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去世之后，后人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家产确实只有他在遗表中列出的两笔——一是成都郊区的八百株桑树，二是贫瘠之田十五顷，据测算这仅相当于当时中等人家的财产。但他却感到子孙后代靠这些家产不仅能维持基本生活，肯定还有些富余。
　　人们不禁会问：堂堂蜀汉丞相，家产何止这么点？实际上却恰恰如此。他出将入相，执掌朝政数十年，南征北战大半生，除随身衣物和日常伙食由国家供给之外，再没有任何开支，也没有做其他营生谋半点私利。作为相父，他有足够的地位、权力和能力，给自己置办丰厚的家业，自己享用终生，再留给子孙继承。然而，他却用清白的一生、微薄的家产兑现了他“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的庄严承诺。诸葛亮给子孙留下微薄家产的同时，还有一篇“淡泊明志，寧静致远”的《诫子书》。
　　古往今来，像诸葛亮这样给子孙留薄产，甚至不留遗产者，却是大有人在。
　　诸葛亮的后代虽然没有从祖先那里得到丰厚的家产，却继承了他丰富的精神财富。在讲究荫袭制度的封建社会，不少为官者在临死之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毕生享用、积攒的荣华富贵再传给子孙后代，以求福禄绵延，恩泽后世。
　　而明智的人却并没有那么做，他们或是用更高尚的操守，或是用更高明的处世哲学，把自己的精神财富传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种名传千古的祖训家风，留下一种淡泊宁静的优良传统，留下一种安贫乐道的处世哲学。这才是他们留给子孙们弥足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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