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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的沉默如同无声的警钟
且说有一天，一位好友来我家玩。第二天，我西边的邻居敲门找我，让我的朋友赔他的车。他说，我的朋友昨天停车没小心，刮蹭了他的汽车。我答应他道，当天下午我就到朋友那儿去问个究竟。若确有此事，我了解那位好友，他一定会办理赔偿手续的。但无论如何，我明天早上十点将带他去邻居家洽谈此事。
当天下午，我风风火火地赶到好友那儿，劈头盖脸道，你为啥刮蹭了别人的车却不言语一声？搞得我像你的犯罪同伙似的！他挠了半天脑袋，然后嘟囔道，他昨天在我家门口停车时，确实有点不顺来的，但他真的不知道刮蹭到别人的车了。我说，那是我的邻居哎！得了，就当帮我一个忙，供认不讳吧！
当天晚上，我正要洗洗睡呢，两位警察来了。原来我那位高邻当天下午竟然带着证人到警察局报案去了。警察问我，那好友是否答应赔偿刮蹭？我呆了，但还没呆若木鸡，故立马披上外套，带着两位警察就到邻居家当面对质去了。我说，出尔反尔呀，咱们不是说好了，明天早上十点去你家洽谈赔偿之事吗？他躲到警察后边一声不吭。
警察走后，我躺在床上睡意全无。我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每天下午帮那个邻居遛他的大黑狗了！在荷兰，遛一小时的狗五到八欧元，我饶上兔耳朵、羊下水等等给那大黑狗买的零食，免费给邻居遛了五年的狗，换来了一只披着西装的白眼狼。
德国黑森州公寓式小区。
第二天，我带着好友去白眼狼家填写赔偿表，再次问他，你干嘛派警察来，狐假虎威地坑我？他说，他担心我赖账。我惊讶道，咱们俩是邻居哎。中国有两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再想赖账，也不会拿你开涮呀！
邻居的沉默如同无声的警钟，把我给敲醒了。是了，邻居没错，是我不识时务。我在荷兰这么多年，咋还没看清楚形势？
又一天，天刚蒙蒙亮，我的一位荷兰读者就带着她的吉娃娃不请自来了。她非要进屋和我小叙一番不可。她只是读过我的小说，但我们素不相识，所以我没答应她的要求。这位姑奶奶便和她的狗狗在我家门口分别大喊大叫和狂吠乱扑。
我慌了神，跑到东边的邻居家求救。邻居说，找我干嘛？打112，让警察来管，这是他们的职责。我顿时透心凉。这家邻居是我用中国饭给“喂大”的，只要我包饺子、烙馅饼、回国带回北京稻香村的点心来，都屁颠屁颠地跑去送给他们尝鲜。
我心里正凉着呢，这位读者恼羞成怒，开始踹我的门了。我六神无主了，只好真的打了112。
警察来后，先是检查那位读者的身份证，然后与警察总署通电话。总署调出她的档案查看之后再通知警察，没发现她有犯罪历史。于是警察劝她带着吉娃娃到附近海边去散散心、消消气。读者骂骂咧咧地走后，警察递给了我一张传单，上面用粗体字写着一个特别好记的电话号码，让我过会儿就拨这个号儿。警察撤后，我定睛一看，传单上的号码是受害者咨询热线的。俺啥时成受害者了？咨哪门子的询呀？所以没理那个茬儿。
中午，我正吃鸡蛋炒米饭呢，电话铃响了。一位男士柔声细语地询问道，您还好吗？不心惊肉跳了吧？我赶紧把米饭给咽下去，好回答他的问题。他听我不言语，故安慰我说，他完全理解我此时沉重的心情。
我把嘴巴腾出来后回答道，您要是不提今天早上这件事，我早就把它忘了。男士穷追不舍：惊吓也许会被受害者潜意识地压抑下去，那叫选择性遗忘，但这有后坐力，过几天会反弹。所以，他还是想现在就同我聊聊，让我吐吐苦水，千万别把悲痛憋在心里。我说，米饭快凉了，我先进午餐。如需要，一定不憋着，我会打电话给您的。
邻里之间没有任何感情或
道德伦理色彩
自工业化起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欧洲贫民，在陌生的环境里举目无亲、孤助无援。按理说，他们应该穷帮穷、亲帮亲吧？就像过去进城谋生的中国农民那样。但是不然。正如荷兰俗语所说：“你管你，我管我，上帝管大家。”
在同一厂矿或公司就职的人通常在下班之后，除了有时一块在外边喝杯酒以外，老死不相往来。更有甚之，很多欧洲人觉得下班后在住宅区、休闲场所或商场超市碰面挺膈应的。不在同一单位供职的邻居就更形同陌人了。
工业革命之后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道：人们总在修补家与家的围墙、总在划定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就更加振聋发聩：他人即地狱。在我看来，这不仅“修补围墙”，简直与人为敌。
在荷兰等欧洲国家，人与人的正常交流，人帮人、甚至人坑人的行为早已随着个人主义的精致化和人际关系的法律化而淡出历史舞台了。邻居只是一个地理位置概念，没有任何感情或道德伦理色彩。在我西边那位邻居的眼里，我跟路人甲路人乙没啥区别，都有坑他、拐他、骗他的动机和潜力;至于我东边那位，我有事希望他们帮忙，门儿都没有。
我的另一家邻居，本来好好的，可突然女的出轨，男的借酒浇愁，他们的两个孩子放羊没人管。女儿今天把头发染成天蓝色，明天往鼻孔里穿个银环;儿子今天学抽烟，明天踏着滑板车横冲直撞。我看着心急如焚。其实我很想和他们谈谈，试图帮他们一把，但前述那些经历让我不敢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了。
后来听说他们雇佣了劝架劝善专业户——婚姻咨询调解公司来盘活他们僵硬的夫妻关系。我觉得蹊跷，便问一位荷兰朋友：据说那男的父母大人健在，还有六个兄弟姐妹，女的爹娘就住在附近。为什么不请双方的家人来调停，一来大家知根知底，二来能节省付给咨询调解公司的大把白花花的银子？
荷兰朋友反问道，他们夫妻俩的事情跟双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半毛关系吗？我心想，听他这语气，估计跟他讲中国的孝悌心、手足情，恐怕也是瞎子点灯吧，闹不好还会惹他呲毛儿。我还是知难而退，别捅马蜂窝了吧。 感谢这位荷兰朋友，他无意中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从祖国带来的对感激之情的定义需要修改了。我给东边邻居送中国饺子和馅饼，给西边邻居遛大黑狗，那是我一厢情愿，谁也没逼着我去做，这跟邻居在关键时刻帮不帮我、坑不坑我，是两码事。这里的人很有原则性，一码是一码，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有年夏天，我接受荷兰一个公益电话热线的邀请，到三家图书馆做专题讲座，题目是“孤独”。电话热线公关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我，荷兰政府的福利部门每年都拨款给各种咨询机构，资助它们陪人聊天。可是我想，虽然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很好，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思想交流、甚至磕牙闲白都被福利化、机构化了，还有什么能够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什么必要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们不需要相互沟通、关心和帮助，逐渐失去高级灵长动物最重要的社会属性，人类将慢慢地变成什么样子？
在荷兰等一些高福利国家，国民一生下来，政府就保证他们从摇篮到坟墓，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除非你吸毒酗酒不作不死，一般都能过得滋滋润润、舒舒服服。这样一来，就更不需要人帮人了。
不言而喻，这些听似天方夜谭的福利只限于欧洲本地人，外人一般免进。
人际关系异化的结果
人的行为被过度法律化、福利化和商业化后，导致人性异化。其重要表象形式有草木皆兵、不安焦虑、孤独忧郁等。
十几年前，我从荷兰南部城市马斯特里赫特搬往西部城市海牙。荷兰虽然巴掌大，但从最南端到西北角也要开三小时的车。我雇佣的搬家公司在一天之内来回跑了两趟。跑完第二趟时，已经晚上六点了。荷兰离北极圈较近，这时是冬天，天早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搬家公司把大卡车停到我家斜对面。我们正忙着往屋里倒腾家具呢，警车就哇啦哇啦嘶叫着赶过来了。两位警察跳下警车，说要检查我的证件，还让卡车司机出示他的证件。我问警察叔叔，哀家犯了哪门子的法？他们俩齐声回答道，我的一家邻居 （他们不说是哪家）报警了，说他怀疑这里停靠了一辆偷窃大宗家什的货运卡车。
这可真是岂有此理！
没几天后我就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健身房，像在马城时一样操练去了。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位儿科医生。他三十出头，长得用当下的时髦语言说就是，帅得不要不要的。他见到我就过来搭讪，还向我“倾吐衷肠”。露露呀，他说，你知道吗？我跟你是近邻。那天晚上的警察就是我叫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他的脸皮得多厚，才能说这话不脸红呀？不过我在荷兰呆久了，学会了不露声色，故问他，我比你矮两头，瘦两圈，你要是想抓我，就跟抓小鸡似的，至于动用公检法来修理你的远亲不如近邻吗？他耸耸肩膀，不以为然。我又问他道，你就不能挪半步、过来敲门问我一下：嗨，那卡车停在这儿干嘛？再说了，你看我慈眉善目的，像是江湖大盗吗？你还能生吞活剥你呀？
他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当时谁知道你有没有暴力倾向？带没带刀枪棒棍之类的？
听他说到这里，我也就只剩苦笑的份儿了。
这件事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邻里关系的异化。法律虽然能保护居民的安全，但如果让它完全代替邻居与邻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沟通，后果则是人人自危，大家自编自演的、无端的恐惧将驱赶彼此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而且，过度依赖警方会加深居民内心的不安和恐惧。警察不是三头六臂，治安工作怎可能面面俱到？家里出了事，警察来看归来看，做笔录归做笔录，但常常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就使居民们对外人更加戒备了。而那所谓的外人，可能就是隔壁的邻居。结果每户人家都成为孤岛，脆弱不堪一击，所以要全副武装，时刻准备攻击对方。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那两个邻居轻车熟路地派警察来对付我，毫无心理负担，而且还觉得天经地义。看来虽然欧洲的王宫贵胄、富贵人家不像从前那样爱住碉堡了，但许多欧洲人的心却留在了碉堡里。如果说以往的碉堡主人用枪弹来攻击他们眼中的侵入者的话，那么，现在的不少欧洲人通过法律来攻击所谓侵犯他们利益的邻居。前者真枪实弹，后者软刀子。由于被冠以合法合理保护自身权益之美名，所以当下的欧洲人操起软刀子来心安理得、既频繁又从容。这对邻里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破坏力比碉堡的枪炮要大得多。
不是说法律化不好。可是，万事要讲个度，正如福利化一样，如果让法律和福利完全接管人的自律行为，比如按照伦理道德行事，如果让法律和福利侵蚀人的社会属性，比如互信和互助，那就与当初建立法律制度和福利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我那次接受邀请去做有关孤独问题的讲座时，曾问那个公益电话热线的公关部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他们说，据统计，近年来给热线打电话的人多数是因为孤独和抑郁。孤独已成为荷兰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这话我听起来并不耳生。其实我早有感觉，荷兰等欧洲国家孤独的人比中国要多，抑郁症患者也比中国要多。
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有年夏天，我到荷兰南部的艾因霍芬市去做讲座，在那儿遇到了一位曾周游世界的荷兰新闻工作者。他对我说，在某西方超富裕的国际化城市里，地下水中的抗抑郁药浓度令人担忧。我问他，那药怎么跑到地底下去了？他回答道，因为那个城市有很多成人服用抗抑郁药，药物残渣通过患者的粪便等渗入地下水。
我不知记者说的是否属实，但我当时听了直犯嘀咕，你说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会不会是孤独感和抑郁症的诱因之一？如果会，抗抑郁药物真能让人快活起来吗？
在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里，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围墙”、“他人即地狱”的思维，邻里关系的过度法律化和福利化以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此类因素导致街区内的居民各自为政、互不干涉、互不帮助，连相互使坏都常让第三方——警察等公检法部门来出面。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呼吁国民“多对话少诉讼（Talk instead of sue）”，其原因用脚后跟都能想出来，不是吗？
不过话说回来了，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即便大家谁都不管谁，不也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一旦出了事就有警察或福利部门出面来免费处理，或有专业人员出面来收费处理。
可这样左挡右掩，能消除人的孤独和抑郁感吗？如上所述，如果房屋真的被盗了，警察过来，看一圈，做个笔录，齐了，但破案率欠佳。至于聘请劝架劝善专业户来融洽夫妻关系，只有富人能拿得出那笔闲钱来。
总之，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街区内，大家不抱团，缺乏集体认同感，所以小区四周建围墙围谁去呀？当摆设呀？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
且说有一天，一位好友来我家玩。第二天，我西边的邻居敲门找我，让我的朋友赔他的车。他说，我的朋友昨天停车没小心，刮蹭了他的汽车。我答应他道，当天下午我就到朋友那儿去问个究竟。若确有此事，我了解那位好友，他一定会办理赔偿手续的。但无论如何，我明天早上十点将带他去邻居家洽谈此事。
当天下午，我风风火火地赶到好友那儿，劈头盖脸道，你为啥刮蹭了别人的车却不言语一声？搞得我像你的犯罪同伙似的！他挠了半天脑袋，然后嘟囔道，他昨天在我家门口停车时，确实有点不顺来的，但他真的不知道刮蹭到别人的车了。我说，那是我的邻居哎！得了，就当帮我一个忙，供认不讳吧！
当天晚上，我正要洗洗睡呢，两位警察来了。原来我那位高邻当天下午竟然带着证人到警察局报案去了。警察问我，那好友是否答应赔偿刮蹭？我呆了，但还没呆若木鸡，故立马披上外套，带着两位警察就到邻居家当面对质去了。我说，出尔反尔呀，咱们不是说好了，明天早上十点去你家洽谈赔偿之事吗？他躲到警察后边一声不吭。
警察走后，我躺在床上睡意全无。我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每天下午帮那个邻居遛他的大黑狗了！在荷兰，遛一小时的狗五到八欧元，我饶上兔耳朵、羊下水等等给那大黑狗买的零食，免费给邻居遛了五年的狗，换来了一只披着西装的白眼狼。
第二天，我带着好友去白眼狼家填写赔偿表，再次问他，你干嘛派警察来，狐假虎威地坑我？他说，他担心我赖账。我惊讶道，咱们俩是邻居哎。中国有两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再想赖账，也不会拿你开涮呀！
邻居的沉默如同无声的警钟，把我给敲醒了。是了，邻居没错，是我不识时务。我在荷兰这么多年，咋还没看清楚形势？
又一天，天刚蒙蒙亮，我的一位荷兰读者就带着她的吉娃娃不请自来了。她非要进屋和我小叙一番不可。她只是读过我的小说，但我们素不相识，所以我没答应她的要求。这位姑奶奶便和她的狗狗在我家门口分别大喊大叫和狂吠乱扑。
我慌了神，跑到东边的邻居家求救。邻居说，找我干嘛？打112，让警察来管，这是他们的职责。我顿时透心凉。这家邻居是我用中国饭给“喂大”的，只要我包饺子、烙馅饼、回国带回北京稻香村的点心来，都屁颠屁颠地跑去送给他们尝鲜。
我心里正凉着呢，这位读者恼羞成怒，开始踹我的门了。我六神无主了，只好真的打了112。
警察来后，先是检查那位读者的身份证，然后与警察总署通电话。总署调出她的档案查看之后再通知警察，没发现她有犯罪历史。于是警察劝她带着吉娃娃到附近海边去散散心、消消气。读者骂骂咧咧地走后，警察递给了我一张传单，上面用粗体字写着一个特别好记的电话号码，让我过会儿就拨这个号儿。警察撤后，我定睛一看，传单上的号码是受害者咨询热线的。俺啥时成受害者了？咨哪门子的询呀？所以没理那个茬儿。
中午，我正吃鸡蛋炒米饭呢，电话铃响了。一位男士柔声细语地询问道，您还好吗？不心惊肉跳了吧？我赶紧把米饭给咽下去，好回答他的问题。他听我不言语，故安慰我说，他完全理解我此时沉重的心情。
我把嘴巴腾出来后回答道，您要是不提今天早上这件事，我早就把它忘了。男士穷追不舍：惊吓也许会被受害者潜意识地压抑下去，那叫选择性遗忘，但这有后坐力，过几天会反弹。所以，他还是想现在就同我聊聊，让我吐吐苦水，千万别把悲痛憋在心里。我说，米饭快凉了，我先进午餐。如需要，一定不憋着，我会打电话给您的。
邻里之间没有任何感情或
道德伦理色彩
自工业化起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欧洲贫民，在陌生的环境里举目无亲、孤助无援。按理说，他们应该穷帮穷、亲帮亲吧？就像过去进城谋生的中国农民那样。但是不然。正如荷兰俗语所说：“你管你，我管我，上帝管大家。”
在同一厂矿或公司就职的人通常在下班之后，除了有时一块在外边喝杯酒以外，老死不相往来。更有甚之，很多欧洲人觉得下班后在住宅区、休闲场所或商场超市碰面挺膈应的。不在同一单位供职的邻居就更形同陌人了。
工业革命之后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道：人们总在修补家与家的围墙、总在划定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就更加振聋发聩：他人即地狱。在我看来，这不仅“修补围墙”，简直与人为敌。
在荷兰等欧洲国家，人与人的正常交流，人帮人、甚至人坑人的行为早已随着个人主义的精致化和人际关系的法律化而淡出历史舞台了。邻居只是一个地理位置概念，没有任何感情或道德伦理色彩。在我西边那位邻居的眼里，我跟路人甲路人乙没啥区别，都有坑他、拐他、骗他的动机和潜力;至于我东边那位，我有事希望他们帮忙，门儿都没有。
我的另一家邻居，本来好好的，可突然女的出轨，男的借酒浇愁，他们的两个孩子放羊没人管。女儿今天把头发染成天蓝色，明天往鼻孔里穿个银环;儿子今天学抽烟，明天踏着滑板车横冲直撞。我看着心急如焚。其实我很想和他们谈谈，试图帮他们一把，但前述那些经历让我不敢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了。
后来听说他们雇佣了劝架劝善专业户——婚姻咨询调解公司来盘活他们僵硬的夫妻关系。我觉得蹊跷，便问一位荷兰朋友：据说那男的父母大人健在，还有六个兄弟姐妹，女的爹娘就住在附近。为什么不请双方的家人来调停，一来大家知根知底，二来能节省付给咨询调解公司的大把白花花的银子？
荷兰朋友反问道，他们夫妻俩的事情跟双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半毛关系吗？我心想，听他这语气，估计跟他讲中国的孝悌心、手足情，恐怕也是瞎子点灯吧，闹不好还会惹他呲毛儿。我还是知难而退，别捅马蜂窝了吧。 感谢这位荷兰朋友，他无意中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从祖国带来的对感激之情的定义需要修改了。我给东边邻居送中国饺子和馅饼，给西边邻居遛大黑狗，那是我一厢情愿，谁也没逼着我去做，这跟邻居在关键时刻帮不帮我、坑不坑我，是两码事。这里的人很有原则性，一码是一码，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有年夏天，我接受荷兰一个公益电话热线的邀请，到三家图书馆做专题讲座，题目是“孤独”。电话热线公关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我，荷兰政府的福利部门每年都拨款给各种咨询机构，资助它们陪人聊天。可是我想，虽然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很好，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思想交流、甚至磕牙闲白都被福利化、机构化了，还有什么能够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什么必要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们不需要相互沟通、关心和帮助，逐渐失去高级灵长动物最重要的社会属性，人类将慢慢地变成什么样子？
在荷兰等一些高福利国家，国民一生下来，政府就保证他们从摇篮到坟墓，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除非你吸毒酗酒不作不死，一般都能过得滋滋润润、舒舒服服。这样一来，就更不需要人帮人了。
不言而喻，这些听似天方夜谭的福利只限于欧洲本地人，外人一般免进。
人际关系异化的结果
人的行为被过度法律化、福利化和商业化后，导致人性异化。其重要表象形式有草木皆兵、不安焦虑、孤独忧郁等。
十几年前，我从荷兰南部城市马斯特里赫特搬往西部城市海牙。荷兰虽然巴掌大，但从最南端到西北角也要开三小时的车。我雇佣的搬家公司在一天之内来回跑了两趟。跑完第二趟时，已经晚上六点了。荷兰离北极圈较近，这时是冬天，天早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搬家公司把大卡车停到我家斜对面。我们正忙着往屋里倒腾家具呢，警车就哇啦哇啦嘶叫着赶过来了。两位警察跳下警车，说要检查我的证件，还让卡车司机出示他的证件。我问警察叔叔，哀家犯了哪门子的法？他们俩齐声回答道，我的一家邻居 （他们不说是哪家）报警了，说他怀疑这里停靠了一辆偷窃大宗家什的货运卡车。
这可真是岂有此理！
没几天后我就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健身房，像在马城时一样操练去了。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位儿科医生。他三十出头，长得用当下的时髦语言说就是，帅得不要不要的。他见到我就过来搭讪，还向我“倾吐衷肠”。露露呀，他说，你知道吗？我跟你是近邻。那天晚上的警察就是我叫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他的脸皮得多厚，才能说这话不脸红呀？不过我在荷兰呆久了，学会了不露声色，故问他，我比你矮两头，瘦两圈，你要是想抓我，就跟抓小鸡似的，至于动用公检法来修理你的远亲不如近邻吗？他耸耸肩膀，不以为然。我又问他道，你就不能挪半步、过来敲门问我一下：嗨，那卡车停在这儿干嘛？再说了，你看我慈眉善目的，像是江湖大盗吗？你还能生吞活剥你呀？
他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当时谁知道你有没有暴力倾向？带没带刀枪棒棍之类的？
听他说到这里，我也就只剩苦笑的份儿了。
这件事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邻里关系的异化。法律虽然能保护居民的安全，但如果让它完全代替邻居与邻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沟通，后果则是人人自危，大家自编自演的、无端的恐惧将驱赶彼此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而且，过度依赖警方会加深居民内心的不安和恐惧。警察不是三头六臂，治安工作怎可能面面俱到？家里出了事，警察来看归来看，做笔录归做笔录，但常常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就使居民们对外人更加戒备了。而那所谓的外人，可能就是隔壁的邻居。结果每户人家都成为孤岛，脆弱不堪一击，所以要全副武装，时刻准备攻击对方。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那两个邻居轻车熟路地派警察来对付我，毫无心理负担，而且还觉得天经地义。看来虽然欧洲的王宫贵胄、富贵人家不像从前那样爱住碉堡了，但许多欧洲人的心却留在了碉堡里。如果说以往的碉堡主人用枪弹来攻击他们眼中的侵入者的话，那么，现在的不少欧洲人通过法律来攻击所谓侵犯他们利益的邻居。前者真枪实弹，后者软刀子。由于被冠以合法合理保护自身权益之美名，所以当下的欧洲人操起软刀子来心安理得、既频繁又从容。这对邻里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破坏力比碉堡的枪炮要大得多。
不是说法律化不好。可是，万事要讲个度，正如福利化一样，如果让法律和福利完全接管人的自律行为，比如按照伦理道德行事，如果让法律和福利侵蚀人的社会属性，比如互信和互助，那就与当初建立法律制度和福利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我那次接受邀请去做有关孤独问题的讲座时，曾问那个公益电话热线的公关部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他们说，据统计，近年来给热线打电话的人多数是因为孤独和抑郁。孤独已成为荷兰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这话我听起来并不耳生。其实我早有感觉，荷兰等欧洲国家孤独的人比中国要多，抑郁症患者也比中国要多。
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有年夏天，我到荷兰南部的艾因霍芬市去做讲座，在那儿遇到了一位曾周游世界的荷兰新闻工作者。他对我说，在某西方超富裕的国际化城市里，地下水中的抗抑郁药浓度令人担忧。我问他，那药怎么跑到地底下去了？他回答道，因为那个城市有很多成人服用抗抑郁药，药物残渣通过患者的粪便等渗入地下水。
我不知记者说的是否属实，但我当时听了直犯嘀咕，你说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会不会是孤独感和抑郁症的诱因之一？如果会，抗抑郁药物真能让人快活起来吗？
在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里，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围墙”、“他人即地狱”的思维，邻里关系的过度法律化和福利化以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此类因素导致街区内的居民各自为政、互不干涉、互不帮助，连相互使坏都常让第三方——警察等公检法部门来出面。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呼吁国民“多对话少诉讼（Talk instead of sue）”，其原因用脚后跟都能想出来，不是吗？
不过话说回来了，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即便大家谁都不管谁，不也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一旦出了事就有警察或福利部门出面来免费处理，或有专业人员出面来收费处理。
可这样左挡右掩，能消除人的孤独和抑郁感吗？如上所述，如果房屋真的被盗了，警察过来，看一圈，做个笔录，齐了，但破案率欠佳。至于聘请劝架劝善专业户来融洽夫妻关系，只有富人能拿得出那笔闲钱来。
总之，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街区内，大家不抱团，缺乏集体认同感，所以小区四周建围墙围谁去呀？当摆设呀？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