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乐,仁者寿。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们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给祖国。”
　　学术巨擘任继愈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走了。他们带走了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的关爱与责任,带走了自己的朴素、真诚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对文化传承的反思。
　　
　　壹
　　
　　季羡林在东方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主要社会学科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留给后世珍贵无比的人文学术遗产。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能真正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他的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他研究翻译的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任继愈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一位全方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在哲学史、道教史和佛教史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树。他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和使命,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哲学基本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再版10余次;他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使之成为培养宗教研究人才的摇篮;他主持整理和编纂的古代文献逾10亿字。
　　季羡林曾说,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举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问纳入到他研究的范畴:从佛典语言到佛教史、印度史,从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到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从唐史、梵文的翻译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他无一不精深涉猎。
　　任继愈在保护古籍善本的同时,投入了大量精力,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目的就是将学术传承下来。《中华大藏经》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对比参照,集9种佛教典籍于一身,在世界上可谓史无前例。任继愈主编了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担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
　　
　　贰
　　
　　两位大师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学识,还因为他们的品格。
　　季羡林在北大是闻名遐迩的名教授,在全国是誉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可是在一般人眼里,他却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衣着平常,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像一个工友,又像一个老农。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总之,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无独有偶,任继愈生前同样以低调、平实而备受尊敬。任公一生低调不图虚名,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凡事亲力亲为、淡泊名利。任继愈说“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的成才。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劳记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了,这和我的实际情况不符。”
　　一位哲人说过,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在季羡林身上得到了证实。他这种平凡的伟大,就是一个“真”字。季羡林对一切善良的人,从来都以真情实意相待。他对世人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亲属,爱朋友,爱师生,爱那些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还爱一切正直、善良的人。
　　季羡林还以敢讲真话而闻名。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别人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可季羡林认为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任继愈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是已故著名学者熊十力对任继愈的评价。任公为人十分谦和低调,性格刚毅柔韧,做人有原则。在他的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学者。此外,任继愈也是有现实关怀的学者,做学问方面也是”“择善而固执之”。
　　尽管季羡林曾请辞“国学大师”称号,而他的研究重点也确实不在国学方面,但还是被公认地作为中国学术界的“象征”。季老的学生唐师曾说,季先生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象征”,主要因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冷静地生活,但又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老人销售最好的一本书《牛棚杂忆》记录的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很多人也都经历过的一段历史,也体现了老人的社会责任感。现在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多。
　　任继愈也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不出全集。“任公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特点,可是这也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中国社科院委员杜继文说。不出全集,不做挂名主编,与时下一些学者比起来,任公似乎有些“笨”,然而,这便是他和他的那个时代所坚守的,这种坚守与执拗无关,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是他们内心之中最为平常的选择。
　　
　　叁
　　
　　季羡林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送出去”。他曾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们中国人拿过来太多,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太少。“拿过来”和“送出去”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知识分子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为实现这一理想,季羡林一生都在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积极参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为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积极反驳。
　　任继愈作为一位学者被举世公认,但作为一位以文化传承为事业的老人却识者无多。任继愈的一生,犹如一部厚重的书籍,93年的生命历程中,他把挖掘中国古代精神文化遗产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致力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学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他晚年主持了三大工程:《中华大藏经》(正、续篇)、《中华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任公还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写道:“‘风物长宜放眼量’。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为传承文化遗产,季先生欣然同意与我共同编撰《儒藏》,以切实行动推动国家‘儒藏工程’的开展。”北大哲学教授汤一介说,“对于并不完整的中国佛教史,季先生建议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西域佛教、西夏佛教、南传佛教等都包含在中国佛教史中,这对中国佛教史向外辐射的意义重大。”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拟挽联表达了对老馆长的深深怀念。“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被任继愈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
　　
　　肆
　　
　　季羡林和任继愈,他们的文化人格、道德追求、精神信念,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知识分子、文化人应该拥有的共同的心灵,是当今中国文化界、学术界越来越稀缺的一种文化的、精神的财富,代表着我们文化的本质、良知和精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正在逐渐缺失这些宝贵的东西,而当文化圈、学术圈炒作、功利、浮躁、抄袭、剽窃日益成为流弊时,当一些文化人、知识分子追逐名利欲望,盛行商业交易,出卖真诚、良知、道德,已成为他们的人格特征、行为模式和通用原则时,我们更觉这两位文化大师对价值、理想、精神、信念的执著和坚守的难得和可贵,我们更应该珍视他们文化的、精神的、人格的、道德的、生命的品质和境界,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意义,对人们的教育和影响。
　　大师的文化精神风范、楷模,是巍峨高山,令人仰止、充满感佩敬意。从这些文化老人身上,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文化追求,什么是精神信念,什么是高尚的人格,什么是伟大道德的标准,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两位老人功德圆满,驾鹤西去,但他们的文化精神不死,道德文章长留人间。他们身上生命和文化的力量,打动和开阔了我们的心胸,唤起了我们内在灵魂向着高尚的追求,把我们提升到崭新的高度。泱泱华夏,后来者一定会继承他们的未竞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