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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呈现出一种色彩缤纷的斑斓画面,其中有些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宗教意识值得关注。史铁生在其中表现得比较典型,在他一系列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作品中,他对于宗教赋予了更多的现实和理想的色彩,使宗教成为一种对抗社会恶俗、平庸的新道德,其作品表现出一种执著予人生信念的精神。
关键词:宗教色彩;理想;信念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面对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一部分“知青”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对于精神问题的强烈关注以及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如张承志、张炜、王安忆、史铁生等。他们有的坚持启蒙理想,有的从宗教中获得精神信仰,虽然方式各异,但都是希望用理想主义精神、信仰来反抗现实社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来重新构建人文理想的丰碑,寻求一条自我净化和拯救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宗教精神作为精神救赎的方式。张承志皈依了伊斯兰教,北村皈依了基督教,史铁生选择了基督教和各宗教的共同精神——慈悲和普世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史铁生的作品中开始显示出宗教情绪的应该是84年发表的《白色的纸帆》。第一次出现了“上帝”——这个对他来说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词汇。此后,“上帝”开始成为他作品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某种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词汇。在他的创作甚至包括创作谈当中,他不止一次的说到“上帝”。“如果没有他们(指插队所在地村民)是几年前对我的关怀,我早就自愿去见上帝了。”在《山顶的传说》中:“他想,自己大约就是被上帝无意间捻了一下”,并认为“上帝给你一条艰难的路,是因为觉得你行”。在《合欢树》中他感慨:“上帝为什么早早的招母亲回去了呢?”思考之后的结论是“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招她回去”。又如在《我之舞》中,他认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处冷清的地方,看来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上帝把一个东西藏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在哪儿找”(《礼拜日》)。并明确指出“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等等,显示出作家对宗教的真诚。
而88年发表的《原罪·宿命》,题目本身就是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注释。“上帝说世上要有这样一声闷响,就有了这样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这简直可以说是对《旧约·创世纪》的精炼概括。还说“人活着总的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这里的“他”绝非仅仅是个体意义上的“他”。这与张承志所说的“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人总是要信一点什么,哪怕搞甲骨文的信仰甲骨文,搞语言的信仰语言,都要纯一点,不能什么都是假的。”<1>——是一种互解。至此,史铁生已完成了他宗教精神的建构。
90年的散文《我与地坛》中,宗教思想已经成为他思考人生的立足点:“人生永远有差别,缺憾”,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人该如何活呢?“人们只能感恩上帝赐予的一切,努力活得宁静、充实”。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人只能而且必须面对现实,即使它是残酷的,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使有限的生命过程变得更充实、更丰富而精彩。也就是说生命的长度无法自主决定,但生命的宽度却可以由自己把握。可见,宗教已成为史铁生的精神支柱。
与张承志通过人生体验完成对神性的发现不同,史铁生则是经由灾难——痛苦——回忆——思索、冥想而一步步走入宗教的世界的。因此,史铁生的作品表现出的也是一种在冥想中的参悟,显示出平和、宁静、忧郁的风格。
史铁生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生理上的残疾和由此而生的心理上的抑郁组成了他的“残疾”主题。这当然是作家的特殊经历造成的。他的人生变故出现在21岁那年,一辆轮椅载起了曾经生龙活虎的他。从此,他被从健全的人群中抛出。这种内心的痛苦很难用语言尽述,他开始了对命运的苦苦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当然,这样的追问是得不到最后的答案的,但由此却诱导出一种宿命的意识。即使他想把病残归之于“偶然”,然而当他一旦意识到这种“偶然”造成的却是永远无可更改的必然的事实时,“偶然”的结果对于生命来说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正如在《山顶上的传说》中所说:“偶然——你说不清它,但是得接受。”“何必不承认命运呢?不承认有什么用呢?……不承认那种超人的力量,可你还是受着它的影响。”在很多作品中,史铁生试图去理解自己的命运,勘破命运的真相。在《对话练习》中,他阐明命运是一条任意组合的因果链,是一种偶然。此外,《中篇1或短篇4》、《宿命》等作品中,作者认为,无论是姻缘、祸福还是生死,一切都是偶然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必然地遭遇这些偶然,必然地走向自己的宿命,在劫难逃。由此,产生了对于整个生命存在的思考:人实在难以把握自己,似乎一切都操纵在凌驾于人之上的无形力量的手中——这就是人类宗教意识产生的原因。虽然如此,但人也不是只能无所作为的,他可以“从不屈中获得骄傲,从苦难中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2>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尽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生命过程的色彩,虽然生命的本质自有其归宿。因为“一个人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有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3>而《命若琴弦》更是对这一思索的形象阐述。因此,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目的而在过程,而且“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甚至在他看来“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是“上帝爱我!”正是在这种迫问与思索中,使史铁生渐入宗教的境地、上帝的怀抱。
史铁生的宗教意识也不仅仅是一种“自赎”意识,就如他曾经讲到的“‘残疾问题’……可以说有更深广的意蕴,就是广义的残疾,即人的命运的局限。”<4>因此,他的思考和精神已超越了个体的生存,以哲人的深沉洞悉着人类的处境,又以宗教家的博大爱心关怀着人类的命运、前途。所以,我们能从史铁生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哲理的意味和悲悯的情怀。在他这里,写作不再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之道,而是一种寻找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意义所在的方法。
史铁生寻找宗教救赎的途径主要是“从社会意识形态的真实性的角度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所以带有博爱的情怀”。<5>因此,宗教——对他来说,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带给人神秘感的宗教,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现实和理想的色彩,成为一种作家对抗社会恶俗、平庸的新道德。
就这些作家的创作而言,终极关怀的信念确实可以成为他们在精神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种庄严肃穆的境界,是一种至上的感悟,是一种爱与创造力的源泉。因此,他们带给我们的并非宗教本身的神秘,而是一种执著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启示和鼓舞。
注释:
<1>邵燕君.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J).法制与新闻1994(4).
<2><3><4>史铁生.原罪·宿命(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5>季红真.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意识(J)文学评论1996(5)44-55.
关键词:宗教色彩;理想;信念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面对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一部分“知青”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对于精神问题的强烈关注以及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如张承志、张炜、王安忆、史铁生等。他们有的坚持启蒙理想,有的从宗教中获得精神信仰,虽然方式各异,但都是希望用理想主义精神、信仰来反抗现实社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来重新构建人文理想的丰碑,寻求一条自我净化和拯救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宗教精神作为精神救赎的方式。张承志皈依了伊斯兰教,北村皈依了基督教,史铁生选择了基督教和各宗教的共同精神——慈悲和普世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史铁生的作品中开始显示出宗教情绪的应该是84年发表的《白色的纸帆》。第一次出现了“上帝”——这个对他来说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词汇。此后,“上帝”开始成为他作品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某种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词汇。在他的创作甚至包括创作谈当中,他不止一次的说到“上帝”。“如果没有他们(指插队所在地村民)是几年前对我的关怀,我早就自愿去见上帝了。”在《山顶的传说》中:“他想,自己大约就是被上帝无意间捻了一下”,并认为“上帝给你一条艰难的路,是因为觉得你行”。在《合欢树》中他感慨:“上帝为什么早早的招母亲回去了呢?”思考之后的结论是“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招她回去”。又如在《我之舞》中,他认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处冷清的地方,看来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上帝把一个东西藏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在哪儿找”(《礼拜日》)。并明确指出“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等等,显示出作家对宗教的真诚。
而88年发表的《原罪·宿命》,题目本身就是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注释。“上帝说世上要有这样一声闷响,就有了这样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这简直可以说是对《旧约·创世纪》的精炼概括。还说“人活着总的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这里的“他”绝非仅仅是个体意义上的“他”。这与张承志所说的“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人总是要信一点什么,哪怕搞甲骨文的信仰甲骨文,搞语言的信仰语言,都要纯一点,不能什么都是假的。”<1>——是一种互解。至此,史铁生已完成了他宗教精神的建构。
90年的散文《我与地坛》中,宗教思想已经成为他思考人生的立足点:“人生永远有差别,缺憾”,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人该如何活呢?“人们只能感恩上帝赐予的一切,努力活得宁静、充实”。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人只能而且必须面对现实,即使它是残酷的,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使有限的生命过程变得更充实、更丰富而精彩。也就是说生命的长度无法自主决定,但生命的宽度却可以由自己把握。可见,宗教已成为史铁生的精神支柱。
与张承志通过人生体验完成对神性的发现不同,史铁生则是经由灾难——痛苦——回忆——思索、冥想而一步步走入宗教的世界的。因此,史铁生的作品表现出的也是一种在冥想中的参悟,显示出平和、宁静、忧郁的风格。
史铁生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生理上的残疾和由此而生的心理上的抑郁组成了他的“残疾”主题。这当然是作家的特殊经历造成的。他的人生变故出现在21岁那年,一辆轮椅载起了曾经生龙活虎的他。从此,他被从健全的人群中抛出。这种内心的痛苦很难用语言尽述,他开始了对命运的苦苦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当然,这样的追问是得不到最后的答案的,但由此却诱导出一种宿命的意识。即使他想把病残归之于“偶然”,然而当他一旦意识到这种“偶然”造成的却是永远无可更改的必然的事实时,“偶然”的结果对于生命来说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正如在《山顶上的传说》中所说:“偶然——你说不清它,但是得接受。”“何必不承认命运呢?不承认有什么用呢?……不承认那种超人的力量,可你还是受着它的影响。”在很多作品中,史铁生试图去理解自己的命运,勘破命运的真相。在《对话练习》中,他阐明命运是一条任意组合的因果链,是一种偶然。此外,《中篇1或短篇4》、《宿命》等作品中,作者认为,无论是姻缘、祸福还是生死,一切都是偶然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必然地遭遇这些偶然,必然地走向自己的宿命,在劫难逃。由此,产生了对于整个生命存在的思考:人实在难以把握自己,似乎一切都操纵在凌驾于人之上的无形力量的手中——这就是人类宗教意识产生的原因。虽然如此,但人也不是只能无所作为的,他可以“从不屈中获得骄傲,从苦难中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2>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尽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生命过程的色彩,虽然生命的本质自有其归宿。因为“一个人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有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3>而《命若琴弦》更是对这一思索的形象阐述。因此,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目的而在过程,而且“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甚至在他看来“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是“上帝爱我!”正是在这种迫问与思索中,使史铁生渐入宗教的境地、上帝的怀抱。
史铁生的宗教意识也不仅仅是一种“自赎”意识,就如他曾经讲到的“‘残疾问题’……可以说有更深广的意蕴,就是广义的残疾,即人的命运的局限。”<4>因此,他的思考和精神已超越了个体的生存,以哲人的深沉洞悉着人类的处境,又以宗教家的博大爱心关怀着人类的命运、前途。所以,我们能从史铁生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哲理的意味和悲悯的情怀。在他这里,写作不再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之道,而是一种寻找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意义所在的方法。
史铁生寻找宗教救赎的途径主要是“从社会意识形态的真实性的角度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所以带有博爱的情怀”。<5>因此,宗教——对他来说,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带给人神秘感的宗教,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现实和理想的色彩,成为一种作家对抗社会恶俗、平庸的新道德。
就这些作家的创作而言,终极关怀的信念确实可以成为他们在精神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种庄严肃穆的境界,是一种至上的感悟,是一种爱与创造力的源泉。因此,他们带给我们的并非宗教本身的神秘,而是一种执著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启示和鼓舞。
注释:
<1>邵燕君.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J).法制与新闻1994(4).
<2><3><4>史铁生.原罪·宿命(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5>季红真.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意识(J)文学评论1996(5)4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