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全世界都会敏感的2012年，全人类都会期待。
　　新的黎明会让我们迎来崭新的未来。我相信2012年会是一个宗教年，让我们用爱的信仰一起祈祷，每个人内心对爱和美好的期盼会让我们度过任何黑暗。电影作为我的职业，我将力求自己继续直面现实，为现实的进步和改变行微薄之力。而为思考和创作自由所做的努力必然会和新的一年一起到来。
　　但作为一个电影人，恐怕无法和别的行业一样，用每年的开始和每年的终结来给自己做一个总结。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开始，但又不知何时是个头。
　　2011年的开始实际是和2010年的事情粘在一起的。2010年5月刚刚结束戛纳电影节和6月的上海电影节，转头又开始筹备新片《我11》。有时，我会觉得上一部片子《日照重庆》刚刚上映，而我们就已经在新的片场了。这让我想起那年为《青红》做宣传时，九天要跑15个城市，最后的结果是，你下午还在某地，晚上已经到了另一个城市，以至于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但是，2011年就这么过来了。
　　按照传说，世界末日应该是2012年12月21日，没几天了，但看这架势，除几个独裁者应了这末日说，我们百姓还是可以一如既往吧。比如，对我来说，2012年3月是《我11》的法国发行日，到那时才能准备和中国观众见面。因为如果这边做早了，盗版会影响到欧洲的中国观众。这是让人可笑的偷盗，全世界都知道。
　　《我11》是一部我想拍已多年的电影，不是因为它会有多好，只是因为它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出生在1966年。那年大部分人知道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年，大字报，红卫兵，打砸抢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同年有—个事件，却是直到我拍《青红》之前几乎无人提及，那就是开发“大三线”，也就是人们说的支内。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似乎四面楚歌。政府为了战备，主要是为了防止设想的苏联轰炸，提出把中国沿海重工业，先进城市的大型军工厂向中国大西南山区转移的策略，由此引发了举世瞩目的三线开发大移民。
　　1966年，我出生，由外婆抱着，从上海来到了贵州。
　　对于我们这些60年代的孩子来说，童年是快乐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
　　《我11》就是带上了我11岁那年的些许记忆和故事，不为别的，只为那已然将被覆盖的记忆。
　　但是，要做这个事情，很难!
　　没有人愿意投资。没有^再去关心。好在我的剧本几年前就申请了与我们关系不大的法国南方基金，并获得11万欧元的后期补贴。同时2010年7月，中法经过十年谈判终于签署了两国间官方合拍合约，我的这个剧本就成了第一部合拍协议下的中法合拍片。在这个隋况下，我拿出了我仅有的积蓄，推上了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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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的就是选址。60年代为三线而建的工厂、职工楼，因多年停产或转制，早已废弃。十几年停止的光阴使这些地方杂草丛生。如果地球上人类活动彻底停止，那么人类留下的痕迹会在五百年内彻底消失，回归蛮荒。
　　经过半年的看景，最后落定在现重庆市郊区万盛区的晋林机械场。那里还散落着几户人家，给原本荒芜的一切带来了些许人气，而就是这一点点人气，让我依稀偷窥到那久远过去的灵魂。
　　大部分的资金几乎都投入到搭景改造废弃建筑上来了。其中有一个花了最大力气弄的大食堂，直到影片最后竟一个脸都没露。
　　
　　用了60天时间完成拍摄。
　　法方剪接师娜里来到北京，她是法国很厉害的剪接师。我们更多人知道的出自她手的作品是那部《新桥恋人》。她不愿住在工作室。于是我们给她租了—套公寓，走路大概15分钟。这样她每天走路来回。在北京工作的两个月，娜里有16个周末休息日，故宫、长城、颐和园等等她都“走”过了。
　　3月份我就去往巴黎，开始其他的后期工作。这也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全套法式工作流程，一开始很不习惯。一些对于细节的精心追求让我几乎崩溃。但最后的成果会让你知道这一切细心和职业都是值得的。，
　　从巴黎回来已经快6月了。三个月后，我于9、10月份又将去往多伦多电影节和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是这两个电影节促成了《我11》的法国发行，北美发行、澳洲发行等等。
　　这就是我的又一年，用自己的钱，做自己喜欢的事，快乐就是那么简单。
　　至于2012年，风继续吹，它还是免费的，让我们尽隋呼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