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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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新志》不仅是清代最后一部西藏方志,也是第一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西藏方志.该书作者是毕业于清末速成式教育机构且学养基础浅薄的中下层文人,其在西藏危机加深、国内筹藏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仍以著书立说为谋生之道,遂利用自身姻亲关系将该书快速编辑出版.实际上,《西藏新志》的主要史料来源是日本人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前者从体例、篇目、内容等方面对后者的抄录体量超过70％,因此,从文献性质来看,《西藏新志》是对《西藏通览》的抄袭之作.同时,该书的创作过程也突显了清末民初正处于制度变革与文化撕裂社会转型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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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新志》不仅是清代最后一部西藏方志,也是第一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西藏方志.该书作者是毕业于清末速成式教育机构且学养基础浅薄的中下层文人,其在西藏危机加深、国内筹藏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仍以著书立说为谋生之道,遂利用自身姻亲关系将该书快速编辑出版.实际上,《西藏新志》的主要史料来源是日本人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前者从体例、篇目、内容等方面对后者的抄录体量超过70％,因此,从文献性质来看,《西藏新志》是对《西藏通览》的抄袭之作.同时,该书的创作过程也突显了清末民初正处于制度变革与文化撕裂社会转型期的部分知识分子,出现自我监管缺失、追求急功近利、学术道德失范等不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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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民族分类知识的传入逐步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观.但是在重构中国民族分类体系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并非一味信从于西学知识.本文拟以民国时期任乃强康藏民族分类观变化为例,探讨在西学“新知”与传统“旧识”的交织下,以任乃强为代表的“传统”学者如何结合田野经验,从地方视角和本土知识中探索和重构康藏民族分类模式的复杂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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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西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外学术机构的70余位藏学界、考古学界和艺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39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另有20名研究生代表在晚上的青年学术论坛发表了演讲.在为期两天的研讨期间,与会学者围绕高原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献证据、唐蕃古道及其沿线历史、考古与艺术的研究、明清时期的西藏历史研究、藏文文献的新发现及其研究、佛经的汉藏翻译与汉·藏·印文化艺术交流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
新密打虎亭汉墓壁画保留了大量的汉代人物形象,通过分析二号墓中男女人物的发髻、发饰、服装、鞋履等,结合文献,对东汉服饰进行探讨.
西周年间始建康城rn相传,在公元前21世纪,大禹派勇将颛雪东征至金山,于黄花山以南“万步之遥”,筑起一座土城,名曰宁海城.此间的黄花山即今天的大金山岛,当时它尚与陆地相连.之后,颛雪又在宁海城边设置两座关卡,左曰靖江,右曰贾荣.这“一城两关”合称宁海国,它是金山卫地区最早的城堡国家.rn西周时期,周天子姬钊曾巡视东南,登宁海国黄花山观景.自古以来,无论王侯将相,还是文人墨客,登高总是会感慨万千.周天子姬钊在黄花山上也是相似的光景.他望向东南方,那是一片烟波浩瀚的大海,再望向西北方,那里是万里平畴,卧龙江如
1674年,滇西北中甸地区发生了以嘉夏寺为首的噶玛噶举派寺院及其信众反对和硕特蒙古及格鲁派控制的嘉夏寺事件.围绕这一地方性事件,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世俗地方势力及噶举派、格鲁派等宗派势力展开了角逐.这一时期滇西北呈现出复杂的政教格局.最终,格鲁派借助和硕特蒙古的军事力量,在这一角逐中取得胜利,格鲁派与噶玛噶举两大宗派长期以来的宗教纷争暂告一段落.同时,这一事件的平息为格鲁派在滇西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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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由礼部属下“会同四译馆”与军机处一同主持纂修国内外众多民族语言辞书,今统称为《华夷译语》.其中《西番译语》《川番译语》两种均收录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词语,其卷端题名均为“西番译语”,分类编排体例也基本一致.前者五卷、五册,由四译馆属下西番馆编成,乾隆帝下令以此书为蓝本汇集校正各译语.后者九种、九册,是四川总督策楞等主持,以《西番译语》为蓝本编成,并于乾隆十四年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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