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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叙事之书法与属辞比事之《春秋》教
孔子以六经教化天下，而《春秋》自有其法，“独与《五经》不同，所谓属辞比事是也”（赵汸《春秋属辞·序》）。《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多刺讥褒讳挹损之辞文，不可以书见。由于推见至隐，故藉属辞比事之法以见义。如此一来，指义见之于行事，自较载之空言深切著明。而且，《春秋》书法寓含的微辞隐义，容易藉由属辞比事而考索推明。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约其辞文，是属辞见义;去其烦重，是或笔或削后之比事显义，皆属辞比事之法。《孔子世家》云：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或笔或削，出于孔子之独断别识，体现为属辞比事之书法，是宋胡安国《春秋传·序》所指“史外传心”之方法。由于《春秋》“史外传心”，致孔门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于是左丘明以历史叙事，著成《左氏传》。与《公羊》《穀梁》以义说经不同，而解经之贡献独大。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比较三传得失，称《左传》“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左传》解经，较之《公羊》《穀梁》，其功最高，即在历史叙事。由于叙事见本末，所以“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左丘明《左传》，为解释《春秋》经而作，观其比事与属辞，俱有意义。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曾云：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左传》以史传经，见之于行事，杜预所谓先经、后经、依经、错经，显然以《春秋》为基准，以“义”为轴心，而作终、始、辨、异之镕裁与附会。因比事与属辞，而阐发《春秋》之义，犹《文心雕龙》称述“附会”，所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义之所在，可以“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然而非藉比事以显义，不能“弥纶一篇”;若非属辞以见义，则亦不能“使杂而不越”。孔子窃取之义，形而上者也;比事与属辞，形而下者也。宋朱熹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语类》卷六七）因连属辞文、排比史事之书法，而考求《春秋》之微辞隐义，即器可以求道，若此。
《春秋》书“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经，全篇才280字（不含标点），共叙十六人事，何其精简要妙！从致乱到孕乱，由助乱而兆乱，叙写齐人谋乱弑君之原委，文字极简略，内容却不失详尽。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以为：“《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叙事之奇，千古所无有。”本篇殊胜处，林纾《左传撷华》以为“此篇用缩笔、用省笔，节却无数闲语”;吴闿生《左传微》称“简捷之至，大抵是逆笔、伏笔之妙”;方宗诚《春秋左传文法读本》则赞叹“尺幅小文，而纵横变化如是”。
就叙事义法而言，上述诸家所谓缩笔、省笔、逆笔、伏笔、简捷之至、纵横变化云云，大抵不出属辞比事之《春秋》教，或笔或削之施为，以及主宾、重轻、详略、开合之交相运用。至于田猎贝丘，白日见鬼部分，见左氏叙祸福因果，往往寓劝惩于浮夸也。分别论说如下。
二、 原始要终，叙事见本末，因以求义，经文可知
庄公八年《春秋》书曰：“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据《春秋》书法，“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左传·宣公四年》）。齐襄公名诸儿，为君究竟如何无道？无知，乃齐公孙之名。称臣名以弑，其罪如之何？《春秋》既有断无案，欲知弑君案之终始本末，当考求《左传》之叙事。
刘师培《古春秋記事成法考》，考察《墨子·明鬼》所述列国春秋，发现“爰始要终，本末悉昭，则记事以详为上”，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列国春秋体式如此，孔子《春秋》亦不例外。左丘明本《春秋》而作《传》，颇光大此一记事传统。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以著述的指义为发始，或先之、或后之、或依之、或错之，要皆聚焦依归于义意。叙事有主意，犹传之有经。故林纾《左传撷华·序》称：“所谓先经者，即文之前步;后经者，即文之结穴;依经者，即文之附圣以明道;错经者，即文之旁通而取证。”因此，杜预此言，不惟解经，已隐开后世行文的法门。
先之、后之、依之、错之的行文，即是事具本末的叙事，属辞比事《春秋》教的转化。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春秋》称：“征于《左氏》，所以言《春秋》也。始卒无舛，先后有据，而义在其中。”始卒、先后之间，攸关主宾、重轻、详略的安排，虚实、显晦、曲直的措置，此即是属辞比事法的教化。清章学诚《论课蒙学文法》云：“《传》有分合，事有始末，或牵连而并书，或因端而各出，可以知属辞比事之法也。”可以为证。今《春秋》书“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左传·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以历史叙事解经，虽小篇短章，亦如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所云：“经著其略，传述其详;经举其初，传述其终。”《左传》羽翼《春秋》之功，可见一斑。
本文以极短篇，叙写一场政变。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勾勒了无遗漏。弑君的祸乱，自始微而积渐，其中有因缘、有果报，堪称面面俱到。尺幅小文，简捷如此，犹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自是本文特色之一。可见齐襄公遇弑之先，已潜藏种种可恨可危之事，祸乱势在必发。林纾《左传撷华》略加提示：“瓜期不代，则致乱之由也;绌无知僭礼，则孕乱之由也;从妹间公，则助乱之由也;白昼见鬼，则兆乱之由也。”首先，齐襄公身为国君，轻诺寡信，引发连称管至父谋乱。其次，无知僭礼越分，齐襄公罢黜之，连、管因以勾结作乱。复次，连称堂妹无宠，愿居中打探消息，通风报信，助长祸乱之成。清周大璋《左传翼》称：“弑襄公者，无知也。然无党不能作乱，无媒不能成乱。连称二人与其妹，皆所以助乱也。前叙乱所由起，后叙乱所以成。”所由起、所以成，情节虽千头万绪，而条理井然。或联书以著其义，或累书以尽其义，此乃《春秋》属辞比事之教，《左传》叙事见本未，有如此者。 《左传》接叙齐襄公田于贝丘，白昼见鬼，见豕而怒，见啼而惧，于是坠车伤足，田猎半途而废，返回王宫。事出突然，已成祸乱之兆。话分两头，齐襄公田于贝丘，王师军事演习之际，京城兵力显然空虚。以公孙无知为首脑，以连称管至父为佐助的叛军，早已获取连称堂妹的情资，趁机乘虚而入，正朝京师集结。所以徒人费被襄公鞭打，跑出王宫时，才赫然发现叛军已抵达王宫大门，准备攻入。此时，襄公提早折返王官，叛军却浑然不知。接着，只叙临危应变，小臣死事，以“伏公而后出斗”六字作提叙，见徒人费之勇智。《左传》叙事，自游猎，而归宫，而伏贼，书写抽象之情绪反应，十分具体生动。清陈震《左传日知录》极欣赏之，谓“从者之惊，公之怒，费之诳，贼之疑，语语传神，不惟闻声，且如见形，岂非神工”。（详参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描写》）
综观全篇，首叙连称、管至父、无知、从妹诸贼之谋，末叙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诸小臣之死，中间叙公子彭生鬼魂作祟，白昼弄人。《左传·庄公十八年》载：齐襄公通文姜、弑桓公、杀彭生。可见齐襄公之见弑，非徒无知诸叛贼之罪而已，诸多襄公自作之孽，实已罪有应得。文末叙鲍叔牙二语，为他日齐国定乱、齐桓公返国称霸作张本，与前幅襄公致乱，作遥相呼应。唐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读春秋偶笔》云：“究终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属辞之法。就通考前后，反覆究观而言，解读《春秋》固宜如此;《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比事而属辞之，探究终始本末，尤为以叙事解经之要法。
三、 排比史事，连属辞文，反复究观，叙事得其指义
属辞比事之教，可作为《春秋》之创作论、鉴赏论，以及诠释学。《三传》及其注疏解读《春秋》，亦往往采行利用。何谓属辞比事？清章学诚《论文示贻选》谓：“夫比，则取其事之类也。属，则取其言之接续也。纪述文字取法《春秋》，比属之旨，自宜遵律。”笔者以为：连属上下前后之文辞，类比对比相近相反之史事，合数十年积渐之时势而通观考索之，即可以求得《春秋》不说破之“言外之义”。（参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第二章）
《左传》为可信的历史，更是优美的文学。后世所谓史传文学，当以《左传》为翘楚。研讨史传的纪述文字，宜借镜比事属辞之法，以之诠释《春秋》书法，解读史家笔法，申说叙事义法。所谓比事，指类比近似、对比相反的史事;所谓属辞，指连结前后，属合上下的辞文。属辞比事，讲究“如何书”之“法”，以体现“何以书”的“义”。清方苞倡义法说，揭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以为义在先，法在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无论事如何比，辞如何属，要皆脈注绮交于其宗指义趣。清张应昌《春秋属辞辨例编·凡例》称：“圣经书法，必联属其辞，排比其事而乃明。”清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论经》亦云：“《春秋》之义，是是非非，皆于其属合、比次、异同、详略之闲见之。”今以《春秋》书“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左传》发挥《春秋》属辞比事之教为例，论证如下：
孔子作《春秋》，盖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左丘明著《左传》，固然因事而属辞;后人研治《左氏传》，遂即辞以观义。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谓：“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其中，属辞，堪称比事与指义的中介。但言属辞，则比事可以该之。《左传》叙连称管至父之乱，齐公孙无知弑其君襄公，全文才280字，“作乱”二字，却屡书、累书、不一书。前幅凡二次：一则曰“故谋作乱”，再则曰“因之以作乱”。后幅亦二次：初则曰“乱将作矣”，终则曰“乱作”。前叙乱之所由起，中叙乱之所以成，末叙乱之所以定。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祭义》引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恶焉。”《左传》叙齐国之大乱，林纾《左传撷华》所谓致乱、孕乱、助乱、兆乱，多藉属辞以见比事之妙。层层蓄势如此，大乱焉能不发？
“作乱”，既是一篇之指趣，乱缘何而发？乱如何能作？襄公如之何而失国丧身？本末始终叙明，自是史书通例，《左传》于本篇多用伏笔。《左传》前幅的叙事，剪裁连称管至父之致乱、公孙无知之孕乱、连称从妹之助乱、彭生鬼魂之兆乱，一一伏脉，如草蛇灰线，闲闲而来。左氏排比相类近似之图乱事件，前后蓄势并出，于是齐国之乱不能不作。清李光地《榕村语录》云：“所谓比事者，以同类之事相例也。所谓属辞者，考其上下文以见义也。”诚然！后幅先叙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诸人为君死难，是类叙法。小人成群，无济于事，不能图存，何况救亡？其后接叙鲍叔牙奉公子小白、管夷吾奉公子纠，为安邦定乱作张本，见齐国不乏经世奇才。可惜襄公不能委任管鲍诸贤，却一味狎昵群小，固取死之道。定乱之人才济济，与前幅作乱诸人相较，比事以见义，是对比叙事之法。安邦定乱之奇才，《左传》亦作对比叙事，而高下优劣可判。清魏禧《左传经世钞》引彭士望曰：“乱将作，而鲍叔奉小白奔莒。乱作，而管夷奉公子纠奔鲁。鲍叔自是高夷吾一等。”《易·系辞下》：“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鲍叔牙之见几相时，自是高于管仲一等。《左传》排比相反相对之史事，对比成讽，叙事中寓论断，劝惩之义多见于言外。
《左传》采逆叙法，拈出“无常”二字，写尽暴横无理人之情性，既凸显齐襄公之人格形象，更提示失国丧身的历史解释。既言“初，襄公立，无常”，则襄公之无常，怙恶不悛，当是终始如一，自非一朝一夕之故。清周大璋《左传翼》云：“结末特标出无常二字，以为襄公断案，乃知襄公被弑之由，实无常有以取之也。无常云者，非特政令之无常，乃纲常澌灭之谓也。纲常澌灭，则天理亡，人心死矣！”前乎此者，襄公淫文姜、弑桓公、杀彭生，皆人伦纲常澌灭，无常之至。《左传》工于属辞约文，原始要终之叙事，往往提叙一二字，作为一篇之警策。既作人物形象的品题，也是祸根乱源之断案。如叙写列国君王被弑的缘由，齐襄曰无常，晋灵曰不君，楚灵曰无厌，晋厉曰侈，莒共曰虐，鲁哀曰妄（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约文属辞简括精要如此，令后世读者开卷即可如见其人。写生妙笔，令人爱不忍释。 《左传》叙事传人，多特写肢体动作，如豕人立啼，状其惊恐;伤足丧屦，写其仓皇;鞭之见血，言其恣虐;奚御袒示，见其获信。属辞之美，写生之妙如此，宜其千载如生，如闻如见。《左传》属辞，或疏密相间，淡浓交错，颇耐读者观玩。如本文，前幅叙致乱、孕乱、助乱、兆乱，何等疏阔淡薄？后幅叙写叛军压境，徒人费贼智，却详书特写，进行细节描绘：“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于门、于阶、于床、于户，用连珠笔阵法，绘声绘影指明方位，有助于细节描写之具体生动。林纾《左传撷华》称：“此篇用缩笔、用省笔，节却无数闲语。”信然！有此妙法，则叙事虽略亦不失为详，虽简亦不失为明（详参第四节）。清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序》云：“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诚哉斯言！
齐襄公冤杀公子彭生，事件原委具见《左传》桓公十八年。略谓：鲁桓公及文姜如齐，夫人文姜与齐襄公通奸，桓公怒而责之。文姜告状，于是襄公享公，使公子彭生送之，于车中杀之。鲁君出访，竟因情杀，而客死于齐。《春秋》书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书法微指：桓公系意外死亡。为杜悠悠之口，齐襄公斩杀了公子彭生。事发八年之后，彭生冤魂不散，始有《左传》叙齐襄公田于贝丘，出现白昼见鬼，“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之事件。《左传》体本编年，相关事迹不连贯;故研治《左传》，必须采系统思维，比其事，而属其辞，方能有功。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称：“欲求圣人之意，必反复究观。”清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总论》曰：“必反覆前后所书，比事以求其可通。”方苞《春秋通论·通例》亦云：“按全经之辞而比其事。”研究《春秋》如此，解读《左传》之历史叙事，比事属辞亦可作为登堂入室之法门。
四、 以其所书，见其所不书，叙事尚简用晦
《春秋》用心于或笔或削，犹《文心雕龙》讲究镕裁，此最可见编比史事，以及属辞约文的工夫。唐刘知幾著《史通》，其《叙事》篇论国史之叙事，标榜尚简用晦，当是或笔或削书法的衍化。南宋陈傅良著有《左氏章指》一书，强调《左传》解经的最大贡献，在“著其不书，以见《春秋》之所书”（宋楼钥《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序）。元赵汸得陈傅良之启示，其《春秋属辞》说孔子作《春秋》，遂有“假笔削以行权”之说：
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其能参考经传，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者，永嘉陈氏一人而已。
《春秋》断截鲁史，有笔有削，有书有不书。其可否取舍之际，出于“丘窃之”的独断别裁，孔子以之寄寓拨乱反正之权，此之谓假笔削以行权。皮锡瑞《春秋通论》所谓《春秋》借事以明义，亦指孔子假借或笔或削，以行劝惩褒贬之权。或笔或削，或书或不书，皆缘义而发，彼此可以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故衍化为历史叙事之尚简用诲，史传文学之绝妙者，往往采而运化之。
此篇用缩笔、用省笔，林纾《左传撷华》极推崇之，说已见上。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则称：“《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综合而言，《左传义法举要》所谓“隐括”“包孕”，相当于《左传撷华》之“用缩笔”“用省笔”，实即《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书法之衍化。《左传·连称管至父弑襄公》一篇，叙事情节留存若干模糊、空白、不确定。方苞《左传义法举要》一一点出：
谋乱之始，连称管至父与无知，交何由合？何以深言相结而为乱谋？连称如何自言其从妹？何由通无知之意于宫中，而谋伺襄公之间？若太史公为之，曲折叙次，非数十百言莫备。此但以“因之作乱”，及“使间公”二语隐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乱之时，连称之妹如何告公出之期？无知与连、管何以部署其家众？何以不袭公于外，而转俟其归？何以直入公宫而无阻间？非数十百言莫备。此则一切薙芟，直叙公田及徒人费之鞭，而以走出遇贼于门遥接作乱，腾跃而入，匪夷所思。费入告变，襄公与二三臣仓皇定谋，孟阳如何请以身代？诸臣何以伏公于户下？费与石之纷如，如何相誓而同命以御贼？非数十百言莫备，此独以“伏公而后出斗”一语隐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其尤奇变不测者，后无一事及连称之妹，而中间情事皆包孕于“间公” 二字。盖弑谋所以无阻，皆由得公之间也。
《左传》叙连称管至父弑襄公，方苞列举有关叙事情节之疑问十有一。除此之外，无知及连称二人如何运谋于外？连称之妹如何伺间于中？公孙无知如何里应外合？叛贼如何择期政变？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亦提出诸多疑问。凡此种种，《左传》文中并无一语提及。语焉不详、暧而不明处，似非左氏辞不达义，蹇塞不通;展现叙事之尚简用晦，方是左氏之本色。就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之《春秋》书法而言，这些留白、模糊、不确定，即是不书、不言的结果。笔而书之，固是书法;削而不书，亦可以见义。或笔或削犹如绘事，有线条色彩处，自然是画;而计白当黑处，又何尝不是？《左传》叙事，或不交代原因、不铺陈过程，但书写结局、结果，故数十百言之曲折，可以二语隐括。或薙芟一切枝叶，独留骨干;腾跃突敘，匪夷所思，故数十百言已然删汰。诚如陈傅良所言，“或书、或不书，以互显其义”，乃《左传》以或笔或削，或详或略解说《春秋》之功。赵汸所谓假笔削以行权，“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者”，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左传》之叙事传人，多所体现，则情事皆已隐括包孕。《史通·叙事》标榜叙事尚简：唯留筌目，文约而事丰;叙事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本篇叙事之用缩笔、用省笔近之，要皆或笔或削之功。
以齐襄公之无常，危急存亡之秋，堂堂齐国之强大，为之死者止有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三人而已。李卓吾以为，三人“皆近昵嬖幸之臣，从君于昏，自宜身任其祸”（明凌稚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宋陈傅良说《春秋》《左传》之笔削：“或书、或不书，以互显其义。”元赵汸亦揭示：“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由此观之，《左传》点明共赴襄公君难者才三人，其言外之意，可有二层解读：其一，襄公不能委任管鲍诸贤，专委任狎昵群小，无救于其弑，而反以召祸（魏禧《左传经世钞》）。其二，襄公下场不如是悲惨凄凉，不足以见其众叛亲离，无常之失国亡身。殉难者才三人，文臣武将不死君难，袖手旁观可知。或笔或削可以见义，亦由此可见。 五、 神怪果报，以寄恢诡之趣，发劝惩之义
《周易·坤卦·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行为自身的因果，证明善恶报应有其历史的审判，从《周易》以下，源远流长。自《左传》所载神怪果报观之，乃宗教通向人文的进步史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原史》）。所谓神道设教，其命意与精神，与佛教的三世因果判然有别。
惩恶而劝善，为《春秋》“何以书”之义（《左传·成公十四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为唐韩愈《答崔立之书》所提史家之使命。故左氏著传，喜谈怪力乱神，清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称：“《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与！”进而论证：《左氏》之言天道、言鬼神、言灾祥、言卜筮、言梦，皆未尝废人事也。由此推之，公子彭生白昼见鬼事，《左传》叙写离奇荒诞，如入妖狐异境。虽侈言鬼神，事近浮夸，亦未尝废人事也。
《左传》喜谈鬼神，往往强调其福善福淫，果报不爽。遇有暴恶奸邪，辄以妖妄神怪惊之弄之，以寄寓其经世之史观。本篇叙齐襄之弑，田于贝丘，忽然夹入豕人一案，见淫祸之报，不爽锱铢。此即《文心雕龙·正纬》所谓神道设教，天命警世。《左传》叙事，号称春秋之信史，上古之实录，何以叙事怪异荒诞如此？清周大璋《左传翼》、吴闿生《左传微》之评述，可作代表：
最妙是彭生一段，不惟渲染奇变，令人目眩神惊。亦见为禽兽行者，必无生理。天道人事，毫发不爽。雄狐大豕，冤对昭然，岂不为千古龟鉴乎？（周大璋《左传翼》）
先大夫评曰：“《左氏》往往借神怪以寄恢诡之趣，柳子厚《非国语》，乃以淫巫瞽史病之。未足喻于文字之精微也。”宗尧云：“此所谓左氏浮夸也。左氏采此等怪诞之谈，以寓己意之所欲诛伐也。”（吴闿生《左传微》卷一）
齐襄公紊乱伦常，淫乱其妹文姜。其禽兽行，乃天道所不容，为人事之鉴戒。所谓雄狐大豕，冤对昭然，祸淫果报，诚然毫发不爽。周大璋《左传翼》之说，近《周易·文言》。吴汝纶之品评，以为“《左氏》往往借神怪以寄恢诡之趣”。诙诡，指诙谐与诡辞，即戏言近庄，反言显正之意。此诉诸文学美感，以欣赏《左传》之志怪传奇，最近文艺之视角。吴闿生《左传微》引刘培极（宗尧）“采此怪诞，以寓诛伐”之论，较近《文心雕龙·正纬》鬼神警世、汪中《述学》所谓言鬼神，未尝废人事之说。《左传》惩恶而劝善之《春秋》指义，已不疑而具。
《左传》好言天道、鬼神、祥、卜筮、梦寐，大抵多以人事为依归。福善祸淫，自成因果。天道好还，其应不爽。后人研治《左传》，得此启发，亦颇发明此一微言大义。如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十七所云：
連称之妹间襄公，而襄公死。襄公之妹贼鲁桓，而鲁桓死。桓之死，报隐公也。襄之死，报鲁桓也。天道好还，其应不爽，而皆以一妇人与其间，亦足以为女祸之戒矣。
桓公默许公子挥之请杀，而弑隐公;桓公及文姜如齐，而薨于齐。《左传纪事本末》以为：桓公之死，为弑隐公之报应。然而，报应何其曲折。齐襄使彭生杀鲁桓，终为无知所弑。《左传纪事本末》以为：襄公之死，为弑鲁桓公的报应。报应，亦未免离奇。曲折离奇有之，大抵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凡此，要皆惩恶劝善，经世资鉴之使命。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孔子以六经教化天下，而《春秋》自有其法，“独与《五经》不同，所谓属辞比事是也”（赵汸《春秋属辞·序》）。《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多刺讥褒讳挹损之辞文，不可以书见。由于推见至隐，故藉属辞比事之法以见义。如此一来，指义见之于行事，自较载之空言深切著明。而且，《春秋》书法寓含的微辞隐义，容易藉由属辞比事而考索推明。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约其辞文，是属辞见义;去其烦重，是或笔或削后之比事显义，皆属辞比事之法。《孔子世家》云：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或笔或削，出于孔子之独断别识，体现为属辞比事之书法，是宋胡安国《春秋传·序》所指“史外传心”之方法。由于《春秋》“史外传心”，致孔门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于是左丘明以历史叙事，著成《左氏传》。与《公羊》《穀梁》以义说经不同，而解经之贡献独大。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比较三传得失，称《左传》“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左传》解经，较之《公羊》《穀梁》，其功最高，即在历史叙事。由于叙事见本末，所以“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左丘明《左传》，为解释《春秋》经而作，观其比事与属辞，俱有意义。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曾云：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左传》以史传经，见之于行事，杜预所谓先经、后经、依经、错经，显然以《春秋》为基准，以“义”为轴心，而作终、始、辨、异之镕裁与附会。因比事与属辞，而阐发《春秋》之义，犹《文心雕龙》称述“附会”，所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义之所在，可以“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然而非藉比事以显义，不能“弥纶一篇”;若非属辞以见义，则亦不能“使杂而不越”。孔子窃取之义，形而上者也;比事与属辞，形而下者也。宋朱熹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语类》卷六七）因连属辞文、排比史事之书法，而考求《春秋》之微辞隐义，即器可以求道，若此。
《春秋》书“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经，全篇才280字（不含标点），共叙十六人事，何其精简要妙！从致乱到孕乱，由助乱而兆乱，叙写齐人谋乱弑君之原委，文字极简略，内容却不失详尽。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以为：“《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叙事之奇，千古所无有。”本篇殊胜处，林纾《左传撷华》以为“此篇用缩笔、用省笔，节却无数闲语”;吴闿生《左传微》称“简捷之至，大抵是逆笔、伏笔之妙”;方宗诚《春秋左传文法读本》则赞叹“尺幅小文，而纵横变化如是”。
就叙事义法而言，上述诸家所谓缩笔、省笔、逆笔、伏笔、简捷之至、纵横变化云云，大抵不出属辞比事之《春秋》教，或笔或削之施为，以及主宾、重轻、详略、开合之交相运用。至于田猎贝丘，白日见鬼部分，见左氏叙祸福因果，往往寓劝惩于浮夸也。分别论说如下。
二、 原始要终，叙事见本末，因以求义，经文可知
庄公八年《春秋》书曰：“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据《春秋》书法，“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左传·宣公四年》）。齐襄公名诸儿，为君究竟如何无道？无知，乃齐公孙之名。称臣名以弑，其罪如之何？《春秋》既有断无案，欲知弑君案之终始本末，当考求《左传》之叙事。
刘师培《古春秋記事成法考》，考察《墨子·明鬼》所述列国春秋，发现“爰始要终，本末悉昭，则记事以详为上”，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列国春秋体式如此，孔子《春秋》亦不例外。左丘明本《春秋》而作《传》，颇光大此一记事传统。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以著述的指义为发始，或先之、或后之、或依之、或错之，要皆聚焦依归于义意。叙事有主意，犹传之有经。故林纾《左传撷华·序》称：“所谓先经者，即文之前步;后经者，即文之结穴;依经者，即文之附圣以明道;错经者，即文之旁通而取证。”因此，杜预此言，不惟解经，已隐开后世行文的法门。
先之、后之、依之、错之的行文，即是事具本末的叙事，属辞比事《春秋》教的转化。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春秋》称：“征于《左氏》，所以言《春秋》也。始卒无舛，先后有据，而义在其中。”始卒、先后之间，攸关主宾、重轻、详略的安排，虚实、显晦、曲直的措置，此即是属辞比事法的教化。清章学诚《论课蒙学文法》云：“《传》有分合，事有始末，或牵连而并书，或因端而各出，可以知属辞比事之法也。”可以为证。今《春秋》书“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左传·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以历史叙事解经，虽小篇短章，亦如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所云：“经著其略，传述其详;经举其初，传述其终。”《左传》羽翼《春秋》之功，可见一斑。
本文以极短篇，叙写一场政变。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勾勒了无遗漏。弑君的祸乱，自始微而积渐，其中有因缘、有果报，堪称面面俱到。尺幅小文，简捷如此，犹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自是本文特色之一。可见齐襄公遇弑之先，已潜藏种种可恨可危之事，祸乱势在必发。林纾《左传撷华》略加提示：“瓜期不代，则致乱之由也;绌无知僭礼，则孕乱之由也;从妹间公，则助乱之由也;白昼见鬼，则兆乱之由也。”首先，齐襄公身为国君，轻诺寡信，引发连称管至父谋乱。其次，无知僭礼越分，齐襄公罢黜之，连、管因以勾结作乱。复次，连称堂妹无宠，愿居中打探消息，通风报信，助长祸乱之成。清周大璋《左传翼》称：“弑襄公者，无知也。然无党不能作乱，无媒不能成乱。连称二人与其妹，皆所以助乱也。前叙乱所由起，后叙乱所以成。”所由起、所以成，情节虽千头万绪，而条理井然。或联书以著其义，或累书以尽其义，此乃《春秋》属辞比事之教，《左传》叙事见本未，有如此者。 《左传》接叙齐襄公田于贝丘，白昼见鬼，见豕而怒，见啼而惧，于是坠车伤足，田猎半途而废，返回王宫。事出突然，已成祸乱之兆。话分两头，齐襄公田于贝丘，王师军事演习之际，京城兵力显然空虚。以公孙无知为首脑，以连称管至父为佐助的叛军，早已获取连称堂妹的情资，趁机乘虚而入，正朝京师集结。所以徒人费被襄公鞭打，跑出王宫时，才赫然发现叛军已抵达王宫大门，准备攻入。此时，襄公提早折返王官，叛军却浑然不知。接着，只叙临危应变，小臣死事，以“伏公而后出斗”六字作提叙，见徒人费之勇智。《左传》叙事，自游猎，而归宫，而伏贼，书写抽象之情绪反应，十分具体生动。清陈震《左传日知录》极欣赏之，谓“从者之惊，公之怒，费之诳，贼之疑，语语传神，不惟闻声，且如见形，岂非神工”。（详参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描写》）
综观全篇，首叙连称、管至父、无知、从妹诸贼之谋，末叙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诸小臣之死，中间叙公子彭生鬼魂作祟，白昼弄人。《左传·庄公十八年》载：齐襄公通文姜、弑桓公、杀彭生。可见齐襄公之见弑，非徒无知诸叛贼之罪而已，诸多襄公自作之孽，实已罪有应得。文末叙鲍叔牙二语，为他日齐国定乱、齐桓公返国称霸作张本，与前幅襄公致乱，作遥相呼应。唐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读春秋偶笔》云：“究终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属辞之法。就通考前后，反覆究观而言，解读《春秋》固宜如此;《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比事而属辞之，探究终始本末，尤为以叙事解经之要法。
三、 排比史事，连属辞文，反复究观，叙事得其指义
属辞比事之教，可作为《春秋》之创作论、鉴赏论，以及诠释学。《三传》及其注疏解读《春秋》，亦往往采行利用。何谓属辞比事？清章学诚《论文示贻选》谓：“夫比，则取其事之类也。属，则取其言之接续也。纪述文字取法《春秋》，比属之旨，自宜遵律。”笔者以为：连属上下前后之文辞，类比对比相近相反之史事，合数十年积渐之时势而通观考索之，即可以求得《春秋》不说破之“言外之义”。（参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第二章）
《左传》为可信的历史，更是优美的文学。后世所谓史传文学，当以《左传》为翘楚。研讨史传的纪述文字，宜借镜比事属辞之法，以之诠释《春秋》书法，解读史家笔法，申说叙事义法。所谓比事，指类比近似、对比相反的史事;所谓属辞，指连结前后，属合上下的辞文。属辞比事，讲究“如何书”之“法”，以体现“何以书”的“义”。清方苞倡义法说，揭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以为义在先，法在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无论事如何比，辞如何属，要皆脈注绮交于其宗指义趣。清张应昌《春秋属辞辨例编·凡例》称：“圣经书法，必联属其辞，排比其事而乃明。”清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论经》亦云：“《春秋》之义，是是非非，皆于其属合、比次、异同、详略之闲见之。”今以《春秋》书“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左传》发挥《春秋》属辞比事之教为例，论证如下：
孔子作《春秋》，盖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左丘明著《左传》，固然因事而属辞;后人研治《左氏传》，遂即辞以观义。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谓：“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其中，属辞，堪称比事与指义的中介。但言属辞，则比事可以该之。《左传》叙连称管至父之乱，齐公孙无知弑其君襄公，全文才280字，“作乱”二字，却屡书、累书、不一书。前幅凡二次：一则曰“故谋作乱”，再则曰“因之以作乱”。后幅亦二次：初则曰“乱将作矣”，终则曰“乱作”。前叙乱之所由起，中叙乱之所以成，末叙乱之所以定。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祭义》引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恶焉。”《左传》叙齐国之大乱，林纾《左传撷华》所谓致乱、孕乱、助乱、兆乱，多藉属辞以见比事之妙。层层蓄势如此，大乱焉能不发？
“作乱”，既是一篇之指趣，乱缘何而发？乱如何能作？襄公如之何而失国丧身？本末始终叙明，自是史书通例，《左传》于本篇多用伏笔。《左传》前幅的叙事，剪裁连称管至父之致乱、公孙无知之孕乱、连称从妹之助乱、彭生鬼魂之兆乱，一一伏脉，如草蛇灰线，闲闲而来。左氏排比相类近似之图乱事件，前后蓄势并出，于是齐国之乱不能不作。清李光地《榕村语录》云：“所谓比事者，以同类之事相例也。所谓属辞者，考其上下文以见义也。”诚然！后幅先叙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诸人为君死难，是类叙法。小人成群，无济于事，不能图存，何况救亡？其后接叙鲍叔牙奉公子小白、管夷吾奉公子纠，为安邦定乱作张本，见齐国不乏经世奇才。可惜襄公不能委任管鲍诸贤，却一味狎昵群小，固取死之道。定乱之人才济济，与前幅作乱诸人相较，比事以见义，是对比叙事之法。安邦定乱之奇才，《左传》亦作对比叙事，而高下优劣可判。清魏禧《左传经世钞》引彭士望曰：“乱将作，而鲍叔奉小白奔莒。乱作，而管夷奉公子纠奔鲁。鲍叔自是高夷吾一等。”《易·系辞下》：“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鲍叔牙之见几相时，自是高于管仲一等。《左传》排比相反相对之史事，对比成讽，叙事中寓论断，劝惩之义多见于言外。
《左传》采逆叙法，拈出“无常”二字，写尽暴横无理人之情性，既凸显齐襄公之人格形象，更提示失国丧身的历史解释。既言“初，襄公立，无常”，则襄公之无常，怙恶不悛，当是终始如一，自非一朝一夕之故。清周大璋《左传翼》云：“结末特标出无常二字，以为襄公断案，乃知襄公被弑之由，实无常有以取之也。无常云者，非特政令之无常，乃纲常澌灭之谓也。纲常澌灭，则天理亡，人心死矣！”前乎此者，襄公淫文姜、弑桓公、杀彭生，皆人伦纲常澌灭，无常之至。《左传》工于属辞约文，原始要终之叙事，往往提叙一二字，作为一篇之警策。既作人物形象的品题，也是祸根乱源之断案。如叙写列国君王被弑的缘由，齐襄曰无常，晋灵曰不君，楚灵曰无厌，晋厉曰侈，莒共曰虐，鲁哀曰妄（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约文属辞简括精要如此，令后世读者开卷即可如见其人。写生妙笔，令人爱不忍释。 《左传》叙事传人，多特写肢体动作，如豕人立啼，状其惊恐;伤足丧屦，写其仓皇;鞭之见血，言其恣虐;奚御袒示，见其获信。属辞之美，写生之妙如此，宜其千载如生，如闻如见。《左传》属辞，或疏密相间，淡浓交错，颇耐读者观玩。如本文，前幅叙致乱、孕乱、助乱、兆乱，何等疏阔淡薄？后幅叙写叛军压境，徒人费贼智，却详书特写，进行细节描绘：“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于门、于阶、于床、于户，用连珠笔阵法，绘声绘影指明方位，有助于细节描写之具体生动。林纾《左传撷华》称：“此篇用缩笔、用省笔，节却无数闲语。”信然！有此妙法，则叙事虽略亦不失为详，虽简亦不失为明（详参第四节）。清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序》云：“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诚哉斯言！
齐襄公冤杀公子彭生，事件原委具见《左传》桓公十八年。略谓：鲁桓公及文姜如齐，夫人文姜与齐襄公通奸，桓公怒而责之。文姜告状，于是襄公享公，使公子彭生送之，于车中杀之。鲁君出访，竟因情杀，而客死于齐。《春秋》书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书法微指：桓公系意外死亡。为杜悠悠之口，齐襄公斩杀了公子彭生。事发八年之后，彭生冤魂不散，始有《左传》叙齐襄公田于贝丘，出现白昼见鬼，“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之事件。《左传》体本编年，相关事迹不连贯;故研治《左传》，必须采系统思维，比其事，而属其辞，方能有功。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称：“欲求圣人之意，必反复究观。”清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总论》曰：“必反覆前后所书，比事以求其可通。”方苞《春秋通论·通例》亦云：“按全经之辞而比其事。”研究《春秋》如此，解读《左传》之历史叙事，比事属辞亦可作为登堂入室之法门。
四、 以其所书，见其所不书，叙事尚简用晦
《春秋》用心于或笔或削，犹《文心雕龙》讲究镕裁，此最可见编比史事，以及属辞约文的工夫。唐刘知幾著《史通》，其《叙事》篇论国史之叙事，标榜尚简用晦，当是或笔或削书法的衍化。南宋陈傅良著有《左氏章指》一书，强调《左传》解经的最大贡献，在“著其不书，以见《春秋》之所书”（宋楼钥《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序）。元赵汸得陈傅良之启示，其《春秋属辞》说孔子作《春秋》，遂有“假笔削以行权”之说：
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其能参考经传，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者，永嘉陈氏一人而已。
《春秋》断截鲁史，有笔有削，有书有不书。其可否取舍之际，出于“丘窃之”的独断别裁，孔子以之寄寓拨乱反正之权，此之谓假笔削以行权。皮锡瑞《春秋通论》所谓《春秋》借事以明义，亦指孔子假借或笔或削，以行劝惩褒贬之权。或笔或削，或书或不书，皆缘义而发，彼此可以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故衍化为历史叙事之尚简用诲，史传文学之绝妙者，往往采而运化之。
此篇用缩笔、用省笔，林纾《左传撷华》极推崇之，说已见上。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则称：“《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综合而言，《左传义法举要》所谓“隐括”“包孕”，相当于《左传撷华》之“用缩笔”“用省笔”，实即《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书法之衍化。《左传·连称管至父弑襄公》一篇，叙事情节留存若干模糊、空白、不确定。方苞《左传义法举要》一一点出：
谋乱之始，连称管至父与无知，交何由合？何以深言相结而为乱谋？连称如何自言其从妹？何由通无知之意于宫中，而谋伺襄公之间？若太史公为之，曲折叙次，非数十百言莫备。此但以“因之作乱”，及“使间公”二语隐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乱之时，连称之妹如何告公出之期？无知与连、管何以部署其家众？何以不袭公于外，而转俟其归？何以直入公宫而无阻间？非数十百言莫备。此则一切薙芟，直叙公田及徒人费之鞭，而以走出遇贼于门遥接作乱，腾跃而入，匪夷所思。费入告变，襄公与二三臣仓皇定谋，孟阳如何请以身代？诸臣何以伏公于户下？费与石之纷如，如何相誓而同命以御贼？非数十百言莫备，此独以“伏公而后出斗”一语隐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其尤奇变不测者，后无一事及连称之妹，而中间情事皆包孕于“间公” 二字。盖弑谋所以无阻，皆由得公之间也。
《左传》叙连称管至父弑襄公，方苞列举有关叙事情节之疑问十有一。除此之外，无知及连称二人如何运谋于外？连称之妹如何伺间于中？公孙无知如何里应外合？叛贼如何择期政变？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亦提出诸多疑问。凡此种种，《左传》文中并无一语提及。语焉不详、暧而不明处，似非左氏辞不达义，蹇塞不通;展现叙事之尚简用晦，方是左氏之本色。就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之《春秋》书法而言，这些留白、模糊、不确定，即是不书、不言的结果。笔而书之，固是书法;削而不书，亦可以见义。或笔或削犹如绘事，有线条色彩处，自然是画;而计白当黑处，又何尝不是？《左传》叙事，或不交代原因、不铺陈过程，但书写结局、结果，故数十百言之曲折，可以二语隐括。或薙芟一切枝叶，独留骨干;腾跃突敘，匪夷所思，故数十百言已然删汰。诚如陈傅良所言，“或书、或不书，以互显其义”，乃《左传》以或笔或削，或详或略解说《春秋》之功。赵汸所谓假笔削以行权，“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者”，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左传》之叙事传人，多所体现，则情事皆已隐括包孕。《史通·叙事》标榜叙事尚简：唯留筌目，文约而事丰;叙事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本篇叙事之用缩笔、用省笔近之，要皆或笔或削之功。
以齐襄公之无常，危急存亡之秋，堂堂齐国之强大，为之死者止有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三人而已。李卓吾以为，三人“皆近昵嬖幸之臣，从君于昏，自宜身任其祸”（明凌稚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宋陈傅良说《春秋》《左传》之笔削：“或书、或不书，以互显其义。”元赵汸亦揭示：“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由此观之，《左传》点明共赴襄公君难者才三人，其言外之意，可有二层解读：其一，襄公不能委任管鲍诸贤，专委任狎昵群小，无救于其弑，而反以召祸（魏禧《左传经世钞》）。其二，襄公下场不如是悲惨凄凉，不足以见其众叛亲离，无常之失国亡身。殉难者才三人，文臣武将不死君难，袖手旁观可知。或笔或削可以见义，亦由此可见。 五、 神怪果报，以寄恢诡之趣，发劝惩之义
《周易·坤卦·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行为自身的因果，证明善恶报应有其历史的审判，从《周易》以下，源远流长。自《左传》所载神怪果报观之，乃宗教通向人文的进步史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原史》）。所谓神道设教，其命意与精神，与佛教的三世因果判然有别。
惩恶而劝善，为《春秋》“何以书”之义（《左传·成公十四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为唐韩愈《答崔立之书》所提史家之使命。故左氏著传，喜谈怪力乱神，清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称：“《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与！”进而论证：《左氏》之言天道、言鬼神、言灾祥、言卜筮、言梦，皆未尝废人事也。由此推之，公子彭生白昼见鬼事，《左传》叙写离奇荒诞，如入妖狐异境。虽侈言鬼神，事近浮夸，亦未尝废人事也。
《左传》喜谈鬼神，往往强调其福善福淫，果报不爽。遇有暴恶奸邪，辄以妖妄神怪惊之弄之，以寄寓其经世之史观。本篇叙齐襄之弑，田于贝丘，忽然夹入豕人一案，见淫祸之报，不爽锱铢。此即《文心雕龙·正纬》所谓神道设教，天命警世。《左传》叙事，号称春秋之信史，上古之实录，何以叙事怪异荒诞如此？清周大璋《左传翼》、吴闿生《左传微》之评述，可作代表：
最妙是彭生一段，不惟渲染奇变，令人目眩神惊。亦见为禽兽行者，必无生理。天道人事，毫发不爽。雄狐大豕，冤对昭然，岂不为千古龟鉴乎？（周大璋《左传翼》）
先大夫评曰：“《左氏》往往借神怪以寄恢诡之趣，柳子厚《非国语》，乃以淫巫瞽史病之。未足喻于文字之精微也。”宗尧云：“此所谓左氏浮夸也。左氏采此等怪诞之谈，以寓己意之所欲诛伐也。”（吴闿生《左传微》卷一）
齐襄公紊乱伦常，淫乱其妹文姜。其禽兽行，乃天道所不容，为人事之鉴戒。所谓雄狐大豕，冤对昭然，祸淫果报，诚然毫发不爽。周大璋《左传翼》之说，近《周易·文言》。吴汝纶之品评，以为“《左氏》往往借神怪以寄恢诡之趣”。诙诡，指诙谐与诡辞，即戏言近庄，反言显正之意。此诉诸文学美感，以欣赏《左传》之志怪传奇，最近文艺之视角。吴闿生《左传微》引刘培极（宗尧）“采此怪诞，以寓诛伐”之论，较近《文心雕龙·正纬》鬼神警世、汪中《述学》所谓言鬼神，未尝废人事之说。《左传》惩恶而劝善之《春秋》指义，已不疑而具。
《左传》好言天道、鬼神、祥、卜筮、梦寐，大抵多以人事为依归。福善祸淫，自成因果。天道好还，其应不爽。后人研治《左传》，得此启发，亦颇发明此一微言大义。如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十七所云：
連称之妹间襄公，而襄公死。襄公之妹贼鲁桓，而鲁桓死。桓之死，报隐公也。襄之死，报鲁桓也。天道好还，其应不爽，而皆以一妇人与其间，亦足以为女祸之戒矣。
桓公默许公子挥之请杀，而弑隐公;桓公及文姜如齐，而薨于齐。《左传纪事本末》以为：桓公之死，为弑隐公之报应。然而，报应何其曲折。齐襄使彭生杀鲁桓，终为无知所弑。《左传纪事本末》以为：襄公之死，为弑鲁桓公的报应。报应，亦未免离奇。曲折离奇有之，大抵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凡此，要皆惩恶劝善，经世资鉴之使命。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