100万台，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制造的三灯或四灯中波收音机，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一带中上等人家手中。(《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1 940年后，“华北广播协会”(日控)在北京强制推销了4万台“协和牌”中波收音机，彼时，北京的人口数量约为150万，北京收音机的拥有率是2.6％。1949年的北京人口为420万，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在1949年间，北京居民拥有收音机的数量并没有大幅变化，那么收音机的拥有率便跌破了1％。文史资料也大概相符，1949年，人民解放军东野四十军想在北平购买一台收音机，但市面上买不到。(《收听开国大典盛况的收音机》李相玉原载《老年日报》)
每个人都在收听广播，但他们却没有收音机。这听起来像个悖论。但事实如此，听广播一直是种集体活动，你听广播的场合可能是一次广播大会。广播大会起源于1949年北京电台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而举办的广播联欢会，具体的做法是，在电台的播音室里请来群众开小会，另在电台外组织更多的群众集体收听。在1950—1951年间，北京电台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打击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为主题举办了很多广播大会。以1951年的“北京市工商界迎接国庆，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广播大会”为例，全市范围内有来自136个行业的20万人被组织起来收听。
由此，出现了对组织者——收音员的需求。准确地说，收音员并不是一种职业，通常由办公室文员兼任，他们的责权是收听、记录、宣传广播的重要内容，并组织听众收听重要节目。他们的工作方式有点儿类似于电影放映员——“把收音机放置在大厅中，把房子打扫干净，准备了座位和开水，邀请各机关人员听广播。”(《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机关、团体、工厂、学校从1950年开始设置收音员，通常为办公室人员兼职。(北京电台有一种广播小组，其作用和收音员作用类似。)
而收音机摆上普通家庭的“五斗橱或带两个抽屉的小衣柜或书架”，《红字金底——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刘仰东)似乎是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1968年，北京市收音机的产量大增，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达到了7位数，按照《北京市收音机工业发展史》(广播爱好者网)的数字为，1968年，北京市年产收音机134，098台，而1967年的数字为53，794台。彼时的小康家庭标准为“三转一响”，“三转”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即收音机，八十年代，小康标准中的“三转”换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音机也被收录机代替。
责任编辑 刘俊
广播一时间成为中央和地方的重要纸媒的焦点。《光明日报》报道了北京清华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师生们“聆听人民领袖的声音”。香港《华商报》转载了新华社的数据，将北平和沈阳两地收听讲话录音的人数划定在千万以上。《解放日报》对收听情景加以描绘，“……大家却越来越聚拢，头向前伸着，眼睛凝视着，耳朵倾听着，好像就要钻进收音机里面去了。”这篇报道的题目颇具象征意味——《狂欢在收音机旁》。(见1949年9月25日《解放日报》)
收听广播的N种理由
1949年了，你不能不听广播。
因为广播不仅转播政协会议，10月1日，中央电台在天安门城楼上安装了设备，连续6小时全程实况转播了“开国大典”。(当时北京的人口约为420万人，而亲赴天安门参加群众游行的名额只有30万。此后五六十年代的国庆和“五一”，首都大型群众游行庆祝活动也由中央电台现场实况转播。)
因为中央电台晚间节目——《全国新闻联播》(1951年开播)是“了解中央最新精神及国内外最新动态的最权威。最快捷的渠道。”在通讯欠发达的时代里，广播的速度比报纸快，“每次有重要新闻要披露时，中央领导同志总是批示‘今晚广播，明天见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966年6月1日，《联播》首先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文革”就此拉开序幕。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又是中央电台最先公布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因为从1951年1 2月1日开始，中央电台每天早上6点55分－7点15分都会播出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口令音乐。“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广播体操：长达半个世纪的全民健身记忆》见2008年7月15日《北京日报》)
因为1953年的“扫除文盲运动”部分是通过北京电台和北京市识字运动委员会合办的《速成识字广播实验教学讲座》来推动的。1955年，北京市的五六千名未考取高中又难以就业的初中毕业生，只能通过听广播补习文化课和政治课，获得高中学历。专用的教学广播频道于1959年开通。
尤其在1958年后“大跃进期间”，广播一度具备了指挥功能。1958年4月19日，凌晨4点，北京市民在电台广播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的总攻击令后倾巢而出。此后3天，每天早5点—8点，下午4点－7点20分是全市市民统一轰赶麻雀的时间，而晚8点以后，是收获战利品——对连遭轰赶疲惫不堪的麻雀进行掏堵。(《四十年前北京的捕麻雀战斗》，骆立雪)在1959年4月16日，北京电台又号召各区县的干部群众在田边收听了长达4小时的午夜防霜特别广播。
当然，还有广播的内容，比如娱乐节目。以下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50年4月的节目时间表：
第一次播音时间(6：50——9：00)
6：50——7：00开始曲(国歌)对时
7：00——7：15第一次新闻
7：15——7：45音乐
7：45——8：00第二次新闻
8：00——9：00播讲座时间
第二次播音时间(11：50——15：30)
11：50——12：00开始曲(国歌)对时
12：00——12：30京剧
12：30——12：45第三次新闻
12：45——13：00书刊、电影、戏剧、歌曲介绍
13：00——13：30故事讲述
13：30——13：45第四次新闻结束曲
13：45——15：30记录新闻
第三次播音时间(17：50——晨0：30)
17：50——18：00开始曲报告晚上节目对时
18：00——18：30曲艺
18：30——18：45首都报纸摘要
18：45——19：00自然科学讲座
19：00——20：00社会科学讲座
20：00——20：30人民讲坛
20：30——21：00文艺节目
21：00——21：15第五次新闻
21：15——21：30评论
21：30——21：45第六次新闻——国际新闻
21：45——22：00各地通讯和人物故事
22：00——22：30文艺节目
22：30——22：45第七次新闻
22：45——23：00音乐结束曲
23：00——0：30记录新闻
全天共播出22个节目(不包括开始曲和计时，不算讲座重播，记录新闻也只算一个)，其中文艺节目8个，占36％，根据1962年的统计数据，中央电台的文艺娱乐节目比例上升为65～70％。不过数量和份量显然不成正比。组织群众收听节目的收音员有责任将“把群众从爱听唱戏听歌曲，逐渐转移到爱听新闻，爱听各种讲座或演讲”的“正途”上。在新闻总署所列出的广播的几项任务中，娱乐排名最末，前三位分别是发布新闻、传达政令和社会教育。另外，娱乐节目的质量随政策调整也浮动较大，也从1967年到1977年的“文革”中，所有的文娱内容只剩下8个样板戏和8首革命歌曲。
每个人都在收听广播，但他们却没有收音机
对于一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市民来说，广播确实很重要，但广播的接收终端——收音机却并不普及。1949年，北京人拥有多少台收音机呢?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建国初期，全国似乎共有收音机约100万台，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制造的三灯或四灯中波收音机，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一带中上等人家手中。(《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1 940年后，“华北广播协会”(日控)在北京强制推销了4万台“协和牌”中波收音机，彼时，北京的人口数量约为150万，北京收音机的拥有率是2.6％。1949年的北京人口为420万，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在1949年间，北京居民拥有收音机的数量并没有大幅变化，那么收音机的拥有率便跌破了1％。文史资料也大概相符，1949年，人民解放军东野四十军想在北平购买一台收音机，但市面上买不到。(《收听开国大典盛况的收音机》李相玉原载《老年日报》)
每个人都在收听广播，但他们却没有收音机。这听起来像个悖论。但事实如此，听广播一直是种集体活动，你听广播的场合可能是一次广播大会。广播大会起源于1949年北京电台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而举办的广播联欢会，具体的做法是，在电台的播音室里请来群众开小会，另在电台外组织更多的群众集体收听。在1950—1951年间，北京电台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打击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为主题举办了很多广播大会。以1951年的“北京市工商界迎接国庆，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广播大会”为例，全市范围内有来自136个行业的20万人被组织起来收听。
由此，出现了对组织者——收音员的需求。准确地说，收音员并不是一种职业，通常由办公室文员兼任，他们的责权是收听、记录、宣传广播的重要内容，并组织听众收听重要节目。他们的工作方式有点儿类似于电影放映员——“把收音机放置在大厅中，把房子打扫干净，准备了座位和开水，邀请各机关人员听广播。”(《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机关、团体、工厂、学校从1950年开始设置收音员，通常为办公室人员兼职。(北京电台有一种广播小组，其作用和收音员作用类似。)
而收音机摆上普通家庭的“五斗橱或带两个抽屉的小衣柜或书架”，《红字金底——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刘仰东)似乎是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1968年，北京市收音机的产量大增，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达到了7位数，按照《北京市收音机工业发展史》(广播爱好者网)的数字为，1968年，北京市年产收音机134，098台，而1967年的数字为53，794台。彼时的小康家庭标准为“三转一响”，“三转”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即收音机，八十年代，小康标准中的“三转”换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音机也被收录机代替。
责任编辑 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