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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程红：
“政府管理要与企业经营同步创新，大力发展‘互联网 ’和分享经济。同时，扩大开放，稳定政策，切实优化投资环境，牢牢抓住改革机遇。”
3月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进入第五天，工商联界别21组委员围绕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进行小组讨论，并就经济社会发展有关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委员们对两个报告表示一致拥护和赞同。认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2016年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用数据说话，与《政府工作报告》互为补充，满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需要，讲求实效，贴近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会上，围绕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推动政府工作报告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建议，政府管理要与企业经营同步创新，大力发展“互联网 ”和分享经济。同时，扩大开放，稳定政策，切实优化投资环境，牢牢抓住改革机遇。
2017年，北京商务工作将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重点，全面推动京津冀商务协同发展。那么，就政府管理与企业经营协同创新方面，北京市政府都开展了哪些工作？为加快构建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北京商事制度改革在“放管服”方面的进展如何？就上述问题，《民生周刊》记者对程红进行了专访。
民生周刊：据了解，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北京市政府做了不少工作，而且取得良好成效。比如，城六区常住人口调控拐点出现，这是否意味着北京市人口总量会随之下降？
程红： 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的拐点是指绝对数量增量和增速在“双下降”。这两个增量的双下降代表一种趋势，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民生周刊：2017年，为坚持和強化首都功能定位，北京要完成提升市场120个、物流中心38个，完成动物园地区、大红门地区、天意等批发市场的撤并升级和外迁。然而，这些生活性服务行业在北京经济发展中占比颇高，该如何看待疏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程红：对目前阶段的北京来说，疏解、提升、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对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积极和辩证地理解疏解和提升的关系。紧紧依靠改革和开放，在疏解中促提升、谋发展，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城市。
民生周刊：随着“互联网﹢”对各行业的渗透，共享单车、网络订餐等新业态的发展在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同时，单车乱停乱放和食品安全隐患等乱象也给政府管理提出挑战。该如何破题创新与监管助力企业投入？
程红：“互联网 ”的发展是一种先进生产力，在重构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我们高度重视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市场总是走在监管前列，新兴业态的创新也总是快于政府的管理，这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统筹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成为这个时代政府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
面对老百姓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在公共汽车无法延伸，政府配置的公共自行车推广不尽理想的情况下，共享单车提供供给，为老百姓出行提供便利。这就是模式创新，用市场的办法解决了政府多年想解决而未解决好的问题。对共享经济等新兴模式创新，政府应该积极拥抱，不能因为一些小的问题就因噎废食。
网络订餐刚活跃起来时，一些无证店铺进入平台，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我们尝试把行政许可信息、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与网络订餐平台共享，几大网络平台亮证，亮证率很快从0上升至98%以上。有一家企业在数据共享后，下半年较之上半年，其投诉量减少了60%。我们通过这种“共治模式”，既发挥了共享经济优势，又维护了消费者权益。
因此，当发现问题时，政府不能简单处罚了事，必须同步创新，让政府管理模式跟上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步伐。企业创新 政府创新=新经济。过去，提及优化创新环境就是给企业优惠，实则不然。实体企业一旦投入，考虑的是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发展。要让企业真正安心投资，必须要把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作为最为重要的事情来做。
民生周刊：无论是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还是实施“先照后证”商事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市场监管新格局，北京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中，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您在分管该项工作过程中有哪些体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程红：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深化，社会诚信体系将会在规范市场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市场机制有效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推动北京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我的体会有三点。
一是信用建设需要政府统筹推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信用体系建设。在分管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意识到信用管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效管理市场的治本之策，从2010年起就加强总体设计、加大统筹力度，连续7年持续不断推动，建立了全市5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统一信用监管平台。
二是信用系统建设需要完备的规则和标准。信用体系建设涉及部门多，为了有效、高效推动体系建设，市政府出台文件时就配套了两个技术规范，对各部门信息归集指标、技术标准一一进行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要求，使各相关部门在归集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中，工作一布置，就能马上做起来，有效保障了信用信息系统平台建设的稳步推进。
三是信用信息系统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应用。信用信息系统要发挥作用，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归集，一个是应用。其中归集是基础，应用是关键。为了做好“应用”工作，对社会公众，我们主动公示信用信息，强化社会各界对诚信的共识，引导利益相关人对失信行为形成有效市场惩戒。例如，如果一個主体一旦有失信行为，与之利益相关的银行、供应商、顾客都避而远之，这对于主体的惩戒效果是远远大于行政罚款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大力推进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扩大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应用。扩大信用信息共享和开放程度，最大程度地满足企业和公众对信用信息服务的个性化需求。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将首都建设成为市场秩序首善之区而继续努力。
“政府管理要与企业经营同步创新，大力发展‘互联网 ’和分享经济。同时，扩大开放，稳定政策，切实优化投资环境，牢牢抓住改革机遇。”
3月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进入第五天，工商联界别21组委员围绕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进行小组讨论，并就经济社会发展有关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委员们对两个报告表示一致拥护和赞同。认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2016年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用数据说话，与《政府工作报告》互为补充，满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需要，讲求实效，贴近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会上，围绕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推动政府工作报告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建议，政府管理要与企业经营同步创新，大力发展“互联网 ”和分享经济。同时，扩大开放，稳定政策，切实优化投资环境，牢牢抓住改革机遇。
2017年，北京商务工作将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重点，全面推动京津冀商务协同发展。那么，就政府管理与企业经营协同创新方面，北京市政府都开展了哪些工作？为加快构建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北京商事制度改革在“放管服”方面的进展如何？就上述问题，《民生周刊》记者对程红进行了专访。
民生周刊：据了解，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北京市政府做了不少工作，而且取得良好成效。比如，城六区常住人口调控拐点出现，这是否意味着北京市人口总量会随之下降？
程红： 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的拐点是指绝对数量增量和增速在“双下降”。这两个增量的双下降代表一种趋势，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民生周刊：2017年，为坚持和強化首都功能定位，北京要完成提升市场120个、物流中心38个，完成动物园地区、大红门地区、天意等批发市场的撤并升级和外迁。然而，这些生活性服务行业在北京经济发展中占比颇高，该如何看待疏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程红：对目前阶段的北京来说，疏解、提升、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对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积极和辩证地理解疏解和提升的关系。紧紧依靠改革和开放，在疏解中促提升、谋发展，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城市。
民生周刊：随着“互联网﹢”对各行业的渗透，共享单车、网络订餐等新业态的发展在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同时，单车乱停乱放和食品安全隐患等乱象也给政府管理提出挑战。该如何破题创新与监管助力企业投入？
程红：“互联网 ”的发展是一种先进生产力，在重构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我们高度重视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市场总是走在监管前列，新兴业态的创新也总是快于政府的管理，这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统筹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成为这个时代政府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
面对老百姓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在公共汽车无法延伸，政府配置的公共自行车推广不尽理想的情况下，共享单车提供供给，为老百姓出行提供便利。这就是模式创新，用市场的办法解决了政府多年想解决而未解决好的问题。对共享经济等新兴模式创新，政府应该积极拥抱，不能因为一些小的问题就因噎废食。
网络订餐刚活跃起来时，一些无证店铺进入平台，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我们尝试把行政许可信息、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与网络订餐平台共享，几大网络平台亮证，亮证率很快从0上升至98%以上。有一家企业在数据共享后，下半年较之上半年，其投诉量减少了60%。我们通过这种“共治模式”，既发挥了共享经济优势，又维护了消费者权益。
因此，当发现问题时，政府不能简单处罚了事，必须同步创新，让政府管理模式跟上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步伐。企业创新 政府创新=新经济。过去，提及优化创新环境就是给企业优惠，实则不然。实体企业一旦投入，考虑的是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发展。要让企业真正安心投资，必须要把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作为最为重要的事情来做。
民生周刊：无论是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还是实施“先照后证”商事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市场监管新格局，北京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中，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您在分管该项工作过程中有哪些体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程红：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深化，社会诚信体系将会在规范市场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市场机制有效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推动北京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我的体会有三点。
一是信用建设需要政府统筹推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信用体系建设。在分管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意识到信用管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效管理市场的治本之策，从2010年起就加强总体设计、加大统筹力度，连续7年持续不断推动，建立了全市5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统一信用监管平台。
二是信用系统建设需要完备的规则和标准。信用体系建设涉及部门多，为了有效、高效推动体系建设，市政府出台文件时就配套了两个技术规范，对各部门信息归集指标、技术标准一一进行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要求，使各相关部门在归集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中，工作一布置，就能马上做起来，有效保障了信用信息系统平台建设的稳步推进。
三是信用信息系统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应用。信用信息系统要发挥作用，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归集，一个是应用。其中归集是基础，应用是关键。为了做好“应用”工作，对社会公众，我们主动公示信用信息，强化社会各界对诚信的共识，引导利益相关人对失信行为形成有效市场惩戒。例如，如果一個主体一旦有失信行为，与之利益相关的银行、供应商、顾客都避而远之，这对于主体的惩戒效果是远远大于行政罚款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大力推进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扩大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应用。扩大信用信息共享和开放程度，最大程度地满足企业和公众对信用信息服务的个性化需求。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将首都建设成为市场秩序首善之区而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