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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旗帜，是五四运动的理念支柱。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李大钊、鲁迅等，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五四精神，不可不追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其中值得永远纪念的思想先驱之一，即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1916年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五四运动的前提：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
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五四运动的温床，绝不是偶然的。蔡元培执掌北大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提供了土壤和营养。
蔡元培历来主张教育独立，他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北京大学前身乃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学生以“老爷”相称，上学只为混学历做官。蔡元培上任后强调：学生求学“宗旨不可以不正大”，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否则只能“误己误人”；主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掌北大之后，提倡“思想自由”的学术民主，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他积极提倡新文化，反对尊孔及封建伦常，提倡白话文；先后延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
蔡元培“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绝对的”，对于每一种学科中主张不同的教员，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1917年他接受胡适的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推行学分制，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他率先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1919年，北京大学正式“废科设系”，将原隶属于科的学门改为系，设立14个系。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在北大不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张学生自治。他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当时，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并办刊、出书，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与邓中夏、许德珩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五四运动就是由前两个学生社团组织发动起来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独立”、“学生自治”、“自由结社”……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中的蔡元培：从保护学生到去职复归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他向学生们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14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南下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三个“不”字，掷地有声!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 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蔡元培回校。
最终，蔡元培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后来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
晚年病殁香江：举国哀悼教育之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以贯彻他的“教育独立”构想，但实行两年后，即在国民党内外各方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此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蔡元培抱病避居香港。他居港期间，薪水由法币兑换成港币，为数无多，加之房租、物价昂贵，子女教育及本人医药支度不菲，生活陷于窘境。他年事已高，但仍关心国事，为全民抗战及中央研究院院务忧劳。
1935年3月3日，蔡元培在九龙寓所跌倒吐血，送入香港养和医院。入院后肛门大量排血，陷入昏迷，经救治无效，于3月5日9时45分逝世，享年74岁。守候在临终病榻前的，有夫人周峻、友人王云五、英籍医生寇克博士及内侄周新。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王昭亡故后，续娶黄仲玉，亦亡故；周峻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蔡元培逝世时，他的长子无忌在昆明，长女威廉已于一年前病故，次子柏龄在法国；周夫人所育子女啐盎、怀新、英多尚幼，均未能随侍送终。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服务社会四十余年，清廉自守，身后萧条，欠下医院医药费一千余元，衣衾棺木皆由友人王云五代筹。3月10日出殡，由在港北大学生护送灵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仁送上挽联：
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还有挽联总结其一生贡献说：
打开思想牢笼，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
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中共领袖毛泽东等各界政要先后发来唁电。24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持。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9日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蔡元培的老友和北大同事陈独秀，在一篇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胡适)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
陳独秀的话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位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大改革教育，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提供了温床。19至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五四精神，不可不追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其中值得永远纪念的思想先驱之一，即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1916年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五四运动的前提：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
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五四运动的温床，绝不是偶然的。蔡元培执掌北大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提供了土壤和营养。
蔡元培历来主张教育独立，他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北京大学前身乃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学生以“老爷”相称，上学只为混学历做官。蔡元培上任后强调：学生求学“宗旨不可以不正大”，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否则只能“误己误人”；主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掌北大之后，提倡“思想自由”的学术民主，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他积极提倡新文化，反对尊孔及封建伦常，提倡白话文；先后延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
蔡元培“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绝对的”，对于每一种学科中主张不同的教员，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1917年他接受胡适的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推行学分制，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他率先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1919年，北京大学正式“废科设系”，将原隶属于科的学门改为系，设立14个系。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在北大不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张学生自治。他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当时，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并办刊、出书，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与邓中夏、许德珩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五四运动就是由前两个学生社团组织发动起来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独立”、“学生自治”、“自由结社”……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中的蔡元培：从保护学生到去职复归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他向学生们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14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南下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三个“不”字，掷地有声!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 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蔡元培回校。
最终，蔡元培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后来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
晚年病殁香江：举国哀悼教育之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以贯彻他的“教育独立”构想，但实行两年后，即在国民党内外各方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此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蔡元培抱病避居香港。他居港期间，薪水由法币兑换成港币，为数无多，加之房租、物价昂贵，子女教育及本人医药支度不菲，生活陷于窘境。他年事已高，但仍关心国事，为全民抗战及中央研究院院务忧劳。
1935年3月3日，蔡元培在九龙寓所跌倒吐血，送入香港养和医院。入院后肛门大量排血，陷入昏迷，经救治无效，于3月5日9时45分逝世，享年74岁。守候在临终病榻前的，有夫人周峻、友人王云五、英籍医生寇克博士及内侄周新。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王昭亡故后，续娶黄仲玉，亦亡故；周峻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蔡元培逝世时，他的长子无忌在昆明，长女威廉已于一年前病故，次子柏龄在法国；周夫人所育子女啐盎、怀新、英多尚幼，均未能随侍送终。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服务社会四十余年，清廉自守，身后萧条，欠下医院医药费一千余元，衣衾棺木皆由友人王云五代筹。3月10日出殡，由在港北大学生护送灵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仁送上挽联：
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还有挽联总结其一生贡献说：
打开思想牢笼，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
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中共领袖毛泽东等各界政要先后发来唁电。24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持。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9日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蔡元培的老友和北大同事陈独秀，在一篇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胡适)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
陳独秀的话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位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大改革教育，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提供了温床。19至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精英，是无法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