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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亨廷顿的“政绩困境”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遭遇经济危机时，执政党和政府由于无法做出符合民众期待的政绩，可能会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局面。因此，如何破解“政绩困境”的难题，成为了众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显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维护团结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破解“政绩困境”的难题，既要做好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工作，同时也可以采取其他多种灵活应对的政治策略。
关键词：政绩困境；执政党；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政治策略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迅速向全球蔓延，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并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显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既要保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又要维护团结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显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那种认为只要把经济建设搞好，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维持政治局面稳定的想法是错误的，往往容易陷入亨廷顿所描绘的“政绩困境”中。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执政党可以采取多种灵活应对的政治策略。
一、“政绩困境”的含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政绩，是政府绩效的简称，李普塞特认为，政绩，即有效性，是“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的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政府绩效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在政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关系上。一般而言，只要政治统治能够满足民众生活的需要，就可以获得民众的认同。所以，当权者大都会尽力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此来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如果一国政府长期在“效用”上不能满足民众的期待，就可能使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损害乃至全部丧失。李普塞特指出：“如果一个政治制度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他将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关系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A格中的社会，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很高，具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在D格中的社会，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较低，是最容易产生不稳定和动乱的社会。
有效性与合法性的这种正相关的关系，似乎给了我们这么一种印象：只要维持政府绩效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保持经济的迅速增长，就可以维持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有效性作为长期的权威基础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永远做出高效的政绩，一旦政府绩效出现下降甚至是负绩效，尤其是经济增长放缓或出现负增长时，就会危及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影响到政治局面的稳定。亨廷顿将此称之为“政绩困境”。在亨廷顿看来，“政绩困境”是指统治者难以做出选民所期望的政绩，这种不断衰落的经济表现因素(如经济不景气、失业、食物短缺、饥荒)会导致政治权力失去合法性。
亨廷顿的“政绩困境”理论向我们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在经济危机面前，当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执政党和政府如果仅仅是关注到经济方面的工作，并不就能够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稳定。因此，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一定冲击的情况下，为了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局面，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在做好保增长、保发展的工作同时，还应该关注多个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多项工作。那种认为只要把经济建设搞好，只要保持GDP的增长，就能够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想法，是十分有害的。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而且可以采取多种政治策略加以应对。
二、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可以采取多种政治策略
要破解“政绩困境”的难题，关键是要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执政党和政府为提高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从根本而言在于努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但是，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要破解“政绩困境”的难题，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在坚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也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应对，以保持团结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一)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首先做好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工作
为整个社会和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执政党和政府获得权威与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里所说的“令人满意的”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源源不断的，二是平等的。前者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群众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应该是不间断的；后者是指对人民群众的服务应该是无差别的，发展成果应该是惠及全体国民。只有同时做好这两个方面的“令人满意”，才能保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出了总计4万亿元人民币的促进增长、扩大内需的刺激经济方案，其中一半资金用于改善民生。各级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方案措施，但是，如何用好这4万亿元，不至于钱是花了，但老百姓感觉不到实惠，更应该是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加以考虑的重要问题。为此，首先应该注意资金的分配使用，既要用于经济发展项目，又要关注民生保障工程；其次要注意将资金的分配使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让老百姓确实感到受益；最后还应该注意在资金的分配使用上做到公开透明、阳光操作，避免黑箱作业。也只有本着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的心态，使用好这些资金，才能取得群众的满意，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局面。
(二)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充分贯彻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一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有赖于公众对现存政治权威的认同和服从。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成三种类型，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这三种权威分别基于不同的合法性信念。其中，马克斯·韦伯认为法理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最为牢固，他将这种合法性类型解释为“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在韦伯看来，只要是遵循规则的政治行为，都应当具有合法性，“凡是合乎法规的职责履行，都渴望得到服从。”由此可见，合理的规则和程序本身也是一种统治的权威，能够构成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制定合理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保证公平公正地执法执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权威，保持政治的稳定。这样的原则，在任何时期，元论是经济繁荣还是经济危机时期，都应该遵守。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在做工作，办事情的时候更加要注意贯彻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可能认为，非常时期就得采取非常措施，尤其是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更是要采取果断有力的处置方法，为此可以暂时将法律法规、程序制度放到一边去。这样 的做法不但不能够很好地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反而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地方党委和政府不按法律办事，不依程序处理，于法无据，于理不通，造成处理事件过程中的尴尬局面，也易于为人们和媒体所诟病；在这样的因素诱导下，部分群众越发“认理”不“认法”，认为我的利益受损了，我就“有理”，我怎么闹都行，政府必须满足我的要求，从而给事件的解决造成更大的困难。所以，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容易诱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时期，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更加应该注意做到按照既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处理，以妥善解决事件。
(三)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加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
政治权威一般都需要以某种意识形态为自身提供一种合法性的支持。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统治者弘扬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因是赋予其领导以合法性。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治统治和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党历来重视以先进的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加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定和加强了我们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信心。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我们为什么能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就在于我们坚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道路，对此，我们应该是充满信心的。第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给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理论武器。当前是改革的攻坚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们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重重困难。按原有的增长方式去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走出一条发展的新路。科学发展观正是为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四)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
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时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存在，对于实现政治稳定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能够通过扩大参与，控制或转移暴力性的政治活动；二是在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能够缓和并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且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信。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沉着应对，准确地判断客观形势，科学地制定应对方略。实践证明，只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因此，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更应该注意充分依靠和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强大力量。
关键词：政绩困境；执政党；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政治策略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迅速向全球蔓延，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并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显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既要保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又要维护团结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显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那种认为只要把经济建设搞好，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维持政治局面稳定的想法是错误的，往往容易陷入亨廷顿所描绘的“政绩困境”中。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执政党可以采取多种灵活应对的政治策略。
一、“政绩困境”的含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政绩，是政府绩效的简称，李普塞特认为，政绩，即有效性，是“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的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政府绩效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在政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关系上。一般而言，只要政治统治能够满足民众生活的需要，就可以获得民众的认同。所以，当权者大都会尽力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此来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如果一国政府长期在“效用”上不能满足民众的期待，就可能使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损害乃至全部丧失。李普塞特指出：“如果一个政治制度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他将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关系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A格中的社会，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很高，具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在D格中的社会，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较低，是最容易产生不稳定和动乱的社会。
有效性与合法性的这种正相关的关系，似乎给了我们这么一种印象：只要维持政府绩效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保持经济的迅速增长，就可以维持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有效性作为长期的权威基础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永远做出高效的政绩，一旦政府绩效出现下降甚至是负绩效，尤其是经济增长放缓或出现负增长时，就会危及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影响到政治局面的稳定。亨廷顿将此称之为“政绩困境”。在亨廷顿看来，“政绩困境”是指统治者难以做出选民所期望的政绩，这种不断衰落的经济表现因素(如经济不景气、失业、食物短缺、饥荒)会导致政治权力失去合法性。
亨廷顿的“政绩困境”理论向我们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在经济危机面前，当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执政党和政府如果仅仅是关注到经济方面的工作，并不就能够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稳定。因此，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一定冲击的情况下，为了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局面，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在做好保增长、保发展的工作同时，还应该关注多个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多项工作。那种认为只要把经济建设搞好，只要保持GDP的增长，就能够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想法，是十分有害的。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而且可以采取多种政治策略加以应对。
二、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可以采取多种政治策略
要破解“政绩困境”的难题，关键是要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执政党和政府为提高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从根本而言在于努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但是，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要破解“政绩困境”的难题，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在坚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也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应对，以保持团结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一)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首先做好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工作
为整个社会和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执政党和政府获得权威与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里所说的“令人满意的”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源源不断的，二是平等的。前者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群众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应该是不间断的；后者是指对人民群众的服务应该是无差别的，发展成果应该是惠及全体国民。只有同时做好这两个方面的“令人满意”，才能保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出了总计4万亿元人民币的促进增长、扩大内需的刺激经济方案，其中一半资金用于改善民生。各级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方案措施，但是，如何用好这4万亿元，不至于钱是花了，但老百姓感觉不到实惠，更应该是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加以考虑的重要问题。为此，首先应该注意资金的分配使用，既要用于经济发展项目，又要关注民生保障工程；其次要注意将资金的分配使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让老百姓确实感到受益；最后还应该注意在资金的分配使用上做到公开透明、阳光操作，避免黑箱作业。也只有本着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的心态，使用好这些资金，才能取得群众的满意，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局面。
(二)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充分贯彻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一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有赖于公众对现存政治权威的认同和服从。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成三种类型，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这三种权威分别基于不同的合法性信念。其中，马克斯·韦伯认为法理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最为牢固，他将这种合法性类型解释为“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在韦伯看来，只要是遵循规则的政治行为，都应当具有合法性，“凡是合乎法规的职责履行，都渴望得到服从。”由此可见，合理的规则和程序本身也是一种统治的权威，能够构成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制定合理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保证公平公正地执法执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权威，保持政治的稳定。这样的原则，在任何时期，元论是经济繁荣还是经济危机时期，都应该遵守。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在做工作，办事情的时候更加要注意贯彻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可能认为，非常时期就得采取非常措施，尤其是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更是要采取果断有力的处置方法，为此可以暂时将法律法规、程序制度放到一边去。这样 的做法不但不能够很好地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反而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地方党委和政府不按法律办事，不依程序处理，于法无据，于理不通，造成处理事件过程中的尴尬局面，也易于为人们和媒体所诟病；在这样的因素诱导下，部分群众越发“认理”不“认法”，认为我的利益受损了，我就“有理”，我怎么闹都行，政府必须满足我的要求，从而给事件的解决造成更大的困难。所以，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容易诱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时期，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更加应该注意做到按照既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处理，以妥善解决事件。
(三)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加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
政治权威一般都需要以某种意识形态为自身提供一种合法性的支持。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统治者弘扬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因是赋予其领导以合法性。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治统治和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党历来重视以先进的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加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定和加强了我们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信心。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我们为什么能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就在于我们坚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道路，对此，我们应该是充满信心的。第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给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理论武器。当前是改革的攻坚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们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重重困难。按原有的增长方式去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走出一条发展的新路。科学发展观正是为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四)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
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时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存在，对于实现政治稳定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能够通过扩大参与，控制或转移暴力性的政治活动；二是在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能够缓和并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且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信。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沉着应对，准确地判断客观形势，科学地制定应对方略。实践证明，只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因此，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更应该注意充分依靠和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