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周，正当中国火线救市力挽狂澜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希腊却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被抢购一空的超市、大门紧闭的银行、缺医少药的医院，一半的加油站已经“无油可加”。老百姓为了60欧元而在自动取款机前排长龙，而银行的高管们正在商讨是否将每日取款限额从60欧元降至20欧元……
　　7月5日，背负3200多亿欧元巨额债务的希腊通过全民公决，否决了欧盟提出的金融拯救方案。这也意味着希腊老百姓生活的煎熬，还将继续。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称：“人民作了勇敢的决定，公决结果证明民主不会受到恐吓。”
　　的确，过去数年希腊为换取国际援助而不断勒紧裤腰带，老百姓日子很难过，齐普拉斯领导的左派和进步联盟党一直反对财政紧缩，甚至扬言退出欧元区，民意支持率不断攀升。2015年1月齐普拉斯赢得大选，取代“对外软弱”的萨马拉斯出任总理，誓言“首要任务是恢复希腊的尊严”。6月27日，大家正等着看希腊如何才能偿还数天后到期的15.5亿欧元IMF贷款时，齐普拉斯突然宣布就债权人所提的救助方案条款举行全民公决，称“债权人意在羞辱希腊人民，希腊必须作出民主的回应”。别忘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发轫于希腊。
　　看起来，公决结果确实是一场“民主的胜利”。没错，也可以让希腊在与欧洲债主们的谈判中增加谈判筹码。不过，无论希腊与欧盟最终达成什么样的方案，这次公决充其量只能说是齐普拉斯个人的胜利。我们需要反思，当大危机来临，领导者以民主的名义，把危机决策的权力交给民众，是缓解了危机，还是加剧了危机？是民主的胜利，还是民主的悲剧？
　　容易被忽略的是，这次希腊全民公决的内容是“要不要接受欧盟的金融拯救方案”，并非“要不要退出欧元区”。虽然拒绝欧盟的方案会大大提高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但两者显然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属于政府应对危机的紧急决策，而后者则涉及希腊主权的范畴。从法理上讲，全民公决的适用范围应该是涉及国家主权的宪制安排，而不是应急的决策。可见，齐普拉斯本来也没准备让希腊人民来决定什么，他只是希望他们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希腊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学者刘鹤的一项研究成果可以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他在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对决策者来说，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解决起来既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往往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
　　政客们既不愿意下台，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改变来得更加艰难。
　　所以，这不是什么“民主的胜利”，而是一场民主的危机。政治学者赵鼎新研究发现，民主体制会强化原有分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次希腊公决中，虽然反对票高达61%，但别忘了还有近四成的支持者。显然，中上层社会倾向于接受，而底层社会倾向于说不。对欧盟方案的态度迥异反映了希腊阶层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公决结果加剧了他们的分裂和对抗。
　　直接民主对社会的撕裂可能会引发更深的灾难。现代社会不再是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在这个脆弱、复杂、多元的世界里，物质技术发达的表象潜伏着更多不确定性。一个角落里的小事件，都可能会成为蝴蝶的翅膀，引发巨大的严重后果。而当大危机来临时，个体的公民根本无法从容作出选择，每个人都是一种应急反应，更多是一种情感的宣泄。用哈佛大学丹尼·罗德里克教授的话来说，这时候人们的“原始冲动和愤怒压倒了理性的经济成本收益分析”。赵鼎新也认为，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由于国家对社会舆论和政治议题的控制，选民在对外政策上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把危机决策付诸公决，放大了民主体制的缺陷，驱使整个社会走向极端。对社会的撕裂，会使大危机的解决变得不可能，甚至造成秩序的混乱、颠覆。因为对于底层民众而言，现在已经如此艰难，最坏的后果不过是“要死大家一起死”。
　　正在本文收尾的时候，经过半个月暴跌的中国股市迎来了站稳翻红的时刻，政府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措施效果开始显现。尽管之前市场监管问题备受诟病，但当危机来临，中国政府的果断应对给市场以信心，让人印象深刻。
　　当大危机来临时，一个可问责、敢担当的强政府，才是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