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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博尔斯卡的名句是：最天真的问题最难回答。这可证之于西方哲学上三个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同样，我曾经在闲谈中，一再半开玩笑地重复本地一位小说家的口头禅：“你在哪里？”是啊，我在哪里？我在写诗，我写的诗到底能不能说是我的？换句话，我的诗与他人区别开了没有？在何种意义上是有区别的？在今天，“同质化”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实际上却是怎么样？如何找到和写出那么一点真正的原创性？如果没有，你又在哪里？又为何给无名小山增加一厘米？这些都是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对诗歌有一项个人要求，那就是“落地”。我已经特别厌倦各种高蹈、虚幻、梦呓般的写作。我之所谓落地，其实非常简单：贴己贴身，具有实实在在的生命体温、具体可感的人生经验。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会不会导致太实，变成泥手泥脚的生活现实的低级复制品？毕竟，过犹不及。但我并不担心。我认为实总比虚好，“实”至少是可感的，“虚”则最可能令人莫名其妙，这就仿佛前人说过的：画鬼容易画人难。也许另有人会说，想象呢？你把想象放在了什么位置？——内行的提问！我要说，“落地”是不排斥想象力的。在我的理解中，落地之地，正是想象力借以起飞的踏板，是想象力的支撑点——无论是历史的想象力，还是发现现实经验的想象力。我以为，历史与现实，都不是无需想象力就能自然呈现的。如果一个人的写作还试图“使人们的视力增添哪怕些许的敏锐”（帕乌斯托夫斯基），怎么可能不需要想象力的参与？我想说的是，落地与想象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落地的想象最有可能是空想;失去想象力的落地，最终只会造成可怜地原地踏步，说出多于生活已经告诉我们的任何一点东西，那都是不可能的。
落地即从脚下开始。写诗，也只能是从这里开始。
不过，“这里”是哪里？
问题是不是又要回到了所谓的“地域性”？我不反对地域性。文学史的例子一再证明了地域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没有爱尔兰就没有叶芝;福克纳的一生都在书写“一块邮票大的地方”，建立他那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弗罗斯特在新英格兰掘地三尺：沈从文重构了他的湘西世界：莫言凭借他的高密，他们无不在宣告地域性的勝利。似乎将“越是民族的/地域的，越是世界的”反复论证。但事情其实还有另一面：如果只是民族的/地域的，它也就成不了世界的。
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写故乡（我承认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还有人喜欢反复书写他曾经或一直生活的某个地方。说到底，写哪里，都不是问题。我关心的是他到底在不在场;如果不在，故乡也好，某某地方也罢，也许都只是一个惑人的标签。这样的辨识度，不要也罢。
我在武汉生活已经超过三十年。武汉也不时出现在我的诗里。如果不是在今年“封城”期问看过一段关于武汉的视频并“无端泪涌”，我真不知道它已经嵌入我的心中。坦白地说，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可度并不是太高。一直以来，我自视我的诗歌为“异乡人写作”。我并不感到羞耻，因为我是真实的。我的在场不需要以通过“被同化”而得到证明，我的证明仅在于“我来了，我看到，我说出”。
事实上，“异乡人”也可以是在场的，只要这“异乡人”的感觉是真实的。
关键是你的感觉通向哪里。
没有“共通感”的感觉，到底存不存在？它有没有效？这是我所疑虑的。
所以我理解的“落地”，首先意味着真实，是“对真实的热情探求”（米沃什）。
说来凑巧，就在草成此文前，我正在对照地阅读两本外围诗集。一本是丹麦诗人尼尔斯·哈夫的《我们在这里》（We Are Here），一本是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生前出版的《在这里》（Here）。说巧，只是就时问而占。如果说到对于诗的选择，则完全是一贯的，是自觉、有意识的。两位外围诗人的命题同然令我惊异，我所想到的则是，这种重合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我想，无人否认，一个诗人从哪里下笔、其关注点是什么，他/她写作的“题位”落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在我的理解中，我常常称之为他/她的诗学的方位感，是生命诗学的一个关键。
诗人的诗作往往是诗人的诗学最好的体现。在此我愿小揣谫陋，试译出两位诗人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它们可以带来的启发，也许更直接。
尼尔斯·哈夫的诗写得更有个人性，但也不乏寓言化的想象力——
我们在这里
我迷失在陌生小城的一个地方。
所有的街道笔直向上延伸，急匆匆的行人
身穿浅色衣服经过我的身旁，
看起来他们随身的提包似乎很轻便、
我拦住一个人打听方向，
我立刻被一群友好的脸庞
包围。——你要去哪儿？
我开始解释。他们听着，
笑着，仿佛头一次
听到一种已经死去的方言土语。
于是他们开始各执其词，
指向了所有的方向。
我取出地图。急切地将它打开，
满怀兴致地研究。——我们是在哪里？
我手指地图问道。
他们看着我，众口一词地重复我的问题。
接着便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
我也大笑，我们都在见证一个
高雅的喜剧——这里，他们中有一个人说，一边
指着我们站立的地面。——我们就在这里！
希姆博尔斯卡的诗写得更为大器，一如既往体现了她对于人类命运“超然的同情”，而仍保持着她招牌似的优雅的反讽——
在这里
我不能为其他地方代言，
但是，在这里，地球上，一切供应都相当充足。
在这里，我们成批地制造椅子和悲伤，
剪刀、温柔、小提琴、晶体管，
茶杯、水坝，和俏皮话。
别的地方东西也许更为富裕，
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们却缺乏绘画、 显像管、水饺，以及擦拭眼泪的手帕。
在这里，我们有无数带有郊区的地方。
有一些你可能特别喜欢，
给它们取上昵称，
使它们不受损害。
也许，别处也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
但没有人，不会对其美丽的欣赏。
好像不存在什么别的地方，或者几乎不存在别的地方，
在這里，你被赋予了自己的躯体，
配备了必需的附件，
为了让你的孩子加入到别人的孩子们中间。
更不必说，还有手臂、双脚，以及常常震惊的大脑。
在这里，无知在加班加点，
总有什么在计算、比较、衡量，
并从中找出原因和结果。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在这里什么都不久长，
因为自古以来自然法则就主宰着一切。
但是请注意——自然法则也会疲劳，
有时还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然后，再启动。
而且我知道你接下来在想什么。
战争、战争、战争。
不过在战争与战争之间也还有停顿。
立正！——人都是邪恶的。
稍息——人是善良的。
立正时，废墟产生了，
稍息时，房子被满头大汗地建造了出来
并且很快有人住进去。
在地球上的生活，费用不高。
比如做梦，便无需花钱。
幻想只在破灭时，代价高昂。
身体则自有其分期付款的方式。
此外，补充一点，
你乘坐的所有行星的旋转木马是免费的，
你还搭乘了星际暴风雪的便车，
所有时刻都是那么地令人眼花缭乱，
在这里，地球上甚至没有什么东西来得及颤抖一下。
请仔细看看：
桌子还立在原处，
纸张仍然摆放在展开的地方，
从敞开的窗户，空气进来，
墙壁上，没有显示任何可怕的裂缝
刮来大风，将你化为乌有.
顺便一说，作者将这首相对较长的50余行的诗，放在了她这本仅收有19首诗歌的诗集的卷首，、
李以亮，1966年生，诗人、译者。著有诗集《逆行》，译有《波兰现代诗选》《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捍卫热情》《另一种美》等。曾获第二届“宇龙诗歌奖”“后天诗歌翻译奖”等。
这么多年来，我对诗歌有一项个人要求，那就是“落地”。我已经特别厌倦各种高蹈、虚幻、梦呓般的写作。我之所谓落地，其实非常简单：贴己贴身，具有实实在在的生命体温、具体可感的人生经验。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会不会导致太实，变成泥手泥脚的生活现实的低级复制品？毕竟，过犹不及。但我并不担心。我认为实总比虚好，“实”至少是可感的，“虚”则最可能令人莫名其妙，这就仿佛前人说过的：画鬼容易画人难。也许另有人会说，想象呢？你把想象放在了什么位置？——内行的提问！我要说，“落地”是不排斥想象力的。在我的理解中，落地之地，正是想象力借以起飞的踏板，是想象力的支撑点——无论是历史的想象力，还是发现现实经验的想象力。我以为，历史与现实，都不是无需想象力就能自然呈现的。如果一个人的写作还试图“使人们的视力增添哪怕些许的敏锐”（帕乌斯托夫斯基），怎么可能不需要想象力的参与？我想说的是，落地与想象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落地的想象最有可能是空想;失去想象力的落地，最终只会造成可怜地原地踏步，说出多于生活已经告诉我们的任何一点东西，那都是不可能的。
落地即从脚下开始。写诗，也只能是从这里开始。
不过，“这里”是哪里？
问题是不是又要回到了所谓的“地域性”？我不反对地域性。文学史的例子一再证明了地域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没有爱尔兰就没有叶芝;福克纳的一生都在书写“一块邮票大的地方”，建立他那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弗罗斯特在新英格兰掘地三尺：沈从文重构了他的湘西世界：莫言凭借他的高密，他们无不在宣告地域性的勝利。似乎将“越是民族的/地域的，越是世界的”反复论证。但事情其实还有另一面：如果只是民族的/地域的，它也就成不了世界的。
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写故乡（我承认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还有人喜欢反复书写他曾经或一直生活的某个地方。说到底，写哪里，都不是问题。我关心的是他到底在不在场;如果不在，故乡也好，某某地方也罢，也许都只是一个惑人的标签。这样的辨识度，不要也罢。
我在武汉生活已经超过三十年。武汉也不时出现在我的诗里。如果不是在今年“封城”期问看过一段关于武汉的视频并“无端泪涌”，我真不知道它已经嵌入我的心中。坦白地说，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可度并不是太高。一直以来，我自视我的诗歌为“异乡人写作”。我并不感到羞耻，因为我是真实的。我的在场不需要以通过“被同化”而得到证明，我的证明仅在于“我来了，我看到，我说出”。
事实上，“异乡人”也可以是在场的，只要这“异乡人”的感觉是真实的。
关键是你的感觉通向哪里。
没有“共通感”的感觉，到底存不存在？它有没有效？这是我所疑虑的。
所以我理解的“落地”，首先意味着真实，是“对真实的热情探求”（米沃什）。
说来凑巧，就在草成此文前，我正在对照地阅读两本外围诗集。一本是丹麦诗人尼尔斯·哈夫的《我们在这里》（We Are Here），一本是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生前出版的《在这里》（Here）。说巧，只是就时问而占。如果说到对于诗的选择，则完全是一贯的，是自觉、有意识的。两位外围诗人的命题同然令我惊异，我所想到的则是，这种重合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我想，无人否认，一个诗人从哪里下笔、其关注点是什么，他/她写作的“题位”落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在我的理解中，我常常称之为他/她的诗学的方位感，是生命诗学的一个关键。
诗人的诗作往往是诗人的诗学最好的体现。在此我愿小揣谫陋，试译出两位诗人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它们可以带来的启发，也许更直接。
尼尔斯·哈夫的诗写得更有个人性，但也不乏寓言化的想象力——
我们在这里
我迷失在陌生小城的一个地方。
所有的街道笔直向上延伸，急匆匆的行人
身穿浅色衣服经过我的身旁，
看起来他们随身的提包似乎很轻便、
我拦住一个人打听方向，
我立刻被一群友好的脸庞
包围。——你要去哪儿？
我开始解释。他们听着，
笑着，仿佛头一次
听到一种已经死去的方言土语。
于是他们开始各执其词，
指向了所有的方向。
我取出地图。急切地将它打开，
满怀兴致地研究。——我们是在哪里？
我手指地图问道。
他们看着我，众口一词地重复我的问题。
接着便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
我也大笑，我们都在见证一个
高雅的喜剧——这里，他们中有一个人说，一边
指着我们站立的地面。——我们就在这里！
希姆博尔斯卡的诗写得更为大器，一如既往体现了她对于人类命运“超然的同情”，而仍保持着她招牌似的优雅的反讽——
在这里
我不能为其他地方代言，
但是，在这里，地球上，一切供应都相当充足。
在这里，我们成批地制造椅子和悲伤，
剪刀、温柔、小提琴、晶体管，
茶杯、水坝，和俏皮话。
别的地方东西也许更为富裕，
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们却缺乏绘画、 显像管、水饺，以及擦拭眼泪的手帕。
在这里，我们有无数带有郊区的地方。
有一些你可能特别喜欢，
给它们取上昵称，
使它们不受损害。
也许，别处也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
但没有人，不会对其美丽的欣赏。
好像不存在什么别的地方，或者几乎不存在别的地方，
在這里，你被赋予了自己的躯体，
配备了必需的附件，
为了让你的孩子加入到别人的孩子们中间。
更不必说，还有手臂、双脚，以及常常震惊的大脑。
在这里，无知在加班加点，
总有什么在计算、比较、衡量，
并从中找出原因和结果。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在这里什么都不久长，
因为自古以来自然法则就主宰着一切。
但是请注意——自然法则也会疲劳，
有时还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然后，再启动。
而且我知道你接下来在想什么。
战争、战争、战争。
不过在战争与战争之间也还有停顿。
立正！——人都是邪恶的。
稍息——人是善良的。
立正时，废墟产生了，
稍息时，房子被满头大汗地建造了出来
并且很快有人住进去。
在地球上的生活，费用不高。
比如做梦，便无需花钱。
幻想只在破灭时，代价高昂。
身体则自有其分期付款的方式。
此外，补充一点，
你乘坐的所有行星的旋转木马是免费的，
你还搭乘了星际暴风雪的便车，
所有时刻都是那么地令人眼花缭乱，
在这里，地球上甚至没有什么东西来得及颤抖一下。
请仔细看看：
桌子还立在原处，
纸张仍然摆放在展开的地方，
从敞开的窗户，空气进来，
墙壁上，没有显示任何可怕的裂缝
刮来大风，将你化为乌有.
顺便一说，作者将这首相对较长的50余行的诗，放在了她这本仅收有19首诗歌的诗集的卷首，、
李以亮，1966年生，诗人、译者。著有诗集《逆行》，译有《波兰现代诗选》《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捍卫热情》《另一种美》等。曾获第二届“宇龙诗歌奖”“后天诗歌翻译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