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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鲜朝先后经历了“壬辰楼乱”、“丙丁虏乱”，战乱引发的社会危机引起了思想界的变动，韩国哲学界的实学得以产生，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韩国著名的史学家柳馨远的哲学思想充分表现出“复古变革”和“经世致用”的倾向，主要存在于《磻溪随录》这部著作中，其中，关于改革思想的阐述较多，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对后世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因此，本文将对柳馨远的改革思想进行研究，希望可以为我国的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柳馨远;改革思想;实学思想
柳馨远（1622-1673），字德夫，号播溪，生长于士大夫家庭，学于舅父李元镇，推崇栗谷李琪。其少年时期适逢两次胡乱，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层声称“北伐”和“尊明大义”，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柳馨远出于对上层的失望，没有步入仕途，而是隐居罗安北道的扶安县愚播洞，从事学术研究和社会改革活动。他博览群书，反对“空理空谈”，主张学问必须有益于人民的日常生活，著有《磻溪随录》，从实学立场出发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柳馨远也被誉为朝鲜实学派的开创者。柳馨远很少追究实学的内在含义和现实意义，更重视在改革中推行具体的实学论，主张远离空虚的学问，崇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社会改革的“实际有用之学”。
柳馨远认为“唐世均田之制亦近古意，丽祖用之以致富强”，但“唐及高丽之制，以人为本，计丁给田，故有人与田相为多寡之弊。此虽似相近，而实与古法不相合”。他根据朝鲜朝的实际情况，主张以灵活方式复行井田，“地形不必宽而制无不可，公田不必置而可为什一，采地不必设而各有其养，合于自然之理，易于今日之行”，这样“虽不画为井形，而井田之实俱在其中”。虽然他与黄宗羲一样强调“民本思想”，但与黄宗羲期盼君主能秉承以人民幸福为念的道德情怀，赋予知识分子更多参政权，进而由知识分子来监督朝政，政清令明等不同，柳馨远的“民本”强调的是解决百姓的具体问题，包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老百姓。此外，柳馨遠还强调尊重人，主张人无贵贱之分，进一步突破了等级门第观念，赋予了奴裨阶层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平等。明朝灭亡、朝鲜朝降清后，柳馨远开始对兵制改革倾注大量热情。明朝兵制设想 “五十口而出一人，则其役不为重;一十户而养一人，则其费不为难;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余万，亦不为少矣”。柳馨远设定的兵民比例为“四顷出一人”，即四名男丁中出一人服兵役，三人供养，“四顷夫内一人为主，则三人为保夫。保夫每一人岁出米十二斗或布二匹以助之”。目的是希望士兵服役期间专心训练，提升战斗力，不给百姓增加经济压力，因此，柳馨远的改革思想完全是从老百姓的立场出发的，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拥趸。
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柳馨远称“工商之不可无，与士农无异”，并从税收、关隘等方面都做出了有利于商品流通、工商业发展的规定。为了减轻社会负担，增加劳动人口，他倾向于取缔僧尼巫现。柳馨远主张“禁僧尼”，“凡僧徒不得受田”，僧尼皆令还俗“不还俗者征赎布十匹”，“凡有公家大小役，役以僧徒”，“凡寺刹钟鼓，皆属公”“自今以后，令民不得出家为僧。凡为僧者，没为奴;与子为僧徒弟者，与者受者，俱杖八十，边远充军”。
在政治方面，柳馨远不是没看到朝鲜朝统治阶层的种种问题，而是认为引发国家全面失衡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的盛行，因此，以田制改革为变革基础，希望将土地收回国有并重新分配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进而摆脱当前境况，即“经界一正而万事毕”“若不正田制，则民产终不可恒，赋役终不可均，户口终不可明，军伍终不可整，词识终不可业，刑法终不可省，贿赂终不可遇，风俗终不可厚”。“公田一行，百度举矣，贫富自定，户口自明，军伍自整，唯如此而后，教化可行，礼乐可兴。不然，大本己紊，无复可言。”在《磻溪随录》中，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阐述田制改革，其中近半文字又为回溯历史流脉，柳馨远重视引述历史先例，论证改革依据，力求使每条措施皆有理有据，因此，《磻溪随录》贵在改革内容之详实与具体。
在教育方面，柳馨远十分重视学校职能，将其视为政府良好运行的基本保障，但他强调改革学校教育职能，应突出儒学教育的普及面，并提出了完善各级教育机构，增加平民入学机会等方面的建议，主张京都设太学、道监置营学、州县置邑学，各阶层子弟皆许入学，尤其批判了朝鲜朝森严的等级制度，认为“乡党学校，乃序长幼敦风化之所，尤不可以门阀为序也”。此外，柳馨远还直陈科举之害，主张废科举，行“贡举’，“博采乡党公共之论，善恶之实，明举而会众礼兴，保任而征于久远”。
最后，柳馨远也重视发展工商业，由于朝鲜朝国内一直以实物交易为主，虽有东国通宝，但制作粗陋，并不通行，因此，柳馨远希望参照明朝之法“行钱币”，并制定了详细的推行铜钱诸项措施。他虽未专门介绍用银之法，但在所设定的“物货准式”中，首先强调“以钱二百文准银一两，一定不易，而余皆随其时贵贱”的标准，并将日常流通之白布、米皆按银折算，可见，他并不反对用银。
参考文献：
[1][韩]柳馨遠：《播溪随录（卷一）》，早稻田大学藏乐浪书斋本。
[2][韩]柳馨远：《播溪随录（卷二一）》，日本早稻田大学藏乐浪书斋本。
[3][韩]柳馨远：《播溪随录（卷二五）》，日本早稻田大学藏乐浪书斋本。
【关键词】：柳馨远;改革思想;实学思想
柳馨远（1622-1673），字德夫，号播溪，生长于士大夫家庭，学于舅父李元镇，推崇栗谷李琪。其少年时期适逢两次胡乱，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层声称“北伐”和“尊明大义”，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柳馨远出于对上层的失望，没有步入仕途，而是隐居罗安北道的扶安县愚播洞，从事学术研究和社会改革活动。他博览群书，反对“空理空谈”，主张学问必须有益于人民的日常生活，著有《磻溪随录》，从实学立场出发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柳馨远也被誉为朝鲜实学派的开创者。柳馨远很少追究实学的内在含义和现实意义，更重视在改革中推行具体的实学论，主张远离空虚的学问，崇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社会改革的“实际有用之学”。
柳馨远认为“唐世均田之制亦近古意，丽祖用之以致富强”，但“唐及高丽之制，以人为本，计丁给田，故有人与田相为多寡之弊。此虽似相近，而实与古法不相合”。他根据朝鲜朝的实际情况，主张以灵活方式复行井田，“地形不必宽而制无不可，公田不必置而可为什一，采地不必设而各有其养，合于自然之理，易于今日之行”，这样“虽不画为井形，而井田之实俱在其中”。虽然他与黄宗羲一样强调“民本思想”，但与黄宗羲期盼君主能秉承以人民幸福为念的道德情怀，赋予知识分子更多参政权，进而由知识分子来监督朝政，政清令明等不同，柳馨远的“民本”强调的是解决百姓的具体问题，包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老百姓。此外，柳馨遠还强调尊重人，主张人无贵贱之分，进一步突破了等级门第观念，赋予了奴裨阶层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平等。明朝灭亡、朝鲜朝降清后，柳馨远开始对兵制改革倾注大量热情。明朝兵制设想 “五十口而出一人，则其役不为重;一十户而养一人，则其费不为难;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余万，亦不为少矣”。柳馨远设定的兵民比例为“四顷出一人”，即四名男丁中出一人服兵役，三人供养，“四顷夫内一人为主，则三人为保夫。保夫每一人岁出米十二斗或布二匹以助之”。目的是希望士兵服役期间专心训练，提升战斗力，不给百姓增加经济压力，因此，柳馨远的改革思想完全是从老百姓的立场出发的，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拥趸。
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柳馨远称“工商之不可无，与士农无异”，并从税收、关隘等方面都做出了有利于商品流通、工商业发展的规定。为了减轻社会负担，增加劳动人口，他倾向于取缔僧尼巫现。柳馨远主张“禁僧尼”，“凡僧徒不得受田”，僧尼皆令还俗“不还俗者征赎布十匹”，“凡有公家大小役，役以僧徒”，“凡寺刹钟鼓，皆属公”“自今以后，令民不得出家为僧。凡为僧者，没为奴;与子为僧徒弟者，与者受者，俱杖八十，边远充军”。
在政治方面，柳馨远不是没看到朝鲜朝统治阶层的种种问题，而是认为引发国家全面失衡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的盛行，因此，以田制改革为变革基础，希望将土地收回国有并重新分配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进而摆脱当前境况，即“经界一正而万事毕”“若不正田制，则民产终不可恒，赋役终不可均，户口终不可明，军伍终不可整，词识终不可业，刑法终不可省，贿赂终不可遇，风俗终不可厚”。“公田一行，百度举矣，贫富自定，户口自明，军伍自整，唯如此而后，教化可行，礼乐可兴。不然，大本己紊，无复可言。”在《磻溪随录》中，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阐述田制改革，其中近半文字又为回溯历史流脉，柳馨远重视引述历史先例，论证改革依据，力求使每条措施皆有理有据，因此，《磻溪随录》贵在改革内容之详实与具体。
在教育方面，柳馨远十分重视学校职能，将其视为政府良好运行的基本保障，但他强调改革学校教育职能，应突出儒学教育的普及面，并提出了完善各级教育机构，增加平民入学机会等方面的建议，主张京都设太学、道监置营学、州县置邑学，各阶层子弟皆许入学，尤其批判了朝鲜朝森严的等级制度，认为“乡党学校，乃序长幼敦风化之所，尤不可以门阀为序也”。此外，柳馨远还直陈科举之害，主张废科举，行“贡举’，“博采乡党公共之论，善恶之实，明举而会众礼兴，保任而征于久远”。
最后，柳馨远也重视发展工商业，由于朝鲜朝国内一直以实物交易为主，虽有东国通宝，但制作粗陋，并不通行，因此，柳馨远希望参照明朝之法“行钱币”，并制定了详细的推行铜钱诸项措施。他虽未专门介绍用银之法，但在所设定的“物货准式”中，首先强调“以钱二百文准银一两，一定不易，而余皆随其时贵贱”的标准，并将日常流通之白布、米皆按银折算，可见，他并不反对用银。
参考文献：
[1][韩]柳馨遠：《播溪随录（卷一）》，早稻田大学藏乐浪书斋本。
[2][韩]柳馨远：《播溪随录（卷二一）》，日本早稻田大学藏乐浪书斋本。
[3][韩]柳馨远：《播溪随录（卷二五）》，日本早稻田大学藏乐浪书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