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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女子的文学批评实践在唐宋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具体表现在批评方式的多样化、批评主体身份的变化以及批评内容的扩展三个方面。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朝代，尤其诗歌，发展到此达到了顶峰，相对于文学创作的繁盛，唐代文学批评也多了几许诗性特征。
一、薛涛的文学批评实践
实际说来，真正自觉的“以诗论诗”的女子批评，首先就是薛涛。在薛涛的酬唱诗作中，对许多被赠者的文学成就进行评论。如《酬祝十三秀才》：“浩思蓝山玉彩寒，冰囊敲碎楚金盘。诗家利器驰声久，何用春闱榜下看。”这里薛涛用“玉”“冰”喻祝十三秀才藻思的清美，用“诗家利器”赞颂其才华。又如《酬杜舍人》：“双鱼底事到侬家？撲手新诗片片霞。”这显然是对杜舍人诗作的褒扬。由于酬唱的关系，薛涛在评论时或有溢美之辞，这也是不能避免的。《元微之赠涛诗因寄旧诗与之》云：“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夜咏花恰暗淡，雨朝题柳为欹垂。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教男儿。”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薛涛对自己诗才的自信，也可以看出薛涛对诗歌创作有很深的感悟。每个诗人都可“咏花”“题柳”，然而其创作时的心态是不同的，感悟也是因人而异，所谓“细腻风光我独知”，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薛涛对诗歌创作之心理状态的论述和表达。
二、鱼玄机的文学批评实践
鱼玄机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女批评家。其在《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难俦虽谢家联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师来者示予因次其韵》一诗中，高度赞美了三姊妹的诗歌才能以及艺术天赋。鱼玄机的文学批评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批评对象的特殊，那就是她自己本身。她在诗歌中对自己诗歌创作时的状态、诗歌的艺术成就与价值以及创作天赋皆给予了高度评价。“苦思搜诗灯下吟，不眠长夜怕寒衾”（《冬夜寄温飞卿》）描述的就是自己构思诗歌的状态，颇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意味。“一首诗来百度吟，新情字字又声金”（《次韵西邻新居兼乞酒》）是对她自己诗歌的评价。而在《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中则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自信：“雪峰满目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叹息的诗句中充溢着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与期待。从某种意义讲，鱼玄机对自己的批评其实是体现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三、上官婉儿的文学批评实践
上官婉儿作为武则天及中宗朝得力的女官参与唐初的朝政，她的文学批评直接影响着唐前期宫廷诗的发展。谢无量在《中国大文学史》第二章《上官体与四杰》中说：“婉儿承其祖，与诸学士争务华藻，沈、宋应制之作多经婉儿评定，当时以此相慕，遂成风俗，故律诗之成，上官祖孙功尤多也。”王梦鸥在《初唐诗学著述考》中说：“尤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儿为词宗。品第群臣所赋，要以采丽与否为取舍之权衡。于是朝廷益靡然成风矣。”上官婉儿一个重要的诗歌批评标准就是“采丽”。“采丽”就是作诗追求词藻的艳丽，这是历来宫体诗的风格特征，此或受六朝诗风的影响。然而，上官婉儿的诗歌批评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追求词藻的华美，如果是这样那只是步齐梁的后尘。杜晓勤在《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中说：“她们已不像龙朔诗人那样主要靠词藻的繁缛、富丽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是开始直接面对具体场景，注重气势，渲染气氛，写出皇家气派，盛世气象，以及自己幸逢明时、春风得意的真实感受。”因此，上官婉儿另一个重要的批评标准就是“词气”，以“气”论诗早在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就已有之。上官婉儿所追求的“词气”，主要具有刚健充盈、绵延壮大、生生不息的美学特征。《唐诗纪事》卷三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竟取而观，乃沈诗也。乃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彫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我明珠来。’沈乃伏，不敢复争。”宋之问的胜出皆因其“词气”刚健充盈。上官婉儿对“词气”的推崇可以说是开盛唐诗歌“神来、气来、情来”审美追求的先河。胡明先生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中，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上官婉儿亦有着热情洋溢的褒赞：“这位上官婉儿完全成了御用文学思想艺术的最高仲裁官、最权威的评论家。君臣赋诗，由她来‘第其甲乙’;连沈、宋这样一代名家的‘应制之作’竟‘多经婉儿评定’！这也许是妇女文学史上最令后世女性们扬眉得意之文坛佳话了，也许是妇女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件事！这比起后来蕉园五子、蕉园七子、随园诸妹、诸女弟子们的铺排喧闹、门墙灿烂似乎更具女性文学史的纯粹意义与精神上的崇高感。”
四、武则天的文学批评实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文学领域，武则天亦有很大的研究价值。除了她本人的文学素养，更是因为她作为最高统治者有着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可以说，武则天的批评实践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着深远的影响。笔者以为，武则天的文学批评标准可概括为两点，一是注重文学的形式之美;二是崇尚自然。
在武则天与骆宾王那段著名的历史故事中，徐敬业举兵讨伐武则天，大诗人骆宾王为其撰写《讨武曌檄》，言辞极其锋利，如“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又如“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在？”等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云：“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駱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在这里，武则天难得显露帝王的胸襟，没有怪罪骆宾王，反而大赞其才，想召他来辅助。武则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她的文学批评标准，即重文采。《唐诗纪事》第十一卷记载了一件武则天评诗事：“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这就是著名的“锦袍赐诗”的典故，充分体现了武则天对文学形式美的重视。 武则天文学批评的另一个标准就是“崇尚自然”。这一标准主要体现在她的《夏日游石淙诗序》中。公元700年，武则天率领群臣到距洛阳不远的石淙避暑，随行的诗人有宋之问、李峤、崔融等人。在此期间的一次宴饮中，武则天即兴赋《石淙》一诗，余者亦作诗和之。故武则天又作《夏日游石淙诗序》，其序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文字：“无烦昆阆之游，自然形胜之所，当使人题彩翰，各写琼篇。庶无滞於幽栖，冀不孤於泉石。各题四韵，咸赋七言。”文字大意是说，游览自然美景的时候，应该题诗歌咏。也就是说，提倡对大自然的书写与描绘，并歌颂其美好。另外，她还提醒大家，在描绘自然风光的时候不要停滞，不要孤立于幽栖泉石。“滞”，刻板，不灵活，“不滞”即流畅、自然。也就是说，诗歌在表现大自然的时候追求“自然”，反对人工的刻意雕琢。武则天“崇尚自然”的批评标准或美学追求，不同于魏晋玄言诗。魏晋玄言诗所崇尚的“自然”只是作为谈玄的载体，而武则天则真正将大自然作为审美对象。这一批评标准的影响延续到了唐代大量的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发展。除了《夏日游石淙诗序》外，武则天还有一篇重要的批评著作，即《织锦回文记》。东晋才女苏蕙，字若兰，东晋陈留武功县令苏道质三女，十六岁时嫁于秦州刺史窦滔。后窦滔另寻新欢，苏蕙怨愤而织成回文诗，即《璇玑图》。这些诗歌哀怨凄婉，情意悲切。宋诗人黄庭坚《织锦璇玑图》诗曰：“千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暮雨何？只有英灵苏蕙子，更无悔过窦连波。”然而，真正使得苏蕙作回文诗的事迹得以广为流传的，莫过于武则天的《织锦回文记》。在这篇文章中，武则天记述了苏蕙的身世遭遇及创作缘起，更是高度赞扬了苏蕙的“才情之妙”。她说：“其锦纵横八寸，题诗二百馀首，计八百馀言，纵横反覆，皆成章句。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又如：“朕听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见斯图，因述若兰之才，复美连波之悔过，遂制此记，聊以示将来也。”一直以来，谈及回文诗时皆将看作是游戏之作，未对其艺术性予以应有的重视。武则天以其卓越的批评视角发现了这类作品的“五彩相宣，莹心耀目”。另外，更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是一篇自觉地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批评的文章。武则天以帝王之尊对女性作家才情的高度肯定，对女性文学作品的喜爱推崇，无疑对唐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或者说武则天自觉地对女性文学进行批评，这在中国女子文学批评实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薛涛的文学批评实践
实际说来，真正自觉的“以诗论诗”的女子批评，首先就是薛涛。在薛涛的酬唱诗作中，对许多被赠者的文学成就进行评论。如《酬祝十三秀才》：“浩思蓝山玉彩寒，冰囊敲碎楚金盘。诗家利器驰声久，何用春闱榜下看。”这里薛涛用“玉”“冰”喻祝十三秀才藻思的清美，用“诗家利器”赞颂其才华。又如《酬杜舍人》：“双鱼底事到侬家？撲手新诗片片霞。”这显然是对杜舍人诗作的褒扬。由于酬唱的关系，薛涛在评论时或有溢美之辞，这也是不能避免的。《元微之赠涛诗因寄旧诗与之》云：“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夜咏花恰暗淡，雨朝题柳为欹垂。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教男儿。”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薛涛对自己诗才的自信，也可以看出薛涛对诗歌创作有很深的感悟。每个诗人都可“咏花”“题柳”，然而其创作时的心态是不同的，感悟也是因人而异，所谓“细腻风光我独知”，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薛涛对诗歌创作之心理状态的论述和表达。
二、鱼玄机的文学批评实践
鱼玄机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女批评家。其在《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难俦虽谢家联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师来者示予因次其韵》一诗中，高度赞美了三姊妹的诗歌才能以及艺术天赋。鱼玄机的文学批评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批评对象的特殊，那就是她自己本身。她在诗歌中对自己诗歌创作时的状态、诗歌的艺术成就与价值以及创作天赋皆给予了高度评价。“苦思搜诗灯下吟，不眠长夜怕寒衾”（《冬夜寄温飞卿》）描述的就是自己构思诗歌的状态，颇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意味。“一首诗来百度吟，新情字字又声金”（《次韵西邻新居兼乞酒》）是对她自己诗歌的评价。而在《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中则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自信：“雪峰满目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叹息的诗句中充溢着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与期待。从某种意义讲，鱼玄机对自己的批评其实是体现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三、上官婉儿的文学批评实践
上官婉儿作为武则天及中宗朝得力的女官参与唐初的朝政，她的文学批评直接影响着唐前期宫廷诗的发展。谢无量在《中国大文学史》第二章《上官体与四杰》中说：“婉儿承其祖，与诸学士争务华藻，沈、宋应制之作多经婉儿评定，当时以此相慕，遂成风俗，故律诗之成，上官祖孙功尤多也。”王梦鸥在《初唐诗学著述考》中说：“尤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儿为词宗。品第群臣所赋，要以采丽与否为取舍之权衡。于是朝廷益靡然成风矣。”上官婉儿一个重要的诗歌批评标准就是“采丽”。“采丽”就是作诗追求词藻的艳丽，这是历来宫体诗的风格特征，此或受六朝诗风的影响。然而，上官婉儿的诗歌批评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追求词藻的华美，如果是这样那只是步齐梁的后尘。杜晓勤在《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中说：“她们已不像龙朔诗人那样主要靠词藻的繁缛、富丽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是开始直接面对具体场景，注重气势，渲染气氛，写出皇家气派，盛世气象，以及自己幸逢明时、春风得意的真实感受。”因此，上官婉儿另一个重要的批评标准就是“词气”，以“气”论诗早在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就已有之。上官婉儿所追求的“词气”，主要具有刚健充盈、绵延壮大、生生不息的美学特征。《唐诗纪事》卷三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竟取而观，乃沈诗也。乃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彫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我明珠来。’沈乃伏，不敢复争。”宋之问的胜出皆因其“词气”刚健充盈。上官婉儿对“词气”的推崇可以说是开盛唐诗歌“神来、气来、情来”审美追求的先河。胡明先生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中，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上官婉儿亦有着热情洋溢的褒赞：“这位上官婉儿完全成了御用文学思想艺术的最高仲裁官、最权威的评论家。君臣赋诗，由她来‘第其甲乙’;连沈、宋这样一代名家的‘应制之作’竟‘多经婉儿评定’！这也许是妇女文学史上最令后世女性们扬眉得意之文坛佳话了，也许是妇女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件事！这比起后来蕉园五子、蕉园七子、随园诸妹、诸女弟子们的铺排喧闹、门墙灿烂似乎更具女性文学史的纯粹意义与精神上的崇高感。”
四、武则天的文学批评实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文学领域，武则天亦有很大的研究价值。除了她本人的文学素养，更是因为她作为最高统治者有着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可以说，武则天的批评实践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着深远的影响。笔者以为，武则天的文学批评标准可概括为两点，一是注重文学的形式之美;二是崇尚自然。
在武则天与骆宾王那段著名的历史故事中，徐敬业举兵讨伐武则天，大诗人骆宾王为其撰写《讨武曌檄》，言辞极其锋利，如“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又如“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在？”等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云：“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駱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在这里，武则天难得显露帝王的胸襟，没有怪罪骆宾王，反而大赞其才，想召他来辅助。武则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她的文学批评标准，即重文采。《唐诗纪事》第十一卷记载了一件武则天评诗事：“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这就是著名的“锦袍赐诗”的典故，充分体现了武则天对文学形式美的重视。 武则天文学批评的另一个标准就是“崇尚自然”。这一标准主要体现在她的《夏日游石淙诗序》中。公元700年，武则天率领群臣到距洛阳不远的石淙避暑，随行的诗人有宋之问、李峤、崔融等人。在此期间的一次宴饮中，武则天即兴赋《石淙》一诗，余者亦作诗和之。故武则天又作《夏日游石淙诗序》，其序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文字：“无烦昆阆之游，自然形胜之所，当使人题彩翰，各写琼篇。庶无滞於幽栖，冀不孤於泉石。各题四韵，咸赋七言。”文字大意是说，游览自然美景的时候，应该题诗歌咏。也就是说，提倡对大自然的书写与描绘，并歌颂其美好。另外，她还提醒大家，在描绘自然风光的时候不要停滞，不要孤立于幽栖泉石。“滞”，刻板，不灵活，“不滞”即流畅、自然。也就是说，诗歌在表现大自然的时候追求“自然”，反对人工的刻意雕琢。武则天“崇尚自然”的批评标准或美学追求，不同于魏晋玄言诗。魏晋玄言诗所崇尚的“自然”只是作为谈玄的载体，而武则天则真正将大自然作为审美对象。这一批评标准的影响延续到了唐代大量的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发展。除了《夏日游石淙诗序》外，武则天还有一篇重要的批评著作，即《织锦回文记》。东晋才女苏蕙，字若兰，东晋陈留武功县令苏道质三女，十六岁时嫁于秦州刺史窦滔。后窦滔另寻新欢，苏蕙怨愤而织成回文诗，即《璇玑图》。这些诗歌哀怨凄婉，情意悲切。宋诗人黄庭坚《织锦璇玑图》诗曰：“千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暮雨何？只有英灵苏蕙子，更无悔过窦连波。”然而，真正使得苏蕙作回文诗的事迹得以广为流传的，莫过于武则天的《织锦回文记》。在这篇文章中，武则天记述了苏蕙的身世遭遇及创作缘起，更是高度赞扬了苏蕙的“才情之妙”。她说：“其锦纵横八寸，题诗二百馀首，计八百馀言，纵横反覆，皆成章句。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又如：“朕听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见斯图，因述若兰之才，复美连波之悔过，遂制此记，聊以示将来也。”一直以来，谈及回文诗时皆将看作是游戏之作，未对其艺术性予以应有的重视。武则天以其卓越的批评视角发现了这类作品的“五彩相宣，莹心耀目”。另外，更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是一篇自觉地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批评的文章。武则天以帝王之尊对女性作家才情的高度肯定，对女性文学作品的喜爱推崇，无疑对唐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或者说武则天自觉地对女性文学进行批评，这在中国女子文学批评实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