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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必然性,文学语言的开放性和文学文本中包含的不同文化元素是原因之一。同时,译者自身的文学素养、主观精神世界和译语文化背景也是影响要素。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之一,表明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个体。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创造性叛逆 译者主体性
一、前言
上世纪中期以前,不论在翻译实践活动还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人们都特别关注“忠实”这一概念。原作者和原文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译者一直沦落为“仆人”。同时,人们习惯于从语言层面寻找翻译原则和技巧,以指导翻译实践,对译文质量作出优劣判断。随着解构主义浪潮的到来和“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人们开始反思,将视线延伸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也向发散式的方向发展。翻译实践被宽泛到由原文、作者、源语文化、译者、译语文化、译语读者等因素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研究。自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1923)一文被重新发掘以来,这个翻译生态环境中一向被人们冷落和约束的译者受到空前关注和解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进而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二、文学作品的开放性
勒内·韦勒克(2005:18)曾总结说,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客体,而是不同层次的意义和关系的极其复杂的结合体。文学作品还蕴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从而导致整部作品在不同读者面前展开不同的画面。
文学作品因其包含的信息多样性和特定美学功效体现出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效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正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义所在”(董明,2006:63)。首先,多义性是语言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如“head”一词在英语中既可以指“头”,也可以指“首脑”,还可以表示“带领”。再加之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形势和习俗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文本的意义也因此变得隐晦多元。文学作品自成功之时起便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性结构,存在多种审美可能性。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心的一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开放性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它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小说中的文字不再是单纯的死气沉沉的符号,它们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让人物更加形象生动。名字“阿Q”不再只是仅有指代功能的符号,而是能反映人物特点和背景等的混合物,大写的“Q”能让人一下就联想到主人公留着的长辫子。“阿Q”也已经是“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甚至让读者似乎都看到自己若隐若现的变成了阿Q。连鲁迅本人也没有料到,自阿Q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首次现身以来,许多读者都关注着他,其中有些人竟认为小说里所写阿Q就是指他(陈漱渝,1999:37)。
三、“创造性叛逆”与译者的主体性
文学作品的开放式结构导致了文学翻译的不确定性。每一部原作都带有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的印记,译者将另一民族的生活场景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译介给译文读者,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这才是翻译的根本目的。①于是,“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皮卡(Robert Escarpit)提出的一个术语,“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②谢天振将创造性叛逆分为三种: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在翻译研究中,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而叛逆性则反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会受到他自身的文学素养、认知语境、世界观、目的语的意识形态、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异同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不论是翻译不同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译者都不可能穷尽作者的意图和作品本身的所有内涵。另一方面,面对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译者偏向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叛逆。在这个过程中,原作进入了原作者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原作者赋予原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由此我们发现,“创造性叛逆”离不开“主观”二字。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到20世纪90年代,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得到认可。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和张扬翻译主体性。巴斯内特、勒菲弗尔、赫曼斯提出了译者身后的译语历史、社会和文化对原文的“操纵”和“改写”。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中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的对抗与妥协。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表现女性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
所以,译者是沟通原作者与读者、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过程中最积极主动的因素。查明建、田雨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是:“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木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19-24)
四、对《阿Q正传》莱尔译本的实例分析
威廉·莱尔是美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汉语,后在芝加哥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曾担任斯坦福大学的名誉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与语言及东亚文明的教学,致力于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家,尤其是鲁迅、老舍等。莱尔还翻译了这些作家的部分作品,其译本常被选作英语国家学习亚洲和中国文学的参考资料。
因此,莱尔的西方血统和对鲁迅的研究背景同时影响了他对《阿Q正传》的翻译。主要体现在他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平衡和据此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行为中。在莱尔译本的序言中,他首先承认了翻译鲁迅作品的难度,而且他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同等关注的,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记住他说了什么,还要注意他是怎么说的”(Lyell,1990:xxxix)。所以,莱尔对原作者是很尊敬的。但是他也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他指出,“相对一方的过分正确(true)(除去我们有时候翻译毫无情感的社会科学类文本时的做法)就意味着相对另一方的错误(false)”(Lyell,1990:xli)。他用的是“true”和“false”两个词,结合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与这两个词相近的就是“忠实”和“叛逆”。由此可以看出,莱尔是旗帜鲜明地强调了译者的叛逆性。他在序言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译者应该为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确保读者基本能够获取与译者阅读原文时一致的理解或者误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试图再现(recreate)自己阅读鲁迅原文的经历,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他的母语是美国英语他会怎么表述?’”(Lyell,1990:xl)他这里说的“recreate”正是我们讨论的“再创造”。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他是站在目的语读者的角度来考虑的,他认为译者应努力为他的翻译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读者,除了那些因为已熟知中国历史和文化而希望阅读该作品的人之外,再进一步扩大读者群。莱尔的这种主观愿望指导了他的一系列主观努力,导致了他的译作对原作的部分背离。下面我们来看看莱尔翻译《阿Q正传》体现出的主体性。比如:
(1)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鲁迅,1982:488)
After that,nobody ever mentioned AhQ’s family background again. And so——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I have no idea what his family name was.(Lyell,1990:103,104)
在这里,鲁迅先生用一种看似矛盾的语言制造出模糊效果,引发猜测,读者可以认为鲁迅伪装不知道阿Q的身世,也可以认为他的确真的不知晓。但是,莱尔惟恐增加了译文读者的负担,有意地添加了“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这个表述。也可以说,在莱尔看来,鲁迅是通过这种方式隐约地告诉读者阿Q是未庄一个地位低下的人,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关心这么一个小人物的背景,因为鲁迅既然写有关阿Q的传记,按常理理解他对阿Q应该是很了解的。于是,莱尔创造了“长话短说”这个短语表明原作者并非不了解小说主人公,只是暂不赘叙而已。其实,这种含义本来就蕴含其中,“长话”之所以“短说”便预示着被略去的内容相对来说不受人重视。莱尔的创造性叛逆贯穿在他对小说的整体把握、对这句话的透彻理解、对译文读者的细心照顾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的这一全部过程中。而《阿Q正传》这部典型的中国文学作品本身的开放性则为莱尔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阐释的空间。再如:
(5)……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鲁迅,1982:488)
As luck would have it,Ah Q had just downed a bowl of wine or two.(Lyell,1990:103)
黄酒是浙江绍兴的一种米酒,与西方人喝的酒不一样,莱尔这里并没有选择直译加注释的办法,因为食物的差别难以用简单的文字描述,所以,莱尔直接用西方人熟悉的“wine”这个词。“wine”指葡萄酒或者其他某种植物发酵而成的酒,并不能完全反映绍兴黄酒的特色,但莱尔认为这种译法有利于西方读者理解。
在以上例子中,莱尔要么刻意背离了原文的形式要么创造性地改变了原文的内容,均源于他对译文读者的充分考虑。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原作者作品本身就不一定完美,这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可能性。比如:
(6)[……]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列传》这一部书[……]。(鲁迅,1982:487)
Still and all,that didn’t stop Charles Dickens.You won’t find any section entitled“Narrative Biographies of Gamblers”in the standard English histories,but he went right ahead and called one of his works Alternate Biographies of Gamblers just the same,even though there were no standard ones for them to be alternate to.*
*Lu Xun,as he himself recognized a few years later,is mistaken here.Alternate Biographies of Gamblers(Botu biezhuan)is the Chinese title of Sir Arthur Conan Doyle’s Rodney Stone.(Lyell,1990:102)
鲁迅原本将所谓《博徒列传》的作者弄错了,莱尔并没有在译文正文中更改过来,这不是说莱尔这个“仆人”不敢违背作者旨意,只好直译。莱尔的创造性叛逆恰恰体现在以译文配以注释的处理方式上。创造性叛逆不是随意的无限度的,不是乱译。倘若莱尔直接在译文中修改了鲁迅的错误,那么译文便成了刻意歪曲的作品,译文读者透过译作认识的鲁迅便不是真实的鲁迅了。
五、结语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是充满活力的个体,不再是依附于作者的奴役,译者不可避免地根据自身的学识涵养、个性气质和欣赏习惯等内在因素及他对外界的态度对原文进行阅读和解释,进而内化原文,再将内化了的原文创造性地外化为译文。但他的这种创造性也不是无限制的,也受到原文的约束,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特点、译者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等也是制约译者的主要因素。所以,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地位举足轻重,但“叛逆”和“忠实”其实也就是程度问题,我们研究译者主体性的时候切不可走极端。
注释:
①谢应喜.从文化趋同看归化和异化[J].广东外与外贸大学学报,2001,(4):53-56.
②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37.
参考文献:
[1]Bassnett-McGuire,Susan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创造性叛逆 译者主体性
一、前言
上世纪中期以前,不论在翻译实践活动还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人们都特别关注“忠实”这一概念。原作者和原文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译者一直沦落为“仆人”。同时,人们习惯于从语言层面寻找翻译原则和技巧,以指导翻译实践,对译文质量作出优劣判断。随着解构主义浪潮的到来和“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人们开始反思,将视线延伸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也向发散式的方向发展。翻译实践被宽泛到由原文、作者、源语文化、译者、译语文化、译语读者等因素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研究。自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1923)一文被重新发掘以来,这个翻译生态环境中一向被人们冷落和约束的译者受到空前关注和解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进而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二、文学作品的开放性
勒内·韦勒克(2005:18)曾总结说,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客体,而是不同层次的意义和关系的极其复杂的结合体。文学作品还蕴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从而导致整部作品在不同读者面前展开不同的画面。
文学作品因其包含的信息多样性和特定美学功效体现出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效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正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义所在”(董明,2006:63)。首先,多义性是语言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如“head”一词在英语中既可以指“头”,也可以指“首脑”,还可以表示“带领”。再加之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形势和习俗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文本的意义也因此变得隐晦多元。文学作品自成功之时起便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性结构,存在多种审美可能性。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心的一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开放性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它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小说中的文字不再是单纯的死气沉沉的符号,它们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让人物更加形象生动。名字“阿Q”不再只是仅有指代功能的符号,而是能反映人物特点和背景等的混合物,大写的“Q”能让人一下就联想到主人公留着的长辫子。“阿Q”也已经是“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甚至让读者似乎都看到自己若隐若现的变成了阿Q。连鲁迅本人也没有料到,自阿Q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首次现身以来,许多读者都关注着他,其中有些人竟认为小说里所写阿Q就是指他(陈漱渝,1999:37)。
三、“创造性叛逆”与译者的主体性
文学作品的开放式结构导致了文学翻译的不确定性。每一部原作都带有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的印记,译者将另一民族的生活场景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译介给译文读者,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这才是翻译的根本目的。①于是,“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皮卡(Robert Escarpit)提出的一个术语,“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②谢天振将创造性叛逆分为三种: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在翻译研究中,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而叛逆性则反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会受到他自身的文学素养、认知语境、世界观、目的语的意识形态、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异同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不论是翻译不同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译者都不可能穷尽作者的意图和作品本身的所有内涵。另一方面,面对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译者偏向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叛逆。在这个过程中,原作进入了原作者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原作者赋予原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由此我们发现,“创造性叛逆”离不开“主观”二字。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到20世纪90年代,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得到认可。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和张扬翻译主体性。巴斯内特、勒菲弗尔、赫曼斯提出了译者身后的译语历史、社会和文化对原文的“操纵”和“改写”。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中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的对抗与妥协。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表现女性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
所以,译者是沟通原作者与读者、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过程中最积极主动的因素。查明建、田雨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是:“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木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19-24)
四、对《阿Q正传》莱尔译本的实例分析
威廉·莱尔是美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汉语,后在芝加哥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曾担任斯坦福大学的名誉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与语言及东亚文明的教学,致力于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家,尤其是鲁迅、老舍等。莱尔还翻译了这些作家的部分作品,其译本常被选作英语国家学习亚洲和中国文学的参考资料。
因此,莱尔的西方血统和对鲁迅的研究背景同时影响了他对《阿Q正传》的翻译。主要体现在他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平衡和据此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行为中。在莱尔译本的序言中,他首先承认了翻译鲁迅作品的难度,而且他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同等关注的,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记住他说了什么,还要注意他是怎么说的”(Lyell,1990:xxxix)。所以,莱尔对原作者是很尊敬的。但是他也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他指出,“相对一方的过分正确(true)(除去我们有时候翻译毫无情感的社会科学类文本时的做法)就意味着相对另一方的错误(false)”(Lyell,1990:xli)。他用的是“true”和“false”两个词,结合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与这两个词相近的就是“忠实”和“叛逆”。由此可以看出,莱尔是旗帜鲜明地强调了译者的叛逆性。他在序言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译者应该为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确保读者基本能够获取与译者阅读原文时一致的理解或者误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试图再现(recreate)自己阅读鲁迅原文的经历,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他的母语是美国英语他会怎么表述?’”(Lyell,1990:xl)他这里说的“recreate”正是我们讨论的“再创造”。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他是站在目的语读者的角度来考虑的,他认为译者应努力为他的翻译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读者,除了那些因为已熟知中国历史和文化而希望阅读该作品的人之外,再进一步扩大读者群。莱尔的这种主观愿望指导了他的一系列主观努力,导致了他的译作对原作的部分背离。下面我们来看看莱尔翻译《阿Q正传》体现出的主体性。比如:
(1)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鲁迅,1982:488)
After that,nobody ever mentioned AhQ’s family background again. And so——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I have no idea what his family name was.(Lyell,1990:103,104)
在这里,鲁迅先生用一种看似矛盾的语言制造出模糊效果,引发猜测,读者可以认为鲁迅伪装不知道阿Q的身世,也可以认为他的确真的不知晓。但是,莱尔惟恐增加了译文读者的负担,有意地添加了“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这个表述。也可以说,在莱尔看来,鲁迅是通过这种方式隐约地告诉读者阿Q是未庄一个地位低下的人,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关心这么一个小人物的背景,因为鲁迅既然写有关阿Q的传记,按常理理解他对阿Q应该是很了解的。于是,莱尔创造了“长话短说”这个短语表明原作者并非不了解小说主人公,只是暂不赘叙而已。其实,这种含义本来就蕴含其中,“长话”之所以“短说”便预示着被略去的内容相对来说不受人重视。莱尔的创造性叛逆贯穿在他对小说的整体把握、对这句话的透彻理解、对译文读者的细心照顾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的这一全部过程中。而《阿Q正传》这部典型的中国文学作品本身的开放性则为莱尔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阐释的空间。再如:
(5)……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鲁迅,1982:488)
As luck would have it,Ah Q had just downed a bowl of wine or two.(Lyell,1990:103)
黄酒是浙江绍兴的一种米酒,与西方人喝的酒不一样,莱尔这里并没有选择直译加注释的办法,因为食物的差别难以用简单的文字描述,所以,莱尔直接用西方人熟悉的“wine”这个词。“wine”指葡萄酒或者其他某种植物发酵而成的酒,并不能完全反映绍兴黄酒的特色,但莱尔认为这种译法有利于西方读者理解。
在以上例子中,莱尔要么刻意背离了原文的形式要么创造性地改变了原文的内容,均源于他对译文读者的充分考虑。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原作者作品本身就不一定完美,这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可能性。比如:
(6)[……]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列传》这一部书[……]。(鲁迅,1982:487)
Still and all,that didn’t stop Charles Dickens.You won’t find any section entitled“Narrative Biographies of Gamblers”in the standard English histories,but he went right ahead and called one of his works Alternate Biographies of Gamblers just the same,even though there were no standard ones for them to be alternate to.*
*Lu Xun,as he himself recognized a few years later,is mistaken here.Alternate Biographies of Gamblers(Botu biezhuan)is the Chinese title of Sir Arthur Conan Doyle’s Rodney Stone.(Lyell,1990:102)
鲁迅原本将所谓《博徒列传》的作者弄错了,莱尔并没有在译文正文中更改过来,这不是说莱尔这个“仆人”不敢违背作者旨意,只好直译。莱尔的创造性叛逆恰恰体现在以译文配以注释的处理方式上。创造性叛逆不是随意的无限度的,不是乱译。倘若莱尔直接在译文中修改了鲁迅的错误,那么译文便成了刻意歪曲的作品,译文读者透过译作认识的鲁迅便不是真实的鲁迅了。
五、结语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是充满活力的个体,不再是依附于作者的奴役,译者不可避免地根据自身的学识涵养、个性气质和欣赏习惯等内在因素及他对外界的态度对原文进行阅读和解释,进而内化原文,再将内化了的原文创造性地外化为译文。但他的这种创造性也不是无限制的,也受到原文的约束,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特点、译者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等也是制约译者的主要因素。所以,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地位举足轻重,但“叛逆”和“忠实”其实也就是程度问题,我们研究译者主体性的时候切不可走极端。
注释:
①谢应喜.从文化趋同看归化和异化[J].广东外与外贸大学学报,2001,(4):53-56.
②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37.
参考文献:
[1]Bassnett-McGuire,Sus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