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世界上还有另外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
　　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40年时间里，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国内的体制改革外，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也越开越大。
　　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679亿元，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了90万亿元大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以及商品消费第二大国。40年间，7.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2018年12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
　　美国人龙安志是一名律师、政治经济学家、环境学家。他于1981年来到中国，彼时的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龙安志亲历了中国许多行业和领域的改革与开放，见证了中国从物质匮乏到经济繁荣的转变历程。他在著作《大开放：美国人亲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记述了自己的见闻。最近，在接受《中印对话》采访时，他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中印对话》：您当时为什么来中圈？您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如何？
　　龙安志：1979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作为第二批来华学习中文的美国人，我在南开大学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学习。
　　当时的中国物质匮乏，街上人们的着装清一色以蓝或绿为主，衣服的款式很少。由于食品供應不足，吃上蔬菜是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的“特权”。大部分中国学生只能吃米饭和馒头，而且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食物的。
　　当时，中国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在天津，国营商店供应有限，人们每天都要排长队购买食品。但那时已经有农民骑着自行车来到城里，在街角铺下一块布，摆摊叫卖蔬菜和花生。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开始萌芽。不久，一家服装市场在北京西单开业，我的一些中国朋友特别兴奋，晚饭过后我们会去西单，看看这些广州运来的衣服。我们意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发展成型。
　　《中印对话》：您是如何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龙安志：上世纪80年代，我帮助许多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如埃克森美孚、罗氏制药、柯达、拜耳、爱立信等。我还曾参与过一个选址在国贸的项目，人们当时认为这个项目过于大胆和冒险，因为这个地方远在北京二环以外，离当时北京的市中心比较远，当时人们认为王府井才是好地段，没想到北京会发展得这么快。每次促成一家合资企业，也同时是在改组国企。
　　鉴于我和国企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上世纪90年代中叶，我参与了一项由亚洲开发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共同举办的项目，我参与了中国国企改革蓝图的制订。当时，安徽省的企业被选做了改革试点。我们进行了化肥、钢铁、水泥等产业的改革，试点成果为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方案提供了参考。这一方案在1998年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采纳。
　　《中印对话》：在您写的书中，您提到自己经常跟中国官员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龙安志：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问朱镕基总理：“当您在签署一个文件或者做一个有关经济政策的决定时，您是怎么考虑的？”他的回答是，社会心理学很重要。他说，不论你的政策或理论有多好，如果人们不买账，那就一点用都没有。我必须首先考虑人们的反应，再去想其他的。这无关理论。
　　他的思路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几乎总在考虑理论，就理论进行辩论，他们不去想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朱锫基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在改革的背后，他看待经济的方式很人性、很务实。
　　《中印对话》：您怎样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
　　龙安志：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创举对世界影响很大。美国倡导所谓的全盘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许多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深受其害，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情和美国等西方大国迥然不同。而中国的方案证明，世界上还有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