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乡村振兴运动，是由一组文人政治家发起并推动的，他们围绕“重农抑商”这一政治主张，先后向汉文帝、汉景帝建议，发展农业，振兴乡村，从而达到安民定国的目的。
　　公元前178年，23岁的贾谊向汉文帝上《论积贮疏》，大胆建言重农抑商。他举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提醒汉文帝，治理国家首要的是农民富足。他提出，积贮是国家的命脉所在，让老百姓归于农业，使天下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那么积贮就会充足，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国家就能富足安定。
　　贾谊从西汉政权初立，物资匮乏、经济凋敝、农业萧条的现实背景出发而提出的“重农抑商”的系列主张，在根本上符合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利益，客观上也是当时振兴农村、安定农民、发展农业的良策。这些击中时弊的建议，局部得到了汉文帝的采纳。其主张虽然以发展农业、积累贮粮为核心，但也从根本上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相对富足。
　　承续贾谊的主张，晁错继续高擎“重农抑商”的政治大旗。公元前168年，即贾谊郁郁而死的当年，晁错向汉文帝上了一道奏章，再次呼吁重视农业，振兴农村，这道奏章就是有名的《论贵粟疏》。他向汉文帝提出：作为明君，应该贵五谷而贱金玉。要使百姓安心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提高粮价；而要提高粮价，关键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
　　应该说，“贵粟”和“积贮”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但晁错的主张似比贾谊更进—步，点到了农业发展、农村发展的根本。经过文景两朝坚定不移的推进，“重农抑商”成就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村振兴的面貌，西汉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景象，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农村发展—派繁荣。
　　到宋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全面深入的乡村振兴运动。这一运动基于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流动这个背景，更基于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及雇农这几个阶层的崭新形成，思想上启源于宋儒的宗法建设，实质是藉此重建乡村组织，政治上体现在王安石变法上的保甲建构，文化上依赖于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稳定。由是，建设宗法组织、修族谱、立祠堂、定乡约，都在宋代蓬勃出现并完成。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振兴，得力于思想文化建设，得力于宋儒的理论性创新和建构，当然，也更得力于两宋持续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宋代的乡村振兴运动使封建社会以来的乡村振兴和发展，第一次有了文化的灵魂和根基。《清明上河图》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文献，不唯是宋代商业繁荣的见证，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动记录。
　　上承两宋，明代的乡村振兴运动核心还是在于思想文化的建构和进一步完善，这个历史时期内，大儒的理论体系构建功不可没。一是王阳明心学的价值，用在乡村振兴运动上，就是“乡规民约”的重建。他学宋人吕大钧的《吕氏乡约》而创的“南赣乡约”，在江西广为流传，深有影响。二是大儒邱濬的乡村组织创建的意义。“乡约”完善的同时，明朝的乡村振兴运动中，也注重家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明大儒邱溶提出的若干振兴乡村的各种具体建议，都得到了有效的创建和试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乡绅阶层在明中叶以后的形成和发展，对明代乡村振兴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管理中重要的一环，从这一时期开始，乡绅阶层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乡绅兴，乡村兴”成为明代乡村治理中一个特殊的现象。作为架构上层政治和底层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其对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