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知大专学历的谢泳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成为唯学历时代一个难得的校园佳话。而朋友们的担忧主要是针对谢泳本人的，担心他能否适应为人诟病的现行学术体制。这并非过虑，这对他无疑是严峻的考验，况有陈丹青的“牺牲”在前。此外是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倾向于看低其社会意义，视为没有制度创新价值的孤立个案。我想表达的是对这一认识的不同看法。
　　对于弊病丛生的教育现实，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抱怨，不仅抱怨教育太“黑”，也抱怨无可奈何，于是骂完了还得去适应，甚至不得不削尖脑袋，卷入其中，推波助澜。公众的无力感—术语叫效能感低下，主要是由于缺乏改变现实的渠道，缺乏社会参与的机制。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在这种无能为力的背后，是否潜藏着一种“总体解决”的宏大思维，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性改革？事实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等待和与这种等待相伴的无所作为的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种貌似激进的思维模式的重大缺陷：消解了公民的个人责任，似乎在根本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无足轻重的，从而助长了普遍的冷漠感和犬儒主义。
　　就打破唯学历和学历高消费的用人制度而言，道理并不复杂，是非十分清楚，需要的就是实践的突破，是案例。因而，厦门大学此举具有十分重要的制度创新的意义，它不仅昭示了在并不理想的制度框架中，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有选择、有作为的；而且提出了一个发人省思的真问题：在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中，为什么有一些人、有一些地方会有不同凡响的创举？我相信，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能动性、首创精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创造性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精神，在市场经济中被称为企业家精神；在教育领域，不就是教育家精神吗？因而，对于这种总体而言还很弱小、不常见、不成气候的探索，也许不必急着去矮化它；相反，应当大力肯定、应当传播、应当推广、应当弘扬。同样值得探究和清理的是为什么有些创举成为永远的个案，比如去年中国政法大学自主改革招生制度，均衡各地招生名额的探索？当越来越多的改革个案汇集成宏观的社会现象时，变革才会真正发生。在这个意义上，有效的社会变革，往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努力的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去突破的。
　　
　　今天，我们比以往更能认识这种“一点一滴的努力”、改良和改善的价值。在黄山脚下的休宁县，有一所为初中农村贫困生培训木工的“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其校训之一是“我们不认为一个平庸的博士比勤劳敬业的木匠对社会更重要”，写成大字赫然贴在墙上。他们为毕业的学生授自创的“匠士”学位，戴“学士帽”拍照。他们的创举不仅令人尊重，同样是极有价值的。
　　回到教授不唯学历的事由。真正的解决，当然要靠制度安排。试举一例。1940年公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在详细规定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任职资格（包括学历、学位、任教年限、学术成就）之后，还有这样一个条款“在学术上有特殊贡献，而其资格不合于教授或副教授之规定者，经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出席委员之四分之三以上之通过，得任教授或副教授。”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规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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