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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拜登走了，问题犹存。
就在奥体中心的篮球赛、胡同里的炸酱面、人民大会堂内的谈笑风生，铺陈出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中国行的“温暖基调”之际，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问题，依然是那样的复杂、混沌、充满矛盾。
今年以来，美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股市大幅动荡、主权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前所未有地调降，而当美国经济危机频发之际，中国的经济却似乎一枝独秀、延续着30多年持续增长的奇迹，因此，“美国衰落论”在国际国内，成为被热议的话题。
本刊专访了美国副总统拜登、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并约请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撰文，从经济、政治和历史不同层面探讨美国是否正在进入衰落期，以及中国在此阶段应如何清醒认识自身实力，准确定位。
事实上，全球化体系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联，也给中美两国指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跳脱大国博弈的历史新途。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失衡的全球化治理，世界需要的是竞争中的合作，而不是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
2011年8月22日，美国副总统拜登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启程飞赴蒙古，在为期六天的中国行中，拜登许下了诸多承诺。临行前一天，他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时称，“美国从来没有债务违约，将来也永远不会。”
就在拜登访华前夕，美国与债务违约擦肩而过，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空前质疑。
拜登的承诺赢得了中国政府的认同。8月19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拜登共同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时表示，“美国经济向来具有很强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相信美国经济一定会在应对挑战中取得更好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此行既是劝说中国继续投资美国的信心之旅，也是试图调试两国间战略定位的未来之旅。
在中美40年交往史中，拜登访华发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象征意味的历史时刻——8月5日，美国遭遇历史性的信用评级下调；8月10日，中国第一艘航母启程试航。这看似“此消彼长”的一幕，使很多人习惯性地从既往霸权嬗递的角度，解读中美关系的未来格局。
美国经济根本优势犹存
《财经》：现在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将通过通货膨胀或者美元贬值的手段来解决债务问题。鉴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受债务上限协议的影响，会不会有第三次量化宽松（QE3）？美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手段，来保障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安全？
拜登：我想澄清这一点——奥巴马政府坚定承诺维护美国经济的基础，确保美国政府债券对其所有投资者的安全性、折现力及价值。这首先是一个对美国公民的坚定承诺——他们是美国政府绝大部分债券的持有者，同时这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外国投资者的坚定承诺。
美国经济的根本优势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一个无须服从行政分支指令的独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负有维持最大限度就业率和稳定物价的使命，它作为一个机构和一个抵抗通胀的机制享有极高信誉。
《财经》：美国经济依然疲软，失业率高企。但是，有关债务上限的协议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支出，而扩大支出是过去两年里政府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请问在支出受限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在考虑采取哪些其他手段来重振经济？
拜登：自从奥巴马总统和我在2009年1月宣誓就职那天起，我们就一直注重就业和经济。就在那个月，美国损失了超过80万个工作岗位。我们优先考虑的是稳定经济，避免发生第二次“大萧条”，并促进私营行业的就业增长；借助经济刺激政策，我们成功地做到了前一点。我们相信，最近民主、共和两党就提升美国债务上限，削减赤字达成的协议，将有助于保持美国走负责任的金融路线。
虽然我们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未来依然任重道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继续注重加强美国经济的核心基础，并为此而向教育、创新、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这些投资将帮助美国人民开发在今天这个彼此相连的世界上保持全球竞争力所需的技能和手段，并从长远来说，有助于确保美国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奥巴马总统和我将敦促国会颁布大幅削减赤字的法案，同时采取更多手段刺激就业，巩固美国经济的复苏。本政府也将致力于使美国专利制度现代化，发展新的制造业技术，并通过旨在促进全球一体化的贸易协定。
当然，上述经济挑战并不属美国独有——它们是全球性的挑战。正如我们在G20峰会上讨论的那样，促进可持续的、平衡的全球增长并不只是美国的责任——所有主要经济体都能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已经表明，它未来五年内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振内需和消费。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家庭提升生活水平，而且也将为世界经济做出无可估量的贡献。
《财经》：有人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实力会继续衰落。你对此有何评价？为什么？
拜登：我从事公共服务很长时间——其实已经38年了。在这一时期里，很多人都曾说过，如同现在一些人在说的一样，美国在衰落。他们那时候错了，他们现在也错了。
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提醒美国人民的那样，“尽管我们面临诸多挑战，我们仍继续拥有最好的大学、一些生产力最强的工人、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全球最有胆识的企业家。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们不仅始终有这份能力，也有采取行动的意愿——决定我们未来的意志；我们的民主制度要求以理性的方式消弭我们的分歧并取得进展，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为了下一代。”
坦率地说，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诸多优势，使它经受住了过去岁月中的经济和金融挑战——从制度的优势，到灵活性，到创新能力，以及它给美国人民和到美国来追求梦想的人们提供机会的能力。
《财经》：数十年来，美国一直被视为全球经济负责任的领袖和第一引擎。但债务危机和量化宽松政策激起了其他国家的诸多抱怨。美国应怎样恰当地处理它对世界经济的责任？
拜登：我们国家的历史不言而喻地表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并且继续是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的领导力量。在二战后消除贸易壁垒、创造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努力中，我们站在最前列，这一努力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空前增长，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因此繁荣。我们在继续致力于达成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协议。
正是在美国领导下的、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努力，形成了G20这一全球主要经济和金融机制。我们强有力地成功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增进其管理能力，并提高了中国等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其中的代表性。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全球伙伴一道，致力于确保经济复苏，确保一个更强有力、更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确保强劲、平衡和持续的全球增长。
我们也懂得，克服我们经济挑战的道路始于国内。
导致金融危机和衰退的无节制行为不是一夜间形成的，也不是一夜间能解决的。我们需要时间来解决房地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帮助美国家庭重建其资产，并使每一个希望工作的美国人重返岗位。但美国经济的根本优势——其回升力、灵活性、创新和增长的能力——依然存在。
中国将拥有更多攸关利益
《财经》：中国坚持认为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和国际航线的安全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要持续吁求推进该区域的航行自由？在围绕南中国海的争议中，美国想扮演怎样的角色？
拜登：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对于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维持和平稳定，以及尊重国际法方面有着持久的国家利益。我们反对任何提出索求的一方为实现其索求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我们支持所有索求方通过外交协作渠道，不带强制地解决争端。
我们赞扬东盟和中国最近宣布，双方同意落实有关指针，促进信心建设措施和在南中国海的联合项目。这是朝着达成行为准则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同时也展现了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可以取得的进展。我们鼓励有关各方加速努力，以达成在南中国海的全面行为准则。我们呼吁各方以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习惯国际法的方式，澄清自己在南中国海的权利索求。
《财经》：多年以来，中美之间经济力量的平衡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你怎样看待这种变化？现在是否到了一个中美两国应调整战略关系的时刻？从华盛顿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十年里将怎样发展？
拜登：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中国人民依靠辛勤努力、坚持不懈以及所具有的远见，使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如今在帮助推动世界经济繁荣——他们有理由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同样清楚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是由于有一个开放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以及长期以来美国的实力帮助在亚太地区创造的和平稳定环境。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将拥有更多攸关利益——也将有更多责任去协助维系这一体系。
我们两国，当今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连在一起。在许多领域，我们都可以展开合作。
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我们之间存在竞争。我坚定地相信，美国人民的能力将在与同他们能力相当的人民的真诚竞争中得到提高。中国人民正是这样的人民。我欢迎两国间健康和公平的竞争，因为我相信，这将刺激我们共同创新，我们也都能从中获益。
我不把这看做是你失我得的零和游戏。我们各自在对方的成功中都有攸关利益。正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一个崛起的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的持续繁荣，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未来至关重要，我们希望通过在开放、自由、透明、公平市场上的健康和公平的竞争，同这个地区接触交往。
背景
（1）经济政策：奥巴马政府延续了罗斯福政府“新政”思路，主要通过扩大政府开支，谋求经济复苏。其政策思路主要体现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上。该法案动用了7870多亿美元联邦财政资金，其中2880亿美元用于减税抵扣，1450亿美元用于长期投资，涵括基建、新能源开发等项目。政策旨在避免经济陷入萧条，并重建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
政策施行两年多来，美国经济虽然成功避免了萧条，但没有带来突破性的产业技术革命，也没能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深陷无就业复苏困境。
奥巴马政府目前再度聚焦减税政策。但消费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已近七八成，外界普遍认为，减税难以有效重振经济。
（2）财政、货币政策：美国政府的最大财政难题是，中短期扩大或至少维持一定规模的政府开支以保障经济复苏，与长期减少财政赤字的矛盾。
执政近三年来，奥巴马政府财政开支高企，2011财年财政赤字或将创下战后新高。8月2日，美国国债余额突破法定上限。虽然两党最后就提升债务上限达成共识，但协议要求政府在未来十年内减少2.1万亿美元的预算。这限制了政府提振经济的手段。
由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于行政部门。因此，外界普遍忧虑，美国将通过本币贬值的方式，向世界转嫁部分债务压力。
（3） 对华政策：上台伊始，奥巴马政府反复强调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与中国共同提出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设想。2009年中美高层交往频繁，全球性议题代替传统双边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焦点。但随着危机深入，复苏压力放大了经济争议，双方很快在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等领域形成对峙。两国关系在2010年急转直下。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在双方推动下，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拜登走了，问题犹存。
就在奥体中心的篮球赛、胡同里的炸酱面、人民大会堂内的谈笑风生，铺陈出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中国行的“温暖基调”之际，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问题，依然是那样的复杂、混沌、充满矛盾。
今年以来，美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股市大幅动荡、主权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前所未有地调降，而当美国经济危机频发之际，中国的经济却似乎一枝独秀、延续着30多年持续增长的奇迹，因此，“美国衰落论”在国际国内，成为被热议的话题。
本刊专访了美国副总统拜登、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并约请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撰文，从经济、政治和历史不同层面探讨美国是否正在进入衰落期，以及中国在此阶段应如何清醒认识自身实力，准确定位。
事实上，全球化体系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联，也给中美两国指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跳脱大国博弈的历史新途。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失衡的全球化治理，世界需要的是竞争中的合作，而不是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
2011年8月22日，美国副总统拜登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启程飞赴蒙古，在为期六天的中国行中，拜登许下了诸多承诺。临行前一天，他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时称，“美国从来没有债务违约，将来也永远不会。”
就在拜登访华前夕，美国与债务违约擦肩而过，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空前质疑。
拜登的承诺赢得了中国政府的认同。8月19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拜登共同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时表示，“美国经济向来具有很强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相信美国经济一定会在应对挑战中取得更好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此行既是劝说中国继续投资美国的信心之旅，也是试图调试两国间战略定位的未来之旅。
在中美40年交往史中，拜登访华发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象征意味的历史时刻——8月5日，美国遭遇历史性的信用评级下调；8月10日，中国第一艘航母启程试航。这看似“此消彼长”的一幕，使很多人习惯性地从既往霸权嬗递的角度，解读中美关系的未来格局。
美国经济根本优势犹存
《财经》：现在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将通过通货膨胀或者美元贬值的手段来解决债务问题。鉴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受债务上限协议的影响，会不会有第三次量化宽松（QE3）？美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手段，来保障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安全？
拜登：我想澄清这一点——奥巴马政府坚定承诺维护美国经济的基础，确保美国政府债券对其所有投资者的安全性、折现力及价值。这首先是一个对美国公民的坚定承诺——他们是美国政府绝大部分债券的持有者，同时这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外国投资者的坚定承诺。
美国经济的根本优势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一个无须服从行政分支指令的独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负有维持最大限度就业率和稳定物价的使命，它作为一个机构和一个抵抗通胀的机制享有极高信誉。
《财经》：美国经济依然疲软，失业率高企。但是，有关债务上限的协议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支出，而扩大支出是过去两年里政府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请问在支出受限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在考虑采取哪些其他手段来重振经济？
拜登：自从奥巴马总统和我在2009年1月宣誓就职那天起，我们就一直注重就业和经济。就在那个月，美国损失了超过80万个工作岗位。我们优先考虑的是稳定经济，避免发生第二次“大萧条”，并促进私营行业的就业增长；借助经济刺激政策，我们成功地做到了前一点。我们相信，最近民主、共和两党就提升美国债务上限，削减赤字达成的协议，将有助于保持美国走负责任的金融路线。
虽然我们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未来依然任重道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继续注重加强美国经济的核心基础，并为此而向教育、创新、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这些投资将帮助美国人民开发在今天这个彼此相连的世界上保持全球竞争力所需的技能和手段，并从长远来说，有助于确保美国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奥巴马总统和我将敦促国会颁布大幅削减赤字的法案，同时采取更多手段刺激就业，巩固美国经济的复苏。本政府也将致力于使美国专利制度现代化，发展新的制造业技术，并通过旨在促进全球一体化的贸易协定。
当然，上述经济挑战并不属美国独有——它们是全球性的挑战。正如我们在G20峰会上讨论的那样，促进可持续的、平衡的全球增长并不只是美国的责任——所有主要经济体都能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已经表明，它未来五年内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振内需和消费。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家庭提升生活水平，而且也将为世界经济做出无可估量的贡献。
《财经》：有人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实力会继续衰落。你对此有何评价？为什么？
拜登：我从事公共服务很长时间——其实已经38年了。在这一时期里，很多人都曾说过，如同现在一些人在说的一样，美国在衰落。他们那时候错了，他们现在也错了。
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提醒美国人民的那样，“尽管我们面临诸多挑战，我们仍继续拥有最好的大学、一些生产力最强的工人、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全球最有胆识的企业家。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们不仅始终有这份能力，也有采取行动的意愿——决定我们未来的意志；我们的民主制度要求以理性的方式消弭我们的分歧并取得进展，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为了下一代。”
坦率地说，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诸多优势，使它经受住了过去岁月中的经济和金融挑战——从制度的优势，到灵活性，到创新能力，以及它给美国人民和到美国来追求梦想的人们提供机会的能力。
《财经》：数十年来，美国一直被视为全球经济负责任的领袖和第一引擎。但债务危机和量化宽松政策激起了其他国家的诸多抱怨。美国应怎样恰当地处理它对世界经济的责任？
拜登：我们国家的历史不言而喻地表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并且继续是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的领导力量。在二战后消除贸易壁垒、创造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努力中，我们站在最前列，这一努力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空前增长，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因此繁荣。我们在继续致力于达成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协议。
正是在美国领导下的、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努力，形成了G20这一全球主要经济和金融机制。我们强有力地成功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增进其管理能力，并提高了中国等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其中的代表性。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全球伙伴一道，致力于确保经济复苏，确保一个更强有力、更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确保强劲、平衡和持续的全球增长。
我们也懂得，克服我们经济挑战的道路始于国内。
导致金融危机和衰退的无节制行为不是一夜间形成的，也不是一夜间能解决的。我们需要时间来解决房地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帮助美国家庭重建其资产，并使每一个希望工作的美国人重返岗位。但美国经济的根本优势——其回升力、灵活性、创新和增长的能力——依然存在。
中国将拥有更多攸关利益
《财经》：中国坚持认为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和国际航线的安全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要持续吁求推进该区域的航行自由？在围绕南中国海的争议中，美国想扮演怎样的角色？
拜登：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对于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维持和平稳定，以及尊重国际法方面有着持久的国家利益。我们反对任何提出索求的一方为实现其索求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我们支持所有索求方通过外交协作渠道，不带强制地解决争端。
我们赞扬东盟和中国最近宣布，双方同意落实有关指针，促进信心建设措施和在南中国海的联合项目。这是朝着达成行为准则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同时也展现了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可以取得的进展。我们鼓励有关各方加速努力，以达成在南中国海的全面行为准则。我们呼吁各方以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习惯国际法的方式，澄清自己在南中国海的权利索求。
《财经》：多年以来，中美之间经济力量的平衡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你怎样看待这种变化？现在是否到了一个中美两国应调整战略关系的时刻？从华盛顿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十年里将怎样发展？
拜登：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中国人民依靠辛勤努力、坚持不懈以及所具有的远见，使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如今在帮助推动世界经济繁荣——他们有理由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同样清楚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是由于有一个开放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以及长期以来美国的实力帮助在亚太地区创造的和平稳定环境。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将拥有更多攸关利益——也将有更多责任去协助维系这一体系。
我们两国，当今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连在一起。在许多领域，我们都可以展开合作。
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我们之间存在竞争。我坚定地相信，美国人民的能力将在与同他们能力相当的人民的真诚竞争中得到提高。中国人民正是这样的人民。我欢迎两国间健康和公平的竞争，因为我相信，这将刺激我们共同创新，我们也都能从中获益。
我不把这看做是你失我得的零和游戏。我们各自在对方的成功中都有攸关利益。正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一个崛起的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的持续繁荣，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未来至关重要，我们希望通过在开放、自由、透明、公平市场上的健康和公平的竞争，同这个地区接触交往。
背景
（1）经济政策：奥巴马政府延续了罗斯福政府“新政”思路，主要通过扩大政府开支，谋求经济复苏。其政策思路主要体现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上。该法案动用了7870多亿美元联邦财政资金，其中2880亿美元用于减税抵扣，1450亿美元用于长期投资，涵括基建、新能源开发等项目。政策旨在避免经济陷入萧条，并重建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
政策施行两年多来，美国经济虽然成功避免了萧条，但没有带来突破性的产业技术革命，也没能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深陷无就业复苏困境。
奥巴马政府目前再度聚焦减税政策。但消费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已近七八成，外界普遍认为，减税难以有效重振经济。
（2）财政、货币政策：美国政府的最大财政难题是，中短期扩大或至少维持一定规模的政府开支以保障经济复苏，与长期减少财政赤字的矛盾。
执政近三年来，奥巴马政府财政开支高企，2011财年财政赤字或将创下战后新高。8月2日，美国国债余额突破法定上限。虽然两党最后就提升债务上限达成共识，但协议要求政府在未来十年内减少2.1万亿美元的预算。这限制了政府提振经济的手段。
由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于行政部门。因此，外界普遍忧虑，美国将通过本币贬值的方式，向世界转嫁部分债务压力。
（3） 对华政策：上台伊始，奥巴马政府反复强调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与中国共同提出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设想。2009年中美高层交往频繁，全球性议题代替传统双边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焦点。但随着危机深入，复苏压力放大了经济争议，双方很快在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等领域形成对峙。两国关系在2010年急转直下。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在双方推动下，中美关系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