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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虽然读书人所受的教育内容都是“国学”，但是毫无疑问，那时并没有如今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孔子忧心忡忡地向弟子传授知识，他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有用，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为当时的帝王聘用，并进而贯彻他的价值观。“国学”从来就和教育密不可分。在传统社会，“国学”就是教育的全部，不管是在“官学”还是“书院”，所学的都是同一种学问，这种教育模式一直到1905年才宣告终结——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真正的“国学热”。
“国学”的极盛与“终结”
中国古代，当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但古代的教育，所教授的却全部是如今的国学内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鲁迅那一代人所写的书信，几乎每个人都称得上书法家，那是传统教育的最后一代精英。1905年，清廷取消了科举制，这是应对时局的无奈之举，但也相当有魄力。在此之前，人们是如何接受教育的呢？
古代也有官办教育，称为“官学”。这些学校由中央朝廷以及地方政府主办，是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官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在汉代，官学的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最后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博士”一词起源于秦始皇置“博士”，汉代成为制度，西汉武帝时专尊儒术。当然，博士不是学位，而是一种称号。汉质帝在位一年就被毒死，当然没有在教育上有什么作为，这3万人的“博士子弟”更多是过去的惯性所留下的，也是东汉官僚体系庞大到极点的一个表征。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供养这么庞大的官僚队伍，东汉的崩溃也就在所难免了，汉代的官学，也就难以为继。
在历史上，隋炀帝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皇帝，但是他在位时却设立了国子监，这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的开始，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国子监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从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都很乱，官办学校也就时有时无，到了唐代，才又重新兴盛起来。在唐代（也有说是隋朝），中央政权正式开始了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与录取做官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复杂而完备的人才选拔体系。到了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考题范围越来越窄，不但读来读去，就是那几本儒家经典，考试形式也简单到只写作文，最终发展到八股文这样机械的制度。
中国教育史上，宋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宋代，书院开始兴起，南北两宋，有记载的书院就有397所，几乎达到了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北宋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等。到了南宋，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使得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到理宗时，新建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南宋的书院是理学（儒家）的天下，在教授的形态上特别接近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他们推崇圣贤之道，要培养能传道济民的人才。在今天，“书院”成为一个相当有魔力的词汇，像王财贵那样的“国学大师”，心目中的理想，也许就是宋代的书院。
宋代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当下乃至后世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到了元明清，虽然有两朝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是科举考试所用的“教材”，仍然是宋代书院的教学大纲。这种教育体系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对科学的关注。在唐宋明三代虽然也有算学、律学、医学等专门学校，但是却并未纳入科举考试范围，只是点缀，而到了清代，连这样的点缀都没有了。要命的是，西方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科学大发展时期，蒸汽机、大炮的出现，让西方与中国在军事上的力量有了天渊之别。到了1905年，已经被欺负了60多年的清政府，终于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废除科举制度，采用西式的现代教育制度，这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也就出现了。
“国学院”不是你想的那样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清政府承认“西学”的主导地位，这样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过去延续2千年的中国“学问”将何去何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国学”这个提法开始流行起来。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除了国学振起社，还有国学保存会这样的团体。1905-1906年，国学保存会印发了刘师培编著的中国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明确标注的中小学“国学教科书”。这套国学教科书分编有《伦理教科书》2册、《经学教科书》2册、《中国文学教科书》10册、《中国地理教科书》2册、《中国历史教科书》2册。
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一流传统知识分子心中，实在是充满了焦虑。国运不昌，“国学”的保存已经成为问题。其实，在政府层面，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实行西式现代教育制度的同时，传统学问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成立的时候，朝廷就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提出在大学堂之上设立大学院。第二年，又改大学院为通儒院，从“通儒院”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清政府并不想完全放弃儒家学问。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先是在校内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三年后又成立了“国学门”，专门负责中国学问的研究。但是这里的“国学”与章太炎说的又有所不同，“国学门”下包括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其实是吸收了欧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格局。
北大国学门成立后，高举“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大旗，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声威，迅速在学术界崛起，以致国内一些高校纷纷起而效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1925年底，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并于次年在原北大国学门成员沈兼士、林语堂、周树人、顾颉刚等人的加盟下，按照国学门的模式，制定了厦大国学院《研究院章程》和《办事细则》，设立了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等机构。而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不但主事者中顾颉刚、商承祚、容肇祖等多出自国学门，在组织体制上，其所设之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亦多仿国学门而来。即使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也有自己的“国学研究所”。 在这诸多“国学院”中，最好的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也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短短4年中，国学院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50余人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大学办研究院的时候，旨在开展专门精深学问的研究，但是最初就只有“国学门”这一个门类，吴宓是主任，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4位导师，李济为讲师，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等3位助教，卫士生为事务员，周光午为助理员。清华国学门四年间共收四届，录取74人；除有2人退学和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主任吴宓的眼光是独特的，他本人长期捍卫中国传统学问，但也是留学美国的人，知道像过去那样光学习典籍是没啥出路的。他找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是最传统的，但他也精研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并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大量阅读翻译成日语的西方学术名著，作为学者的晚年梁启超，有着开阔的视野。赵元任是最早通过清华到美国留学的人之一，他在美国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在语言学、数学和物理上都有造诣。陈寅恪被后人追封为顶级的国学大师，但是他也有着长时间在欧洲留学的经历。可以说，虽然是“国学导师”，这些人同时也都精通西学，他们对学生的传授，并不在传统典籍本身，而是要用现代的眼光对传统学问进行再审视。
从管理方式上看，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北大国学门那样复杂的建制和多功能特征，而纯粹是一个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机构。其《章程》明确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选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导师梁启超说：“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首先培养做学问的能力和良好习惯，“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炼，使其治学方法与治学兴趣都经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有所成就”。围绕着这一目标，在学生的招收、学习和毕业等环节上，学院都制定了一套相当规范的操作制度。
清华国学门的学生入学须经严格的考试，“投考手续约分二步：第一步报名，听凭审查资格，合格者由本院发给准考证一纸。第二步持此证应考。考题分三部：第一部，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解答问题；第二部，作论文一篇；第三部专门学科，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言学入门。考生于其中任择三门，作出答案，即为完卷。”考生在报考时，应根据自己选定的专业方向，按照《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正确填报应考门类，每个专业方向均须考六门（六份卷子），内容涉及三至六个学科。
从这些章程可以看出，清华国学门的培养目标，并不是过去那种要“治国平天下”的大贤，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问家。其实，民国期间的各个“国学院”，虽然方法和体制不同，但是这一思路却是相同的：把传统社会作为基石的“中国学问”，定位为新时期的“文科知识”。它不再是学了之后能搞定一切的显学，而是诸多学科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时期的“国学院”，其实相当于现在大学的“文学院”“哲学院”“历史学院”的综合体。那些对“国学院”特别钟情的人士，很有可能并没有搞清楚国学院是在干嘛的。
再反思：国学教育的升温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教育也陷入动荡之中，等到了1949年，我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学”被分解成了“语文”和“历史”，而更深层次的“哲学”，只有高等教育阶段才能接触。对大多数人来说，语文是教人认字的，而历史则是知道过去的事，这些都和国学的概念相去甚远。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语数外并驾齐驱，成为青少年基础教育的核心。这种教育思路中，只有语文是和国学有关的，至于历史，则成为一门副科。实际教育中，英语的重要性被大大强调，“国学”被边缘化了。
这种局面，直到21世纪才有所改观。一个背景是，经过了30年的开放，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已经前所未有，也开始明白一个国家真正对全球文化的贡献，还是要立足本土。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历经80年的停办后，清华大学“国学院”在2009年11月1日重新高调亮相。和1925年时不同，那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国学门”，如今的清华大学，早已有发达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这个时候推出“国学院”，显示出对“中国学问”的特别偏好。
当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正式成立。由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清史研究所合并成立的新学院，集中了中国人文学科中许多权威、泰斗级人物，也是人民大学几十年积累的办学经验和学术成果的资源整合。200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高校率先建立了孔子研究院，专门从事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并着手准备编纂全景式反映传统儒家思想的《儒藏》。《儒藏》将专门整理几千年中浩繁的儒家文献。人民大学的“人文学院”，“国学”的倾向就更明显了。从2016年开始，教育部将在高校本科专业增设“国学专业”，目前东北师大、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考虑招收“国学专业”学生。
除了高等教育外，在基础教育阶段，传统文化教育的比重也在增加。最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要加重对学生传统文化的考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学热”还会进一步升温。
“国学”的极盛与“终结”
中国古代，当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但古代的教育，所教授的却全部是如今的国学内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鲁迅那一代人所写的书信，几乎每个人都称得上书法家，那是传统教育的最后一代精英。1905年，清廷取消了科举制，这是应对时局的无奈之举，但也相当有魄力。在此之前，人们是如何接受教育的呢？
古代也有官办教育，称为“官学”。这些学校由中央朝廷以及地方政府主办，是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官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在汉代，官学的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最后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博士”一词起源于秦始皇置“博士”，汉代成为制度，西汉武帝时专尊儒术。当然，博士不是学位，而是一种称号。汉质帝在位一年就被毒死，当然没有在教育上有什么作为，这3万人的“博士子弟”更多是过去的惯性所留下的，也是东汉官僚体系庞大到极点的一个表征。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供养这么庞大的官僚队伍，东汉的崩溃也就在所难免了，汉代的官学，也就难以为继。
在历史上，隋炀帝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皇帝，但是他在位时却设立了国子监，这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的开始，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国子监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从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都很乱，官办学校也就时有时无，到了唐代，才又重新兴盛起来。在唐代（也有说是隋朝），中央政权正式开始了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与录取做官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复杂而完备的人才选拔体系。到了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考题范围越来越窄，不但读来读去，就是那几本儒家经典，考试形式也简单到只写作文，最终发展到八股文这样机械的制度。
中国教育史上，宋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宋代，书院开始兴起，南北两宋，有记载的书院就有397所，几乎达到了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北宋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等。到了南宋，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使得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到理宗时，新建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南宋的书院是理学（儒家）的天下，在教授的形态上特别接近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他们推崇圣贤之道，要培养能传道济民的人才。在今天，“书院”成为一个相当有魔力的词汇，像王财贵那样的“国学大师”，心目中的理想，也许就是宋代的书院。
宋代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当下乃至后世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到了元明清，虽然有两朝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是科举考试所用的“教材”，仍然是宋代书院的教学大纲。这种教育体系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对科学的关注。在唐宋明三代虽然也有算学、律学、医学等专门学校，但是却并未纳入科举考试范围，只是点缀，而到了清代，连这样的点缀都没有了。要命的是，西方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科学大发展时期，蒸汽机、大炮的出现，让西方与中国在军事上的力量有了天渊之别。到了1905年，已经被欺负了60多年的清政府，终于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废除科举制度，采用西式的现代教育制度，这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也就出现了。
“国学院”不是你想的那样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清政府承认“西学”的主导地位，这样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过去延续2千年的中国“学问”将何去何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国学”这个提法开始流行起来。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除了国学振起社，还有国学保存会这样的团体。1905-1906年，国学保存会印发了刘师培编著的中国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明确标注的中小学“国学教科书”。这套国学教科书分编有《伦理教科书》2册、《经学教科书》2册、《中国文学教科书》10册、《中国地理教科书》2册、《中国历史教科书》2册。
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一流传统知识分子心中，实在是充满了焦虑。国运不昌，“国学”的保存已经成为问题。其实，在政府层面，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实行西式现代教育制度的同时，传统学问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成立的时候，朝廷就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提出在大学堂之上设立大学院。第二年，又改大学院为通儒院，从“通儒院”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清政府并不想完全放弃儒家学问。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先是在校内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三年后又成立了“国学门”，专门负责中国学问的研究。但是这里的“国学”与章太炎说的又有所不同，“国学门”下包括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其实是吸收了欧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格局。
北大国学门成立后，高举“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大旗，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声威，迅速在学术界崛起，以致国内一些高校纷纷起而效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1925年底，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并于次年在原北大国学门成员沈兼士、林语堂、周树人、顾颉刚等人的加盟下，按照国学门的模式，制定了厦大国学院《研究院章程》和《办事细则》，设立了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等机构。而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不但主事者中顾颉刚、商承祚、容肇祖等多出自国学门，在组织体制上，其所设之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亦多仿国学门而来。即使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也有自己的“国学研究所”。 在这诸多“国学院”中，最好的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也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短短4年中，国学院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50余人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大学办研究院的时候，旨在开展专门精深学问的研究，但是最初就只有“国学门”这一个门类，吴宓是主任，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4位导师，李济为讲师，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等3位助教，卫士生为事务员，周光午为助理员。清华国学门四年间共收四届，录取74人；除有2人退学和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主任吴宓的眼光是独特的，他本人长期捍卫中国传统学问，但也是留学美国的人，知道像过去那样光学习典籍是没啥出路的。他找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是最传统的，但他也精研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并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大量阅读翻译成日语的西方学术名著，作为学者的晚年梁启超，有着开阔的视野。赵元任是最早通过清华到美国留学的人之一，他在美国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在语言学、数学和物理上都有造诣。陈寅恪被后人追封为顶级的国学大师，但是他也有着长时间在欧洲留学的经历。可以说，虽然是“国学导师”，这些人同时也都精通西学，他们对学生的传授，并不在传统典籍本身，而是要用现代的眼光对传统学问进行再审视。
从管理方式上看，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北大国学门那样复杂的建制和多功能特征，而纯粹是一个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机构。其《章程》明确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选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导师梁启超说：“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首先培养做学问的能力和良好习惯，“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炼，使其治学方法与治学兴趣都经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有所成就”。围绕着这一目标，在学生的招收、学习和毕业等环节上，学院都制定了一套相当规范的操作制度。
清华国学门的学生入学须经严格的考试，“投考手续约分二步：第一步报名，听凭审查资格，合格者由本院发给准考证一纸。第二步持此证应考。考题分三部：第一部，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解答问题；第二部，作论文一篇；第三部专门学科，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言学入门。考生于其中任择三门，作出答案，即为完卷。”考生在报考时，应根据自己选定的专业方向，按照《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正确填报应考门类，每个专业方向均须考六门（六份卷子），内容涉及三至六个学科。
从这些章程可以看出，清华国学门的培养目标，并不是过去那种要“治国平天下”的大贤，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问家。其实，民国期间的各个“国学院”，虽然方法和体制不同，但是这一思路却是相同的：把传统社会作为基石的“中国学问”，定位为新时期的“文科知识”。它不再是学了之后能搞定一切的显学，而是诸多学科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时期的“国学院”，其实相当于现在大学的“文学院”“哲学院”“历史学院”的综合体。那些对“国学院”特别钟情的人士，很有可能并没有搞清楚国学院是在干嘛的。
再反思：国学教育的升温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教育也陷入动荡之中，等到了1949年，我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学”被分解成了“语文”和“历史”，而更深层次的“哲学”，只有高等教育阶段才能接触。对大多数人来说，语文是教人认字的，而历史则是知道过去的事，这些都和国学的概念相去甚远。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语数外并驾齐驱，成为青少年基础教育的核心。这种教育思路中，只有语文是和国学有关的，至于历史，则成为一门副科。实际教育中，英语的重要性被大大强调，“国学”被边缘化了。
这种局面，直到21世纪才有所改观。一个背景是，经过了30年的开放，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已经前所未有，也开始明白一个国家真正对全球文化的贡献，还是要立足本土。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历经80年的停办后，清华大学“国学院”在2009年11月1日重新高调亮相。和1925年时不同，那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国学门”，如今的清华大学，早已有发达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这个时候推出“国学院”，显示出对“中国学问”的特别偏好。
当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正式成立。由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清史研究所合并成立的新学院，集中了中国人文学科中许多权威、泰斗级人物，也是人民大学几十年积累的办学经验和学术成果的资源整合。200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高校率先建立了孔子研究院，专门从事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并着手准备编纂全景式反映传统儒家思想的《儒藏》。《儒藏》将专门整理几千年中浩繁的儒家文献。人民大学的“人文学院”，“国学”的倾向就更明显了。从2016年开始，教育部将在高校本科专业增设“国学专业”，目前东北师大、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考虑招收“国学专业”学生。
除了高等教育外，在基础教育阶段，传统文化教育的比重也在增加。最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要加重对学生传统文化的考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学热”还会进一步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