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波普博士对大维德瓶展开研究以来，对元青花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陶瓷研究领域的显学。1950年，波普博士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型器，对伊朗和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花瓷器进行考察，首次从这些早期青花瓷器中辨认出一批元青花，将风格类似的都归为“14世纪青花瓷器”。波普博士的研究论文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拉开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
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工作开展较晚，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一大批元青花考古资料的面世和唐青花、宋青花资料的发现，开始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注意。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元青花研究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2005年7月12日，英国伦敦佳士德举行的“中国陶瓷、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由此掀起了国内元青花研究的高潮。
学者们最初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元青花的起源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进一步涉及到元青花的类型、分期、性质、生产机构、纹饰特征、文化内涵、青料来源、外销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不少富有创见的论文和专著。对元青花的研究显然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大课题，本文主要关注元青花的性质、类型以及元青花装饰手法中不为人注意和重视的洒蓝装饰方法，拟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以便就教于业内方家。
一、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主要是针对至正型元青花而言，业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至正型元青花是民窑产品，以张浦生先生为代表，认为所谓至正型青花并非官窑产品而只是定烧的产品或供器。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至正型元青花属于官窑产品，属于浮梁瓷局生产，以刘新园先生为代表，认为国内外传世与出土的元青花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装饰特异纹饰，构图严谨，笔法工整，体量一般较大，以伊朗土耳其所藏为代表，为饶州总管段廷珪董陶期间由浮梁瓷局烧造；另一类构图疏朗，笔法自由草率，以菲律宾印尼所出为典型，是工匠们自由生产自己的产品。第三种观点认为至正型元青花既有民窑产品也有官窑产品，以李民举先生为代表，认为浮梁瓷局如文献所载设立于至元十五年，先隶属行工部，至元三十年后隶属将作院，其产品可称御土窑器，是元皇室专用器物，一些也被用来赏赐大臣，主要包括生活用器和祭礼器两大类，生产地点在景德镇南河南岸刘家坞一带。同时认为元青花产品不全属于浮梁瓷局产品，包括所谓“至正型”元青花标准器云龙纹象耳瓶，今天所见元青花大多数应属于民窑产品，所以，要真正将元青花研究清楚，关键是要正确区分哪些是浮梁磁局产品，哪些属民窑产品。
以上三种观点出现分歧的原因，关键在于对“浮梁瓷局”的性质、职能认识不同。因此，要确定元青花（主要指至正型）的性质，首先要弄清楚“浮梁瓷局”的性质及其职能。而要弄清楚“浮梁瓷局”的性质及其职能，又必须着眼于元朝政权的性质及其体制，着眼于元政府设立浮梁瓷局的根本目的。
据《元史•百官志》载：“至元十五年，置曰浮梁瓷局（秩从八品），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大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元史的这段记载似乎表明浮梁瓷局主要职能是“掌烧造瓷器”，但到底是直接烧造瓷器还是管理制瓷业，实际意思并不甚明了，这是造成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的主要原因。
据元人蒋祈陶纪略云：“景德镇窑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粥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窑之长短，率有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而火堂火栈火尾火眼之数，则不入于籍。……兴烧之际，按籍纳金。窑牌火历，迭相出入，谓之报火，一日二夜，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拣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同异差互，官则有考，谓之店簿，运器入河，肩夫执劵，次第件具，以凭商算，谓之非子。其窑之纪纲，大约有如此者。……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罪。凡利于官者，一渋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见江西通志经政略所引）蒋祈的这段记录十分详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大致可以说明以下问题：第一，解决了蒋祈本人的时代问题，即蒋祈是元代人无疑。因为蒋祈的上述记录反映的完全是元代的瓷业管理体制，凡窑户商店，烧造贩卖之数量品色皆在官府严密监视之下；第二，元政府视景德镇制瓷业为课税收入的重要来源，这是元政府特设浮梁瓷局的根本原因；第三，浮梁瓷局皆有工商、税务、刑罚等多种职能，本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行政管理机构，而非生产制作瓷器的窑厂。
据李辉柄先生在《宋代官窑瓷器》一书指出：“浮梁瓷局设有督陶官，但督陶官的主要工作是向民窑收取捐税，即重在财政收益，而不直接指导制瓷。浮梁瓷局所生产的瓷器，也非内廷供奉之需，而是日用瓷，与宋及明清官窑性质不同。可见，浮梁瓷局没有在烧制贡瓷上发挥作用。泰定后，随着浮梁瓷局的撤销，饶州路总管接任督办中央政府用瓷的职务。‘有命则供，否，则止’表明元代官用瓷的制作是一种临时性的非常规生产。因此，就整个元代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常设性官窑。”李辉柄先生认为元代并不存在一个常设性官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李辉柄先生认为浮梁瓷局同时是一个生产日用瓷器的机构，则值得商榷。据《古瓷考略》：“元改宋之监镇为提领，至泰定年间，提领止脱课民窑，一时民窑称盛。当时荆湖川广所用之瓷，多系青花雕花划花等花样，……皆当时民窑也。”这段记载表明到了泰定年间，随着浮梁瓷局的撤销，其职能由提领行使，由于提领“止脱课民窑”，从而使得民窑更加兴盛，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浮梁瓷局的主要职能是税务，其性质为行政管理机构，而非生产制作瓷器的部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元代并不存在一个常设性官窑，元代官用瓷的制作是一种临时性的非常规生产，即“有命则供，否，则止”；二、浮梁瓷局的性质为行政管理机构，而非生产制作瓷器的部门。
因此，笔者认为元代宫廷用瓷采取的是贡瓷制度，即“有命则供，否，则止”。不存在通常意义的常设性官窑，学界与业界关于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是一个虚无的话题，是一个伪命题。
二、为什么要提出枢府型元青花这个命题
目前，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将元青花分为两种类型：至正型和延祐型。所谓“至正型”是指与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风格类似的一类元青花，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使用进口青料绘制，纹饰布局繁密，多饰有多层纹饰带，器形较大。所谓“延祐型”是指与延祐六年纪年墓出土青花缠枝牡丹双兽耳盖罐风格类似的一类元青花，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由国产青料绘制、呈色清淡、画笔草率、器形较小。对元青花的上述分类虽不甚科学，然而长时间以来约定俗成，已为学界和收藏界所接受和认可，不便推翻或更改。然而，上述分类方法是否囊括了元青花的所有类型呢？没有！
笔者在收藏和研究过程中注意到有一类元青花既不应归入一般意义的至正型元青花，更不能归入延祐型元青花，这类元青花的共同特点可谓小巧精致，兼具青花和印花、刻花等多种装饰方法，从其印花、刻花纹饰主要是龙、凤图案看，必然是景德镇进御之器，虽无枢府字样，却与枢府瓷有异曲同工之妙，无以名之，乃名之曰“枢府型元青花”。
这类“枢府型元青花”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元景德镇窑龙纹高足杯（图一）为代表，据博物馆资料介绍，此高足杯高11.4厘米，口径13.2厘米，工艺极好，胎质坚致，白釉泛青，釉质莹润。青花发色比较淡雅，内壁口沿和底心绘青花卷草纹和莲瓣纹，内壁饰印花双龙纹，内底在六瓣莲花外周又有一周八瓣印花莲瓣纹。外壁的主体纹样为一条火焰龙纹，龙身为斜方格纹，辅助纹样是莲瓣纹、卷草纹和双重莲瓣纹，画笔清晰，实为元青花中的上品。
史树青先生主编的《宋元瓷器鉴定二十讲》中提到“元菱花口青花海水龙纹浅腹盘”（图二），高2厘米，口径16厘米，估价RMB 6000 000。据鉴赏要点介绍：“盘八瓣葵口，边沿青花海水纹装饰，青花色深沉浓烈，海水波涛翻滚，盘心处暗刻龙纹，龙腾四海，神态威猛，须后仰，四肢矫健有力。整件器物装饰尊贵，造型规整，为官窑器中难得的佳品。”1
以上两器小器大雅，皆有可靠出处，可谓流传有序。
此外，朱裕平先生所著《元代青花瓷》中的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完整器及残片（图三、图四）与上述两器属同一类型。2
三、枢府型元青花为进御之器
关于元青花的功用，国内外专家学者多认为系外销瓷，是专为元政府创汇牟利的。如英国人玛格丽特•梅德雷在《论伊斯兰对中国古瓷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14世纪几乎专为近东市场而制作的元青花瓷，其设计样式，远非中国式的，实为伊斯兰的。” 梅德雷认为元青花是专为远东市场而制作，同时认为元青花的设计样式是伊斯兰式的。国内学者为迎合这种观点，又列举元代学者苏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卷五“杨忠肃公”中的记载：“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镶金的金属制成品。”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的记载：“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金属制成品。”由此认为元朝统治者在当时并不以青花瓷器作为宫廷用瓷，元朝宫廷督办青花瓷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中东地区贸易的需要，因此元青花瓷器在造型上也是为适应中东地区伊斯兰民族的生活习惯而制。实际上，上述观点的论据并不成立，因为元太祖生活的时代以及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代在元朝早期，那个时候元青花还没出现呢！怎么可以用前朝的史料来论定后朝的史实呢？
笔者认为，关于元青花的功用首先是满足国内的需求，其次才供国际贸易之用。据元人蒋祈《陶纪略》云：“若夫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荆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碗之类，鱼水高足，碟之发晕海眼雪花，此川广荆湖之所利。盘之马蹄槟榔，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绣，蒲唇，弄弦之类，此江浙福建之所利。必地有择焉者，……惟贩之所需耳。两淮所宜，大率江广闵浙澄泽之余，土人货之者，谓之黄掉。黄掉云者，以其色泽不美，而在可弃之域也。”另据古瓷考略云：“当时荆湖川广所用之瓷，多系青花雕花画花等花样，…… 皆当时民窑也。”可见青花瓷器作为当时瓷器的一个新品种在荆湖川广等地被广泛使用。
另一方面，元青花的花样也完全是中国式的，无论器型、纹饰、装饰方法均植根于唐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和制瓷传统，特别是吸收和借鉴中国北方著名窑口如磁州窑的纹饰图案和装饰手法，改刻、划为手绘从而创造出新的表现方法。
枢府型元青花作为元青花中的一类特殊品种，绝对不是一般百姓甚至官员能享用的，乃是供宫廷专用的进御之器。理由如下：第一，此类器物工艺精湛，装饰繁复，产量稀少，生产成本极高；第二，此类器物主要装饰图案为龙、凤图案，采用极为复杂的印花、刻花工艺，与枢府瓷的装饰工艺完全相同，绝非一般元青花装饰工艺可比拟；第三，元代虽然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但是对龙、凤纹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制的，据《元史》卷七十八《舆服志》记载：“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冬十有二月，定服色等第，诏曰……惟不许服龙凤纹。职官除龙凤纹外一品二品服浑金花、……器皿（谓茶酒器）除钦造龙凤纹不得使用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玉。”这段记载特别点明虽官至一品也不得使用龙凤纹器皿，说明带有龙凤纹的器皿只能是宫廷御用之器。
以上列举的藏品来源不同、器型各异、纹饰图案千差万别，体现出的特点则完全符合“景德镇进御之器，土必白埴腻，质尚薄，多小足印花及戗金五色花者” 3的特点。
四、元青花的洒蓝装饰方法
关于元青花的装饰方法，学者们多注意到绘画、刻划、模印、雕塑等技法的运用，且论述甚详，不再赘述。笔者要提出的是尚未被多数专家学者关注的一种元青花装饰手法——洒蓝。
这种洒蓝装饰方法在元青花中运用相对较少，且多是在元青花精品中见到。如土耳其托普卡帕博物馆藏直径为45厘米元青花青地白花莲池牡丹纹菱口大盘（图五），在白花上弥散着蓝色的斑点显得更加幽深美丽，是运用洒蓝装饰手法的典型代表。
此外，日本松冈美术馆藏元青花大盘也同样采用了洒蓝装饰手法（图六）。
在洁白的胎壁上散布着稀疏的蓝色料点，十分美丽，显然是工匠人为装饰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洒蓝作为一种瓷器装饰手法，在元代就已经成熟并成功地运用于元青花的装饰之中，为明清两代蓝釉器中所见洒蓝之先声。
五、结语
1.元代采取的是贡瓷制度，“有命则供，否，则止”不存在通常意义的常设性官窑，那么学界和业界关于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就是一个虚无的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2.关于元青花的分类，除约定俗成的至正型和延祐型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用途的元青花瓷器，笔者命名为“枢府型元青花”，这类元青花是专供元朝宫廷御用的。
3.关于元青花的装饰方法，除绘画、刻划、模印、雕塑等技法外，洒蓝装饰技法已经成熟并被自觉地广泛地运用于元青花的生产中。
注释：
1.史树青.宋元瓷器鉴定二十讲[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68.
2.朱裕平.元代青花瓷[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20.
3.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47.
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工作开展较晚，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一大批元青花考古资料的面世和唐青花、宋青花资料的发现，开始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注意。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元青花研究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2005年7月12日，英国伦敦佳士德举行的“中国陶瓷、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由此掀起了国内元青花研究的高潮。
学者们最初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元青花的起源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进一步涉及到元青花的类型、分期、性质、生产机构、纹饰特征、文化内涵、青料来源、外销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不少富有创见的论文和专著。对元青花的研究显然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大课题，本文主要关注元青花的性质、类型以及元青花装饰手法中不为人注意和重视的洒蓝装饰方法，拟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以便就教于业内方家。
一、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主要是针对至正型元青花而言，业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至正型元青花是民窑产品，以张浦生先生为代表，认为所谓至正型青花并非官窑产品而只是定烧的产品或供器。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至正型元青花属于官窑产品，属于浮梁瓷局生产，以刘新园先生为代表，认为国内外传世与出土的元青花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装饰特异纹饰，构图严谨，笔法工整，体量一般较大，以伊朗土耳其所藏为代表，为饶州总管段廷珪董陶期间由浮梁瓷局烧造；另一类构图疏朗，笔法自由草率，以菲律宾印尼所出为典型，是工匠们自由生产自己的产品。第三种观点认为至正型元青花既有民窑产品也有官窑产品，以李民举先生为代表，认为浮梁瓷局如文献所载设立于至元十五年，先隶属行工部，至元三十年后隶属将作院，其产品可称御土窑器，是元皇室专用器物，一些也被用来赏赐大臣，主要包括生活用器和祭礼器两大类，生产地点在景德镇南河南岸刘家坞一带。同时认为元青花产品不全属于浮梁瓷局产品，包括所谓“至正型”元青花标准器云龙纹象耳瓶，今天所见元青花大多数应属于民窑产品，所以，要真正将元青花研究清楚，关键是要正确区分哪些是浮梁磁局产品，哪些属民窑产品。
以上三种观点出现分歧的原因，关键在于对“浮梁瓷局”的性质、职能认识不同。因此，要确定元青花（主要指至正型）的性质，首先要弄清楚“浮梁瓷局”的性质及其职能。而要弄清楚“浮梁瓷局”的性质及其职能，又必须着眼于元朝政权的性质及其体制，着眼于元政府设立浮梁瓷局的根本目的。
据《元史•百官志》载：“至元十五年，置曰浮梁瓷局（秩从八品），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大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元史的这段记载似乎表明浮梁瓷局主要职能是“掌烧造瓷器”，但到底是直接烧造瓷器还是管理制瓷业，实际意思并不甚明了，这是造成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的主要原因。
据元人蒋祈陶纪略云：“景德镇窑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粥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窑之长短，率有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而火堂火栈火尾火眼之数，则不入于籍。……兴烧之际，按籍纳金。窑牌火历，迭相出入，谓之报火，一日二夜，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拣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同异差互，官则有考，谓之店簿，运器入河，肩夫执劵，次第件具，以凭商算，谓之非子。其窑之纪纲，大约有如此者。……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罪。凡利于官者，一渋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见江西通志经政略所引）蒋祈的这段记录十分详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大致可以说明以下问题：第一，解决了蒋祈本人的时代问题，即蒋祈是元代人无疑。因为蒋祈的上述记录反映的完全是元代的瓷业管理体制，凡窑户商店，烧造贩卖之数量品色皆在官府严密监视之下；第二，元政府视景德镇制瓷业为课税收入的重要来源，这是元政府特设浮梁瓷局的根本原因；第三，浮梁瓷局皆有工商、税务、刑罚等多种职能，本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行政管理机构，而非生产制作瓷器的窑厂。
据李辉柄先生在《宋代官窑瓷器》一书指出：“浮梁瓷局设有督陶官，但督陶官的主要工作是向民窑收取捐税，即重在财政收益，而不直接指导制瓷。浮梁瓷局所生产的瓷器，也非内廷供奉之需，而是日用瓷，与宋及明清官窑性质不同。可见，浮梁瓷局没有在烧制贡瓷上发挥作用。泰定后，随着浮梁瓷局的撤销，饶州路总管接任督办中央政府用瓷的职务。‘有命则供，否，则止’表明元代官用瓷的制作是一种临时性的非常规生产。因此，就整个元代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常设性官窑。”李辉柄先生认为元代并不存在一个常设性官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李辉柄先生认为浮梁瓷局同时是一个生产日用瓷器的机构，则值得商榷。据《古瓷考略》：“元改宋之监镇为提领，至泰定年间，提领止脱课民窑，一时民窑称盛。当时荆湖川广所用之瓷，多系青花雕花划花等花样，……皆当时民窑也。”这段记载表明到了泰定年间，随着浮梁瓷局的撤销，其职能由提领行使，由于提领“止脱课民窑”，从而使得民窑更加兴盛，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浮梁瓷局的主要职能是税务，其性质为行政管理机构，而非生产制作瓷器的部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元代并不存在一个常设性官窑，元代官用瓷的制作是一种临时性的非常规生产，即“有命则供，否，则止”；二、浮梁瓷局的性质为行政管理机构，而非生产制作瓷器的部门。
因此，笔者认为元代宫廷用瓷采取的是贡瓷制度，即“有命则供，否，则止”。不存在通常意义的常设性官窑，学界与业界关于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是一个虚无的话题，是一个伪命题。
二、为什么要提出枢府型元青花这个命题
目前，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将元青花分为两种类型：至正型和延祐型。所谓“至正型”是指与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风格类似的一类元青花，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使用进口青料绘制，纹饰布局繁密，多饰有多层纹饰带，器形较大。所谓“延祐型”是指与延祐六年纪年墓出土青花缠枝牡丹双兽耳盖罐风格类似的一类元青花，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由国产青料绘制、呈色清淡、画笔草率、器形较小。对元青花的上述分类虽不甚科学，然而长时间以来约定俗成，已为学界和收藏界所接受和认可，不便推翻或更改。然而，上述分类方法是否囊括了元青花的所有类型呢？没有！
笔者在收藏和研究过程中注意到有一类元青花既不应归入一般意义的至正型元青花，更不能归入延祐型元青花，这类元青花的共同特点可谓小巧精致，兼具青花和印花、刻花等多种装饰方法，从其印花、刻花纹饰主要是龙、凤图案看，必然是景德镇进御之器，虽无枢府字样，却与枢府瓷有异曲同工之妙，无以名之，乃名之曰“枢府型元青花”。
这类“枢府型元青花”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元景德镇窑龙纹高足杯（图一）为代表，据博物馆资料介绍，此高足杯高11.4厘米，口径13.2厘米，工艺极好，胎质坚致，白釉泛青，釉质莹润。青花发色比较淡雅，内壁口沿和底心绘青花卷草纹和莲瓣纹，内壁饰印花双龙纹，内底在六瓣莲花外周又有一周八瓣印花莲瓣纹。外壁的主体纹样为一条火焰龙纹，龙身为斜方格纹，辅助纹样是莲瓣纹、卷草纹和双重莲瓣纹，画笔清晰，实为元青花中的上品。
史树青先生主编的《宋元瓷器鉴定二十讲》中提到“元菱花口青花海水龙纹浅腹盘”（图二），高2厘米，口径16厘米，估价RMB 6000 000。据鉴赏要点介绍：“盘八瓣葵口，边沿青花海水纹装饰，青花色深沉浓烈，海水波涛翻滚，盘心处暗刻龙纹，龙腾四海，神态威猛，须后仰，四肢矫健有力。整件器物装饰尊贵，造型规整，为官窑器中难得的佳品。”1
以上两器小器大雅，皆有可靠出处，可谓流传有序。
此外，朱裕平先生所著《元代青花瓷》中的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完整器及残片（图三、图四）与上述两器属同一类型。2
三、枢府型元青花为进御之器
关于元青花的功用，国内外专家学者多认为系外销瓷，是专为元政府创汇牟利的。如英国人玛格丽特•梅德雷在《论伊斯兰对中国古瓷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14世纪几乎专为近东市场而制作的元青花瓷，其设计样式，远非中国式的，实为伊斯兰的。” 梅德雷认为元青花是专为远东市场而制作，同时认为元青花的设计样式是伊斯兰式的。国内学者为迎合这种观点，又列举元代学者苏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卷五“杨忠肃公”中的记载：“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镶金的金属制成品。”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的记载：“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金属制成品。”由此认为元朝统治者在当时并不以青花瓷器作为宫廷用瓷，元朝宫廷督办青花瓷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中东地区贸易的需要，因此元青花瓷器在造型上也是为适应中东地区伊斯兰民族的生活习惯而制。实际上，上述观点的论据并不成立，因为元太祖生活的时代以及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代在元朝早期，那个时候元青花还没出现呢！怎么可以用前朝的史料来论定后朝的史实呢？
笔者认为，关于元青花的功用首先是满足国内的需求，其次才供国际贸易之用。据元人蒋祈《陶纪略》云：“若夫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荆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碗之类，鱼水高足，碟之发晕海眼雪花，此川广荆湖之所利。盘之马蹄槟榔，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绣，蒲唇，弄弦之类，此江浙福建之所利。必地有择焉者，……惟贩之所需耳。两淮所宜，大率江广闵浙澄泽之余，土人货之者，谓之黄掉。黄掉云者，以其色泽不美，而在可弃之域也。”另据古瓷考略云：“当时荆湖川广所用之瓷，多系青花雕花画花等花样，…… 皆当时民窑也。”可见青花瓷器作为当时瓷器的一个新品种在荆湖川广等地被广泛使用。
另一方面，元青花的花样也完全是中国式的，无论器型、纹饰、装饰方法均植根于唐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和制瓷传统，特别是吸收和借鉴中国北方著名窑口如磁州窑的纹饰图案和装饰手法，改刻、划为手绘从而创造出新的表现方法。
枢府型元青花作为元青花中的一类特殊品种，绝对不是一般百姓甚至官员能享用的，乃是供宫廷专用的进御之器。理由如下：第一，此类器物工艺精湛，装饰繁复，产量稀少，生产成本极高；第二，此类器物主要装饰图案为龙、凤图案，采用极为复杂的印花、刻花工艺，与枢府瓷的装饰工艺完全相同，绝非一般元青花装饰工艺可比拟；第三，元代虽然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但是对龙、凤纹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制的，据《元史》卷七十八《舆服志》记载：“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冬十有二月，定服色等第，诏曰……惟不许服龙凤纹。职官除龙凤纹外一品二品服浑金花、……器皿（谓茶酒器）除钦造龙凤纹不得使用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玉。”这段记载特别点明虽官至一品也不得使用龙凤纹器皿，说明带有龙凤纹的器皿只能是宫廷御用之器。
以上列举的藏品来源不同、器型各异、纹饰图案千差万别，体现出的特点则完全符合“景德镇进御之器，土必白埴腻，质尚薄，多小足印花及戗金五色花者” 3的特点。
四、元青花的洒蓝装饰方法
关于元青花的装饰方法，学者们多注意到绘画、刻划、模印、雕塑等技法的运用，且论述甚详，不再赘述。笔者要提出的是尚未被多数专家学者关注的一种元青花装饰手法——洒蓝。
这种洒蓝装饰方法在元青花中运用相对较少，且多是在元青花精品中见到。如土耳其托普卡帕博物馆藏直径为45厘米元青花青地白花莲池牡丹纹菱口大盘（图五），在白花上弥散着蓝色的斑点显得更加幽深美丽，是运用洒蓝装饰手法的典型代表。
此外，日本松冈美术馆藏元青花大盘也同样采用了洒蓝装饰手法（图六）。
在洁白的胎壁上散布着稀疏的蓝色料点，十分美丽，显然是工匠人为装饰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洒蓝作为一种瓷器装饰手法，在元代就已经成熟并成功地运用于元青花的装饰之中，为明清两代蓝釉器中所见洒蓝之先声。
五、结语
1.元代采取的是贡瓷制度，“有命则供，否，则止”不存在通常意义的常设性官窑，那么学界和业界关于元青花的官窑与民窑之争就是一个虚无的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2.关于元青花的分类，除约定俗成的至正型和延祐型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用途的元青花瓷器，笔者命名为“枢府型元青花”，这类元青花是专供元朝宫廷御用的。
3.关于元青花的装饰方法，除绘画、刻划、模印、雕塑等技法外，洒蓝装饰技法已经成熟并被自觉地广泛地运用于元青花的生产中。
注释：
1.史树青.宋元瓷器鉴定二十讲[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68.
2.朱裕平.元代青花瓷[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20.
3.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