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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欧美国家股市一片繁荣，身为美国华尔街一家金融机构法兰克福分公司的实习证券分析师，德鲁克运用经济计量工具，严谨地分析纽约股市，并乐观地预计繁荣可期。然而，10月24日，厄运来临，投资者信心崩溃，纽约股市于29日发生大崩盘，随后，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整个世界随即陷入经济萧条。此次预测错误，使德鲁克一生都难以忘怀。从此，他不再相信预测，不再过于相信统计数字，转而开始关注“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 of Tomorrow），为人们揭示新的哲学。
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德鲁克均作为一名管理学家被人们熟知，德鲁克却对这个标签不以为然。在2002年出版的《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序言中，他指出：“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德鲁克一生出版了40部著作，管理书籍仅有15本，而他自己认为，真正属于工商管理的只有两本（《成果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93年，德鲁克出版《生态愿景》（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对自己进行定位：“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也算不上社会学家……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我关注的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态环境一样。”
既然德鲁克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那么其学术传承是什么？研究的主题是什么？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方法同其他学者的区别在哪里？在学科意义上，社会生态学有什么特殊之处？
前文已经指出，德鲁克的思想渊源于柏克、托克维尔、滕尼斯、凡勃伦、康芒斯、白芝浩等人。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与上述学者精神相通，继承了他们的理论倾向和研究主题。
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研究的首要主题是保守与变革之间的平衡。20世纪初期，欧洲国家的社会转型已经基本完成：民族国家确立，托拉斯兴起，科学繁荣。但继承普鲁士衣钵的德国，其社会转型几乎完全由政府主导，传统社会无力抵御近代化潮流而瓦解，丧失社会依靠的个人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纷纷“逃避自由”，从而为纳粹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所以德鲁克认为“德国缺乏一种连贯性”。
“众人皆醉我独醒”，年轻的德鲁克开始研究三位德国著名思想家，试图为德国的社会转型寻找连贯性。这三位德国思想家分别是威廉 · 冯 ·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约瑟夫 · 冯 · 拉多维兹（Joseph von Radowitz）、弗里德里希 · 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虽然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试图创建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体，既能保护传统，又能容忍变革，尤其是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致力于保守与变革之间的平衡。德鲁克计划撰写这三位思想家和法治的著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只发表了关于斯塔尔的一篇论文，但很快就被纳粹政权查禁。
德鲁克发现，三位德国思想家试图构建的政体，早已在美国成为现实。1787年宪法确立了美国三权分立的基本政治架构，1803年，马歇尔（John Marshall）大法官通过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美国联邦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从根本上保证了国会、白宫、联邦法院分立制衡机制的持续顺利运转。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继承了托克维尔、白芝浩的研究主题，但托克维尔和白芝浩却都没有注意到美国联邦法院的重大作用，“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般欧洲人还是不了解美国联邦法院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康芒斯注意到托克维尔和白芝浩忽视的问题，开始关注美国联邦法院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从法学角度阐述联邦法院对经济的影响，创立了制度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鲁克认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与我所讲的社会生态学几乎异曲同工”。德鲁克指出，因为联邦法院处于独特的地位，有权通过解释宪法促进变革，也可以根据宪法维护传统，所以美国联邦法院能够“容纳保守和连贯性以及创新和变革，从而达到两者间的平衡”。
1932年德鲁克离开德国之后，继续研究法治问题，开始撰写第一部著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讲述在社会崩溃、传统沦丧、信仰缺失的情况下，德国社会陷入极度恐惧和绝望情绪的现实。传统的经济人社会的基本信念在于“经济自由，社会平等”，在这种价值观支配下，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大行其道。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人社会已经转变为工业社会，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家庭作坊式小企业，已经逐渐被垄断性大企业代替，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说明，“资本主义是创造不出平等的。经济的成就，事业的繁荣及物质的进步，或许会在有限的时间内掩饰资本主义信条崩溃的程度；但这些都无法恢复资本主义的信条，甚至无法明显延缓后续的结果。……群众已经了解，自由经济活动不会也不可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据此，德鲁克认为，纳粹兴起的原因不在于德意志的民族性，也不在于所谓的“历史趋势”，而在于德国社会的崩溃，即缺乏连贯性。
经济人社会一去不复返，在新的工业社会中，德鲁克试图“为工业社会构建能兼顾传统与创新的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他认识到，传统赋予人们身份和地位，变革则为人们发挥功能创造条件，当社会能够赋予个体成员身份和功能，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工业社会的代表性机构是大公司，德鲁克随后深入通用汽车公司分析工业社会中个人地位和功能的形成机制，并探讨这种机制如何协调个人努力和集体成就之间的关系。
社会生态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变革，保守与变革的平衡是德鲁克著作的基调。50年代之后，德鲁克进一步意识到变革也需要管理，保持连贯性的方式不在于稳定不变，而在于将创新系统融入政府、大学、公司、工会、军队等组织结构中，这一思想成为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主旨。受滕尼斯影响，德鲁克认为科技是变革的动力。为了使科技的发展符合人类的利益，必须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待科学研究。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伟大思想（如宗教学说）和现实工作之间的张力，科技不仅是工具，而且事关人们的工作方法。从这个角度出发，德鲁克撰写了一系列科技史论文，一并收集在1993年出版的《生态愿景》中。
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另一个主题是组织。1937年，德鲁克来到新大陆时，美国已经成为组织社会，各种社会事务都在组织中进行并完成。首先吸引德鲁克注意力的是大公司，德鲁克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承担着很多生产任务，是美国获胜的主要原因。”德鲁克将公司看成是“一个社会组织，一个拥有权力、权威和责任组织分配的机制”，它扭转了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权力逐渐向中央政府集中的趋势，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层面上维护着社会自治。40年代，德鲁克认为工业社会中的现代公司是实现公民地位和功能的平台，并将这一思想写入《公司的概念》、《新社会》等著作。50年代以后，德鲁克先后撰写《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 of Tomorrow）和《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关注社会变化对现代公司制度的挑战和冲击。
德鲁克关注的另一种组织是政府。像洪堡、哈耶克等人一样，德鲁克也一直在思考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德鲁克看到了民族国家诞生以来的集权趋势，主张通过维护管理权的合法性，捍卫公司自治，同政府权力制衡。在政府权力边界问题上，德鲁克同哈耶克的观点基本一致，率先提出“重新私有化”主张，成为20世纪80年代英美保守主义改革的理论源泉。
德鲁克认为，20世纪中期的多数人只看到政府和公司，而没有看到大大小小的非营利组织。随着研究的深入，德鲁克逐渐意识到非营利组织是社会的第三部门，“政府是需求方，一心获取公民服从；公司是供应方，只想获取利润。但是非营利组织是见证人类变革的机构，它们的产品既不是服从也不是销售。……非营利组织承担着美国社会中独特而重要的事情：提供有效的公民权。”20世纪40~50年代，德鲁克主张由公司赋予个人地位和功能，但没有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壮大，使德鲁克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意识到公司和政府不能代替社会，个人的地位和功能可以通过非营利组织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鲁克与时俱进，开始关注知识社会，针对“后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保守与变革的平衡以及各类组织，是德鲁克社会生态学研究的两大主题。虽然具体内涵不同，但自由、尊严、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组织的角色和功能、人类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个人对共同体和社会的需要等，则无疑是这两大主题的共同要素。
那么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方法与其他学者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绝不是未来学，“试图预测未来本身是件无聊的事情”。自从1929年对纽约股市走向的预测失败之后，德鲁克再也不进行预测，转而关注“已经发生的未来”，即发掘已经发生的变革，从中探究走向未来的机制和脉络，为发展提供高瞻远瞩的思考。
其次，“社会生态学家通常采用定性方法发现和评估质变”。曾经有人批评德鲁克是“一名非计量学者”。德鲁克以自己的写作经历反驳这种说法，指出他不是不懂计量方法，而是通过1929年的失败认识到“定量方式只是脚手架，而不是建筑本身”。预示着重大社会变革的现象，往往起于非常细微的事件，定量方法会忽视这种微妙变化，等到这些变革在统计上体现出来时，“它就不是未来，也不是当前的事情，早已经是过去时了”。所以，“对于社会生态学出现的现象，定量化会有误导，用处不大”。相反，定性方法没有这种弊端，人们运用明智的理性，有能力准确“观察、鉴别、测试事件”。以刮风为例，定量方法可以测定风力如何“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却不能觉察“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社会生态学家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是经济分析师。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带着问题观察社会和社区”：社会发生了哪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变化？哪些变化仅仅是一时的潮流？哪些是“范式转换”？“范式转换”的证据是什么？1944年，美国国会颁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几乎所有人都将其视作维护军人福利的一个普通法案，而德鲁克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使退役的美国士兵得以大量进入高等院校，使得原来的精英教育转向了大众教育和平民教育。受教育人数的增加，进一步使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量增加，改变了流水生产线，企业的形态和管理的内容也发生了相应转变，最终促使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
社会生态学家的另一项工作是关注事物的影响。社会生态学的主题之一是保守与变革的平衡，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家应该思考知识对保守与变革动态平衡的影响，而不是考虑知识本身。由于社会生态学的目的在于构建动态平衡的社会，而不在于搭建完整的知识大厦，所以德鲁克强调“社会生态学家的文章读起来必须轻松”。德鲁克认为，“凡学者写出优美的散文，总有大批追捧者”。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必须尊重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社会生态。在社会生态学家的概念中，语言不仅是‘交流’，也不仅是‘信息’，语言是本质。语言是人类社会的纽带。语言创造了人类社会共同体。”德鲁克坦承，他的这些观点受到克尔凯郭尔影响。克尔凯郭尔认为语言具有神圣的地位，是美学，也是道德，腐蚀语言是罪恶。因此，社会生态学家不需要多么伟大，但必须保持谦卑和细心，保持对美和道德的追求。
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是一门“学科”，而不是“科学”。科学往往通过演绎推理寻求规律，而作为学科的社会生态学建立在观察而不是分析的基础上。“社会生态学的基础是感觉。”德鲁克主张把《浮士德》中“生来为看，一定要审视”作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座右铭，通过自身经验思考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单纯依赖逻辑推理。正因为如此，他特别看重自己兼有回忆、观察和思考性质的《旁观者》一书。社会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注重实践而不是知识，知识仅仅是实践的工具。自韦伯以来，价值中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但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属于道德范畴，不能“价值中立”，社会生态学有着基本的价值追求：“责任、与能力相适应的权威以及激情”。
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德鲁克均作为一名管理学家被人们熟知，德鲁克却对这个标签不以为然。在2002年出版的《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序言中，他指出：“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德鲁克一生出版了40部著作，管理书籍仅有15本，而他自己认为，真正属于工商管理的只有两本（《成果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93年，德鲁克出版《生态愿景》（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对自己进行定位：“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也算不上社会学家……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我关注的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态环境一样。”
既然德鲁克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那么其学术传承是什么？研究的主题是什么？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方法同其他学者的区别在哪里？在学科意义上，社会生态学有什么特殊之处？
前文已经指出，德鲁克的思想渊源于柏克、托克维尔、滕尼斯、凡勃伦、康芒斯、白芝浩等人。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与上述学者精神相通，继承了他们的理论倾向和研究主题。
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研究的首要主题是保守与变革之间的平衡。20世纪初期，欧洲国家的社会转型已经基本完成：民族国家确立，托拉斯兴起，科学繁荣。但继承普鲁士衣钵的德国，其社会转型几乎完全由政府主导，传统社会无力抵御近代化潮流而瓦解，丧失社会依靠的个人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纷纷“逃避自由”，从而为纳粹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所以德鲁克认为“德国缺乏一种连贯性”。
“众人皆醉我独醒”，年轻的德鲁克开始研究三位德国著名思想家，试图为德国的社会转型寻找连贯性。这三位德国思想家分别是威廉 · 冯 ·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约瑟夫 · 冯 · 拉多维兹（Joseph von Radowitz）、弗里德里希 · 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虽然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试图创建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体，既能保护传统，又能容忍变革，尤其是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致力于保守与变革之间的平衡。德鲁克计划撰写这三位思想家和法治的著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只发表了关于斯塔尔的一篇论文，但很快就被纳粹政权查禁。
德鲁克发现，三位德国思想家试图构建的政体，早已在美国成为现实。1787年宪法确立了美国三权分立的基本政治架构，1803年，马歇尔（John Marshall）大法官通过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美国联邦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从根本上保证了国会、白宫、联邦法院分立制衡机制的持续顺利运转。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继承了托克维尔、白芝浩的研究主题，但托克维尔和白芝浩却都没有注意到美国联邦法院的重大作用，“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般欧洲人还是不了解美国联邦法院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康芒斯注意到托克维尔和白芝浩忽视的问题，开始关注美国联邦法院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从法学角度阐述联邦法院对经济的影响，创立了制度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鲁克认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与我所讲的社会生态学几乎异曲同工”。德鲁克指出，因为联邦法院处于独特的地位，有权通过解释宪法促进变革，也可以根据宪法维护传统，所以美国联邦法院能够“容纳保守和连贯性以及创新和变革，从而达到两者间的平衡”。
1932年德鲁克离开德国之后，继续研究法治问题，开始撰写第一部著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讲述在社会崩溃、传统沦丧、信仰缺失的情况下，德国社会陷入极度恐惧和绝望情绪的现实。传统的经济人社会的基本信念在于“经济自由，社会平等”，在这种价值观支配下，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大行其道。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人社会已经转变为工业社会，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家庭作坊式小企业，已经逐渐被垄断性大企业代替，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说明，“资本主义是创造不出平等的。经济的成就，事业的繁荣及物质的进步，或许会在有限的时间内掩饰资本主义信条崩溃的程度；但这些都无法恢复资本主义的信条，甚至无法明显延缓后续的结果。……群众已经了解，自由经济活动不会也不可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据此，德鲁克认为，纳粹兴起的原因不在于德意志的民族性，也不在于所谓的“历史趋势”，而在于德国社会的崩溃，即缺乏连贯性。
经济人社会一去不复返，在新的工业社会中，德鲁克试图“为工业社会构建能兼顾传统与创新的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他认识到，传统赋予人们身份和地位，变革则为人们发挥功能创造条件，当社会能够赋予个体成员身份和功能，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工业社会的代表性机构是大公司，德鲁克随后深入通用汽车公司分析工业社会中个人地位和功能的形成机制，并探讨这种机制如何协调个人努力和集体成就之间的关系。
社会生态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变革，保守与变革的平衡是德鲁克著作的基调。50年代之后，德鲁克进一步意识到变革也需要管理，保持连贯性的方式不在于稳定不变，而在于将创新系统融入政府、大学、公司、工会、军队等组织结构中，这一思想成为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主旨。受滕尼斯影响，德鲁克认为科技是变革的动力。为了使科技的发展符合人类的利益，必须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待科学研究。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伟大思想（如宗教学说）和现实工作之间的张力，科技不仅是工具，而且事关人们的工作方法。从这个角度出发，德鲁克撰写了一系列科技史论文，一并收集在1993年出版的《生态愿景》中。
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另一个主题是组织。1937年，德鲁克来到新大陆时，美国已经成为组织社会，各种社会事务都在组织中进行并完成。首先吸引德鲁克注意力的是大公司，德鲁克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承担着很多生产任务，是美国获胜的主要原因。”德鲁克将公司看成是“一个社会组织，一个拥有权力、权威和责任组织分配的机制”，它扭转了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权力逐渐向中央政府集中的趋势，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层面上维护着社会自治。40年代，德鲁克认为工业社会中的现代公司是实现公民地位和功能的平台，并将这一思想写入《公司的概念》、《新社会》等著作。50年代以后，德鲁克先后撰写《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 of Tomorrow）和《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关注社会变化对现代公司制度的挑战和冲击。
德鲁克关注的另一种组织是政府。像洪堡、哈耶克等人一样，德鲁克也一直在思考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德鲁克看到了民族国家诞生以来的集权趋势，主张通过维护管理权的合法性，捍卫公司自治，同政府权力制衡。在政府权力边界问题上，德鲁克同哈耶克的观点基本一致，率先提出“重新私有化”主张，成为20世纪80年代英美保守主义改革的理论源泉。
德鲁克认为，20世纪中期的多数人只看到政府和公司，而没有看到大大小小的非营利组织。随着研究的深入，德鲁克逐渐意识到非营利组织是社会的第三部门，“政府是需求方，一心获取公民服从；公司是供应方，只想获取利润。但是非营利组织是见证人类变革的机构，它们的产品既不是服从也不是销售。……非营利组织承担着美国社会中独特而重要的事情：提供有效的公民权。”20世纪40~50年代，德鲁克主张由公司赋予个人地位和功能，但没有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壮大，使德鲁克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意识到公司和政府不能代替社会，个人的地位和功能可以通过非营利组织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鲁克与时俱进，开始关注知识社会，针对“后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保守与变革的平衡以及各类组织，是德鲁克社会生态学研究的两大主题。虽然具体内涵不同，但自由、尊严、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组织的角色和功能、人类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个人对共同体和社会的需要等，则无疑是这两大主题的共同要素。
那么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方法与其他学者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绝不是未来学，“试图预测未来本身是件无聊的事情”。自从1929年对纽约股市走向的预测失败之后，德鲁克再也不进行预测，转而关注“已经发生的未来”，即发掘已经发生的变革，从中探究走向未来的机制和脉络，为发展提供高瞻远瞩的思考。
其次，“社会生态学家通常采用定性方法发现和评估质变”。曾经有人批评德鲁克是“一名非计量学者”。德鲁克以自己的写作经历反驳这种说法，指出他不是不懂计量方法，而是通过1929年的失败认识到“定量方式只是脚手架，而不是建筑本身”。预示着重大社会变革的现象，往往起于非常细微的事件，定量方法会忽视这种微妙变化，等到这些变革在统计上体现出来时，“它就不是未来，也不是当前的事情，早已经是过去时了”。所以，“对于社会生态学出现的现象，定量化会有误导，用处不大”。相反，定性方法没有这种弊端，人们运用明智的理性，有能力准确“观察、鉴别、测试事件”。以刮风为例，定量方法可以测定风力如何“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却不能觉察“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社会生态学家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是经济分析师。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带着问题观察社会和社区”：社会发生了哪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变化？哪些变化仅仅是一时的潮流？哪些是“范式转换”？“范式转换”的证据是什么？1944年，美国国会颁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几乎所有人都将其视作维护军人福利的一个普通法案，而德鲁克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使退役的美国士兵得以大量进入高等院校，使得原来的精英教育转向了大众教育和平民教育。受教育人数的增加，进一步使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量增加，改变了流水生产线，企业的形态和管理的内容也发生了相应转变，最终促使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
社会生态学家的另一项工作是关注事物的影响。社会生态学的主题之一是保守与变革的平衡，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家应该思考知识对保守与变革动态平衡的影响，而不是考虑知识本身。由于社会生态学的目的在于构建动态平衡的社会，而不在于搭建完整的知识大厦，所以德鲁克强调“社会生态学家的文章读起来必须轻松”。德鲁克认为，“凡学者写出优美的散文，总有大批追捧者”。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必须尊重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社会生态。在社会生态学家的概念中，语言不仅是‘交流’，也不仅是‘信息’，语言是本质。语言是人类社会的纽带。语言创造了人类社会共同体。”德鲁克坦承，他的这些观点受到克尔凯郭尔影响。克尔凯郭尔认为语言具有神圣的地位，是美学，也是道德，腐蚀语言是罪恶。因此，社会生态学家不需要多么伟大，但必须保持谦卑和细心，保持对美和道德的追求。
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是一门“学科”，而不是“科学”。科学往往通过演绎推理寻求规律，而作为学科的社会生态学建立在观察而不是分析的基础上。“社会生态学的基础是感觉。”德鲁克主张把《浮士德》中“生来为看，一定要审视”作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座右铭，通过自身经验思考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单纯依赖逻辑推理。正因为如此，他特别看重自己兼有回忆、观察和思考性质的《旁观者》一书。社会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注重实践而不是知识，知识仅仅是实践的工具。自韦伯以来，价值中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但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属于道德范畴，不能“价值中立”，社会生态学有着基本的价值追求：“责任、与能力相适应的权威以及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