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时期储备的战争库存，不仅会有助于取得战争的胜利、防止陷入供给困境，它们同样是推动和维持生产、就业的重要手段。如果我们知道在25年后一定会被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我们会欣然同意制定长期储备政策，以此建立巨大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储备。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这也将有助于我们的资源和人力得到充分利用。希特勒仅仅通过为征服世界做准备，就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问题，或许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可以效仿他。
　　然而似乎每次战争过后，我们都相信战争不会重演。因此，我们一直不愿在和平时期建立大型储备以服务于长远的军事目的（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队立即大规模销毁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储备）。因此，我们当前窘迫的商品短缺——完全重演了上一次战争的景象——似乎并不能说服我们制定全面的储备计划，以满足安全和经济稳定之需。
　　一方面，有人称储备是必要的、有利的，也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的。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储备会造成企业和政府的巨大损失。我们当前对战后商品过剩的思考存在这两种迥异的观点。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一个根本的区别，那么或许就不再困惑了。这个区别是检验储备机制合理与否的试金石。商品储备是否作为国家资产而不是国家累赘而运行，取决于商品储备的运行机制。这完全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当建立储备仅仅是为了满足将来需求时，它是有利的，不会制造麻烦。当它的主要目标是早早出售时，储备很可能会破坏市场，也会让储备的持有者损失惨重。
　　私营商业中的储存同样存在这个区别，但这种区别绝不等同于图用生产和逐利生产之间的根本差异。私人商业中的库存被视为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是商业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它们的功能类似于构成商人生产资本的工厂账户和应收账款。商人购买这些库存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投机利润——尤其是通过借贷超常额度的银行贷款来实现的购买。正是这类库存引起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玷污了所有库存计划的名声。
　　如果在一个行业中，储备是正常的行为，那么即使拥有大额美元价值的庞大库存，也不会对一家企业构成特别的威胁。例如，香烟企业常常储存可供三年使用的烟草，酒类企业会大量储存陈年威士忌，木材行业也有这种惯常的做法。但是即使特殊的会计手法能掩盖库存波动的风险，这种行为也无法成为所有行业的普遍做法，因为实施这种会计手法首先要标低账簿上的资本价值。此外，购买数量过大的库存品将会使资金被套在不赢利的资产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储存充足产品以备将来所需的机制并不存在固有的经济缺陷。另一方面，库存增加与现代商业的会计手法不太协调，虽然在古代，库存增加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有益的自然结果。
　　因此，政府当前的职责是制定深远的储备政策，以应对和平时期的挑战和战争时期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保证，政府的商品储备既不能对商品市场构成持久的威胁，也不能持久成为利益团体施加政治压力的焦点。
　　我们发现，政府储备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合理方式，既可创造有利的商品储备，又能在供需之间发挥缓冲作用。这是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而得出的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手段。其他可以与之比拟的手段包括公共工程项目、预算政策（赤字开支等）、信贷控制、为商业和家庭提供贷款等。仅凭储备手段决不能推动充分生产和就业。它也不是在任何时期都能在整个经济领域取得同样的成功。
　　与种类繁多的制成品领域相比，储备机制似乎在种类相对较少的基本原料领域更加有效。当应用于可储备的大宗商品时，储备所面临的技术性难题就要简单许多。
　　如果这些关键的原料能得到稳定，那么无疑将会为整个经济带来强大的平衡和稳定效果。因为商业中的大危机大多与原料价格的大幅波动有关。此外，原料储备还能在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快速生产出所需的制成品，帮我们应对紧急情况，或者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世界经济政策上，我们会发现储备理念在世界经济政策中尤为可行。原料问题是国际性问题，因此它需要国际性的解决方案。我们无需建立管理世界的超级政府或精心锻造的各国经济合作，就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储备方案。大多数政治经济手段都更适用于国内，而商品储备政策更适合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范围越大，它的效果就越好。
　　《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详见本期“本刊荐书”。本文选自该书第三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