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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折戟蒙古大漠，相关人员被迅速整肃，大多数人的政治命运就此画上休止符。林的嫡亲血脉，其随从、部属的子女，也从云端跌落至凡尘。此后40年间，林彪集团“二代”们的命运如何？
“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
林彪手下“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孩子，原来都在军队系统就职，“九一三”事件猝发，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们一齐被扔进了阶下囚序列。
1971年，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当时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当空军司令的父亲被“停职反省”之后，懵然不知事发的他亦以待罪之身被关入地下室。在地下室久不见天日，有段时间，他的双目失明了。就是在那种环境中，他还为未来打算，觉得以后出去就当个农民吧。这个想法在他没出去时就实现了：审查一阵后，他被安排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干农活。
与家人断了联系，孤零零的日子不好过，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实在难受了就跑到野地里放猪，一个人待上一天。但他还没有绝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度日。时处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他也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但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他一边将此自我打趣为“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一边把眼泪都笑了出来。
与同时期不少人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没有一例寻短见的事情发生。李作鹏的女儿李大征是李家长女，家快散时，他们的母亲把几姐弟招到一起，告诫不管发生什么事，谁都不许自杀，“活着都说不清楚，死了更说不清楚”。带着这叮嘱，李大征与丈夫刘伟钦一先一后被安排到山西。李大征落脚在野战医院，刘伟钦和吴新潮一样，在农场里养猪种地。
那所坐落在山清水秀小山沟里的医院，听说她要去，大字报瞬间贴满，宣称坚决不许李作鹏的女儿与他们为伍。但这是总后勤部的安排，不接收不行，因此在她到达之前，大字报又都被稀里哗啦撕扯干净了。在那里，她任劳任怨埋头做事，干哪样工作都不落后于人，也不调皮也不捣乱，很快就被基层群众和干部接纳了，凭着一手医疗技术，救死扶伤，越到后来越吃香，转业时连医院都不想放人，这让李大征颇觉豪迈。
她丈夫的处境，比她要悲催一点。40多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由于某种机缘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没有感觉而落选。倘若真以乘龙快婿的身份加入到林家，说不准他也有可能与林彪、叶群等人一道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仓惶出奔，落一个死无葬身之地。可是即便如此，躲过了大劫，风浪依旧——无缘于林豆豆之后，刘伟钦又被转介给了李作鹏的女儿李大征。
当上李家女婿还没一年光景，这秀才就从高阶上摔下来。在农场里养猪，猪不产仔，人家责难他没尽到责任，说他是插在大粪上的一朵花，连让猪交配那点事儿都不懂；后来猪养死了，人家又责难他在搞阶级报复。“那时候北京在批判我岳母，农场这边就批我，说我一个砖头打死六只鸡。诬陷你，骂你，想害死你，都有。”
“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在“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受到24小时被看守的待遇。他在里面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再没其他事情，心无挂碍似的养着。看守瞧着奇怪，忍不住问：“人家到这儿来都是吃不下睡不着，我看你又能吃又能睡，你怎么一点儿没负担呢？”他答：“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多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那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
审查与劳改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吴新潮本来是要转业到湖北一个农场继续当农民的，不想去，几番活动，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示，才落实了政策。与他一样，包括林豆豆、黄春光等其他林彪集团子弟先后亦都通过胡耀邦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胡耀邦的家，那时位于富强胡同，不管是谁，推门就可以进，上访信递上，不几天就有批示，仅吴新潮为了自己和妹妹的问题，就反复找了胡耀邦数次，次次有回应。
至此，这批人的命运才有了实质性落定以及重启的可能。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吴新潮曾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记住你父亲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这点朴素的感情。”
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吴新潮说：“我们退出历史舞台，又回到原点，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李大征、刘伟钦夫妇如今称得上家资不菲了。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都是搁在最底层。从前的贵族子弟，生活完全掉了个个儿，一家四口人住在15平米的小平房，困窘到每月需要刘伟钦的父母接济。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体制内是没有任何前程的，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儿卖起了对联。
做小买卖在当时尚属低贱营生，从事这行当的大多是刑满释放犯人或无业游民，不为人看重。一开始，李大征有点儿抹不开面子，没好意思跟着刘伟钦出去抛头露面，只有到外地赶大集，出了沈阳地界谁也不认识了，她才放得开手脚一块帮衬生意。以后私营经济蔚然风起，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发展为全国的卖对联大户，不几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就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刘伟钦的宅子所在，是沈阳早期的富人区之一，赵本山的别墅即与他家毗邻。李作鹏彼时已重获自由，有钱了，他们就把老人接到沈阳住，让他也高兴高兴。
说起来倒是得益于逆境的成全。被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这些人，好像身上蕴藏着某些野蛮生长的力道，被掼下来的过程中，这些能量同时得到激发。“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李大征说。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整个国家的气象为之焕然一新，环境逐渐发生改观，这是这一批人从头再来并最终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契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即使下海，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块钱工资。”黄春光说。1976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让他如鱼得水，很快就在社会上混开了。
黄春光把自己1976年进入社会后的全部历程概括为短短四个字，即“适者生存”。转业到工厂，不想叫人指着脊梁骨说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级学生”，从ABC学起，一天跟一个工位，把整条流水线跟下来，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生产、技术、新品研发、销售一直到计划生育工作，在厂里他都管过，在这么一整套实际操作中，打下一个扎实底子，也加强着他努力证明自己的决心。
1983年，为安置在青岛的父亲养老送终后，他寻求调回北京，按黄春光的意愿，当然首先是希望能进入体制内发展的。但那个体制不再可能给他机会，包括他同学邓朴方等人创办的康华公司等企业都不敢接纳他。眼看走投无路，最后是一个军地合办的贸易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他一条缝隙，才让他在北京立了足。
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黄春光表现显著，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倒买倒卖，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别人上部委跑批文，半年也未必批得下来，他出马十天就搞定；别人上机关办事得送礼请托，他去了，机关里的同学朋友还要给他烟抽，“多数都给予一种同情，愿意给我一些帮助”。好风凭借力，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有四台车子，同学请客吃饭全是他掏腰包。
如今，黄、刘等人都已经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国外培养，自己则留在家里养老，过他们那“有产阶级”的生活，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坐观世事。
“如果我父亲当时还在位，可能301医院院长是我的了，卫生部长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资源，认识更多官儿，拿着一大堆白条去翻江倒海挣钱了。我也就失去这个，还能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说这些话时神情显得淡定。
“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当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在社会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诟病。他们中看得开的，不忘顺带着自嘲——“屎在那儿是不臭的，结果挑起来反而很臭”。看不大开的，忍不住也要计较上几句。
“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你们去调查，1955年授衔的这些将军们的子女，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的？我不能说没有，但绝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家里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特殊化。”黄春光坐直身子，不无激动，“我们可不认为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2011年，邱会作的长子邱路光与黄春光一道接受采访时也动情地说：“我和春光都是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们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九一三” 后，他被关押了12年，收审时夫人正怀孕，再见到孩子时，已是十多年后。此后教过书，下过海，认认真真地做着老百姓的本分事。
聚会时核心依旧是林豆豆
“四大金刚”是捆绑在林彪集团这同一根历史绳索上的，在今天，他们的子女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内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
在这个群落中，核心人物当然是林豆豆。聚会的时候，“还是林大姐坐在中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吴新潮说，“我们四野子弟当年虽然被批成那样，但说起林彪，他还是有崇高威望的。林豆豆到广州去，四野的老领导们围着她坐一大圈儿，在位领导亲自出面接待。一个是政治需要，一个是历史感情，后者比前者来得更长久。”
林豆豆也颇有一番遭遇。“九一三”事发，举报有功的她一度受到组织的宽待，但她终究逃脱不了身为林彪子女的现实，“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她受到冲击，几度自杀未遂。
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林豆豆的求助信上做了亲笔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未婚夫张云林往来，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空军组织部门还根据上面的指示，批准林、张立即结婚。婚后，两人双双来到空军开封某农场，一年后，空军又让林豆豆转业到郑州，被安排到郑州汽车厂。当时厂里的人们躲她像躲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
“害怕沾边儿，厂长也不敢找她，就一个妇女主任经常往她家跑，关照一点，没人管她，很孤独。”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刘家驹说。20世纪80年代他曾尝试《林彪传》的写作，到郑州待了几个月，与林豆豆相处过，“她住的房子，我看过，阴冷，厕所都没有，很糟糕。她在郑州不上街的，单位给她设个办公桌，她几乎没有在那上面坐过一个小时，就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你是一朵并不孤独的小花，仍在接受寒冷冰霜的考验”，“多年来，你在痛苦中呻吟”——1985年，刘伟钦去郑州卖对联时与林豆豆重逢，那时她病卧医院，刘伟钦用一台老式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40来岁的林豆豆，宛如娴静少女，坐在床上，微笑凝视镜头，尽管面有风尘，但是没有一丝忧伤与慌忙。多年后刘伟钦将这幅照片放大装裱，并陆续写下上面引述的题识文字。这些句子很能反映林豆豆当时的状态。
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刘家驹带她到社会上开阔眼界，去百货商店买东西，那时早不是计划经济，她问要多少布票，弄得售货员像看外星人一样拿眼睛瞪着她。生活也很成问题，刘家驹带她到家里玩儿，“她去做菜，把胡萝卜切成几截就完了。那时候她已经没有帅府千金大家闺秀那种味道，很平庸了。”
后来落实工作，林豆豆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织上给她一个正处级待遇。在单位里，她也自由，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就不去。刘家驹了解到，知道林彪的女儿在那里上班，办公室里看热闹的人太多，让人受不了，领导的意思，叫她干脆就别去办公室了。
林豆豆目前已经退休，多年以来，尽管与外界社会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联系，但还是有诸多的不便横亘在她与社会之间。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连刘伟钦这样几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当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会面，几乎都安排在酒店里。
“很多人利用她照相，利用她的影响去搞商业，她都拒绝。”刘伟钦称林豆豆为“立衡妹”，以兄长居之，“她现在无所求，生活很简朴。我问过她需不需要钱，有什么困难。老没有，老好。”
林豆豆没有后代。2008年，在北京，刘伟钦对年届64岁的林豆豆说，“4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我们都老了”。简单的一句慨叹，绾结着一生的波折，林豆豆闻之，泪湿眼眶，“她一般是不落泪的，我就看到这一次”。
“当年搞阶级斗争成分论，我也是红卫兵，也很冲动，也把红和黑看得很重。这么些年过来，真正去看那些阶级敌人，其实都是人呐。当年是很幼稚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简单界定的。”吴新潮的此番话语透出饱经世事的深沉，“我们父辈跟着毛主席闹‘文革’，这些事都是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希望在别人身上不要再重现。”
“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
林彪手下“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孩子，原来都在军队系统就职，“九一三”事件猝发，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们一齐被扔进了阶下囚序列。
1971年，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当时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当空军司令的父亲被“停职反省”之后，懵然不知事发的他亦以待罪之身被关入地下室。在地下室久不见天日，有段时间，他的双目失明了。就是在那种环境中，他还为未来打算，觉得以后出去就当个农民吧。这个想法在他没出去时就实现了：审查一阵后，他被安排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干农活。
与家人断了联系，孤零零的日子不好过，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实在难受了就跑到野地里放猪，一个人待上一天。但他还没有绝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度日。时处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他也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但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他一边将此自我打趣为“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一边把眼泪都笑了出来。
与同时期不少人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没有一例寻短见的事情发生。李作鹏的女儿李大征是李家长女，家快散时，他们的母亲把几姐弟招到一起，告诫不管发生什么事，谁都不许自杀，“活着都说不清楚，死了更说不清楚”。带着这叮嘱，李大征与丈夫刘伟钦一先一后被安排到山西。李大征落脚在野战医院，刘伟钦和吴新潮一样，在农场里养猪种地。
那所坐落在山清水秀小山沟里的医院，听说她要去，大字报瞬间贴满，宣称坚决不许李作鹏的女儿与他们为伍。但这是总后勤部的安排，不接收不行，因此在她到达之前，大字报又都被稀里哗啦撕扯干净了。在那里，她任劳任怨埋头做事，干哪样工作都不落后于人，也不调皮也不捣乱，很快就被基层群众和干部接纳了，凭着一手医疗技术，救死扶伤，越到后来越吃香，转业时连医院都不想放人，这让李大征颇觉豪迈。
她丈夫的处境，比她要悲催一点。40多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由于某种机缘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没有感觉而落选。倘若真以乘龙快婿的身份加入到林家，说不准他也有可能与林彪、叶群等人一道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仓惶出奔，落一个死无葬身之地。可是即便如此，躲过了大劫，风浪依旧——无缘于林豆豆之后，刘伟钦又被转介给了李作鹏的女儿李大征。
当上李家女婿还没一年光景，这秀才就从高阶上摔下来。在农场里养猪，猪不产仔，人家责难他没尽到责任，说他是插在大粪上的一朵花，连让猪交配那点事儿都不懂；后来猪养死了，人家又责难他在搞阶级报复。“那时候北京在批判我岳母，农场这边就批我，说我一个砖头打死六只鸡。诬陷你，骂你，想害死你，都有。”
“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在“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受到24小时被看守的待遇。他在里面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再没其他事情，心无挂碍似的养着。看守瞧着奇怪，忍不住问：“人家到这儿来都是吃不下睡不着，我看你又能吃又能睡，你怎么一点儿没负担呢？”他答：“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多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那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
审查与劳改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吴新潮本来是要转业到湖北一个农场继续当农民的，不想去，几番活动，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示，才落实了政策。与他一样，包括林豆豆、黄春光等其他林彪集团子弟先后亦都通过胡耀邦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胡耀邦的家，那时位于富强胡同，不管是谁，推门就可以进，上访信递上，不几天就有批示，仅吴新潮为了自己和妹妹的问题，就反复找了胡耀邦数次，次次有回应。
至此，这批人的命运才有了实质性落定以及重启的可能。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吴新潮曾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记住你父亲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这点朴素的感情。”
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吴新潮说：“我们退出历史舞台，又回到原点，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李大征、刘伟钦夫妇如今称得上家资不菲了。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都是搁在最底层。从前的贵族子弟，生活完全掉了个个儿，一家四口人住在15平米的小平房，困窘到每月需要刘伟钦的父母接济。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体制内是没有任何前程的，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儿卖起了对联。
做小买卖在当时尚属低贱营生，从事这行当的大多是刑满释放犯人或无业游民，不为人看重。一开始，李大征有点儿抹不开面子，没好意思跟着刘伟钦出去抛头露面，只有到外地赶大集，出了沈阳地界谁也不认识了，她才放得开手脚一块帮衬生意。以后私营经济蔚然风起，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发展为全国的卖对联大户，不几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就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刘伟钦的宅子所在，是沈阳早期的富人区之一，赵本山的别墅即与他家毗邻。李作鹏彼时已重获自由，有钱了，他们就把老人接到沈阳住，让他也高兴高兴。
说起来倒是得益于逆境的成全。被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这些人，好像身上蕴藏着某些野蛮生长的力道，被掼下来的过程中，这些能量同时得到激发。“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李大征说。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整个国家的气象为之焕然一新，环境逐渐发生改观，这是这一批人从头再来并最终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契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即使下海，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块钱工资。”黄春光说。1976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让他如鱼得水，很快就在社会上混开了。
黄春光把自己1976年进入社会后的全部历程概括为短短四个字，即“适者生存”。转业到工厂，不想叫人指着脊梁骨说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级学生”，从ABC学起，一天跟一个工位，把整条流水线跟下来，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生产、技术、新品研发、销售一直到计划生育工作，在厂里他都管过，在这么一整套实际操作中，打下一个扎实底子，也加强着他努力证明自己的决心。
1983年，为安置在青岛的父亲养老送终后，他寻求调回北京，按黄春光的意愿，当然首先是希望能进入体制内发展的。但那个体制不再可能给他机会，包括他同学邓朴方等人创办的康华公司等企业都不敢接纳他。眼看走投无路，最后是一个军地合办的贸易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他一条缝隙，才让他在北京立了足。
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黄春光表现显著，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倒买倒卖，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别人上部委跑批文，半年也未必批得下来，他出马十天就搞定；别人上机关办事得送礼请托，他去了，机关里的同学朋友还要给他烟抽，“多数都给予一种同情，愿意给我一些帮助”。好风凭借力，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有四台车子，同学请客吃饭全是他掏腰包。
如今，黄、刘等人都已经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国外培养，自己则留在家里养老，过他们那“有产阶级”的生活，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坐观世事。
“如果我父亲当时还在位，可能301医院院长是我的了，卫生部长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资源，认识更多官儿，拿着一大堆白条去翻江倒海挣钱了。我也就失去这个，还能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说这些话时神情显得淡定。
“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当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在社会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诟病。他们中看得开的，不忘顺带着自嘲——“屎在那儿是不臭的，结果挑起来反而很臭”。看不大开的，忍不住也要计较上几句。
“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你们去调查，1955年授衔的这些将军们的子女，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的？我不能说没有，但绝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家里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特殊化。”黄春光坐直身子，不无激动，“我们可不认为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2011年，邱会作的长子邱路光与黄春光一道接受采访时也动情地说：“我和春光都是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们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九一三” 后，他被关押了12年，收审时夫人正怀孕，再见到孩子时，已是十多年后。此后教过书，下过海，认认真真地做着老百姓的本分事。
聚会时核心依旧是林豆豆
“四大金刚”是捆绑在林彪集团这同一根历史绳索上的，在今天，他们的子女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内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
在这个群落中，核心人物当然是林豆豆。聚会的时候，“还是林大姐坐在中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吴新潮说，“我们四野子弟当年虽然被批成那样，但说起林彪，他还是有崇高威望的。林豆豆到广州去，四野的老领导们围着她坐一大圈儿，在位领导亲自出面接待。一个是政治需要，一个是历史感情，后者比前者来得更长久。”
林豆豆也颇有一番遭遇。“九一三”事发，举报有功的她一度受到组织的宽待，但她终究逃脱不了身为林彪子女的现实，“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她受到冲击，几度自杀未遂。
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林豆豆的求助信上做了亲笔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未婚夫张云林往来，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空军组织部门还根据上面的指示，批准林、张立即结婚。婚后，两人双双来到空军开封某农场，一年后，空军又让林豆豆转业到郑州，被安排到郑州汽车厂。当时厂里的人们躲她像躲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
“害怕沾边儿，厂长也不敢找她，就一个妇女主任经常往她家跑，关照一点，没人管她，很孤独。”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刘家驹说。20世纪80年代他曾尝试《林彪传》的写作，到郑州待了几个月，与林豆豆相处过，“她住的房子，我看过，阴冷，厕所都没有，很糟糕。她在郑州不上街的，单位给她设个办公桌，她几乎没有在那上面坐过一个小时，就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你是一朵并不孤独的小花，仍在接受寒冷冰霜的考验”，“多年来，你在痛苦中呻吟”——1985年，刘伟钦去郑州卖对联时与林豆豆重逢，那时她病卧医院，刘伟钦用一台老式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40来岁的林豆豆，宛如娴静少女，坐在床上，微笑凝视镜头，尽管面有风尘，但是没有一丝忧伤与慌忙。多年后刘伟钦将这幅照片放大装裱，并陆续写下上面引述的题识文字。这些句子很能反映林豆豆当时的状态。
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刘家驹带她到社会上开阔眼界，去百货商店买东西，那时早不是计划经济，她问要多少布票，弄得售货员像看外星人一样拿眼睛瞪着她。生活也很成问题，刘家驹带她到家里玩儿，“她去做菜，把胡萝卜切成几截就完了。那时候她已经没有帅府千金大家闺秀那种味道，很平庸了。”
后来落实工作，林豆豆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织上给她一个正处级待遇。在单位里，她也自由，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就不去。刘家驹了解到，知道林彪的女儿在那里上班，办公室里看热闹的人太多，让人受不了，领导的意思，叫她干脆就别去办公室了。
林豆豆目前已经退休，多年以来，尽管与外界社会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联系，但还是有诸多的不便横亘在她与社会之间。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连刘伟钦这样几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当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会面，几乎都安排在酒店里。
“很多人利用她照相，利用她的影响去搞商业，她都拒绝。”刘伟钦称林豆豆为“立衡妹”，以兄长居之，“她现在无所求，生活很简朴。我问过她需不需要钱，有什么困难。老没有，老好。”
林豆豆没有后代。2008年，在北京，刘伟钦对年届64岁的林豆豆说，“4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我们都老了”。简单的一句慨叹，绾结着一生的波折，林豆豆闻之，泪湿眼眶，“她一般是不落泪的，我就看到这一次”。
“当年搞阶级斗争成分论，我也是红卫兵，也很冲动，也把红和黑看得很重。这么些年过来，真正去看那些阶级敌人，其实都是人呐。当年是很幼稚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简单界定的。”吴新潮的此番话语透出饱经世事的深沉，“我们父辈跟着毛主席闹‘文革’，这些事都是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希望在别人身上不要再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