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许多人都明白,如今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出了不少毛病。但是,生活中到底出了哪些毛病?我们往往在云里雾里看不大清楚。
　　终于一位智者、一位使徒般的跋涉者,历时十年穿走于黄河上下,匍匐于中原大地,在城镇、在乡间,在地方官员的厅堂里、在普通农民的炕头上,他“望、闻、听、切”,观察、体验、咀嚼生活,逼近生活的真相,诊断生活中的病症。十年积蓄,一朝吐脯;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终于一本洋洋60万言的日记体社会考察报告《黄河边的中国》奉献于一切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人的面前。
　　作者曹锦清教授为我们如实描述了“黄河边的中国”,即中国人口、土地资源、市场资源最为广大与集中的地区——中原地区的当代社会风貌,堪称一幅社会全景画。
　　20多年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人们感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生活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当年我北京近郊的东北旺公社上地大队插队落户。这里虽地处京畿但毕竟是农村,与近在咫尺的城市有着质的差别。而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闻名遐迩的信息产业基地,号称中国的“硅谷”,国内外最前卫的高科技企业纷纷进驻,区内已是道路纵横,广厦林立,原来的田园农舍踪影皆无。作为曾经落户于此的“原住民”所感受到的变化之大,用天壤之别似乎都不足以形容。三年前在上海过中秋节,应朋友之邀上“东方明珠”赏月。黄昏时分,大上海渐渐沉入暮霭之中,栉比鳞次的高楼却浮出于暮霭之上,直通天际。俄顷,华灯初放,与月色交辉,浮光跃金,灿烂一片。浦江夜景比曼哈顿更显辽阔,浦江夜色比新加坡更为疏朗。怪不得克林顿的女儿到了上海都感到“很兴奋”。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的全貌,这只是“黄浦江边的中国”。
　　曹先生所见的和为我们展示的“黄河边的中国”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的农村应当说也有了发展变化,但基本限于能“吃上白馍”。一些地方竟依然保留着终年不吃菜的习惯。“一般农民虽然盖起了新房,但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多数农民生活的目标与样式仍然没能超越延续了千年传统 ——“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
　　曹先生甚至不辞繁琐地为读者记录了一份普通农民一日三餐的食谱:“早饭:面汤加红薯,农忙时节加馍。通常无菜肴,或有一点自制咸菜。中饭:面条。面条分两类:一是红薯粉制的面条,一是小麦粉制的面条。晚饭与早饭相似”。看来广大农民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穷病”。
　　“穷病”尚未治愈,“富病”却不期而至。所谓“富病”即“饱暖思淫欲”之病。这些年来信奉“唯物主义”的我们总把“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俗套挂在嘴边,但又得到多少实证呢?倒是曹先生走访的那位深谙民情的老孟道出了一些实情——“既富之后,吃喝嫖赌之风大盛”。广为流传的民谚形容干部中不少人“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而农村中“鸡叫不论更,男女分不清。猫狗争着养,公婆扔出门”的民谚也不胫而走。不少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沉溺于赌博,原本比较朴素保守的乡镇、县城如今也有了光怪陆离、拥红依翠的逍遥去处。河南某县的刘县长更把“唯物主义”精彩诠释为“唯财物主义”,更似揭示出了某种真谛。这位县长追问道:“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
　　这几年,人们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河南这地界上老“出事”。看过《黄河边的中国》,你就不会对河南总是出事感到奇怪了。河南恰好处于“黄河边的中国”与“黄浦江边的中国”的交接、交汇之地。一边是欣欣向荣、日渐富裕的沿海开放地带。这里幸运的人士们早已告别了穷困,搭上了“先富裕起来”的头班车。这里的人们见面的时候早已废弃了原先常用的问候语“你吃了没有”,代之以“你发了没有”?而另一边,在河南的农村,有的农民在农忙季节还喝不起“糨粥”。先富的人们与贫困的人们,“黄浦江边的中国”与“黄河边的中国”反差如此强烈,怎能让人无动于衷呢?!况且中原大地上随处可见的标语“谁致富,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可谓触目惊心、振聋发聩,绝不容你再知足常乐、安贫乐道。于是,中原大地上的“贫富病”便大肆流行起来。
　　“贫富病”者,贫而急富之病也。曹先生经年“潜行”、“匍匐”于中原的田野、乡村,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沸腾于民间与人民内心的竞比之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求富之心更为迫切,此乃“人性”,本无须倡导。但多年来,各级政府竟不遗余力、层层加码,大干号称“官逼民富”之事。现代传媒大力“启蒙”,特别是电视为淳朴的乡民制造了城里人的“现代生活”图景,更引得人们怦然心动、趋之若鹜。如果留意的话,在《黄河边的中国》里常常有这般情景:农家堂屋里半裸的挂历女郎占据了原来属于吉庆有余的年画的位置;依门而立的农家女精心涂抹着指甲油,想“把自己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但是,不独曹教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客观上,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生存空间”。于是,“这批‘既回不了乡村’又‘进不了城市’的新一代农家子弟将在何处‘安身立命’?”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巨大的而且还在继续加剧的地区差别,与日俱增的心理冲击与压力,彻底地唤醒了黄河边的人民,他们被激励、受刺激,他们既兴奋、又焦虑。人之欲望能实现者若十之八、九,大致可以满足;人之欲望能实现者若仅十之一、二,则必然大失所望,甚至郁悒成疾,溢于外,则为盗为窃、为诈为骗,破坏社会秩序;积于内,则为烦为忧、为苦为恼,损害身心健康。如此这般,怎能无事?
　　穷病、富病、穷富病,曹先生在他的诊断书中如是说。在看到这份诊断书后,人们的反应不近相同。在一次《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座谈会上,几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饱学之士,在对曹先生栉风沐雨奔走十载的辛劳感叹一番,并肯定了曹先生的田野调查收集的大量材料的价值之后,不经意地下了结论:此书无结构。
　　“无结构”无非是说,曹先生的研究及成果不尽符合当下的学术规范。毋庸讳言,当下我国的学术规范主要来自西方,即曹先生所说的“译语”体系。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及范畴生发于西方的土地,当这片彩云飘飘然来到中国上空的时候,仰望天空的中国学人,如久旱盼甘霖。西方的甘霖自然能够滋润中国的土地,但它毕竟来自西方,未必都能服中国的水土。西方的理论和学术规范反映了西方的社会实践,而在中国未必都能找到它的对应物。于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人们力求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出西方理论的对应物,以供西方的彩云与甘霖滋润。而中国土地上所独有的,西方的理论及范畴无法概括的,则被人们忽略,被认为缺乏意义。曹先生在本书前言中,对单纯依赖西来“译语”,“从外向内看”中国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深深的质疑。他十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的辛勤耕耘,希望能够开辟或增强观察研究中国的新视角,即“从内向外看”以及“从下向上看”。事实上,曹先生的努力已有所收获。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经验性的描述是建立在一定结构框架之中的。只不过他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化的,而容易使习惯于“译语”的学者们视而不见。曹先生生动而准确地将当代中国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概括为:穷病、富病和穷富病,难道不是一种“结构”吗?
　　谈到“结构”还有另外的、更深一层的意思—— 即使是实证性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对某一事物表象的观察和描述上,还应当抽象出表象背后的本质,对事物生产的原因进行分析,对事物发展运动的规律进行概括。曹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和尝试。尽管这方面内容还不是此书的重点,这方面的任务也非一本书可以完成的,但书中有不少深入的分析是值得我们注意与深思的。
　　本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农村和农民。目前中国内地农村发展迟缓、滞后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农村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是农民负担过重。减轻农民负担几乎已成全社会共识,政府年年三令五申“减负”,结果就是减不下来。认识到位,措施不少,却不见成效,说明农民负担背后还有更复杂、深刻的原因。事实上,“减负”处于两难境地,具有矛盾性的制约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理由是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如果仅从某个局部看,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确实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比如:企业实行的“减人增效”,过去为保障充分就业,有“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说法,而现在搞市场经济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三个人的饭只能三个人吃,甚至两个人吃才更好。因此,就要减少两、三人,效率自然就提高了。但局部效率的状况的改善未必等于整体效率的提高,宏观效率不等于微观效率的简单叠加。20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有提高效率的一面,也有降低效率的一面,而这种两面性是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以前或初期所不易为人们察觉和承认的。曹先生多年来在基层贴近生活的大量调查研究,十分深入扎实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关于社会效率的双重作用。
　　从微观或某一局部看,市场经济有“减人增效”的作用,但从宏观或更大的范围看,市场经济也有“增人减效”的作用。市场经济往往从社会领域抵消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曹先生发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活动中效率相对提高了。但同时由于新体制的实行,农村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治安问题、经济核算问题。有些原有的问题,如计划生育工作由于体制改变工作难度加大,成本上升。这些新老问题都使得在市场以外的社会的管理成本及管理人员大大增加了。以治安人员的增加为例,过去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公社至多配备一名公安人员足矣。而现在一乡(相当于过去的公社)至少要有专职的公安人员十几至二十几名,要建立警察派出所。这还仅仅是专职人员的增加,实际上如今地方治安只靠专职公安人员早已捉襟见肘,还必须辅之以数倍于专职公安的“保安队”。在方面,人员与开支的上升绝不止过去的20倍。此外,农村中各级经济统计、会计人员,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费用也较之从前有10至20倍的上升。基层人员增加、职能扩大,各级政府人员和费用也必然相应地增加与上升。这样就造成了目前愈演愈烈的非生产性管理人员扩充和管理成本急剧上升的形势。而这些成本与费用最终当然还要由直接生产者——普通农民来提供。
　　提供政府及社会管理所需资源,按西方“译语”体系中的政治学的概念,即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双向交流中的输入过程中的两要素“要求”与“支持”中的“支持”。如果这样说,那一定是很“结构”的。但曹先生在书中用了一种很通俗的、很中国化的表达。他将各级政府管理活动所需费用分为三类:吃饭、办公、办事。吃饭者,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报酬;办公者,维持政府机构日常运行之费用;办事者,才是行政当局执行其功能所需费用。当前,各级政府,特别是是县、乡两级政府及附属机构开支愈益增加,各级预算开支能够“吃饭”与“办公”已算非常充裕了,至于“办事”则普遍没钱,而政府“吃饭”、“办公”之目的毕竟是为了“办事”。由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必然要在正常税赋之外再行提留。也就是说,目前基层政权及附属机构的自行提留并非没有合理原因,但问题是此门一开便同时给各级官员和机构中饱私囊提供了机会,而在同一过程中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二者难以区分,难于扬“善”而止“恶”。这是造成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而屡减不轻的深层原因,或按现在流行说法的“体制原因”。
　　现在众口一词声讨基层官员增加农民负担、中饱私囊。而基层官员也有诸多抱怨,如今农村各种集中三件大事上:要粮、派款、刮宫流产,这活儿也不好干,上下埋怨,夹板受气。一位乡党委书记坦言:“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的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由此就引申出曹先生在对“黄河边的中国”的各种社会病症的诊断中最为担心与关注的“穷富病”问题。穷而急富,各显神通。官场之上,跑官、要官,歪风甚炽,民谣有云:“一万挂个号,两万划个道,三、四万给个帽”;在民间则同样是物欲滚滚、人心汹汹, 惶惶,不知所往。曹先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现行的追赶战略一到内地几乎成为各项劳民伤财的达标战略,明明连温饱都没有彻底解决的穷人却拼命攀比西方富人的高消费,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总有一天会酿成极大的社会灾祸”。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恐怕不是曹先生一人力所能及。但曹先生还是本着“匹夫有责”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提出自己的看法。
　　孔子云:“富之,教之”。既然现在全民求富已经蔚然成风,甚至已成社会的“共同理想”,那么首先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富裕”。显然富裕并非用财富指标就可以充分衡量,除去客观指标外还有主观方面的指标。什么是“好生活”?好的生活标准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如果当今中华民族不能有一个自己民族的幸福标准,而要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那几乎可以肯定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场灾难。既然在看得见的将来我们还不能移居另外的几个“地球”,既然黄河边注定是我们的家园,恐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挣、会花”,至多是我们生活中一半的内容。重建我们的信仰,重新定义幸福,确立我们新的价值观念,也应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建设我们的物质的家园的同时,我们的精神的家园更需要精心耕耘。我们生活在黄河边上,我们不能把精神丢向美国,我们的精神不能脱离自己的家园。
　　现象大于本质。我很为所谓“无结构”的评价替曹先生抱不平。对生活本身的全面而具体、正确而深刻的记述和描写,必然包涵了生活的“幕后”、现象背后的本质。我曾建议曹先生做一些专门的“结构”性的著述工作。曹先生说,他更乐于去接近、观察、体验、认识生活本身,而无意于构建许多“结构”。我欲进一步劝说,他便笑而不答了。他淡淡的笑容使我想到了陶渊明的诗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