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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定则胜人，人定则胜天；故狼众则食人，人众则食狼 ” ——《吕览》。意思是如果人人都能推心置腹，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并且道义相勖，那么人类体现出的凝聚力和力量能够超越自然界，足以改变现实环境。当然，‘人定胜天’必须建立在尊重事物客观发展规律，且天时、人心、技能、势位四项因素齐备的基础之上。（作者按：注意，此处的‘人定’为一个词，可译为人心安定，团结一致。而此处的‘天’，不独指大自然。在新时期内，‘天’也暗指外界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等）
《韩非子》曰：“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韩非的话语虽然并未摆脱黄宗羲定律中所包涵的六种专制体制的影响，但单在中国而言，不是毫无道理。
起初王莽虚怀如谷、察时辨利的做法不可谓不聪明；定下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策略，不可谓没城府；循序渐进，不期速成的劫夺大宝，计划不能说不缜密。然而一朝登位九五，改革币制，竟遭天下唾弃，终被光武帝及其手下二十八宿脚踩马踏，消失于历史的尘芥堆中。陈胜、吴广、陈余、张耳，不过是“瓮牖绳枢”之子，奴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振臂一呼，竞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由此可见，天时、人心、技能、势位四项因素如果没有聚合，即便是贵族阶层也难以改变现实环境，革故鼎新；四项因素一旦齐备，即使平民百姓也可以造就“人定胜天”的局面。
惟是，如果连平民百姓也懂得如何造就“人定胜天”的局面，统治阶级不也危如累卵吗？所以在亂世之中，“聪明”的领导懂得用“人定胜天”的理论煽动大众，令下属为之效死。世道承平之时，也懂得用“人众胜天、人定胜天”的理论蛊惑大众，做自己想做的工程。（利己工程、维稳工程、形象工程）而一旦分定之后，大众又妄图以‘人众胜天、人定胜天’的精神改变现实环境、现行体制，对统治阶级的利益有所威胁之时，当权者又马上借助民间的市侩、禄蠢、顺民、犬儒攻破‘人定胜天’这种“谬论”，转而安抚进步者暂时适应环境，从而分散民意，削弱民力。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工程正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搞的建设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且顺应历史规律的，所用的方法论也是科学高尚，无可置疑。所以同志们只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持不懈的完成下去，我们一定会取得成功。
然而当世间清流、骨鲠之士、进步青年对现实有所不满，欲图以所学加以改造时，他们便绝口不提“人众胜天”、“人定胜天”，反而这样宣传：“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想改变世界。后来我发现, 世界很难改变，我便试图改变我的国家。后来我又发现, 我不能改变一个民族，我开始把重点放在改变我的城市。我发现我无法改变我的城市， 这时作为一个老年人，我试图改变我的家里人。现在我知道，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
正是由于这两种截然相反、首鼠两端的宣传在民间泛滥无忌，所以那一座座血淘骨堆、令人叹为观止、被外国友人誉为“人定胜天”的杰作——阿房宫、长乐宫、未央宫、悬空寺、隋唐大运河、万里长城建成了。确是‘一作’功成万骨枯。改变体制，自我维权与剖心沥血、修筑宫室，同样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可百姓宁愿在后者上受尽‘人定胜天’的蛊惑，从而用血与泪造就一幕幕巧夺天工之作，也不愿在体制改革、民族解放上贯注丝毫“人定胜天”、“人众胜天”的精神。这难道不是历代统治阶级对“人定胜天”之论应权通变的时扬时弃所造成的吗？
统治阶级借助“人众胜天”、“人定胜天”之论，以求形象、利己、维稳之案例：
案例一：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以为天降，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玄宗唯恐灾民成患，破坏法纪，不得已而用宰相姚崇之论教化百姓：“儒家经典中的所谓‘天降大灾，是由于为政者不修仁德所致，因此天降大灾，要靠修德律己来祛除’这句话，是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的体现。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而况人众胜天，只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何愁蝗灾不除？”于是百姓与官吏们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案例二：
自魏明帝曹睿登基以来，诸葛亮不顾“荆益非进取之地”、“曹魏非速亡之国”、“己身非将略之才”三大因素，盲目提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以攻为守的战略，并用人定胜天、汉室可兴等等言论教化蜀中才俊。东州集团、益州集团、荆州士人中的豪族果然相信了这番不切实际的鬼话，于是捐资支持北伐。
防范原则：
“天定则胜人，人定则胜天；故狼众则食人，人众则食狼 ” ——《吕览》。这的确是一句好话，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生存环境抑或改朝换代的仁人志士向来不绝于史。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的是，当“大众已合，民心一致”之时，正是‘人众胜天’这股力量产生的绝佳良机，切记不要用这股力量来为上位者维稳、谋利，而要以这股力量为自身进取、维权。
破解之道：
如果有才能而没有权势，虽然贤能也不能制服不肖之徒。所以将一尺长的木材放到高山上，那么就可以俯视千仞深的沟壑，并不是木材很长，而是站的地势很高。夏桀作为天子，能够治理天下，并不是他贤能，是他站的地势很重要；尧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管好三家人，并不是他不贤，而是他的地位卑微。千钧重的东西得到船载就能浮在水面上，几两重的东西没有船载就会沉入水中，并不是千钧轻而几两的东西重，是有载体与没有载体的关系。所以短的东西放在高处是因为它的位置，不肖之徒能够制服贤人是因为权势。所谓人民的主人，天下人同心协力来拥戴他，所以能够安稳；民众同心同德共同树立他，所以能够尊贵。
我们要坚信，天时、民心、技能、势位四种因素一旦聚合，‘人定胜天’、‘人众胜天’绝不是空谈。但对于这四种因素是否已经齐备，齐备之后又要朝哪个方向进行社会改造，仁人志士要有自己的看法，决不能受历代统治者的民间意志延伸——犬儒、市侩、禄蠢、顺民之言论的摆布。他们的主张不惟短视晦涩，而且具有极强的阶级局限性，贸然听从他们的意见，很可能造成四种因素的消失。当初因为项伯的一句话，楚项羽险亡其国，因为宋江的一个举动，梁山泊分庭抗礼的局势终于不在，这难道不值得深思熟虑吗？
《韩非子》曰：“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韩非的话语虽然并未摆脱黄宗羲定律中所包涵的六种专制体制的影响，但单在中国而言，不是毫无道理。
起初王莽虚怀如谷、察时辨利的做法不可谓不聪明；定下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策略，不可谓没城府；循序渐进，不期速成的劫夺大宝，计划不能说不缜密。然而一朝登位九五，改革币制，竟遭天下唾弃，终被光武帝及其手下二十八宿脚踩马踏，消失于历史的尘芥堆中。陈胜、吴广、陈余、张耳，不过是“瓮牖绳枢”之子，奴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振臂一呼，竞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由此可见，天时、人心、技能、势位四项因素如果没有聚合，即便是贵族阶层也难以改变现实环境，革故鼎新；四项因素一旦齐备，即使平民百姓也可以造就“人定胜天”的局面。
惟是，如果连平民百姓也懂得如何造就“人定胜天”的局面，统治阶级不也危如累卵吗？所以在亂世之中，“聪明”的领导懂得用“人定胜天”的理论煽动大众，令下属为之效死。世道承平之时，也懂得用“人众胜天、人定胜天”的理论蛊惑大众，做自己想做的工程。（利己工程、维稳工程、形象工程）而一旦分定之后，大众又妄图以‘人众胜天、人定胜天’的精神改变现实环境、现行体制，对统治阶级的利益有所威胁之时，当权者又马上借助民间的市侩、禄蠢、顺民、犬儒攻破‘人定胜天’这种“谬论”，转而安抚进步者暂时适应环境，从而分散民意，削弱民力。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工程正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搞的建设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且顺应历史规律的，所用的方法论也是科学高尚，无可置疑。所以同志们只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持不懈的完成下去，我们一定会取得成功。
然而当世间清流、骨鲠之士、进步青年对现实有所不满，欲图以所学加以改造时，他们便绝口不提“人众胜天”、“人定胜天”，反而这样宣传：“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想改变世界。后来我发现, 世界很难改变，我便试图改变我的国家。后来我又发现, 我不能改变一个民族，我开始把重点放在改变我的城市。我发现我无法改变我的城市， 这时作为一个老年人，我试图改变我的家里人。现在我知道，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
正是由于这两种截然相反、首鼠两端的宣传在民间泛滥无忌，所以那一座座血淘骨堆、令人叹为观止、被外国友人誉为“人定胜天”的杰作——阿房宫、长乐宫、未央宫、悬空寺、隋唐大运河、万里长城建成了。确是‘一作’功成万骨枯。改变体制，自我维权与剖心沥血、修筑宫室，同样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可百姓宁愿在后者上受尽‘人定胜天’的蛊惑，从而用血与泪造就一幕幕巧夺天工之作，也不愿在体制改革、民族解放上贯注丝毫“人定胜天”、“人众胜天”的精神。这难道不是历代统治阶级对“人定胜天”之论应权通变的时扬时弃所造成的吗？
统治阶级借助“人众胜天”、“人定胜天”之论，以求形象、利己、维稳之案例：
案例一：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以为天降，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玄宗唯恐灾民成患，破坏法纪，不得已而用宰相姚崇之论教化百姓：“儒家经典中的所谓‘天降大灾，是由于为政者不修仁德所致，因此天降大灾，要靠修德律己来祛除’这句话，是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的体现。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而况人众胜天，只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何愁蝗灾不除？”于是百姓与官吏们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案例二：
自魏明帝曹睿登基以来，诸葛亮不顾“荆益非进取之地”、“曹魏非速亡之国”、“己身非将略之才”三大因素，盲目提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以攻为守的战略，并用人定胜天、汉室可兴等等言论教化蜀中才俊。东州集团、益州集团、荆州士人中的豪族果然相信了这番不切实际的鬼话，于是捐资支持北伐。
防范原则：
“天定则胜人，人定则胜天；故狼众则食人，人众则食狼 ” ——《吕览》。这的确是一句好话，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生存环境抑或改朝换代的仁人志士向来不绝于史。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的是，当“大众已合，民心一致”之时，正是‘人众胜天’这股力量产生的绝佳良机，切记不要用这股力量来为上位者维稳、谋利，而要以这股力量为自身进取、维权。
破解之道：
如果有才能而没有权势，虽然贤能也不能制服不肖之徒。所以将一尺长的木材放到高山上，那么就可以俯视千仞深的沟壑，并不是木材很长，而是站的地势很高。夏桀作为天子，能够治理天下，并不是他贤能，是他站的地势很重要；尧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管好三家人，并不是他不贤，而是他的地位卑微。千钧重的东西得到船载就能浮在水面上，几两重的东西没有船载就会沉入水中，并不是千钧轻而几两的东西重，是有载体与没有载体的关系。所以短的东西放在高处是因为它的位置，不肖之徒能够制服贤人是因为权势。所谓人民的主人，天下人同心协力来拥戴他，所以能够安稳；民众同心同德共同树立他，所以能够尊贵。
我们要坚信，天时、民心、技能、势位四种因素一旦聚合，‘人定胜天’、‘人众胜天’绝不是空谈。但对于这四种因素是否已经齐备，齐备之后又要朝哪个方向进行社会改造，仁人志士要有自己的看法，决不能受历代统治者的民间意志延伸——犬儒、市侩、禄蠢、顺民之言论的摆布。他们的主张不惟短视晦涩，而且具有极强的阶级局限性，贸然听从他们的意见，很可能造成四种因素的消失。当初因为项伯的一句话，楚项羽险亡其国，因为宋江的一个举动，梁山泊分庭抗礼的局势终于不在，这难道不值得深思熟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