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百”字，泛言其多，算是个概数，这类泛指、概指的词，往往未必如数。《百家姓》中却记载了500多个姓氏，非但如此，一谈到“老百姓”，竟广泛到足以容纳所有的人民。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家文献集，其中《尧典》一章中说，“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百姓”一词，就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在古代文献中。
　　中国历史上姓与氏具有不同的含义，究竟姓早还是氏早，一向莫衷一是。一度多数人认为先有姬、妫、姒、姜这些古姓，后有周、陈、孔、孟这些氏。但近来有人认为毕竟还是先有神农氏、伏羲氏、少昊氏这些古氏，然后才有前面所说的古姓。很明显，这两种说法中，“氏”的所指并不相同。这些古氏，大致是上古的部落名称。尝百草者，绝非号“神农氏”的某个人。合理的解释是，神农氏部落较早进入了农耕文明，熟悉各类植物。但是古姓也有部落的含义，同姓最初源于同一部落。
　　从时间上看，先有古氏，由古氏分化出古姓似乎更合理，这是在部落不断细分的背景下，历史残存在语言中的记录。虚无飘渺的三皇五帝如果确实存在，那他们就是部落联盟的领袖，而尧帝就可能是以陶唐氏部落首长的身份领袖天下。九族，是陶唐氏部落内的组织结构；百姓，则是其他大部落的首领。这么看，“百姓”说的是最早的贵族、权力阶层，与现代汉语的含义竟有天壤之别。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百姓”是“黎民于变时雍”中说到的“黎民”。可怜的黎民到了秦代，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叫“苍头”，即用黑布包头之人。
　　《尚书》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八个字非同小可，不仅影响中国人的造语习惯，也影响了西洋东洋人。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建的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其中文译名是“协和医院”，而大正时代结束后，日本新天皇的年号“昭和”，也从这八个字中取名。
　　从三皇五帝发展到春秋之际，只有不足30个古姓。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西周分封诸侯国越来越少，亡国以后的国民往往以国为氏、以邑为氏，突破了春秋以前由天子赐氏的限制。最早，有无姓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贵贱的标志，但到了战国后期，不仅人人都有了氏，而且姓与氏也合二为一。
　　人们用“姓”取代了氏，一方面是草根阶层僭越之后，终于拥有了社会识别ID，另一方面闪耀的姓氏作为贵族标志脱去了光环，沉入平庸。进入西汉，已经有单姓复姓合计130个，短短几百年，我们祖先们的姓氏翻了两番，终于可以符实“百姓”之称。历史还要再经1000多年，迄于明代，汉姓数目才大致与今相仿。
　　从这个角度看人与姓氏的关系，就好似吃肉。生产力水平低，就只有贵族能吃肉；蓄养发达，平民家庭也能吃上肉，但量少，所以只能尽着老人吃。生产继续发展，就人人都吃得上肉，但肉却变了质，出现瘦肉精、注水肉。人人都有姓氏以后，姓氏也确实变了质。中国历史上充斥着名分之争，伴之而来的则是没有穷尽的“僭越”。每次僭越之后，被僭越的名分都贬值。
　　中国的封建制被中央集权制“大一统”之后，“百姓”就被草根化，新兴的士族豪门悄悄地填补空缺，这时出现了“郡望”，是对贬值以后姓氏的补充调整。经过这一番调整，“百姓”这个词也就彻底草根化了。从光武帝的诏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变化：“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这个“百姓”中包括“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这表明最晚在东汉初年，弱势群体已经被称为“百姓”。
　　近代以来，口语中出现了“老百姓”。“老百姓”之“老”，绝非“耆老”“老农”之老，而是“小”的意思。老百姓就是小百姓。两三千年来，社会结构变来变去，但总是要有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区别。换个角度看，如今的“小百姓”“老百姓”正是当年的无氏者。
　　大约2000多年前的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中，“百姓”被降了级，从特权阶级变至无权阶级。“百姓”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恰好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迅猛演进。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