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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企一直是全国民企的龙头。
因而浙江民企的隐忧，也必然是全国民企共同的隐忧。
说到浙江的民营企业，人们往往会用充满钦佩的口吻给它以热情的赞扬，往往只看见它光彩夺目的一面，耀眼的一面，却很少有人去探视它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阴暗的一面。去年，媒体上一篇题为“总裁撂挑离职，温州财团前景不明”的报道则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它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浙江民企的四点认识，亦即：浙江崛起在民企，民企瓶颈在文化，文化病根在传统，不进则止滞于此。
浙江民企还能走多远？
美国总统柯立芝有句名言叫：美国的事业在企业。若放在中国的浙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浙江的事业在民企。作为中国民企最重要的发源地，浙江还在一些地方的民企刚刚举步时，民营经济就已悄悄地占据了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今天则更是发展成为了地方经济中的龙头老大。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浙江的民企不但远远地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也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也就是说：随着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蓬勃兴起和国家接轨WTO程度的加深，原来支撑浙江民企快速增长的先发优势、劳动力优势、原辅材料优势正在一点点丧失。浙江民企如不主动迎接这一转折，成功实现这一转折，迎势向上登一个台阶，则必将陷于长期的停顿。类似的转折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英国、美国、台湾、广东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因为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只有不断地向上游迈进，才能为自己赢得可持续发展的无限生机。不进则止，不进则退，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民企的瓶颈究竟何在？
我曾经供职于浙江的一家民企，客观地讲，这家民企老板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他一年之中会数次专程到上海招人，我即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了与浙江民企零距离的接触。从我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起，老板就一直在强调现代化的法人治理，强调分权、授权。为此他不仅亲自去学校读书，而且多次到咨询公司求教，确实他是认真的。但即便如此，他所有的努力还是无法抵消他周围及其自身已有的老理念、老思路的影响。传统的势力，也就是我讲的文化惯性，太强大了……以致于他在一番左冲右突后，仍无法向前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这也恰恰是我从“总裁撂挑离职，温州财团前景不明”一文中看到的情景。
据报载：2004年6月初，也就是温州财团高调成立的时候，两大财团之一的董事长曾向媒体表示：“我们试图走出一条新路，新路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家族制的温州企业传统模式，从外部招聘职业经理人，组成管理团队，进而构成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于是他们从外面空降了两位满怀希望而来的总裁。但仅仅四个月不到，两位总裁又先后满怀失望地离开，其内心感受也无非一个是“伤心”，一个是“憋气”。“最尴尬的问题是两权分离只不过是镜花水月，只不过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尽管股东们屡屡强调‘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名词，合同也已写明了各自的责、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视企业如儿女，始终无法割舍或者说不知该如何割舍控制企业的欲望。”
其实，一直关注浙江民企成长的人们对上述情形也并不陌生。1998年的时候，不是有一群大学生一样满怀希望跑到浙江萧山的一家民企，不久便满怀失望地相继离开吗？当时的媒体还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评论风波。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希望，相同的文化，相同的结局。因此，我们能断言：民企的瓶颈在文化。
文化的病根究竟何在？
温州财团的外聘总裁虽来去勿勿，但双方当事人对个中原因的认识却如出一辙。财团董事长直指：外来的人也要熟悉温州的文化，不理解温州的文化，不明白股东的意图是不行的。而外聘总裁则干脆借柏杨的酱缸文化来形容。柏杨所谓的酱缸文化，不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糟粕的代名词吗？每个中国人对它再熟悉不过，它传承中国数千年，根深蒂固，深入骨髓，不要说身在本土的温州人，就是远在海外的华人，像王安电脑，也免不了因受其影响而富不过三代。它不止是病根，而且是隐性病根。它无时无刻不在左右华人言行，诸如：要听话，要乖巧，要安静，要安分守己，要知足常乐，要稳重，要忍让，上阵要靠父子兵、打虎要靠亲兄弟……在国人听来是那么的声声入耳，不但不以为错反以为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我们的民企也就难以走出家族经营的小圈子，难成气候了。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中国传统文化先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很值得人们三思。一直信奉儒家治国理念的李光耀，在审视因亚洲金融风暴而陷于长期低迷的新加坡经济社会时，不得不痛定思痛，毅然决然地对妨害企业家精神培育和个人创造性发挥的传统中国文化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持久而猛烈的批判。
还有后路吗？
不进则止是说假如浙江民企不能有效地去除掉自身的文化病根，则由民企支撑的浙江经济将陷于长期的停滞。温州老板们为何要联合起来搞财团？原因之一是目前的产业利润已非常微薄，生存的空间极为有限，甚至只能靠晚上开工，赚点电费上的差价来维持。如果说几年前，人们还有理由担心对民企阴暗面的过早反思，会挫伤民企积极性的话，那时至今日，对民企的鞭策已变得十分迫切。浙江是民企大省，浙江宏观面对民企的扶持和重视非其它省可比。此外，近年来在硬环境建设上与上海、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已较为完善，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跨海大桥已缩短了浙江民企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但如果民企没有文化理念上的创新与飞跃，外头的人才进不来，里面的庸人出不去，再好的宏观环境、基础设施，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也有限。还是我过去的那家民企，老板很早就走出浙江到上海投资，但囿于传统文化的限制，他无法与合作者共事，最终只能一卖了之，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当然了，我讲的是不进则止而非不进则退。因为，家族色彩浓厚的浙江民企做大做强虽面临千难万难，但它们在资本积累阶段，在对规模经济要求不高的行业里还是有生存价值的，特别是以浙江人的勤劳和智慧，维持生存应不算难事。但在这只争朝夕的崛起时代，“止”对于民企来说仍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为此，民企已到了吹响向传统文化开战号角的时候了。
因而浙江民企的隐忧，也必然是全国民企共同的隐忧。
说到浙江的民营企业，人们往往会用充满钦佩的口吻给它以热情的赞扬，往往只看见它光彩夺目的一面，耀眼的一面，却很少有人去探视它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阴暗的一面。去年，媒体上一篇题为“总裁撂挑离职，温州财团前景不明”的报道则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它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浙江民企的四点认识，亦即：浙江崛起在民企，民企瓶颈在文化，文化病根在传统，不进则止滞于此。
浙江民企还能走多远？
美国总统柯立芝有句名言叫：美国的事业在企业。若放在中国的浙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浙江的事业在民企。作为中国民企最重要的发源地，浙江还在一些地方的民企刚刚举步时，民营经济就已悄悄地占据了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今天则更是发展成为了地方经济中的龙头老大。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浙江的民企不但远远地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也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也就是说：随着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蓬勃兴起和国家接轨WTO程度的加深，原来支撑浙江民企快速增长的先发优势、劳动力优势、原辅材料优势正在一点点丧失。浙江民企如不主动迎接这一转折，成功实现这一转折，迎势向上登一个台阶，则必将陷于长期的停顿。类似的转折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英国、美国、台湾、广东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因为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只有不断地向上游迈进，才能为自己赢得可持续发展的无限生机。不进则止，不进则退，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民企的瓶颈究竟何在？
我曾经供职于浙江的一家民企，客观地讲，这家民企老板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他一年之中会数次专程到上海招人，我即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了与浙江民企零距离的接触。从我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起，老板就一直在强调现代化的法人治理，强调分权、授权。为此他不仅亲自去学校读书，而且多次到咨询公司求教，确实他是认真的。但即便如此，他所有的努力还是无法抵消他周围及其自身已有的老理念、老思路的影响。传统的势力，也就是我讲的文化惯性，太强大了……以致于他在一番左冲右突后，仍无法向前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这也恰恰是我从“总裁撂挑离职，温州财团前景不明”一文中看到的情景。
据报载：2004年6月初，也就是温州财团高调成立的时候，两大财团之一的董事长曾向媒体表示：“我们试图走出一条新路，新路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家族制的温州企业传统模式，从外部招聘职业经理人，组成管理团队，进而构成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于是他们从外面空降了两位满怀希望而来的总裁。但仅仅四个月不到，两位总裁又先后满怀失望地离开，其内心感受也无非一个是“伤心”，一个是“憋气”。“最尴尬的问题是两权分离只不过是镜花水月，只不过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尽管股东们屡屡强调‘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名词，合同也已写明了各自的责、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视企业如儿女，始终无法割舍或者说不知该如何割舍控制企业的欲望。”
其实，一直关注浙江民企成长的人们对上述情形也并不陌生。1998年的时候，不是有一群大学生一样满怀希望跑到浙江萧山的一家民企，不久便满怀失望地相继离开吗？当时的媒体还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评论风波。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希望，相同的文化，相同的结局。因此，我们能断言：民企的瓶颈在文化。
文化的病根究竟何在？
温州财团的外聘总裁虽来去勿勿，但双方当事人对个中原因的认识却如出一辙。财团董事长直指：外来的人也要熟悉温州的文化，不理解温州的文化，不明白股东的意图是不行的。而外聘总裁则干脆借柏杨的酱缸文化来形容。柏杨所谓的酱缸文化，不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糟粕的代名词吗？每个中国人对它再熟悉不过，它传承中国数千年，根深蒂固，深入骨髓，不要说身在本土的温州人，就是远在海外的华人，像王安电脑，也免不了因受其影响而富不过三代。它不止是病根，而且是隐性病根。它无时无刻不在左右华人言行，诸如：要听话，要乖巧，要安静，要安分守己，要知足常乐，要稳重，要忍让，上阵要靠父子兵、打虎要靠亲兄弟……在国人听来是那么的声声入耳，不但不以为错反以为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我们的民企也就难以走出家族经营的小圈子，难成气候了。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中国传统文化先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很值得人们三思。一直信奉儒家治国理念的李光耀，在审视因亚洲金融风暴而陷于长期低迷的新加坡经济社会时，不得不痛定思痛，毅然决然地对妨害企业家精神培育和个人创造性发挥的传统中国文化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持久而猛烈的批判。
还有后路吗？
不进则止是说假如浙江民企不能有效地去除掉自身的文化病根，则由民企支撑的浙江经济将陷于长期的停滞。温州老板们为何要联合起来搞财团？原因之一是目前的产业利润已非常微薄，生存的空间极为有限，甚至只能靠晚上开工，赚点电费上的差价来维持。如果说几年前，人们还有理由担心对民企阴暗面的过早反思，会挫伤民企积极性的话，那时至今日，对民企的鞭策已变得十分迫切。浙江是民企大省，浙江宏观面对民企的扶持和重视非其它省可比。此外，近年来在硬环境建设上与上海、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已较为完善，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跨海大桥已缩短了浙江民企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但如果民企没有文化理念上的创新与飞跃，外头的人才进不来，里面的庸人出不去，再好的宏观环境、基础设施，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也有限。还是我过去的那家民企，老板很早就走出浙江到上海投资，但囿于传统文化的限制，他无法与合作者共事，最终只能一卖了之，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当然了，我讲的是不进则止而非不进则退。因为，家族色彩浓厚的浙江民企做大做强虽面临千难万难，但它们在资本积累阶段，在对规模经济要求不高的行业里还是有生存价值的，特别是以浙江人的勤劳和智慧，维持生存应不算难事。但在这只争朝夕的崛起时代，“止”对于民企来说仍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为此，民企已到了吹响向传统文化开战号角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