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39万考生参加高考的前夜，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原处长蔡荣生长因受贿罪被逮捕。报道称，2006年至2013年期间，蔡荣生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自主招生的优越性、大学校园的纯洁性、高等教育的道德感，在蔡荣生被捕的一刻被打包“拉黑”了。如若939万考生在离开挥洒汗水的考场后，也遇到这样一名招生处处长，那十年寒窗只会令人寒心，改变命运就是一句玩笑。
　　教育部党组成员、驻部纪检组长王立英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教育领域绝非一片净土，教育部门也非清水衙门。这话说得够重。潜台词无非是，其他高校也别看热闹不嫌事大，用一种置身事外、幸灾乐祸的眼光来打量人大。蔡荣生是个案，但不是孤例。他的腐败虽然对应个人，他的悲剧虽然属于人大，但此案的反思留给了所有高校，也留给了走过11年的自主招生制度。
　　“蔡荣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标题党的杰作，也道出了公众心声：如果没有学校的纵容，招生处长怎能堂而皇之地监守自盗？如果具备严格的问责，自主招生的腐败怎能持续数年？这再次印证了孟德斯鸠的话：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直到受到限制。从权力的本性出发，落实问责、强化监督，应该是完善自主招生制度的方向。但是，考虑到“特殊国情”，如果缺少公开透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往往会形成利益同盟，所以，信息公开是先于问责和监督的必然选择。无论是人民大学建立起社会监督员制度，还是教育部明确高校必须公示招生信息，都是沿着“公开 监督”的方向在完善自主招生制度。
　　当然，社会上也不乏另一种声音：为什么不干脆叫停自主招生？须知自主招生从制度设计上讲，是拓宽了擢拔人才的途径，增加了检阅人才的方式，其初衷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叫停”虽一劳永逸，但也因噎废食，这种极端论点不可取。不过，其背后对招生公平的关注和焦虑，却应该认真对待。那些去行贿蔡荣生等人的人，往往非富即贵，自主招生中的行贿受贿，实际上是把优质高校资源给了有钱者、有权者，这让本已倾斜的教育公平雪上加霜。当普通家庭的孩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官二代”“富二代”独自踏上自主招生的康庄大道，让人情何以堪？
　　在恢复高考36年后，公平已经超越人才选拔，成为人们心目中高考的首要价值。在阶层固化、社会板结的时代背景下，公平是深沉的呼唤、敏感的神经、内心的向往。现在，高考成为大多数莘莘学子实现阶层跃升的主要渠道，成为普通家庭改变命运的诺亚方舟。无论对高考的争议有多大，大多数人仍然以公平的名义向高考致敬，毕竟，“考卷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公平的最后堡垒之一。而招生公平就是高考公平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一句空话。
　　蔡荣生被捕激起的强烈舆论反应已经证明：高考和高校改革应该向前推进，但推进必须以公平为前提。在关系下一代命运的高等教育领域，任何容易助长权力滥用、利益输送的制度，都会遭到巨大的社会阻力和舆论压力。
　　一则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的高考旧事，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舆论呼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京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何平担任招生办领导，他的孩子高考成绩距录取分数线差1分。考务组抽调包括何平孩子在内的20名考生试卷，密封后交阅卷老师复查，未发现任何差错，何平的孩子终未录取。今天听来，这似乎天方夜谭。同样是招生办领导，为何差距这么大？答案不能归结于“那个政风清廉、人心纯净的年代”，更应该落到对制度的考量上：为什么实行了36年的统一招生，其腐败程度小于实行仅11年的自主招生？为什么在统一招生中，信息公开、社会监督、法律问责这套制度更有刚性？为什么这种刚性难以落实到自主招生中？是不是高校太“自主”了？是不是必须限制、甚至局部收回高校的权力，才能让招生处长们无权腐败？
　　今年高考时节，都市里的人流行问自己：如果没有高考，我会在哪里？这个话题探讨着高考对人生的改变，也隐含着不少人的一种庆幸和一种渴望：在高考的岁月里，我们不要遇到蔡荣生这样的招生处长，以及腐败丛生的招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