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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已经整三年了。我与他老人家之间多年形成的一些心结,在他故去时并没有解开,不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是否原谅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说心里话,直到现在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尤其让我最纠结的几件事情,一直深藏于我的内心,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我将它们编织成以下粗糙的文字,呈献给亲朋好友和儿女子孙,略表我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我十岁的时候,和父亲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冲突,时间大约是1974年的麦收时节。当时陇东连遇两年大旱,这年春节过后,粮食就开始青黄不接,娃娃和老人多的家户,开始在主粮里加野菜了。端午时节,眼瞅着满山的麦子都泛了黄,可干着急吃不到嘴里。只能靠政府发放的几两救济粮,也就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合着野菜和少许杂粮吃。那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唯一一次饿肚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吃糜子面后尿不出尿,二妹饿得蹲墙根站不起来,我吃了红薯干头晕恶心。当时大人们一片恐慌,都觉得是遇上了1958年那样的年馑,保不准会饿死好多人。各级干部深入到生产队,教育农民不准偷揪还在发青的麦穗。学校里上课时,老师不厌其烦地讲不准偷麦穗,惹得学生直流口水。一天有干部到我家来宣讲政策,我父亲发誓赌咒地说不会偷揪,还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的。干部走后的夜里,他就背着背兜出门去了。后半夜我透过微弱的煤油灯光看到,父亲躬着腰背着装满麦穗的背兜,从窑门里进来了,眉毛上挂满了露水珠子。父亲那时候三十五六岁,力气正旺。听他和母亲嘀咕着说话,说为了怕被发现,麦穗只能在麦田里走一段揪一把,为这一背兜麦穗,翻爬了好几个山头。这时候我忽然从被窝里爬出来质问父亲:
“你答应好不揪麦穗的,你说话不算数。”
父亲当时就发起了愣,愣过神来后说:“我一个农民,又不升官,也不走州过县,说话算数有啥用呢?让你吃饱肚子才是要紧事情。”
“你这是偷东西。”
“偷公家算偷吗?几年馍馍白送到学堂里了。”
父亲的意思是说,我白白上了几年学,竟连偷公不算偷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说完就手按住我脑袋把我塞进了被窝。
我哪里会服气,两只小手抹了半夜的眼泪。我已经是红小兵了,在学校里手握红缨枪,练习护田抓坏人的。老师也教导我们说,只有地富反坏右这些坏分子,才去偷公家粮食的,像我们这样的贫农人家,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偷揪的麦穗,过了一天就被母亲做成了白面饼子,我上学时带不带,这就成了问题。母亲一旁讥笑说,那么嘴硬就别带了。可我拧不过自己的肚子还是带了。到学校里不敢公开吃,只能在上课时间偷偷地掐一块塞进嘴里,蠕动着嘴巴,嚼碎后咽进肚子里。嘴巴都不敢张开,怕同学们闻到了新麦香味儿露了馅。我的肚子因此而没饿下,可偷公不算偷的说法,却让我思想上无法接受。
偷公家的东西就不是贼?父亲的这个说法很奇怪。
没过两天这事儿可能被队长打探到,很快派一个社员夜间专门盯梢我家了。父亲只好背起背兜,往隔着一条河的镇原县去揪麦穗,抓住麦黄前的几天时间,弄回了几升麦粒,才让我们兄妹五人,没出门讨吃要饭,从灾荒中活了过来。这其间我记住了父亲叹着长气说的一句话:“我们小户人家,受大户欺负是天生注定的。”我的家乡在陇东的草峰原上。我家和叔、伯共三家住在一个叫荒山的偏僻山湾里,离生产队的核心地带,有两公里多的山路。这个核心地带叫赵湾,聚集着一个已经分散成近二十个小户的大家族,也就是父亲指的大户人家。我家这样的小户,虽说也姓赵,且与赵湾的赵氏家族同为一祖源流,但我们属于沟脑一支,是我祖父拖儿带女入山垦荒,才在这里落了脚。合作化运动中,与大户人家雇佣的伙计、上门女婿之类,一起组成了赵湾生产队。
母亲这时候对我说:“你大(爹)揪几背兜麦穗,至多当了一回居遛猫(松鼠),别人家夜里偷分麦场里打碾好的麦粒,人家当的是粮仓老鼠。”我两眼直瞪她,压根儿就不相信她的话。父亲就气哄哄地冲我吼:“念了几年书了,还算不来帐,看来是白吃馍馍了。队里头五个娃娃的家庭有好几户,分得粮食差不多一样多,他们是怎么填饱肚子的?”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去偷生产队里的粮食,可也回答不了父亲的问题。
去年回乡探亲,为写这篇文章收集资料,我有意识对这个“遗留问题”做了调研。四十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昔日的这个敏感话题,已经淡定多了。一位大户人家里,与我年龄相当的人谈起这件事情,笑着承认当年有偷分公家粮食的事情存在,而且他被父辈派到路边放过风盯过梢。至此我才认识到,当年偷公的并非父亲这样的少数,可也没有认可偷公就一定是正确的。我还了解到,与我们相邻的上庄生产队里,每年粮食收割打碾完成后,都会上演诱虎出山的把戏,把驻队干部引到一个僻背地方,温酒宰羊,好吃好喝,粮食被私分过半后,才上报产量和上缴公粮。原来如此!难怪小时候我的那几个上庄队的同学,整天吃着白面饼子,馋得我口水都流干了。
父亲因为力气好,身手敏捷,在偷公上有些名声,可并无贼名,因为当时我们乡下人认为偷私才是贼。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竟然也是泾渭分明,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下面的一件事情,足以说明这一点。
一次我上学回家,做作业时发现铅笔忘在了学校,来回近三公里的山路,父亲硬是要我走夜路去把铅笔拿回来。学校在悬崖边半山腰上一处废弃的古庄院里,教室是窑洞,煤油灯都没一盏。夜里摸进去的确恐怖,几排泥土台子(课桌)摸遍了,就是摸不到我的铅笔。很丧气地耷拉着脑袋出门时,感觉脚下踩了一个筷子似的东西,弯腰摸着拾起来借微弱的月光看,是一只圆珠笔。圆珠笔身上的毛主席像还带着夜光。说实话我很喜欢,没多想就塞进衣兜里揣回了家,夜里在被窝里偷偷地欣赏那一缕夜光。
第二天一早背书包出门时,圆珠笔被父亲发现了,他厉声斥责我这是偷东西。
“拿人家東西是小贼娃子你知道吗?”
“你偷公家的麦子,你是大贼娃子。”
“从小偷针,长大偷金。” “年轻偷麦子,老了偷银行。”
这下把我父亲给气炸了肺,转身就跑向窑门后边找放羊鞭子。我知道情况不妙,扔掉书包撒腿就冲出了院门。
我家门前是陡峭的山坡,坡底是山崖,山崖下边是河谷,过了河谷爬上一座大山,就到了我外奶家。那里是我年少的岁月里,唯一能够收留我落脚的地方。我于是像惊兔一般地扑下了山坡。因为人小身轻,一路上遇着许多不高的梯田盖塄和土坎,我就一弯腰遛下去,或跳下去。父亲身重,得顺着平缓些的小路追。可他步子大,跑得快,总能追着我,我觉得当时眼前如果有个悬崖的话,一定会扑下去。追了有个把小时,父亲终于落败而去。过了两天我母亲来接我,听她说父亲没追上我,哭着回家了,捶胸顿足地给人说他后悔了,差点把自己儿子追下了悬崖。我于是才消了气儿,回了家。
1978年的深秋季节,父亲带我去卖麦草,一先一后各拉着一副装满草的架子车,卖给几十里外的部队营房。草是私人自留地里产的,一大家人指望它换冬衣、过年,和给我交学费。卖完回来的路上已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耳朵里全是玉米(苞谷)叶被风吹打发出的沙沙声。我当时十四岁左右,疲惫不堪,睡在空着的架子车框里,父亲用绳索把两个车子连在一起拉着走。路过明星村的大坳里,突然他停住了脚步,一把推醒我,让我看护车子,他要掰些玉米棒子回去。我当时就慌了,愣在车框里不说话,心里害怕田倌手持铁锹从黑暗处冲过来。父亲似乎对我的怯懦很生气,冷冷地说:“田倌早睡成了死猪,你坐着等就行。”说完身子就闪进了漆黑的玉米地。我则把破棉袄捂到头上,趴在车箱里,大气都不敢喘,耳朵里全是苞谷叶子发出的鬼哭狼嚎声。
没一会儿功夫,父亲怀抱着几十个玉米棒子钻出了苞谷地,棒子之间用苞皮挽在一起,搭满了两个肩膀。回去的路上父亲主动和我说话,显得很兴奋,就像个打了胜仗的士兵。我还没从恐惧的阴影中走出来,总是担心前边有人会跳出来,大喝一声拦住我们的去路。
“我们同学的爹被抓住了,背着一大背兜玉米棒子,站在会场上挨批斗,晕倒摔得不会说话了。”我说。
“那是笨贼。”
贼还分笨巧,真有意思。当时我觉得自己从父亲的话里抓住了把柄,他终于承认偷公也是贼了,我想借机再问问父亲,可没来得及问,就到了家。天没亮母亲煮出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香香甜甜的嫩玉米。看到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情景,我就没有了再去质问父亲的勇气。
当然,我也看到过父亲偷公走麦城。
那是一年的寒冬腊月,大雪封了平镇公路龙爪坡的盘山公路,拉运化肥的汽车无法行走,严重影响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县上紧急发动社员和学生去铲雪,我和父母都去了。期间有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轮上绑着防滑铁链,马达嚎叫着像老牛似地爬行在陡坡上,上边拉着一摞摞的黑白粗瓷碗,都用草绳捆绑着。那时候我不留神砸碎一个饭碗,屁股上是要挨好多巴掌的,家里来了客人,经常为碗不够用而发愁。父亲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他的敏捷身手,纵身跃上了卡车,抓起一摞摞瓷碗递向车下,伸手接的社员围成了群。卡车爬过陡坡时突然加速,他未来得及跳下车,被拉着跑出了我们的视野。天黑时分父亲回到了家里,鼻青脸肿,没和我们说话,也没进灶火窑里吃晚饭,直接上炕钻进了被窝。
1981年我们村庄开始承包单干了,这时社员们的偷公现象近乎公开化了。原因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相继解体,社员们不畏惧那些恶狠狠的干部了。偷的目标不再是粮食,而是集中在了集体林木上。因为离村庄远,数目不详,不易公平分配,弄不好会被干部们私卖私分。那年的冬天,我家的狗整夜着汪汪,听父母说,偷树贼们夜路上遇见后,相互还借火点烟。遺憾的是,这段偷公最疯狂的日子里,父亲却没什么作为。当时我们家在塬上急急忙忙地修了一处窑庄,还未来得及挖好窑洞。父亲趁夜把已经解散的大队林场里的苹果树和杏树,连根带泥刨出,扛着走几公里山路,移栽到新窑庄大门外,一夜往返一次,栽好一棵。可就在他前脚离开后,后脚就不知什么人,又移栽去了不知什么地方,父亲为此异常地沮丧。
那时候我辍学在家,准备年底报名参军。
一天中午我从村里遛达回来,老远看到大妹妹攀爬上了我家仅有的一棵大榆树,伸手撕扯架在树杈上的一个喜鹊窝。入冬不久,家里就没有柴草烧火做饭了,一大锅汤面条,拉了一上午风箱,都没烧开。以前偶尔可以去撕扯一点儿公家的柴草,现在都已经分到户,变成了耕牛的口粮。喜鹊在陇东乡下被认为是神鸟,叽叽喳喳叫几声,会被看作贵客到来的信号,伤害它被认为要遭报应。大伯母老远看着骑在树杈上的三妹,吓得惊慌失措,劝她赶快住手。大妹左手执木棒,拦挡轮番扑向她的喜鹊夫妻,右手撕拆喜鹊窝上的枯树枝,把窝拆得四散,窝里的一只小喜鹊受到惊吓,扑出来被寒风挟裹着跌落到了地上。我看到后冲大妹喊让住手,说烧柴的事情交给我,于是回家提起一把老斧头,飞快地跑向了山下河谷深处的一片槐树林。
我们那里生长的槐树,木质过于柔软,盖房做家俱都不成,优点是繁殖能力强,栽种主要为的是绿化和水土保持。在那个初冬午后的夕阳下,我猫着腰顺着河谷走,真像做贼似地窜到了槐树林里,瞅准我能扛动的小槐树就砍。斧子的声音很大,惊得崖娃娃(山谷回音)乱叫,砍几下我就跑远藏起来,害怕有人来捉贼,等半天没动静了再返回去砍。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当时村民们都一心扑在自家的承包地里,侍弄自家的庄稼,恨不得在田里绣出花来,哪有心思留神山沟里的,那几棵不成材的歪脖树。
后来的几天里,我用稚嫩的肩膀扛回了砍倒的槐树,摞成了一个很大的柴垛,赢得了父母少有的夸奖。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最激烈地反对父亲偷公的儿子,竟然也不知不觉地加入到了偷公的行列中,干起了贼的行当。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在部队与一位江苏的战友聊天,他也坦承自己那时候干过偷树的勾当,只是他在平原上砍伐,不会有斧子响动的回声,他是在树倒的那一瞬间发出响声时,才躲藏起来。看来那时候的人,的确都是穷疯了,哪里的喜鹊都难保住窝。 村民大面积偷抢林木的情况,最终还是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听说导火索是有人胆大妄为,偷伐了公路两旁的许多大树。县上派人挨家挨户要搜了。母亲吓得大哭,怕抓住了影响我年底参军,就急着把背回家的槐树枝尽快烧完,灶堂里烧不完,就往土炕里边塞。
这时候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在一个火盆边上,火大得像村头盛满水的涝坝,烤得我浑身疼痛,可身子就是动弹不得,急得又哭叫和撒尿。后来似乎从梦中挣扎醒来了,发现身边的确有一摊火,伸手摸烫得我惨叫连连。父亲听到从另一个窑里跑过来看到,炕上新缝的被褥,不知什么时候着了火,烧得只剩下了被头被尾。这是家里卖了一年的鸡蛋钱,和一家人剪下的头发卖了,凑一起置办下的,我和弟弟当时就没了盖的。早晨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坛菜油,提到集市上卖了,天黑时分买回了棉花布匹,母亲赶天亮缝出了新被褥。
记忆中那一夜我没睡觉。
年底我报名参军,最害怕偷公的事情,被人揭发而受到影响,幸运的是这事儿并没发生。我顺利入伍,并在部队服役了二十四年。
2013年转业离开部队,在南国之滨的北海定居后,接我老父亲来居住了整两年。他老人家此时已近花甲之年,弯腰弓背,两鬓斑白,我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老气横秋的中年人。聊起过去的生活,我总是小心翼翼的,怕触动了父亲内心里那些敏感的神经。不堪的往事,还是不提为好,免得伤感。我能感觉出父亲的心态也是如此,可无意之中的一件小事,还是让我们父子之间,发生了些许的难堪。一次我找师傅拆卸和重装了阳台的落地门,换下来两大块玻璃。父亲问我这么好的玻璃怎么换掉了?我说公家弄的这便宜东西有啥好的?说完就让师傅搬下楼,丢弃到了垃圾箱旁边。哪里知道父亲悄悄溜下楼,怀抱着那两块玻璃去废品站卖钱,没卖掉又抱了回来,搁在一棵大榕树下休息,向熟人打问收购的地方,两只手掌被玻璃割破,手上胳膊上衣裤上到处血迹斑斑。看到我走过来了,父亲低头不语,拾起地上的榕树叶擦揉手上的血。我看到后心里不是滋味儿,自责自己给父亲没把话说准确。旁边站着的老伯告我:“你老爸说,公家的东西不卖白不卖。”听明白后我心里猛地疼痛了一下。
晚上我思考再三,想单独跟父亲聊一次。我觉得尽管父亲不识字没有文化,可有些事情还是给他老人家说明白为好。我想说的是,公家是由好多个私人组成的,公和私是分不开的,偷公实际上也是偷私。可顾虑父亲年纪大了,生性固执,又客居在异地他乡的儿子家里,整天还嚷嚷着要回家,我说出这些文绉绉的语言,他不一定能够理解得了,弄不好还以为是在教训他,思虑再三,还是没开得了口。
没多少时间,又出了件小事。一天午后我去上班,刚出门遇着父亲外出遛弯回来,手里提着二十来斤的一袋米,嘴里喘着粗气。
“咱们家有米,您这是……”我问。
“北门外的超市里的,我顺手就顺了出来。”父亲的语气里充满着得意洋洋。
我当时就懵了。
我立刻联想到不久前与父亲的一次聊天。他当时问我,北门外的和安超市,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我了解到那是老牌商企南宁百货公司开的,应该是国有控股吧,就随口说了一句:“公家的。”没想到又酿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惨剧”。
当时我的脸色肯定变得很难看了。尾随父亲进了门,我嘴里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公家的东西也不能偷。”可能还会伴随着一腔怒火,字句像打枪一样,从胸腔中喷涌而出。可是我没有,我只是咬着牙压着嗓门轻轻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上次我说错了,那个超市是私人的。”
父亲没说话,像个知错就改的好孩子似的,提着那一袋米转身就出了门。我跟到门口时,瞅着父亲的背影望而却步了。超市有监控,有收银,有出入检查……那一刻我想得很多。轉身回屋里生闷气,没几分钟父亲就回来了。带着失望的口气冲我发火:“也不说明白,几十岁的人了,连公私都分不清楚。”
我听了哭笑不得。
我再一次觉得,有必要给父亲严肃认真地谈一下公与私的问题了。我把时间预选在了晚饭后,打算动员他疼爱的孙女和孙子加盟,好有个融洽和谐的气氛。遗憾的是饭桌上我又一次改变了主意,我看着父亲的满头白发犹豫了。万一谈僵了,正好成了他回去的借口。而且我们父子之间早已模糊的“鸿沟”,会再一次清晰起来,这又何必呢?
叶落终要归根,不久父亲执意回家乡生活了。
后来我回故乡探视他,多半都在病床上。我竟然又听到父亲在病情缓解时,给他的病友吹嘘当年偷公的战绩。我能接上话茬跟他谈些什么吗?我觉得不能了。
我只能一声叹息!
我与父亲关于种地的矛盾,是从1980年底开始的。我们家是贫农,父亲还当过贫协组长,按说应该是新中国土改政策的受益者才对,事实却恰恰相反。吃大锅饭的年代里,我们那儿每户都保留了少量自留地的,它的存在使农民拥有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侍弄好了能保证一家人的基本口粮。可由于二十多年从未调整,我家七口人,只拥有父亲和小姑出嫁后留下的两份自留地。这是我家几十年贫困和苦难的最主要原因,所以父亲比别的农民更盼望拥有自己的土地。
联产承包后,家里一下分到了三十五亩地。父亲回家就说他已经是个小地主了,显得得意洋洋。我说你是党员,却尽说反动话。我母亲骂他是饿狗见食胡汪汪。父亲却说,现在的政策不就是让人争着当地主嘛?他就要过成个地主,给村里那些小瞧了他的人看看。
“地主是剥削穷人的。”我说。
“我要当他个好地主。”
“地主还有好坏?”
“当然有的。借粮食不用小斗借大斗还,还不上欠帐不用押田地,少收些租,给伙计吃好些。”
“哪来那么多地让你当地主?”母亲说。
“别人种不了我就包过来。”
我很反感他要当什么地主,也没全听懂他说的话,可隐隐约约能感觉到,这些都与他小时候当长工打短工的经历有关。后来也渐渐明白,他所谓的当地主,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当种粮大户,政策鼓励还来不及呢! 接下来我当兵在外五年,家里的情况,只能从书信往来中有个大致了解。为了增加劳动力,父亲让两个年幼的妹妹未入学,大妹和弟弟先后辍学回了家。最让我伤心的是,在山里劳动过程中,两个小妹年幼无知,推着架子车玩耍,三妹把二妹连人带架子车,推下了十多丈高的悬崖,落在了松软的黄土上,侥幸保住了性命。当时报纸上的消息,都是乡下出了多少万元户,城里出了多少个体户,我看了心里不是滋味儿。1986年我从部队第一次回家探亲,看到父亲时的感觉,只能用震惊来形容。不到五十岁的人,己经满脸褶皱,双手如钢叉一般粗硬。母亲也因为过度劳累,变得衰老了许多。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守旧和固执,父亲五年来的“当地主”事业失败了。标志是我进家门后吃的面粉,都是在别人家借的。我经过了解发现,原因是逆反心理和保守思维做怪。拒绝生产队里的种地套路,不使用花钱多的化肥,改种老祖先的白玉米(苞谷)。这些谁都改劝不了父亲,他犟起来八头牛都拉不住。
我在宁夏和河西走廊当兵时,很注意观察驻地农村的发展情况,觉得我们老家草峰原上,塬少山多,靠天吃饭,种地辛苦劳累,不会有什么好前景。父亲年过半百,在生产队里已经耗尽了一身蛮力,外出打工只能搬砖背水泥,也干不了几年。不如在镇上开个小店,弟妹们外出打工,母亲干点儿家务,种几亩麦子够一家人口粮,我再接济点儿零花钱,就是个好日子。往后弟妹各自有了家庭,老两口守个小店混日月,也不失为养老的好办法。为此我试着从兰州发运回来几包外卖的军品服装,想拉着父亲到集市上练练手,还谈妥了在就近的代沟圈小镇上建铺面房的事情。勉强拉父亲去了一回集市,他却瞪起眼睛瞅着上门的顾客,跟见了仇人似的,一句话都不愿意说,没待一根烟工夫,就撒腿回了家。
问起今后的打算,父亲说农民天生就是种田的,搞那些邪门歪道不是正路。五年没种成庄稼算不了什么,他现在是背着手撒尿——不服!还不到我管吃喝的时候!言辞悲壮慷慨,有一种屡败屡战的悲壮感。我当时尚年轻,对于自己的计划也不很自信,每月工资才百十元,还要考虑成家立业,给父母也接济不了多少。一句话,腰杆还没硬起来,当不了父亲的家。
父亲的事业进行得异常艰辛。大妹出嫁而去,弟弟因不满父亲的治家和领导方式,婚后不久就分家另过了。父亲率领的六七个人的劳动团队,只剩母亲和两个年幼失学的小妹了。种二十多亩田,饲养一群羊和一圈耕牛,拼着死命过日子。三年后我回家看到,家里收的粮食的确是比过去多了,可父亲累弯了腰,二妹到了出嫁年龄,背却累驮了。母亲更是满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她因为身体衰老跑不动,放羊时羊群抢吃洒了农药的麦苗,五只羊被毒死。为此她多次惨遭父亲毒打,不是村民拉劝的话,早跳了悬崖。
我问父亲家中的光景,父亲乐呵呵地说很好。指着柳条织成的两个粮仓说:“自从祖先来到这个荒山里,已经三代人了,哪里有过这么多的粮食,白面馍馍哪这么吃过?过年猪肉炖粉条都随便吃,以前大户人家也不过这样,我们的日子过起来了。”说话的口气的确有些像电影上的地主。
“您这样不顾死命地干,收这点粮也是亏本的。”我并不认可他的看法。
“麦子都堆成了山,亏什么本?”父亲听我给他泼冷水,脸就拉了起来。
我耐心地给父亲讲,使在地里的力气,也和化肥种子一样是值钱的,城里人叫工钱。这两仓麦子的收成,卖成钱减掉化肥种子和工钱,可能还要亏本的,比不上打工挣钱买粮食划算。父亲听了就怒气冲冲,说庄户人家吃自己饭,睡自家炕,喝沟里泉水,要什么成本?人老祖辈不知多少代了,哪个农人的力气算过成本?又不是背井离乡的生意人。这样就跟我抬起了杠。父亲这辈子都以我这个当军干的儿子为荣的,对我说的事情,几乎是言听计从,唯独在劳动力成本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死活都不给我让步。而且犟劲十足,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直到去世我都没有说服他。一次他竟然反问我说:“你在部队干工作,领的工资里除过工钱赚到了多少?”竟然把我也给问住了。
父亲种地的热情空前高涨,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种地的目的主要是为卖粮,家里人实际吃不了多少。卖粮也主要是为购买各类种地的资料,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其目的就是在这种滚雪球的过程中赢得利润。两个妹妹出嫁留下了承包地,加上揽种别人家的撂荒田,父母二人坐拥了二十多亩承包地。为赚利润就得勤俭节约,降低成本,在这方面父亲绝对是一个榜样。我亲自看见他把掉到灰尘里的面条,拾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村里有人批评我少见多怪,说他们常年与我父亲打交道,经常看到他把从牙缝里剔出的菜叶,都又送进嘴里咽进了肚子里。我在城里拿着工资旱涝保收,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我于心不忍,接濟他们自然是应该的。每次我给的钱他都投进了种地的成本中,家中常年都不买二斤肉吃。我们一家三口每年回去探望父母,面对的都是粗米淡饭,妻女多有怨言,我左右为难。父亲却板着脸说:“农人的日子就是这样,要怎么样?”最可怜的是我的母亲,没有办法摆脱父亲的“绑架”,没过上几天轻松日子。
尽管父亲很固执,可几年后显现出的差距,他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外出打工的人家,瓦房一间间地盖了起来,父母还住在土窑洞里。究其原因,主要是化肥和农药涨价太快,粮食价格却稳如泰山。当父亲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据说曾经火冒三丈地去找过村干部,为此骂天骂地,怒不可遏。还在电话上要求我给省上或中央领导写信,甚至代他上访。他太把自己这个当小军官的儿子当人物看了,我只能在小报上发几篇牢骚文章而已。除此之外,只能敷衍应付。电话里给他说,领导不敢涨粮价,涨了要给城里人发放粮食补贴,人多发不起。父亲就不再说话了。
收麦时节我回了一次老家,又与父亲争辩了一次种粮亏赢的问题。那一年遭了旱灾,父亲种在深山里的近六亩麦子,每亩只能收二百多斤。这时候他和母亲已年老体弱,不能入山下地收割,只能雇请麦客。按当时的人工收割价,再加上后续拖拉机拉运和机械碾场收装,开支完全抵消了二千斤麦子的销售收入,还没算前期的劳作辛苦和种子化肥投入。 “不用收割了。喜欢就掏钱买,别人会送上门来的。”我说。
“胡说,人老祖辈的,谁把长熟的麦子扔到山里喂麻雀老鼠?”父亲怒气冲天。
“收和不收一样的,再伤身劳神去折腾,实在就算不过账了。”
“收了不赚钱,可有二千斤麦子在啊,能吃到外国人的嘴里吗?”
“这个……”
父亲的话,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
回到兰州后,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又观察了粮油市场的最新情况。原来市民的粮油补贴早已取消了,米面供应和价格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话题了。看来父亲这样不计自身苦力成本的一批农民,给国家和社会的确是有大贡献的。
后来家里装了电话,一家人的交流就更多了。父亲兴奋地告诉我说,种地不交公粮了,还发补贴款。我就泼冷水说,是政府可怜你们这些算不过账的农民才这样,他听了不高兴。我就又给他解释说,现在到处都喊叫卖粮难,再种粮食就是给政府找麻烦。他就更纳闷了,说好多的山坡地都撂荒了,青壮劳力都进了城,哪里来那么多粮食?我说是科学种田产量高了,你们这些老农早该收摊了。父亲就再不吭声。突然有一天父亲来电说,他从电视上知道,国家大量进口粮食,还怨我尽骗他。
父亲要种地,母亲就得陪着种,可她身体吃不消,别人又劝不住,这成了一个棘手问题。老两口为此经常斗嘴呕气,甚至拳脚相加,此情景成了村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弟妹们都非常地难堪。我多次回家苦口婆心相劝,说国家领导人七十岁都该退休了,父亲却说,国家领导人有退休金他没有。我说我肯定会养你啊!他说自己种着吃自在。
2008年父亲查出有轻微心脏病,我们全家合谋将病说重了些,说必须去外地的大医院检查,才哄骗他到北海我家居住,主要目的是彻底结束他的种地事业。
父亲在北海的日子里,有些像熬鹰。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他忘却土地和庄稼,回去后能安安稳稳过几天清闲日子。就像笼中的鹰忘却天空和翱翔,最终能够听从猎人的指挥。我和爱人孩子与父亲聊天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种地的话题,尽量延长他的居住时间,增添他的生活乐趣,争取尽快达到目标。
一次父亲拾到一捆麻绳,和一个木算盘拿到家里,夜里拨得算盘珠子啪啪响,还叹长气儿,我和妻子听着就紧张。不久又发生了一件趣事,父亲与院里的老人聊天,都吹嘘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父亲板着脸伸了两个指头。第二天就有人对我妻子说,你家阿公有二千万。这两个指头到底代表多少?一家人都急着要问父亲,我当了半天弯弯绕,才给父亲解了围。过年时战友的家人请吃饭,饭后在酒店门口放烟花,父亲专注于看热闹,把战友的父亲交他保管的一瓶陈年茅台,忘在街边丢掉了。当他知道这瓶酒值几千元时,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回到家里一直念叨说,这酒值好几亩麦子。一天夜里,我在书房写稿子,父亲起夜后顺路推开了书房门。他问我说,你这么点灯熬油地写文章,除过工钱能赚多少?我说现在写文章是亏本买卖,赚不了什么钱。父亲又问那为什么还要写?我说主要是爱好这个事情,也算有个追求。他就板起脸跟我说,你爱好写文章,我一个农人,怎么就不能爱好种地,就不能追求追求?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了。夜里我久久未能入眠,思忖良久,对于父亲如此执着于种地,似乎有了一些理解,也想起了他以前说的要当一个好地主,把日子过起来的那些话。我的作家梦虽然还没有实现,可毕竟正处壮年,而且是脑力劳动,只要努力总还有些希望。父亲已经年老体衰,他的理想因为时运不济无法实现,只能抱憾终生了。
北海生活两年之后,我送父亲回到了故乡。
两年时间家乡变化很大,最突出的是,种玉米能赚到大钱了。具体来讲是,新品种玉米产量每亩过了千斤,是小麦的一倍还不止,市场价格和小麦相差不多,且销售渠道畅通,前景广阔。
我返回北海没几天,父亲就扑向了田地,开始折腾种植玉米,没有谁能阻拦得住。据弟弟来电讲,父亲在城里生活了两年,眼界大开,有了经营眼光。他弃耕了远在深山里的全部承包地,把家门口的四亩平整塬地全种了玉米,看架势是要大干一番。我听完长吁了一口气儿。
手机彩信和微信先后普及了。弟弟和邻里亲朋给我发来了一些图片。父亲双膝跪在地里,双手托着长嘴水壶给玉米苗浇水。几乎是趴在地里拔出杂草,身体瘦成了一副骨架。有一次我回青海军转办年审,路过回家看到,父亲竟然不使用家里的抽水马桶,上厕所直接去玉米地里,说是为给玉米增肥力。他种的玉米长势的确好,绿中透黑,跟抹了油似的。村里人都夸他种地有一手,他很是得意洋洋。我再劝他不要种,却与他根本搭不上话。他说让我干好自己的事情,别扫他的兴,感觉他就如一个老赌徒正处在赢钱的运头上。村里人告诉我,父亲的绝活儿不是种玉米,而是卖玉米。玉米在初冬时節脱粒入仓,粮贩子就找上门来了。价格最高的时候,一般在翻过年至麦收前,跨过高峰期价就塌了。可谁也摸不清高峰在什么节点,都胆小早早出手了。只有父亲稳坐钓鱼台,年年卖高价,从未失手过。我哀叹父亲没文化也没机会闯入股市,不然一定会摸准股市走势,赚他个盆满钵满。
父亲先后两次病重住院。第一次我赶回平凉在医院陪他。其间我一直观察他的情绪变化,看有什么心事,或要交待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如果有正就读的学生来探望,他就显得很高兴,反复唠叨的几句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不要像我一样,跟在牛屁股后边转悠一辈子。”
“长大了一定抱他个铁饭碗,日头热不着,雨雪冷不到。”
“万万不要当农民,遇着年馑了没吃没喝,冷寒受冻的。遇着好年月了累死累活,手里捏不了几个钱。”
第二次住院是弟弟操心经办的。据他说当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身体被抬上车时,一只手指还指着院里的一堆玉米棒子,意思是尽快脱粒入仓,别没人理埋入深冬的雪堆之中。
父亲留遗言说,将他的存款分给四个孙子孙女。去世后我们清理了遗物,确认他和我母亲的积蓄,共计没超过四万元。长孙、长孙女都是哈工大和港大研究生毕业,次孙、次孙女也先后就读于重点大学,都表示不要这个钱,理由是不忍心。
说来真是不孝,我自记事起就开始与父亲发生矛盾。
那是在1972年我刚上学不久的事情。一次父亲给生产队卖羊,路过学校给我带了两张洋芋饼。教室在草滩庙院里面破旧的戏楼上,木门被吱吱嘎嘎地推开后,同学的目光都转了过去。父亲剃着光头,手执羊鞭,腰扎草绳,手上提个布袋,裤脚挽到了膝盖。递给我饼子出门后,老师说:“看清了没有,放羊娃就是这样的,进来不敲门。”同学们瞅着我哈哈大笑。
没多久学校登记学生家庭情况,我和多数同学都填报自己的父母是社员,有同学举报说我造假,应该是放羊娃,被老师表扬了。老师还重提了父亲送饼时的情景,教室里又一通哄堂大笑。我站起来争辩说,放羊娃就是社员。老师很不耐烦地解释说不一样,说社员在田间搞农业学大寨,放羊娃蹲在山沟里胡唱乱团(山歌),教室里的笑声更大了。我心里思忖了半天,想到生产队里有三个放羊娃,家里有学生的就我一个,心中不由自主地自卑起来。
这大约是我第一次审视自己的父亲。放羊娃和社员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个问题。后来我观察发现,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不叫父亲参加,学校里选家长代表参加批林批孔大会,不选放羊娃。我不服气去问老师,老师说放羊娃整天跟羊打交道,哪知道什么仁义道德,听了也没用。我回家后就质问父亲,你为啥要当放羊娃?父亲说,放羊娃有啥不好?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想什么时候出山,就什么时候出山,自在。母亲也在一旁帮腔说,你爹从小放羊习惯了,顺便可以打些柴火,弄些粮食回来,不然你们兄妹五个怎么吃饱饭呢?
母亲的话当然没有说服我。因为后来我发现,父亲常被人看不起。村里有些小孩,见我父亲都是直呼他的乳名,有的甚至直呼他的绰号,他也不发火,还乐呵呵的。村里还流传着我爹的许多很丢颜面的故事,比如说放羊时趁山沟里无人,脱下自己的裤子在河沟里洗,洗完搭河岸的草滩上晒,自己光屁股放羊,裤子被其他放羊娃藏起来没法回家等等。有的同学知道我爹是放羊娃后,还借机凌辱我,为此我没少掉眼泪。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很自卑,并在心里反问,我爹为什么是个放羊娃?
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情,父亲向我发火,我就冲他喊:“放羊娃,放羊娃。”父亲愣了一下,挥起笤帚打我,我不躲不跑,伸给屁股让他打,咬起嘴唇,眼睛直勾勾地瞪着他。父亲打了几下没意思了,出着长气儿转身走了。往后我就不正眼看父亲,也不太愿意跟他走在一起或说话。
197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家来了一位贵客,公社驻队工作组的刘組长。刘组长是下基层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来我家吃派饭。五十多岁,矮胖,络腮胡子,外地口音,据说是位军转干部。干部吃派饭一般都去富家,我家偏僻路远,土炕上滚着几个光屁股娃娃,长年屎尿味儿,生产队长都很少进门。母亲那天做面条时,把猪油罐清了底儿,父亲激动得有些慌乱,转身时屁股把搁在炕沿上的一碗面条碰落在了地上。刘组长来吃这顿饭有目的,他想重用我父亲当生产队长。原因是几任队长都与成分不好的大户人家有瓜葛,不利于“割尾巴”。还说不识字没关系,能挥手指方向就行。吃完饭留下了二两粮票和两角钱——粮票被父亲放到柜里好多年。
父亲当队长的具体过程,我没多少印象。只记得他找人把我家最值钱的家当,一条长长的黑羊毛口袋拆了,改做成能遮住屁股的长马夹。这条口袋平时父亲放羊时搭在肩上的,可以铺在地上睡觉,顺便还能“捎带”点谷穗、玉米棒子什么的回家。这时候改造了它,为的是从山里背粮食时做背垫,也意味着父亲不再当放羊娃了。
一天我放学回家刚进院门,几个弟妹先后就从我身后闪过去,冲进灶火窑里挨着告诉我母亲:“我大(父亲)的队长倒台了。”据我母亲后来讲,父亲倒台的原因是没人听他的。多数社员都是从一个大家族里分家出来的,因为成分不好,受政治上的压制,他们不自觉地形成了抱团取暖的习惯。队长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就消极怠工,装聋作哑,敷衍应付,上面的干部总不能整天陪在队长身边。据说父亲下台时还发了一通牢骚,说是当队长不如放羊好,畜生比人好打交道。又说你看着狗咬狗,等你走过去,一群狗就扑向了你等等。为此而被人围攻,身上挨了好几拳,脸上吐了唾沫。
刘组长又让父亲当了出纳。至于父亲不会写字和打算盘,他说他见过我这个聪明儿子,当帮手没问题。账目也简单,都是些粮食、化肥、牛羊、农具之类的出入库和收支情况,一月半载记一次就可以了。没多久我就在父亲面前捏腔拿调起来,甚至还使性子、谈条件,说话也模仿老师的腔调,父亲显得失望和无奈,说他这个儿子白养了。后来干脆去求队里一个叫福郞的瘸子帮他记,记一次父亲下深沟里挑一担水送到他家,听说那时候瘸子家的猪都是洗澡的。
没几天父亲又被换成了保管,提着一块印板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高高地挂在炕墙上。印板半尺大小,按在麦粒上会出现丰收两个字,起封条的作用。弟妹们想拿着在土堆上按着玩,父亲死活不许,闭着眼睛装睡,挠他胳肢下都没反应。母亲骂他装死狗,说是抓上了印把子也没用,人家偷分了粮食,会说是麻雀爪子踩踏乱了,父亲才叹了一口气。我觉得父亲那时候一定很自卑,他不当放羊娃之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儿自尊心,这个时候几乎毁灭殆尽。
农村搞联产承包之后,父亲有了再次建立尊严的机会。我很清楚地记得,他让我辍学回家时的严厉神态,如同他喝斥一群羊,语气粗暴又不容改变。他一定是想起了我帮他记出纳账时,给他耍牛逼的事情。我不愿意守在深山里种地当农民,与他多次争吵冲突,甚至还跳过一次高崖。没有什么办法逃出牢笼,偷偷报名参军成了唯一的出路。开往宁夏军营的轿子车开动时,隔窗看到了跑步赶来的父亲,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这是我面对父亲流下的唯一泪水,后来他去世后都没有过。
到达部队后我长时间未给他写信,心里老琢磨着复员后,不回家而是去南方打工,甚至想过流浪。后来考上军区教导队,直至提升当了干部,我都未告诉他。因为辍学的事情,心里总憋着一口气,不愿意与他和解。以至于他不知情,还为我订了一门亲事,白白花掉了三百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对此深感内疚。 1986年我第一次探家,看到才五十出头的父亲,脸上已经布满壕沟。见到我这个久别的儿子时,他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兴高采烈,只是叹着气儿说,端上铁饭碗了,以后再不愁吃喝了。父亲一定是想起了让我辍学的事情,他的长叹短吁,是心生愧疚还是别的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父子之间一直没有触碰过这件事情。我在家里待了十多天,多是走亲串友,父亲陪伴在我身边,都是默不作声。父亲是个很爱说话的人,喜欢抬闲扛的。来人吃饭他让我陪,去别人家也推我坐上席。起先我以为他让我这个挂军衔的儿子撑门面,后来发现不是。父亲与我单独走在路上时,也老往我后边溜,低着头猫着腰,猥猥琐琐。说话办事也尽顺着我,就像以前他遇到了公社干部。他种地“当地主”的事情,也是在我面前遮遮掩掩,等我走了才放手大干。在一个小排长面前,自己的父亲都低头半尺,天下种田人的尊严在何处?
有了我这个有出息的儿子,父亲神气大长,在村里广受尊重,这是毫无疑问的。老家有人来兰州到我家吃过饭,我帮其买过火车票,借过一二次路费,回家后就在村里说我办公的楼道里铺着地毯,出门能跟首长坐小轿车,坐火车睡卧铺还不出钱,逢年过节家里好吃食堆成了山。我父亲听了就很高兴,见了其他在城里工作的人回来,就会主动问人家,坐没坐过小轿车,不花钱能坐上火车吗?过年发了几条带鱼?他问得很认真也很得意,听的人就嫌烦,甚至很嫉妒。说你儿子在外边坐金銮殿,我们也没看见。父亲觉得没了趣,才不再问了。村里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代沟圈集市上几个老汉闲聊,都叹自己命苦,被人瞧不起。其中一个的儿子是警察,其他人就说,那你是警察他爹,牛着呢!其他人也都跟着举大拇指。父亲正好在旁边,有人问他说,你儿子在部队当什么官?父亲说听说是连长,那人说连长和村长相当,那你就相当于村长他爹了,听得父亲得意洋洋。邻村的一个酒鬼正好在场,回去的路上主动和我父亲聊天。他鼓励我父亲说,你儿子往后当了营长,你就相当于镇长他爹;当了团长,你就相当于县长他爹,而且会升个没完没了。说得我父亲高了兴,拉这酒鬼到我家喝酒。没多少时间,就把我藏在老家的两箱酒,喝了个底儿朝天。这个笑话可能是真的,因为父亲不胜酒力,两箱酒的确没了。后来父亲总是关心我的升职问题,见面或通电话,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心里也明白,父亲对我的期望值不小。
后来我升了正营,父亲果然有了乡长他爹的感觉。一天镇长带工作组到我们赵洼庄,召开现场会帮村干部讨要提成粮,召集来了附近四个村民小组的农户。那是一个十八个大盖帽,欺负一个破草帽的年代,村社干部和民办教师的工资,都攤派给了农户。参加会的农户叫苦连天,说负担不起,却敢怒不敢言,因为镇领导以收回承包土地来威胁。这时候我父亲忽然站起来了,迈着大步在会场上转起了圈子,一边走一边大骂村镇干部是吃人贼。红头黑脸,怒发冲冠,没人拦劝得住,引来一片喝彩声。放羊娃出身的父亲,很少在人前头说过话,我不知道他如何能有这样的勇气?故事的高潮是,镇长忍受不了要动怒,忽然有人喊叫说,这老汉的儿子是营长,听说最近要升团长了,镇长支吾了几句就撤走了。这个时候的父亲,应该是一辈子最有尊严感的时候。
2003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准备举家南迁,临行前特回故乡探望父母。见到父亲后,他急着问我转业后当了什么官,我说啥官也没有,自主择业。怕他听不懂,又解释说就是自谋生路,父亲当场就有些懵。
“跟打工一样?”
“差不多。”
接下来再说话,父亲就拉起了哭腔。我解释说,自己适合到社会上闯荡。他说政府的大腿最粗,抱住了才有饱饭吃,不然就是瓜(傻)子。我也有意识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凭自己这样的正营职,就算安置进了政府,也不会有什么像样的官让我当的。又怕再解释他会号啕大哭起来,索性就没再吭声。夜里我试图进一步解释,说今后每月会领到退役金,房子也会有,生活没有问题的,意思是让他不必担心。父亲听了更生气,说现在都啥社会了,谁还缺吃缺喝,村里打工的都在平凉城里买了房子。我这才意识到,父亲是怨我没当上官,没光宗耀祖,真是让他老人家失望了。
夜里我和父亲睡在一个炕上。他似乎一直未入眠,时不时地会翻身叹气。我也装睡,脑子里尽想些乱七八糟。我不由得想起一个战友给我讲的故事,说是他们单位有个副团职干部,转业后无论如何都不选择自主择业,而是去一家半死不活的国企当了后勤科长,实际就是管抄水电表,和发放拖把扫把。手下三两个工人常有休假请假的,他就顶上去抄表。问他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去社会上闯一闯?他说老父亲哭得死去活来不允许,全村几百户人家,就他一个当官的,还是个县处级。唉,看来人都不想从官位上退下来,也是有他们的苦衷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出了个洋相。太阳升得老高了,妻子已经起床给母亲帮厨去了,我还钻在暖暖的热被窝里不起床。多年未睡火坑了,马上又要远赴他乡,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依恋感来。突然父亲推门进来了,大声吼叫说:“快起来上班去,我这么大年纪了,一圈牛粪都挖完了,你还不起来?日头都晒到勾蛋子(屁股)上了!”
我装睡着没吭气儿。
父亲还是不依不饶,骂骂咧咧。我妻子从厨房里跑过来说:“你儿子没班可上了,在哪上班去,你让他去挖牛粪吗?”
父亲没再说什么,悄悄出了院门。我依旧装睡,一家人都略显尴尬,没听着谁出声。我赖在炕上,直到午后才爬起来。心里一直在想,古人言,凤凰落架不如鸡,看来真是不假。不当那个比芝麻还小的官儿,连自己的父亲都另眼相看了。
临走的几天里,父亲话特别多。说南方人贼,小心受骗,不行了回来放羊,他还能帮忙,都是些教导我今后如何过日子的话。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变了,变得像个父亲了,能对儿子指手划脚、颐指气使了。我也似乎更像个儿子了,明明知道父亲的话不入耳,也不顶嘴,不辩驳,默默地忍受着。我甚至认为,是自己事业上的挫折,暗合了父亲早年当生产队长和后来种粮食的失败,使他有了一种“咱们彼此彼此”的感觉,心中的压抑感自此解除了。我自主择业去外地发展,本来是很理智的选择,虽然拖家带口,前途未卜,可眼下的生活还不至于那么不堪。父亲的一番教训,让我的信心变得不那么足了,于是举家南迁就带有了一种悲壮感。 北海生活两年后回故乡探亲,我提出接父亲去南方生活一般时间,他竟然很痛快地答应了,这让我颇感意外。在甘肃工作近二十年,多次请父亲逛一次省城兰州,都未能成行。我请他南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放弃那些没有效益的田地。后来知道他答应得痛快,也是另有隐情,主要是村里人见了面总问他:
“你大儿子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還坐小轿车铺红地毯吗?”
“不行了回来当个放羊娃也很好的,那是你们的家传。”
父亲听了受不了,来北海有躲的意思,也想来看看我到底混得怎么样。年近七十岁才出门远行,来到北海看到儿子骑个自行车,裤腿挽在了膝盖上,给别人帮买房子挣手续费。刚办完一单,收取约定的五百元钱时,却被客人甩掉了。儿子显得狼狈,父亲显得尴尬。我们小区新搬来一位中校军官,整天专车出进,前呼后拥,父亲瞅着了就叹气,有时候还会给旁边的人唠叨一句:我儿子以前比他威风多了。后来我改行做保险,去当地海军大院参加军训,在操场上走正步,汗水浸透了衣服后背。回家父亲看到了,问我说你二十多年前就受过这煎熬了,现在还能受?我说能受,父亲就瞅着我不说话了,一脸的想不通。我上门推销保险,经常吃闭门羹,父亲说以前叫花子就这样,我装作没听着。我去一位房地产老总家谈保险,去时带了两盒进口巧克力,保险没谈成,礼品却送了出去。父亲说没吃上狗肉,反倒丢了套狗绳,让我去要回来。我支吾了几句没去,父亲就闹着要回老家了。而且不容商量。我其实心里很明白,父亲对我是彻底失望了。他回家后,村里人一定会问到儿子过得怎么样。以他不会绕弯儿的性格,难堪是不难想象的。我意识到不能再麻木和退却,该在自己选择的这条荆棘路上,拼命冲刺一把了。
两年后的一个初春,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打算回老家给他们建一幢两层楼。起先父亲以为他人老耳背没听清楚,确认我有这能力后,回电话很痛快地说:“好。修成了你回来也好看,大不了就当摇宝(赌博)输了。”意思是这笔钱就算打了水漂也应该,不要前怕老虎后怕狼。父亲一生勤俭能到吝啬的程度,更不讲究吃住,怎么突然间能把几十万元看得无足轻重呢?后来我才明白,他意识到自己如果能住在一座楼里,四周是东扭西歪的平瓦房,就如一峰骆驼立在羊群里,会显得格外突出。至于说我回来住着好,的确是暗合了我当时的心境,说白了就是在故乡显示出一种存在感。外面有没有金銮殿不知道,在故乡的土地上,小洋楼还是要有一座的。至于将来有没人住,已经考虑不到这么多了。
修房子的那一段时间里,应该是我这辈子和父亲配合最为默契的时候。为了不致半途而废,我隐瞒了妻子儿女。施工由弟弟牵头操作,半年就完工。我回去亲自监工装修,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和锅炉,院子铺了大理石。入住时鞭炮齐鸣,杯盏交错,父亲很幸福地接受了别人的祝贺、恭维和抬举,幸福得老泪纵横。
我在家里守了一个星期,想亲眼目睹父亲住着小洋楼的幸福情景。送走客人后,父亲蹲在大门外的道沿石头上,不时地向村里村外的路上张望,遇到风吹日晒也是这样。手上不是剥葱皮蒜皮,就是揉搓一根破旧的麻绳,显得心事重重。我走过去问:“大(爹)你整天坐门口干什么?这么好的新楼,整天空荡荡的。”
“你忙你的,管我那事情干啥!”父亲显得很不高兴。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真是不太明白。
返回北海后,我听弟妹们说,父亲除了侍弄他的玉米地外,还是喜欢坐大门口向远处张望,宽畅明亮的小楼里,总是坐不住,屁股下面跟有针扎似的。有人在电话里悄悄告诉我说,父亲是在等当年欺负了他的那些人从门口经过,可进村的路有两条,那些人都绕道走,偏不过这里。原来父亲想在他们面前显摆一下自己住的楼房,哪怕他们过来瞅上一眼也行。几十年的岁月都过去了,这又是何必呢?
不久父亲被查出有心脏病。人活七十古来稀,干体力活儿一生,这个年纪身体出现病症也属正常。家里人都操心治病,他老人家却并不配合,不喜欢打针吃药,不愿意住院,整日里显得心事重重。村里老人前来探望,都开玩笑说他怕死,父亲就高喉咙大嗓门地为自已辩护,说我爷爷1958年饿死时才不到五十七岁,他活到现在早够本了,他顾虑的是自已死了没人来送他,丧礼会冷场。老人们就开玩笑说,不行趁活着办它一下,看有没人来?说者无心,我听到了却受到了启迪,给父亲过一次七十大寿,让他风光一次。寿礼在农历九月十三日,请来了市上的秦腔名角,摆了几十桌宴席,父亲戴着宽边礼帽坐在正堂,接受着邻里乡亲和亲戚朋友们的祝贺,家族侄孙和各路亲戚,一排排地跪在地上向他磕头作揖。我远在北海,从视频上看到父亲笑成了一朵花,为人之子,尽了孝道,让老人家欢喜,我也就无忧了。翻过年回去与他聊起这件事情,本想着能听到他几句夸奖的话,他却叹着气说:“庄里有些人还是看不起我们,秦腔大戏吼得震天,酒席摆了一院子,他们都没来。”
天啦,这就不好办了!
分田单干已经几十年,各人都自扫门前雪,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许多都带进坟墓里了。父亲想让谁来,我去请过来坐一坐,喝它两杯,心中不就释然了?父亲却死活不愿意。他心中“惦记”的人究竟是谁,我好像也不大说得清楚。孝顺孝顺,我也只有顺着他了。
随着心脏病的加重,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忧郁情绪更加严重。时常让别人捎话给我,去世后把丧事办好些,不然没人来抬埋他。我觉得父亲这种多虑可能是一种病,可也弄不清楚。我回老家陪他住院时,发现夜里父亲时常出现恶梦,梦中会发出痛苦而恐惧的叫声,自己惊不醒自己,每次都要旁边的人猛推,或掐他身上的肉才能醒过来。清醒后问梦到了什么,都说是饿狼撕扯他脚后跟。母亲说这样的情况有好久了。我去问医生,医生说家里肯定有难解的事情,埋在老人的心里,我肯定地说没有。医生又说,或者年少时精神上受过什么刺激,我说我明白了。
父亲最后的岁月里,心头一直弥漫着这种自卑与恐惧。开心高兴的情景,我只见到过一次。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故乡平凉市文联主席李世恩,和作协领导马宇龙、李业辉等来医院探望。父亲坐着轮椅,在医院里的一棵大柳树下休息。他已经虚弱得不太能够说话了。我向父亲介绍说,李主席是正县级干部,父亲黄如腊纸的脸上,忽然有了暖融融的笑意。聊天中客人祝贺我加入了中国作协,父亲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老人家一定是把中作协会员听成了中央委员。
2015年农历十月初十,父亲以享年七十七岁去世了。
据弟妹们后来给我说,父亲咽气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抱我一下。”按我们老家的风俗,女儿在父母咽气时不能在场。我们兄弟二人,都没能去实现父亲最后这个愿望,也够得上是不孝之子了。这件事情让我深信,父母养育儿女,的确是空欢喜一场。
遵父嘱托,举行了打醮、献饭等祭祀活动,丧礼能称得上庄严隆重,我也算是尽其所有了。据亲朋好友们观察,父亲“惦记”的那些人,好像也没有在祭奠现场上出现。我没有能够像父亲祈盼的那样,官位显赫,或富甲一方,自然吸引不了那些昔日蔑视过他的人,来用平视的目光瞅上他最后一眼。
分离已有三年时光,夜深人静之时,我闭上眼睛总能看到他老人家失望和哀怨的眼神。生养之恩无以回报,祈盼有缘于来生。
偷 公
我十岁的时候,和父亲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冲突,时间大约是1974年的麦收时节。当时陇东连遇两年大旱,这年春节过后,粮食就开始青黄不接,娃娃和老人多的家户,开始在主粮里加野菜了。端午时节,眼瞅着满山的麦子都泛了黄,可干着急吃不到嘴里。只能靠政府发放的几两救济粮,也就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合着野菜和少许杂粮吃。那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唯一一次饿肚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吃糜子面后尿不出尿,二妹饿得蹲墙根站不起来,我吃了红薯干头晕恶心。当时大人们一片恐慌,都觉得是遇上了1958年那样的年馑,保不准会饿死好多人。各级干部深入到生产队,教育农民不准偷揪还在发青的麦穗。学校里上课时,老师不厌其烦地讲不准偷麦穗,惹得学生直流口水。一天有干部到我家来宣讲政策,我父亲发誓赌咒地说不会偷揪,还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的。干部走后的夜里,他就背着背兜出门去了。后半夜我透过微弱的煤油灯光看到,父亲躬着腰背着装满麦穗的背兜,从窑门里进来了,眉毛上挂满了露水珠子。父亲那时候三十五六岁,力气正旺。听他和母亲嘀咕着说话,说为了怕被发现,麦穗只能在麦田里走一段揪一把,为这一背兜麦穗,翻爬了好几个山头。这时候我忽然从被窝里爬出来质问父亲:
“你答应好不揪麦穗的,你说话不算数。”
父亲当时就发起了愣,愣过神来后说:“我一个农民,又不升官,也不走州过县,说话算数有啥用呢?让你吃饱肚子才是要紧事情。”
“你这是偷东西。”
“偷公家算偷吗?几年馍馍白送到学堂里了。”
父亲的意思是说,我白白上了几年学,竟连偷公不算偷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说完就手按住我脑袋把我塞进了被窝。
我哪里会服气,两只小手抹了半夜的眼泪。我已经是红小兵了,在学校里手握红缨枪,练习护田抓坏人的。老师也教导我们说,只有地富反坏右这些坏分子,才去偷公家粮食的,像我们这样的贫农人家,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偷揪的麦穗,过了一天就被母亲做成了白面饼子,我上学时带不带,这就成了问题。母亲一旁讥笑说,那么嘴硬就别带了。可我拧不过自己的肚子还是带了。到学校里不敢公开吃,只能在上课时间偷偷地掐一块塞进嘴里,蠕动着嘴巴,嚼碎后咽进肚子里。嘴巴都不敢张开,怕同学们闻到了新麦香味儿露了馅。我的肚子因此而没饿下,可偷公不算偷的说法,却让我思想上无法接受。
偷公家的东西就不是贼?父亲的这个说法很奇怪。
没过两天这事儿可能被队长打探到,很快派一个社员夜间专门盯梢我家了。父亲只好背起背兜,往隔着一条河的镇原县去揪麦穗,抓住麦黄前的几天时间,弄回了几升麦粒,才让我们兄妹五人,没出门讨吃要饭,从灾荒中活了过来。这其间我记住了父亲叹着长气说的一句话:“我们小户人家,受大户欺负是天生注定的。”我的家乡在陇东的草峰原上。我家和叔、伯共三家住在一个叫荒山的偏僻山湾里,离生产队的核心地带,有两公里多的山路。这个核心地带叫赵湾,聚集着一个已经分散成近二十个小户的大家族,也就是父亲指的大户人家。我家这样的小户,虽说也姓赵,且与赵湾的赵氏家族同为一祖源流,但我们属于沟脑一支,是我祖父拖儿带女入山垦荒,才在这里落了脚。合作化运动中,与大户人家雇佣的伙计、上门女婿之类,一起组成了赵湾生产队。
母亲这时候对我说:“你大(爹)揪几背兜麦穗,至多当了一回居遛猫(松鼠),别人家夜里偷分麦场里打碾好的麦粒,人家当的是粮仓老鼠。”我两眼直瞪她,压根儿就不相信她的话。父亲就气哄哄地冲我吼:“念了几年书了,还算不来帐,看来是白吃馍馍了。队里头五个娃娃的家庭有好几户,分得粮食差不多一样多,他们是怎么填饱肚子的?”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去偷生产队里的粮食,可也回答不了父亲的问题。
去年回乡探亲,为写这篇文章收集资料,我有意识对这个“遗留问题”做了调研。四十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昔日的这个敏感话题,已经淡定多了。一位大户人家里,与我年龄相当的人谈起这件事情,笑着承认当年有偷分公家粮食的事情存在,而且他被父辈派到路边放过风盯过梢。至此我才认识到,当年偷公的并非父亲这样的少数,可也没有认可偷公就一定是正确的。我还了解到,与我们相邻的上庄生产队里,每年粮食收割打碾完成后,都会上演诱虎出山的把戏,把驻队干部引到一个僻背地方,温酒宰羊,好吃好喝,粮食被私分过半后,才上报产量和上缴公粮。原来如此!难怪小时候我的那几个上庄队的同学,整天吃着白面饼子,馋得我口水都流干了。
父亲因为力气好,身手敏捷,在偷公上有些名声,可并无贼名,因为当时我们乡下人认为偷私才是贼。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竟然也是泾渭分明,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下面的一件事情,足以说明这一点。
一次我上学回家,做作业时发现铅笔忘在了学校,来回近三公里的山路,父亲硬是要我走夜路去把铅笔拿回来。学校在悬崖边半山腰上一处废弃的古庄院里,教室是窑洞,煤油灯都没一盏。夜里摸进去的确恐怖,几排泥土台子(课桌)摸遍了,就是摸不到我的铅笔。很丧气地耷拉着脑袋出门时,感觉脚下踩了一个筷子似的东西,弯腰摸着拾起来借微弱的月光看,是一只圆珠笔。圆珠笔身上的毛主席像还带着夜光。说实话我很喜欢,没多想就塞进衣兜里揣回了家,夜里在被窝里偷偷地欣赏那一缕夜光。
第二天一早背书包出门时,圆珠笔被父亲发现了,他厉声斥责我这是偷东西。
“拿人家東西是小贼娃子你知道吗?”
“你偷公家的麦子,你是大贼娃子。”
“从小偷针,长大偷金。” “年轻偷麦子,老了偷银行。”
这下把我父亲给气炸了肺,转身就跑向窑门后边找放羊鞭子。我知道情况不妙,扔掉书包撒腿就冲出了院门。
我家门前是陡峭的山坡,坡底是山崖,山崖下边是河谷,过了河谷爬上一座大山,就到了我外奶家。那里是我年少的岁月里,唯一能够收留我落脚的地方。我于是像惊兔一般地扑下了山坡。因为人小身轻,一路上遇着许多不高的梯田盖塄和土坎,我就一弯腰遛下去,或跳下去。父亲身重,得顺着平缓些的小路追。可他步子大,跑得快,总能追着我,我觉得当时眼前如果有个悬崖的话,一定会扑下去。追了有个把小时,父亲终于落败而去。过了两天我母亲来接我,听她说父亲没追上我,哭着回家了,捶胸顿足地给人说他后悔了,差点把自己儿子追下了悬崖。我于是才消了气儿,回了家。
1978年的深秋季节,父亲带我去卖麦草,一先一后各拉着一副装满草的架子车,卖给几十里外的部队营房。草是私人自留地里产的,一大家人指望它换冬衣、过年,和给我交学费。卖完回来的路上已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耳朵里全是玉米(苞谷)叶被风吹打发出的沙沙声。我当时十四岁左右,疲惫不堪,睡在空着的架子车框里,父亲用绳索把两个车子连在一起拉着走。路过明星村的大坳里,突然他停住了脚步,一把推醒我,让我看护车子,他要掰些玉米棒子回去。我当时就慌了,愣在车框里不说话,心里害怕田倌手持铁锹从黑暗处冲过来。父亲似乎对我的怯懦很生气,冷冷地说:“田倌早睡成了死猪,你坐着等就行。”说完身子就闪进了漆黑的玉米地。我则把破棉袄捂到头上,趴在车箱里,大气都不敢喘,耳朵里全是苞谷叶子发出的鬼哭狼嚎声。
没一会儿功夫,父亲怀抱着几十个玉米棒子钻出了苞谷地,棒子之间用苞皮挽在一起,搭满了两个肩膀。回去的路上父亲主动和我说话,显得很兴奋,就像个打了胜仗的士兵。我还没从恐惧的阴影中走出来,总是担心前边有人会跳出来,大喝一声拦住我们的去路。
“我们同学的爹被抓住了,背着一大背兜玉米棒子,站在会场上挨批斗,晕倒摔得不会说话了。”我说。
“那是笨贼。”
贼还分笨巧,真有意思。当时我觉得自己从父亲的话里抓住了把柄,他终于承认偷公也是贼了,我想借机再问问父亲,可没来得及问,就到了家。天没亮母亲煮出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香香甜甜的嫩玉米。看到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情景,我就没有了再去质问父亲的勇气。
当然,我也看到过父亲偷公走麦城。
那是一年的寒冬腊月,大雪封了平镇公路龙爪坡的盘山公路,拉运化肥的汽车无法行走,严重影响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县上紧急发动社员和学生去铲雪,我和父母都去了。期间有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轮上绑着防滑铁链,马达嚎叫着像老牛似地爬行在陡坡上,上边拉着一摞摞的黑白粗瓷碗,都用草绳捆绑着。那时候我不留神砸碎一个饭碗,屁股上是要挨好多巴掌的,家里来了客人,经常为碗不够用而发愁。父亲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他的敏捷身手,纵身跃上了卡车,抓起一摞摞瓷碗递向车下,伸手接的社员围成了群。卡车爬过陡坡时突然加速,他未来得及跳下车,被拉着跑出了我们的视野。天黑时分父亲回到了家里,鼻青脸肿,没和我们说话,也没进灶火窑里吃晚饭,直接上炕钻进了被窝。
1981年我们村庄开始承包单干了,这时社员们的偷公现象近乎公开化了。原因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相继解体,社员们不畏惧那些恶狠狠的干部了。偷的目标不再是粮食,而是集中在了集体林木上。因为离村庄远,数目不详,不易公平分配,弄不好会被干部们私卖私分。那年的冬天,我家的狗整夜着汪汪,听父母说,偷树贼们夜路上遇见后,相互还借火点烟。遺憾的是,这段偷公最疯狂的日子里,父亲却没什么作为。当时我们家在塬上急急忙忙地修了一处窑庄,还未来得及挖好窑洞。父亲趁夜把已经解散的大队林场里的苹果树和杏树,连根带泥刨出,扛着走几公里山路,移栽到新窑庄大门外,一夜往返一次,栽好一棵。可就在他前脚离开后,后脚就不知什么人,又移栽去了不知什么地方,父亲为此异常地沮丧。
那时候我辍学在家,准备年底报名参军。
一天中午我从村里遛达回来,老远看到大妹妹攀爬上了我家仅有的一棵大榆树,伸手撕扯架在树杈上的一个喜鹊窝。入冬不久,家里就没有柴草烧火做饭了,一大锅汤面条,拉了一上午风箱,都没烧开。以前偶尔可以去撕扯一点儿公家的柴草,现在都已经分到户,变成了耕牛的口粮。喜鹊在陇东乡下被认为是神鸟,叽叽喳喳叫几声,会被看作贵客到来的信号,伤害它被认为要遭报应。大伯母老远看着骑在树杈上的三妹,吓得惊慌失措,劝她赶快住手。大妹左手执木棒,拦挡轮番扑向她的喜鹊夫妻,右手撕拆喜鹊窝上的枯树枝,把窝拆得四散,窝里的一只小喜鹊受到惊吓,扑出来被寒风挟裹着跌落到了地上。我看到后冲大妹喊让住手,说烧柴的事情交给我,于是回家提起一把老斧头,飞快地跑向了山下河谷深处的一片槐树林。
我们那里生长的槐树,木质过于柔软,盖房做家俱都不成,优点是繁殖能力强,栽种主要为的是绿化和水土保持。在那个初冬午后的夕阳下,我猫着腰顺着河谷走,真像做贼似地窜到了槐树林里,瞅准我能扛动的小槐树就砍。斧子的声音很大,惊得崖娃娃(山谷回音)乱叫,砍几下我就跑远藏起来,害怕有人来捉贼,等半天没动静了再返回去砍。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当时村民们都一心扑在自家的承包地里,侍弄自家的庄稼,恨不得在田里绣出花来,哪有心思留神山沟里的,那几棵不成材的歪脖树。
后来的几天里,我用稚嫩的肩膀扛回了砍倒的槐树,摞成了一个很大的柴垛,赢得了父母少有的夸奖。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最激烈地反对父亲偷公的儿子,竟然也不知不觉地加入到了偷公的行列中,干起了贼的行当。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在部队与一位江苏的战友聊天,他也坦承自己那时候干过偷树的勾当,只是他在平原上砍伐,不会有斧子响动的回声,他是在树倒的那一瞬间发出响声时,才躲藏起来。看来那时候的人,的确都是穷疯了,哪里的喜鹊都难保住窝。 村民大面积偷抢林木的情况,最终还是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听说导火索是有人胆大妄为,偷伐了公路两旁的许多大树。县上派人挨家挨户要搜了。母亲吓得大哭,怕抓住了影响我年底参军,就急着把背回家的槐树枝尽快烧完,灶堂里烧不完,就往土炕里边塞。
这时候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在一个火盆边上,火大得像村头盛满水的涝坝,烤得我浑身疼痛,可身子就是动弹不得,急得又哭叫和撒尿。后来似乎从梦中挣扎醒来了,发现身边的确有一摊火,伸手摸烫得我惨叫连连。父亲听到从另一个窑里跑过来看到,炕上新缝的被褥,不知什么时候着了火,烧得只剩下了被头被尾。这是家里卖了一年的鸡蛋钱,和一家人剪下的头发卖了,凑一起置办下的,我和弟弟当时就没了盖的。早晨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坛菜油,提到集市上卖了,天黑时分买回了棉花布匹,母亲赶天亮缝出了新被褥。
记忆中那一夜我没睡觉。
年底我报名参军,最害怕偷公的事情,被人揭发而受到影响,幸运的是这事儿并没发生。我顺利入伍,并在部队服役了二十四年。
2013年转业离开部队,在南国之滨的北海定居后,接我老父亲来居住了整两年。他老人家此时已近花甲之年,弯腰弓背,两鬓斑白,我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老气横秋的中年人。聊起过去的生活,我总是小心翼翼的,怕触动了父亲内心里那些敏感的神经。不堪的往事,还是不提为好,免得伤感。我能感觉出父亲的心态也是如此,可无意之中的一件小事,还是让我们父子之间,发生了些许的难堪。一次我找师傅拆卸和重装了阳台的落地门,换下来两大块玻璃。父亲问我这么好的玻璃怎么换掉了?我说公家弄的这便宜东西有啥好的?说完就让师傅搬下楼,丢弃到了垃圾箱旁边。哪里知道父亲悄悄溜下楼,怀抱着那两块玻璃去废品站卖钱,没卖掉又抱了回来,搁在一棵大榕树下休息,向熟人打问收购的地方,两只手掌被玻璃割破,手上胳膊上衣裤上到处血迹斑斑。看到我走过来了,父亲低头不语,拾起地上的榕树叶擦揉手上的血。我看到后心里不是滋味儿,自责自己给父亲没把话说准确。旁边站着的老伯告我:“你老爸说,公家的东西不卖白不卖。”听明白后我心里猛地疼痛了一下。
晚上我思考再三,想单独跟父亲聊一次。我觉得尽管父亲不识字没有文化,可有些事情还是给他老人家说明白为好。我想说的是,公家是由好多个私人组成的,公和私是分不开的,偷公实际上也是偷私。可顾虑父亲年纪大了,生性固执,又客居在异地他乡的儿子家里,整天还嚷嚷着要回家,我说出这些文绉绉的语言,他不一定能够理解得了,弄不好还以为是在教训他,思虑再三,还是没开得了口。
没多少时间,又出了件小事。一天午后我去上班,刚出门遇着父亲外出遛弯回来,手里提着二十来斤的一袋米,嘴里喘着粗气。
“咱们家有米,您这是……”我问。
“北门外的超市里的,我顺手就顺了出来。”父亲的语气里充满着得意洋洋。
我当时就懵了。
我立刻联想到不久前与父亲的一次聊天。他当时问我,北门外的和安超市,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我了解到那是老牌商企南宁百货公司开的,应该是国有控股吧,就随口说了一句:“公家的。”没想到又酿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惨剧”。
当时我的脸色肯定变得很难看了。尾随父亲进了门,我嘴里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公家的东西也不能偷。”可能还会伴随着一腔怒火,字句像打枪一样,从胸腔中喷涌而出。可是我没有,我只是咬着牙压着嗓门轻轻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上次我说错了,那个超市是私人的。”
父亲没说话,像个知错就改的好孩子似的,提着那一袋米转身就出了门。我跟到门口时,瞅着父亲的背影望而却步了。超市有监控,有收银,有出入检查……那一刻我想得很多。轉身回屋里生闷气,没几分钟父亲就回来了。带着失望的口气冲我发火:“也不说明白,几十岁的人了,连公私都分不清楚。”
我听了哭笑不得。
我再一次觉得,有必要给父亲严肃认真地谈一下公与私的问题了。我把时间预选在了晚饭后,打算动员他疼爱的孙女和孙子加盟,好有个融洽和谐的气氛。遗憾的是饭桌上我又一次改变了主意,我看着父亲的满头白发犹豫了。万一谈僵了,正好成了他回去的借口。而且我们父子之间早已模糊的“鸿沟”,会再一次清晰起来,这又何必呢?
叶落终要归根,不久父亲执意回家乡生活了。
后来我回故乡探视他,多半都在病床上。我竟然又听到父亲在病情缓解时,给他的病友吹嘘当年偷公的战绩。我能接上话茬跟他谈些什么吗?我觉得不能了。
我只能一声叹息!
种 地
我与父亲关于种地的矛盾,是从1980年底开始的。我们家是贫农,父亲还当过贫协组长,按说应该是新中国土改政策的受益者才对,事实却恰恰相反。吃大锅饭的年代里,我们那儿每户都保留了少量自留地的,它的存在使农民拥有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侍弄好了能保证一家人的基本口粮。可由于二十多年从未调整,我家七口人,只拥有父亲和小姑出嫁后留下的两份自留地。这是我家几十年贫困和苦难的最主要原因,所以父亲比别的农民更盼望拥有自己的土地。
联产承包后,家里一下分到了三十五亩地。父亲回家就说他已经是个小地主了,显得得意洋洋。我说你是党员,却尽说反动话。我母亲骂他是饿狗见食胡汪汪。父亲却说,现在的政策不就是让人争着当地主嘛?他就要过成个地主,给村里那些小瞧了他的人看看。
“地主是剥削穷人的。”我说。
“我要当他个好地主。”
“地主还有好坏?”
“当然有的。借粮食不用小斗借大斗还,还不上欠帐不用押田地,少收些租,给伙计吃好些。”
“哪来那么多地让你当地主?”母亲说。
“别人种不了我就包过来。”
我很反感他要当什么地主,也没全听懂他说的话,可隐隐约约能感觉到,这些都与他小时候当长工打短工的经历有关。后来也渐渐明白,他所谓的当地主,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当种粮大户,政策鼓励还来不及呢! 接下来我当兵在外五年,家里的情况,只能从书信往来中有个大致了解。为了增加劳动力,父亲让两个年幼的妹妹未入学,大妹和弟弟先后辍学回了家。最让我伤心的是,在山里劳动过程中,两个小妹年幼无知,推着架子车玩耍,三妹把二妹连人带架子车,推下了十多丈高的悬崖,落在了松软的黄土上,侥幸保住了性命。当时报纸上的消息,都是乡下出了多少万元户,城里出了多少个体户,我看了心里不是滋味儿。1986年我从部队第一次回家探亲,看到父亲时的感觉,只能用震惊来形容。不到五十岁的人,己经满脸褶皱,双手如钢叉一般粗硬。母亲也因为过度劳累,变得衰老了许多。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守旧和固执,父亲五年来的“当地主”事业失败了。标志是我进家门后吃的面粉,都是在别人家借的。我经过了解发现,原因是逆反心理和保守思维做怪。拒绝生产队里的种地套路,不使用花钱多的化肥,改种老祖先的白玉米(苞谷)。这些谁都改劝不了父亲,他犟起来八头牛都拉不住。
我在宁夏和河西走廊当兵时,很注意观察驻地农村的发展情况,觉得我们老家草峰原上,塬少山多,靠天吃饭,种地辛苦劳累,不会有什么好前景。父亲年过半百,在生产队里已经耗尽了一身蛮力,外出打工只能搬砖背水泥,也干不了几年。不如在镇上开个小店,弟妹们外出打工,母亲干点儿家务,种几亩麦子够一家人口粮,我再接济点儿零花钱,就是个好日子。往后弟妹各自有了家庭,老两口守个小店混日月,也不失为养老的好办法。为此我试着从兰州发运回来几包外卖的军品服装,想拉着父亲到集市上练练手,还谈妥了在就近的代沟圈小镇上建铺面房的事情。勉强拉父亲去了一回集市,他却瞪起眼睛瞅着上门的顾客,跟见了仇人似的,一句话都不愿意说,没待一根烟工夫,就撒腿回了家。
问起今后的打算,父亲说农民天生就是种田的,搞那些邪门歪道不是正路。五年没种成庄稼算不了什么,他现在是背着手撒尿——不服!还不到我管吃喝的时候!言辞悲壮慷慨,有一种屡败屡战的悲壮感。我当时尚年轻,对于自己的计划也不很自信,每月工资才百十元,还要考虑成家立业,给父母也接济不了多少。一句话,腰杆还没硬起来,当不了父亲的家。
父亲的事业进行得异常艰辛。大妹出嫁而去,弟弟因不满父亲的治家和领导方式,婚后不久就分家另过了。父亲率领的六七个人的劳动团队,只剩母亲和两个年幼失学的小妹了。种二十多亩田,饲养一群羊和一圈耕牛,拼着死命过日子。三年后我回家看到,家里收的粮食的确是比过去多了,可父亲累弯了腰,二妹到了出嫁年龄,背却累驮了。母亲更是满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她因为身体衰老跑不动,放羊时羊群抢吃洒了农药的麦苗,五只羊被毒死。为此她多次惨遭父亲毒打,不是村民拉劝的话,早跳了悬崖。
我问父亲家中的光景,父亲乐呵呵地说很好。指着柳条织成的两个粮仓说:“自从祖先来到这个荒山里,已经三代人了,哪里有过这么多的粮食,白面馍馍哪这么吃过?过年猪肉炖粉条都随便吃,以前大户人家也不过这样,我们的日子过起来了。”说话的口气的确有些像电影上的地主。
“您这样不顾死命地干,收这点粮也是亏本的。”我并不认可他的看法。
“麦子都堆成了山,亏什么本?”父亲听我给他泼冷水,脸就拉了起来。
我耐心地给父亲讲,使在地里的力气,也和化肥种子一样是值钱的,城里人叫工钱。这两仓麦子的收成,卖成钱减掉化肥种子和工钱,可能还要亏本的,比不上打工挣钱买粮食划算。父亲听了就怒气冲冲,说庄户人家吃自己饭,睡自家炕,喝沟里泉水,要什么成本?人老祖辈不知多少代了,哪个农人的力气算过成本?又不是背井离乡的生意人。这样就跟我抬起了杠。父亲这辈子都以我这个当军干的儿子为荣的,对我说的事情,几乎是言听计从,唯独在劳动力成本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死活都不给我让步。而且犟劲十足,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直到去世我都没有说服他。一次他竟然反问我说:“你在部队干工作,领的工资里除过工钱赚到了多少?”竟然把我也给问住了。
父亲种地的热情空前高涨,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种地的目的主要是为卖粮,家里人实际吃不了多少。卖粮也主要是为购买各类种地的资料,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其目的就是在这种滚雪球的过程中赢得利润。两个妹妹出嫁留下了承包地,加上揽种别人家的撂荒田,父母二人坐拥了二十多亩承包地。为赚利润就得勤俭节约,降低成本,在这方面父亲绝对是一个榜样。我亲自看见他把掉到灰尘里的面条,拾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村里有人批评我少见多怪,说他们常年与我父亲打交道,经常看到他把从牙缝里剔出的菜叶,都又送进嘴里咽进了肚子里。我在城里拿着工资旱涝保收,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我于心不忍,接濟他们自然是应该的。每次我给的钱他都投进了种地的成本中,家中常年都不买二斤肉吃。我们一家三口每年回去探望父母,面对的都是粗米淡饭,妻女多有怨言,我左右为难。父亲却板着脸说:“农人的日子就是这样,要怎么样?”最可怜的是我的母亲,没有办法摆脱父亲的“绑架”,没过上几天轻松日子。
尽管父亲很固执,可几年后显现出的差距,他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外出打工的人家,瓦房一间间地盖了起来,父母还住在土窑洞里。究其原因,主要是化肥和农药涨价太快,粮食价格却稳如泰山。当父亲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据说曾经火冒三丈地去找过村干部,为此骂天骂地,怒不可遏。还在电话上要求我给省上或中央领导写信,甚至代他上访。他太把自己这个当小军官的儿子当人物看了,我只能在小报上发几篇牢骚文章而已。除此之外,只能敷衍应付。电话里给他说,领导不敢涨粮价,涨了要给城里人发放粮食补贴,人多发不起。父亲就不再说话了。
收麦时节我回了一次老家,又与父亲争辩了一次种粮亏赢的问题。那一年遭了旱灾,父亲种在深山里的近六亩麦子,每亩只能收二百多斤。这时候他和母亲已年老体弱,不能入山下地收割,只能雇请麦客。按当时的人工收割价,再加上后续拖拉机拉运和机械碾场收装,开支完全抵消了二千斤麦子的销售收入,还没算前期的劳作辛苦和种子化肥投入。 “不用收割了。喜欢就掏钱买,别人会送上门来的。”我说。
“胡说,人老祖辈的,谁把长熟的麦子扔到山里喂麻雀老鼠?”父亲怒气冲天。
“收和不收一样的,再伤身劳神去折腾,实在就算不过账了。”
“收了不赚钱,可有二千斤麦子在啊,能吃到外国人的嘴里吗?”
“这个……”
父亲的话,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
回到兰州后,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又观察了粮油市场的最新情况。原来市民的粮油补贴早已取消了,米面供应和价格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话题了。看来父亲这样不计自身苦力成本的一批农民,给国家和社会的确是有大贡献的。
后来家里装了电话,一家人的交流就更多了。父亲兴奋地告诉我说,种地不交公粮了,还发补贴款。我就泼冷水说,是政府可怜你们这些算不过账的农民才这样,他听了不高兴。我就又给他解释说,现在到处都喊叫卖粮难,再种粮食就是给政府找麻烦。他就更纳闷了,说好多的山坡地都撂荒了,青壮劳力都进了城,哪里来那么多粮食?我说是科学种田产量高了,你们这些老农早该收摊了。父亲就再不吭声。突然有一天父亲来电说,他从电视上知道,国家大量进口粮食,还怨我尽骗他。
父亲要种地,母亲就得陪着种,可她身体吃不消,别人又劝不住,这成了一个棘手问题。老两口为此经常斗嘴呕气,甚至拳脚相加,此情景成了村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弟妹们都非常地难堪。我多次回家苦口婆心相劝,说国家领导人七十岁都该退休了,父亲却说,国家领导人有退休金他没有。我说我肯定会养你啊!他说自己种着吃自在。
2008年父亲查出有轻微心脏病,我们全家合谋将病说重了些,说必须去外地的大医院检查,才哄骗他到北海我家居住,主要目的是彻底结束他的种地事业。
父亲在北海的日子里,有些像熬鹰。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他忘却土地和庄稼,回去后能安安稳稳过几天清闲日子。就像笼中的鹰忘却天空和翱翔,最终能够听从猎人的指挥。我和爱人孩子与父亲聊天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种地的话题,尽量延长他的居住时间,增添他的生活乐趣,争取尽快达到目标。
一次父亲拾到一捆麻绳,和一个木算盘拿到家里,夜里拨得算盘珠子啪啪响,还叹长气儿,我和妻子听着就紧张。不久又发生了一件趣事,父亲与院里的老人聊天,都吹嘘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父亲板着脸伸了两个指头。第二天就有人对我妻子说,你家阿公有二千万。这两个指头到底代表多少?一家人都急着要问父亲,我当了半天弯弯绕,才给父亲解了围。过年时战友的家人请吃饭,饭后在酒店门口放烟花,父亲专注于看热闹,把战友的父亲交他保管的一瓶陈年茅台,忘在街边丢掉了。当他知道这瓶酒值几千元时,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回到家里一直念叨说,这酒值好几亩麦子。一天夜里,我在书房写稿子,父亲起夜后顺路推开了书房门。他问我说,你这么点灯熬油地写文章,除过工钱能赚多少?我说现在写文章是亏本买卖,赚不了什么钱。父亲又问那为什么还要写?我说主要是爱好这个事情,也算有个追求。他就板起脸跟我说,你爱好写文章,我一个农人,怎么就不能爱好种地,就不能追求追求?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了。夜里我久久未能入眠,思忖良久,对于父亲如此执着于种地,似乎有了一些理解,也想起了他以前说的要当一个好地主,把日子过起来的那些话。我的作家梦虽然还没有实现,可毕竟正处壮年,而且是脑力劳动,只要努力总还有些希望。父亲已经年老体衰,他的理想因为时运不济无法实现,只能抱憾终生了。
北海生活两年之后,我送父亲回到了故乡。
两年时间家乡变化很大,最突出的是,种玉米能赚到大钱了。具体来讲是,新品种玉米产量每亩过了千斤,是小麦的一倍还不止,市场价格和小麦相差不多,且销售渠道畅通,前景广阔。
我返回北海没几天,父亲就扑向了田地,开始折腾种植玉米,没有谁能阻拦得住。据弟弟来电讲,父亲在城里生活了两年,眼界大开,有了经营眼光。他弃耕了远在深山里的全部承包地,把家门口的四亩平整塬地全种了玉米,看架势是要大干一番。我听完长吁了一口气儿。
手机彩信和微信先后普及了。弟弟和邻里亲朋给我发来了一些图片。父亲双膝跪在地里,双手托着长嘴水壶给玉米苗浇水。几乎是趴在地里拔出杂草,身体瘦成了一副骨架。有一次我回青海军转办年审,路过回家看到,父亲竟然不使用家里的抽水马桶,上厕所直接去玉米地里,说是为给玉米增肥力。他种的玉米长势的确好,绿中透黑,跟抹了油似的。村里人都夸他种地有一手,他很是得意洋洋。我再劝他不要种,却与他根本搭不上话。他说让我干好自己的事情,别扫他的兴,感觉他就如一个老赌徒正处在赢钱的运头上。村里人告诉我,父亲的绝活儿不是种玉米,而是卖玉米。玉米在初冬时節脱粒入仓,粮贩子就找上门来了。价格最高的时候,一般在翻过年至麦收前,跨过高峰期价就塌了。可谁也摸不清高峰在什么节点,都胆小早早出手了。只有父亲稳坐钓鱼台,年年卖高价,从未失手过。我哀叹父亲没文化也没机会闯入股市,不然一定会摸准股市走势,赚他个盆满钵满。
父亲先后两次病重住院。第一次我赶回平凉在医院陪他。其间我一直观察他的情绪变化,看有什么心事,或要交待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如果有正就读的学生来探望,他就显得很高兴,反复唠叨的几句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不要像我一样,跟在牛屁股后边转悠一辈子。”
“长大了一定抱他个铁饭碗,日头热不着,雨雪冷不到。”
“万万不要当农民,遇着年馑了没吃没喝,冷寒受冻的。遇着好年月了累死累活,手里捏不了几个钱。”
第二次住院是弟弟操心经办的。据他说当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身体被抬上车时,一只手指还指着院里的一堆玉米棒子,意思是尽快脱粒入仓,别没人理埋入深冬的雪堆之中。
父亲留遗言说,将他的存款分给四个孙子孙女。去世后我们清理了遗物,确认他和我母亲的积蓄,共计没超过四万元。长孙、长孙女都是哈工大和港大研究生毕业,次孙、次孙女也先后就读于重点大学,都表示不要这个钱,理由是不忍心。
尊 严
说来真是不孝,我自记事起就开始与父亲发生矛盾。
那是在1972年我刚上学不久的事情。一次父亲给生产队卖羊,路过学校给我带了两张洋芋饼。教室在草滩庙院里面破旧的戏楼上,木门被吱吱嘎嘎地推开后,同学的目光都转了过去。父亲剃着光头,手执羊鞭,腰扎草绳,手上提个布袋,裤脚挽到了膝盖。递给我饼子出门后,老师说:“看清了没有,放羊娃就是这样的,进来不敲门。”同学们瞅着我哈哈大笑。
没多久学校登记学生家庭情况,我和多数同学都填报自己的父母是社员,有同学举报说我造假,应该是放羊娃,被老师表扬了。老师还重提了父亲送饼时的情景,教室里又一通哄堂大笑。我站起来争辩说,放羊娃就是社员。老师很不耐烦地解释说不一样,说社员在田间搞农业学大寨,放羊娃蹲在山沟里胡唱乱团(山歌),教室里的笑声更大了。我心里思忖了半天,想到生产队里有三个放羊娃,家里有学生的就我一个,心中不由自主地自卑起来。
这大约是我第一次审视自己的父亲。放羊娃和社员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个问题。后来我观察发现,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不叫父亲参加,学校里选家长代表参加批林批孔大会,不选放羊娃。我不服气去问老师,老师说放羊娃整天跟羊打交道,哪知道什么仁义道德,听了也没用。我回家后就质问父亲,你为啥要当放羊娃?父亲说,放羊娃有啥不好?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想什么时候出山,就什么时候出山,自在。母亲也在一旁帮腔说,你爹从小放羊习惯了,顺便可以打些柴火,弄些粮食回来,不然你们兄妹五个怎么吃饱饭呢?
母亲的话当然没有说服我。因为后来我发现,父亲常被人看不起。村里有些小孩,见我父亲都是直呼他的乳名,有的甚至直呼他的绰号,他也不发火,还乐呵呵的。村里还流传着我爹的许多很丢颜面的故事,比如说放羊时趁山沟里无人,脱下自己的裤子在河沟里洗,洗完搭河岸的草滩上晒,自己光屁股放羊,裤子被其他放羊娃藏起来没法回家等等。有的同学知道我爹是放羊娃后,还借机凌辱我,为此我没少掉眼泪。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很自卑,并在心里反问,我爹为什么是个放羊娃?
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情,父亲向我发火,我就冲他喊:“放羊娃,放羊娃。”父亲愣了一下,挥起笤帚打我,我不躲不跑,伸给屁股让他打,咬起嘴唇,眼睛直勾勾地瞪着他。父亲打了几下没意思了,出着长气儿转身走了。往后我就不正眼看父亲,也不太愿意跟他走在一起或说话。
197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家来了一位贵客,公社驻队工作组的刘組长。刘组长是下基层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来我家吃派饭。五十多岁,矮胖,络腮胡子,外地口音,据说是位军转干部。干部吃派饭一般都去富家,我家偏僻路远,土炕上滚着几个光屁股娃娃,长年屎尿味儿,生产队长都很少进门。母亲那天做面条时,把猪油罐清了底儿,父亲激动得有些慌乱,转身时屁股把搁在炕沿上的一碗面条碰落在了地上。刘组长来吃这顿饭有目的,他想重用我父亲当生产队长。原因是几任队长都与成分不好的大户人家有瓜葛,不利于“割尾巴”。还说不识字没关系,能挥手指方向就行。吃完饭留下了二两粮票和两角钱——粮票被父亲放到柜里好多年。
父亲当队长的具体过程,我没多少印象。只记得他找人把我家最值钱的家当,一条长长的黑羊毛口袋拆了,改做成能遮住屁股的长马夹。这条口袋平时父亲放羊时搭在肩上的,可以铺在地上睡觉,顺便还能“捎带”点谷穗、玉米棒子什么的回家。这时候改造了它,为的是从山里背粮食时做背垫,也意味着父亲不再当放羊娃了。
一天我放学回家刚进院门,几个弟妹先后就从我身后闪过去,冲进灶火窑里挨着告诉我母亲:“我大(父亲)的队长倒台了。”据我母亲后来讲,父亲倒台的原因是没人听他的。多数社员都是从一个大家族里分家出来的,因为成分不好,受政治上的压制,他们不自觉地形成了抱团取暖的习惯。队长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就消极怠工,装聋作哑,敷衍应付,上面的干部总不能整天陪在队长身边。据说父亲下台时还发了一通牢骚,说是当队长不如放羊好,畜生比人好打交道。又说你看着狗咬狗,等你走过去,一群狗就扑向了你等等。为此而被人围攻,身上挨了好几拳,脸上吐了唾沫。
刘组长又让父亲当了出纳。至于父亲不会写字和打算盘,他说他见过我这个聪明儿子,当帮手没问题。账目也简单,都是些粮食、化肥、牛羊、农具之类的出入库和收支情况,一月半载记一次就可以了。没多久我就在父亲面前捏腔拿调起来,甚至还使性子、谈条件,说话也模仿老师的腔调,父亲显得失望和无奈,说他这个儿子白养了。后来干脆去求队里一个叫福郞的瘸子帮他记,记一次父亲下深沟里挑一担水送到他家,听说那时候瘸子家的猪都是洗澡的。
没几天父亲又被换成了保管,提着一块印板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高高地挂在炕墙上。印板半尺大小,按在麦粒上会出现丰收两个字,起封条的作用。弟妹们想拿着在土堆上按着玩,父亲死活不许,闭着眼睛装睡,挠他胳肢下都没反应。母亲骂他装死狗,说是抓上了印把子也没用,人家偷分了粮食,会说是麻雀爪子踩踏乱了,父亲才叹了一口气。我觉得父亲那时候一定很自卑,他不当放羊娃之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儿自尊心,这个时候几乎毁灭殆尽。
农村搞联产承包之后,父亲有了再次建立尊严的机会。我很清楚地记得,他让我辍学回家时的严厉神态,如同他喝斥一群羊,语气粗暴又不容改变。他一定是想起了我帮他记出纳账时,给他耍牛逼的事情。我不愿意守在深山里种地当农民,与他多次争吵冲突,甚至还跳过一次高崖。没有什么办法逃出牢笼,偷偷报名参军成了唯一的出路。开往宁夏军营的轿子车开动时,隔窗看到了跑步赶来的父亲,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这是我面对父亲流下的唯一泪水,后来他去世后都没有过。
到达部队后我长时间未给他写信,心里老琢磨着复员后,不回家而是去南方打工,甚至想过流浪。后来考上军区教导队,直至提升当了干部,我都未告诉他。因为辍学的事情,心里总憋着一口气,不愿意与他和解。以至于他不知情,还为我订了一门亲事,白白花掉了三百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对此深感内疚。 1986年我第一次探家,看到才五十出头的父亲,脸上已经布满壕沟。见到我这个久别的儿子时,他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兴高采烈,只是叹着气儿说,端上铁饭碗了,以后再不愁吃喝了。父亲一定是想起了让我辍学的事情,他的长叹短吁,是心生愧疚还是别的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父子之间一直没有触碰过这件事情。我在家里待了十多天,多是走亲串友,父亲陪伴在我身边,都是默不作声。父亲是个很爱说话的人,喜欢抬闲扛的。来人吃饭他让我陪,去别人家也推我坐上席。起先我以为他让我这个挂军衔的儿子撑门面,后来发现不是。父亲与我单独走在路上时,也老往我后边溜,低着头猫着腰,猥猥琐琐。说话办事也尽顺着我,就像以前他遇到了公社干部。他种地“当地主”的事情,也是在我面前遮遮掩掩,等我走了才放手大干。在一个小排长面前,自己的父亲都低头半尺,天下种田人的尊严在何处?
有了我这个有出息的儿子,父亲神气大长,在村里广受尊重,这是毫无疑问的。老家有人来兰州到我家吃过饭,我帮其买过火车票,借过一二次路费,回家后就在村里说我办公的楼道里铺着地毯,出门能跟首长坐小轿车,坐火车睡卧铺还不出钱,逢年过节家里好吃食堆成了山。我父亲听了就很高兴,见了其他在城里工作的人回来,就会主动问人家,坐没坐过小轿车,不花钱能坐上火车吗?过年发了几条带鱼?他问得很认真也很得意,听的人就嫌烦,甚至很嫉妒。说你儿子在外边坐金銮殿,我们也没看见。父亲觉得没了趣,才不再问了。村里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代沟圈集市上几个老汉闲聊,都叹自己命苦,被人瞧不起。其中一个的儿子是警察,其他人就说,那你是警察他爹,牛着呢!其他人也都跟着举大拇指。父亲正好在旁边,有人问他说,你儿子在部队当什么官?父亲说听说是连长,那人说连长和村长相当,那你就相当于村长他爹了,听得父亲得意洋洋。邻村的一个酒鬼正好在场,回去的路上主动和我父亲聊天。他鼓励我父亲说,你儿子往后当了营长,你就相当于镇长他爹;当了团长,你就相当于县长他爹,而且会升个没完没了。说得我父亲高了兴,拉这酒鬼到我家喝酒。没多少时间,就把我藏在老家的两箱酒,喝了个底儿朝天。这个笑话可能是真的,因为父亲不胜酒力,两箱酒的确没了。后来父亲总是关心我的升职问题,见面或通电话,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心里也明白,父亲对我的期望值不小。
后来我升了正营,父亲果然有了乡长他爹的感觉。一天镇长带工作组到我们赵洼庄,召开现场会帮村干部讨要提成粮,召集来了附近四个村民小组的农户。那是一个十八个大盖帽,欺负一个破草帽的年代,村社干部和民办教师的工资,都攤派给了农户。参加会的农户叫苦连天,说负担不起,却敢怒不敢言,因为镇领导以收回承包土地来威胁。这时候我父亲忽然站起来了,迈着大步在会场上转起了圈子,一边走一边大骂村镇干部是吃人贼。红头黑脸,怒发冲冠,没人拦劝得住,引来一片喝彩声。放羊娃出身的父亲,很少在人前头说过话,我不知道他如何能有这样的勇气?故事的高潮是,镇长忍受不了要动怒,忽然有人喊叫说,这老汉的儿子是营长,听说最近要升团长了,镇长支吾了几句就撤走了。这个时候的父亲,应该是一辈子最有尊严感的时候。
2003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准备举家南迁,临行前特回故乡探望父母。见到父亲后,他急着问我转业后当了什么官,我说啥官也没有,自主择业。怕他听不懂,又解释说就是自谋生路,父亲当场就有些懵。
“跟打工一样?”
“差不多。”
接下来再说话,父亲就拉起了哭腔。我解释说,自己适合到社会上闯荡。他说政府的大腿最粗,抱住了才有饱饭吃,不然就是瓜(傻)子。我也有意识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凭自己这样的正营职,就算安置进了政府,也不会有什么像样的官让我当的。又怕再解释他会号啕大哭起来,索性就没再吭声。夜里我试图进一步解释,说今后每月会领到退役金,房子也会有,生活没有问题的,意思是让他不必担心。父亲听了更生气,说现在都啥社会了,谁还缺吃缺喝,村里打工的都在平凉城里买了房子。我这才意识到,父亲是怨我没当上官,没光宗耀祖,真是让他老人家失望了。
夜里我和父亲睡在一个炕上。他似乎一直未入眠,时不时地会翻身叹气。我也装睡,脑子里尽想些乱七八糟。我不由得想起一个战友给我讲的故事,说是他们单位有个副团职干部,转业后无论如何都不选择自主择业,而是去一家半死不活的国企当了后勤科长,实际就是管抄水电表,和发放拖把扫把。手下三两个工人常有休假请假的,他就顶上去抄表。问他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去社会上闯一闯?他说老父亲哭得死去活来不允许,全村几百户人家,就他一个当官的,还是个县处级。唉,看来人都不想从官位上退下来,也是有他们的苦衷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出了个洋相。太阳升得老高了,妻子已经起床给母亲帮厨去了,我还钻在暖暖的热被窝里不起床。多年未睡火坑了,马上又要远赴他乡,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依恋感来。突然父亲推门进来了,大声吼叫说:“快起来上班去,我这么大年纪了,一圈牛粪都挖完了,你还不起来?日头都晒到勾蛋子(屁股)上了!”
我装睡着没吭气儿。
父亲还是不依不饶,骂骂咧咧。我妻子从厨房里跑过来说:“你儿子没班可上了,在哪上班去,你让他去挖牛粪吗?”
父亲没再说什么,悄悄出了院门。我依旧装睡,一家人都略显尴尬,没听着谁出声。我赖在炕上,直到午后才爬起来。心里一直在想,古人言,凤凰落架不如鸡,看来真是不假。不当那个比芝麻还小的官儿,连自己的父亲都另眼相看了。
临走的几天里,父亲话特别多。说南方人贼,小心受骗,不行了回来放羊,他还能帮忙,都是些教导我今后如何过日子的话。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变了,变得像个父亲了,能对儿子指手划脚、颐指气使了。我也似乎更像个儿子了,明明知道父亲的话不入耳,也不顶嘴,不辩驳,默默地忍受着。我甚至认为,是自己事业上的挫折,暗合了父亲早年当生产队长和后来种粮食的失败,使他有了一种“咱们彼此彼此”的感觉,心中的压抑感自此解除了。我自主择业去外地发展,本来是很理智的选择,虽然拖家带口,前途未卜,可眼下的生活还不至于那么不堪。父亲的一番教训,让我的信心变得不那么足了,于是举家南迁就带有了一种悲壮感。 北海生活两年后回故乡探亲,我提出接父亲去南方生活一般时间,他竟然很痛快地答应了,这让我颇感意外。在甘肃工作近二十年,多次请父亲逛一次省城兰州,都未能成行。我请他南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放弃那些没有效益的田地。后来知道他答应得痛快,也是另有隐情,主要是村里人见了面总问他:
“你大儿子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還坐小轿车铺红地毯吗?”
“不行了回来当个放羊娃也很好的,那是你们的家传。”
父亲听了受不了,来北海有躲的意思,也想来看看我到底混得怎么样。年近七十岁才出门远行,来到北海看到儿子骑个自行车,裤腿挽在了膝盖上,给别人帮买房子挣手续费。刚办完一单,收取约定的五百元钱时,却被客人甩掉了。儿子显得狼狈,父亲显得尴尬。我们小区新搬来一位中校军官,整天专车出进,前呼后拥,父亲瞅着了就叹气,有时候还会给旁边的人唠叨一句:我儿子以前比他威风多了。后来我改行做保险,去当地海军大院参加军训,在操场上走正步,汗水浸透了衣服后背。回家父亲看到了,问我说你二十多年前就受过这煎熬了,现在还能受?我说能受,父亲就瞅着我不说话了,一脸的想不通。我上门推销保险,经常吃闭门羹,父亲说以前叫花子就这样,我装作没听着。我去一位房地产老总家谈保险,去时带了两盒进口巧克力,保险没谈成,礼品却送了出去。父亲说没吃上狗肉,反倒丢了套狗绳,让我去要回来。我支吾了几句没去,父亲就闹着要回老家了。而且不容商量。我其实心里很明白,父亲对我是彻底失望了。他回家后,村里人一定会问到儿子过得怎么样。以他不会绕弯儿的性格,难堪是不难想象的。我意识到不能再麻木和退却,该在自己选择的这条荆棘路上,拼命冲刺一把了。
两年后的一个初春,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打算回老家给他们建一幢两层楼。起先父亲以为他人老耳背没听清楚,确认我有这能力后,回电话很痛快地说:“好。修成了你回来也好看,大不了就当摇宝(赌博)输了。”意思是这笔钱就算打了水漂也应该,不要前怕老虎后怕狼。父亲一生勤俭能到吝啬的程度,更不讲究吃住,怎么突然间能把几十万元看得无足轻重呢?后来我才明白,他意识到自己如果能住在一座楼里,四周是东扭西歪的平瓦房,就如一峰骆驼立在羊群里,会显得格外突出。至于说我回来住着好,的确是暗合了我当时的心境,说白了就是在故乡显示出一种存在感。外面有没有金銮殿不知道,在故乡的土地上,小洋楼还是要有一座的。至于将来有没人住,已经考虑不到这么多了。
修房子的那一段时间里,应该是我这辈子和父亲配合最为默契的时候。为了不致半途而废,我隐瞒了妻子儿女。施工由弟弟牵头操作,半年就完工。我回去亲自监工装修,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和锅炉,院子铺了大理石。入住时鞭炮齐鸣,杯盏交错,父亲很幸福地接受了别人的祝贺、恭维和抬举,幸福得老泪纵横。
我在家里守了一个星期,想亲眼目睹父亲住着小洋楼的幸福情景。送走客人后,父亲蹲在大门外的道沿石头上,不时地向村里村外的路上张望,遇到风吹日晒也是这样。手上不是剥葱皮蒜皮,就是揉搓一根破旧的麻绳,显得心事重重。我走过去问:“大(爹)你整天坐门口干什么?这么好的新楼,整天空荡荡的。”
“你忙你的,管我那事情干啥!”父亲显得很不高兴。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真是不太明白。
返回北海后,我听弟妹们说,父亲除了侍弄他的玉米地外,还是喜欢坐大门口向远处张望,宽畅明亮的小楼里,总是坐不住,屁股下面跟有针扎似的。有人在电话里悄悄告诉我说,父亲是在等当年欺负了他的那些人从门口经过,可进村的路有两条,那些人都绕道走,偏不过这里。原来父亲想在他们面前显摆一下自己住的楼房,哪怕他们过来瞅上一眼也行。几十年的岁月都过去了,这又是何必呢?
不久父亲被查出有心脏病。人活七十古来稀,干体力活儿一生,这个年纪身体出现病症也属正常。家里人都操心治病,他老人家却并不配合,不喜欢打针吃药,不愿意住院,整日里显得心事重重。村里老人前来探望,都开玩笑说他怕死,父亲就高喉咙大嗓门地为自已辩护,说我爷爷1958年饿死时才不到五十七岁,他活到现在早够本了,他顾虑的是自已死了没人来送他,丧礼会冷场。老人们就开玩笑说,不行趁活着办它一下,看有没人来?说者无心,我听到了却受到了启迪,给父亲过一次七十大寿,让他风光一次。寿礼在农历九月十三日,请来了市上的秦腔名角,摆了几十桌宴席,父亲戴着宽边礼帽坐在正堂,接受着邻里乡亲和亲戚朋友们的祝贺,家族侄孙和各路亲戚,一排排地跪在地上向他磕头作揖。我远在北海,从视频上看到父亲笑成了一朵花,为人之子,尽了孝道,让老人家欢喜,我也就无忧了。翻过年回去与他聊起这件事情,本想着能听到他几句夸奖的话,他却叹着气说:“庄里有些人还是看不起我们,秦腔大戏吼得震天,酒席摆了一院子,他们都没来。”
天啦,这就不好办了!
分田单干已经几十年,各人都自扫门前雪,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许多都带进坟墓里了。父亲想让谁来,我去请过来坐一坐,喝它两杯,心中不就释然了?父亲却死活不愿意。他心中“惦记”的人究竟是谁,我好像也不大说得清楚。孝顺孝顺,我也只有顺着他了。
随着心脏病的加重,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忧郁情绪更加严重。时常让别人捎话给我,去世后把丧事办好些,不然没人来抬埋他。我觉得父亲这种多虑可能是一种病,可也弄不清楚。我回老家陪他住院时,发现夜里父亲时常出现恶梦,梦中会发出痛苦而恐惧的叫声,自己惊不醒自己,每次都要旁边的人猛推,或掐他身上的肉才能醒过来。清醒后问梦到了什么,都说是饿狼撕扯他脚后跟。母亲说这样的情况有好久了。我去问医生,医生说家里肯定有难解的事情,埋在老人的心里,我肯定地说没有。医生又说,或者年少时精神上受过什么刺激,我说我明白了。
父亲最后的岁月里,心头一直弥漫着这种自卑与恐惧。开心高兴的情景,我只见到过一次。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故乡平凉市文联主席李世恩,和作协领导马宇龙、李业辉等来医院探望。父亲坐着轮椅,在医院里的一棵大柳树下休息。他已经虚弱得不太能够说话了。我向父亲介绍说,李主席是正县级干部,父亲黄如腊纸的脸上,忽然有了暖融融的笑意。聊天中客人祝贺我加入了中国作协,父亲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老人家一定是把中作协会员听成了中央委员。
2015年农历十月初十,父亲以享年七十七岁去世了。
据弟妹们后来给我说,父亲咽气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抱我一下。”按我们老家的风俗,女儿在父母咽气时不能在场。我们兄弟二人,都没能去实现父亲最后这个愿望,也够得上是不孝之子了。这件事情让我深信,父母养育儿女,的确是空欢喜一场。
遵父嘱托,举行了打醮、献饭等祭祀活动,丧礼能称得上庄严隆重,我也算是尽其所有了。据亲朋好友们观察,父亲“惦记”的那些人,好像也没有在祭奠现场上出现。我没有能够像父亲祈盼的那样,官位显赫,或富甲一方,自然吸引不了那些昔日蔑视过他的人,来用平视的目光瞅上他最后一眼。
分离已有三年时光,夜深人静之时,我闭上眼睛总能看到他老人家失望和哀怨的眼神。生养之恩无以回报,祈盼有缘于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