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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认知关注的是包括对社会交往认知在内的人的心理加工过程。通过社会交往，可以实现个体间知识、技能的交流和应用。本文回顾了有关社会认知概念界定的三种取向，并分析了社会认知在参与式计划与设计中的含义。研究认为：（1）社会认知对于多维抉择的理解、解释和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其他加工过程都是有帮助的；（2）社会认知是一种处理人际交往问题及潜在危险的有效工具；（3）社会认知、计划形成以及决策过程受积极情绪、自我效能、目标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社会认知 参与式计划 人际交往 信息搜集行为 合作技巧
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常会应用两种方法：自上而下的方法（Top-down Approach）和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 Approach）。自上而下的方法是指由专家设计好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另外一些人按照这种方法去执行；参与式方法是让人们参与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的全过程中去。与自上而下的方法相比较，参与式方法在问题解决或计划形成的过程中，可以使参与者通过社会交往，促进个体间知识、技能的交流，从而实现不同参与者知识和技能的充分利用，而社会交往过程的心理加工是社会认知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Gallese和Keysers（2004）认为社会认知能力会促进社会交往的有效性［1］。因此在参与式问题解决过程中，应该重视社会认知的作用。
1.社会认知概念界定的取向
1.1 发展观取向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认知被认为是独立于智商的内容（Hogarty和Flesher，1999）[2]，比如说，大约一岁的幼儿就会表现出一些理解他人的行为。它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他人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对那些不总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事物的评价；第三个阶段是指个体能够自发的理解别人的动机，包括对别人个性特点的理解；社会认知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指个体在解决更为复杂的认知任务过程中可以跳跃式的发展，诸如抽象和推理任务的解决。
1.2 生物基础观取向
尽管社会认知更多的受到个体学习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但是大脑皮层的一些特殊脑区对社会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扁桃体、左下前回、中央前回以及其他一些大脑皮质都被认为是与社会认知相关的脑区（Abell等，1999）[3]。另一方面它也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提供了社会认知受遗传因素影响的证据，如Skuse（1997）[4]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会认知更多地受X染色体遗传的影响。社会认知的生物基础表明一个人受到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自然属性的影响。
1.3 过程观取向
Siegel（2000）认为，我们通常应用信息加工机制来对社会认知各个单元诸如注意、感知觉、编码以及信息提取等进行评估，因此它可以作为对认知功能最为基本的描述[5]。信息实际上是大脑皮层神经回路的某种激活状态―是心理活动的表征。思维包括心理表征的操作，其依赖于对先前经验的加工并受到情绪情境和心理模型的影响；工作记忆是整个记忆系统的一个主要成分，它指的是个人对即时信息的注意，就像擦黑板一样，它只允许人们掌握一些简单的信息，并且它是行为组织、言语及思维的核心成分，常常关系到更高级的思维与言语形式或非语言形式的问题解决行为。
2.参与式计划和认知策略
2.1 参与式计划过程中的社会认知策略
参与式计划要求对目前面对的问题予以认识和理解，并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法，同时在所提供的各种解决方法中选择出更为恰当的一种，这就要求所有的参与者能够紧密合作，能够理解彼此的观点，同时要充分利用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知识资源。由于参与方式和对问题状态的认识、理解具有灵活性，因此参与式计划要经历各种动态的转化过程，这将影响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决策的形成。
认知策略是人们用于认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一种心理计划。社会认知有助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涉及具体事件或具体个人的信息的理解，也有助于根据先前经验模型建构新信息的情境模型（Wyer和Radvanski，1999）[6]。动机变量被认为是社会认知过程中“对知识的需要”（Kruglanski和Webster，1996）[7]。知识建构的过程是一个获得社会意义的过程，多次的建设性尝试就意味着相关社会性知识的获得。此外，在参与式计划和设计情境中，其他的参与者往往会提供大量的信息，而参与者对知识的建构也是获得这些信息的过程，所以知识经验的加工过程也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
在加工现实信息的过程中，个体会有系统的降低其复杂性，这就要求其提高知识建构和信息整合的有效性；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风险性。比如说，在社会交往情景中，个体试图理解他人的言语或行为，其有序的建构和应用绝对标准的分类描述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现象，如偏见、刻板化印象等等，而这种建构和描述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的错误理解。
在对具体情境的解释、行为计划的确定过程中所应用的认知策略会因目标、情绪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被定义为动机社会认知（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8]。人們在不同的情境中，根据其具体特征调整对情境的理解和解释时会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他们能够控制自己思考和计划，可以对同一事件和同一结果做出多种解释甚至可以根据新获得的经验、信仰、价值观、目标来调整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
社会决策的方法融合了社会认知、情感、行为、以及社会关系等领域内，对于成功而言具有重要作用的思维技巧。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指能够恰当、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或社会冲突的能力，反过来它也会作用于社会竞争和人际互动。问题解决情境中认知技巧的提高与计划的制定、执行是密切联系的。选择性思维、结果性思维以及工具―结果思维对于解决方法的有用性和执行过程的维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社会认知的方法也强调合作和元认知发展的重要性。
在对一事件做出解释或形成问题解决计划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通过想象或角色扮演来找到实现目标的恰当策略。模拟启发就是一种在事件片断中建立联系的策略，而防御是一种可运用于处理消极结果时的策略，防御者往往对自己建立一种低预期，而同时又加倍努力以防止消极结果的产生。通过这些方法和策略，个体除了可以控制建构以外，还可以尝试调整他们对于情境的解释。
2.2 人际交往中的社会认知
强烈的人际互动性会影响参与者的认知，这在参与式计划和设计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人们会通过彼此间的交流来向别人学习，而且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可以了解和认识与他们交流的那些人。在群际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人们会知觉到一些人的特点，但是这些特点很少被直接描述，而是一种自发的表现。这种知觉即使是隐含的，它也是可以被发现的。
社会敏感性和角色扮演技巧对于参与式计划过程中执行人际交流管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境，这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比如有效交流的技巧、决断技巧、有效的信息搜集行为、成熟的合作技巧以及解决冲突的技巧。对人际交流管理的失败往往与对人际交往情境的不恰当认识相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情绪智力被认为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别人情绪的认识是情绪智力关键，这种对情绪的监控能力也是心理洞察和自我认识的关键 [9]。
在有效的人际交流中对上述各因素的注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它也是参与式计划与设计过程的关键。在群体交往中的交流和反馈与群体的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证据表明有效的交流和反馈会显著的提高群体的工作绩效 [10]。同情是一种建立在对自我情绪觉察基础上的技巧，同时也被描述为有效人际交往的基础性因素，它有助于理解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及其观点，并能促进群体间的交流。Goleman（2000）认为那些能够协调各种社会敏感性线索的人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成功[同9]，这表明在有效处理具体情境中的问题解决任务和决策任务时，认知技巧是很有必要的。
2.3 影响社会认知的因素
长期以来，情绪被认为是认知加工的基础。情绪评价会给大脑提供“这个信息是重要的，现在应该给予更多的注意”这样的指令，从而使得一些信息得到进一步的认知加工。Hippel和Lakin （2005）等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直接影响对情境的准确理解、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以及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策略控制，这样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才会更具有灵活性[8]。
在参与式计划与设计过程中，参与者的自我绩效信念会对他们的社会认知起调节作用。尽管他们的自我绩效信念是对他们过去所获得成绩的评价，但是他们能够根据自我绩效信念预期现在某种行为的结果，并对决策和问题解决策略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这在参与式计划过程中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建构。
目标不仅能够促动行为者的行为，而且能够影响确定计划的策略。因此在参与式计划与设计过程中，目标和目标的确定是密切联系的。目标的不同主要是源于那些全局性、抽象性以及情境的差异性，全局性的目标往往可以被分解为更为具体的目标。在确定和设计目标的过程中，常常要依据具体的情境。即使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人们也常常会调整他们的策略。在具体的情境中，确定多种具体目标有助于达到更高的目标，Guzzo和Dickson（1996）的研究表明目标的设置会提高群体的绩效、个体的目标会影响群体行为的动机和绩效[同10]，并在参与式计划过程中能够要求更为具体的注意。
在具体情境中，参与式计划与设计中的消极结果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参与者一般能够预期将要发生的结果并计划怎样改善这样的结果。参与者通过对结果的预期和对潜在危险的觉察，努力防止消极结果的发生以及由它们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出现，这被称为超前应付（Proactive coping）。有效的问题解决技巧和超前应付策略将使参与者在处理消极结果发生的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3.小结
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社会认知可以使人的各种交往行为更加有效。尽管社会认知能力更多是习得的，但是它仍然受到特定脑区以及遗传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使得社会认知的概念超出了心理建构的范围。社会认知有助于对信息的理解、解释以及相关知识的应用，并且对于群体思维、寻找解决问题的恰当途径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而社会认知过程会受参与者情绪、对自我绩效的信念、群体目标以及个人目标的影响，反过来说，它们也可以影响计划过程。在参与式计划与设计过程中，社会认知能力也有助于对结果的预期以及对一些潜在危险的解决和应对。
参考文献：
[1]Gallese V, Keysers C, & Rizzolatti G. A unifying view of the basis of social cogni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4, 8(9): 396-403.
[2]Hogarty G E, Flesher S.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a cognitive enhancement therapy of schizophrenia. Schizphrenia Bulletin, 1999, 25(4): 677-692.
[3]Abell F, Krams M. et al. The neuroanatormy of autism:a voxel-based whole brai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scans.Neuroreport,1999,10（8）:1647-1625.
[4]Skuse D H,James R E. et al.Evidence from a Turner’s syndrome of an imprinted X-linked locus affecting cognitive function.Nature,1997,387(6634):705-708.
[5]Siegel D J.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In Kaplan& Sadock’s Comprehensive Teextbook of Psychiaty,Sadock BJ, Sadock VA(eds).Lippincott Wiliams&Wilkins:Philadelphia;2000:368-402.
[6]Wyer R J, Radvanski G A, The comprehension and valid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9, 106(1): 89-118.
[7]Kruglanski A W, Webster D M. Motivated closing of mind: ‘seizing’ and ‘freez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6, 10(3):263-283.
[8] Hippel W, Lakin J L,& Shakarchi R J.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The case of self-serv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5, 31(10):1347-1357.
[9]Goleman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In Kaplan & Sadock’s Comprehensive Textbook of Psychiatry, Sadock BJ, Sadock VA(eds). Lippincott Wiliams&Wilkins: Philadelphia; 2000: 446-462 .
[10]Guzzo R A, Dickson M W. Teams in orgnizations: Recent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and effsctiveness.Annual Review in Psychology, 1996, 4(7):307-338.
注：
本研究是甘肅省2010年教育厅第二批科研项目“真实情景识别过程中的信息搜索与整合”（1001B-04）成果。
作者简介：
康廷虎（1978-）， 男，甘肃定西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认知心理、职业心理等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 社会认知 参与式计划 人际交往 信息搜集行为 合作技巧
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常会应用两种方法：自上而下的方法（Top-down Approach）和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 Approach）。自上而下的方法是指由专家设计好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另外一些人按照这种方法去执行；参与式方法是让人们参与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的全过程中去。与自上而下的方法相比较，参与式方法在问题解决或计划形成的过程中，可以使参与者通过社会交往，促进个体间知识、技能的交流，从而实现不同参与者知识和技能的充分利用，而社会交往过程的心理加工是社会认知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Gallese和Keysers（2004）认为社会认知能力会促进社会交往的有效性［1］。因此在参与式问题解决过程中，应该重视社会认知的作用。
1.社会认知概念界定的取向
1.1 发展观取向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认知被认为是独立于智商的内容（Hogarty和Flesher，1999）[2]，比如说，大约一岁的幼儿就会表现出一些理解他人的行为。它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他人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对那些不总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事物的评价；第三个阶段是指个体能够自发的理解别人的动机，包括对别人个性特点的理解；社会认知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指个体在解决更为复杂的认知任务过程中可以跳跃式的发展，诸如抽象和推理任务的解决。
1.2 生物基础观取向
尽管社会认知更多的受到个体学习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但是大脑皮层的一些特殊脑区对社会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扁桃体、左下前回、中央前回以及其他一些大脑皮质都被认为是与社会认知相关的脑区（Abell等，1999）[3]。另一方面它也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提供了社会认知受遗传因素影响的证据，如Skuse（1997）[4]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会认知更多地受X染色体遗传的影响。社会认知的生物基础表明一个人受到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自然属性的影响。
1.3 过程观取向
Siegel（2000）认为，我们通常应用信息加工机制来对社会认知各个单元诸如注意、感知觉、编码以及信息提取等进行评估，因此它可以作为对认知功能最为基本的描述[5]。信息实际上是大脑皮层神经回路的某种激活状态―是心理活动的表征。思维包括心理表征的操作，其依赖于对先前经验的加工并受到情绪情境和心理模型的影响；工作记忆是整个记忆系统的一个主要成分，它指的是个人对即时信息的注意，就像擦黑板一样，它只允许人们掌握一些简单的信息，并且它是行为组织、言语及思维的核心成分，常常关系到更高级的思维与言语形式或非语言形式的问题解决行为。
2.参与式计划和认知策略
2.1 参与式计划过程中的社会认知策略
参与式计划要求对目前面对的问题予以认识和理解，并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法，同时在所提供的各种解决方法中选择出更为恰当的一种，这就要求所有的参与者能够紧密合作，能够理解彼此的观点，同时要充分利用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知识资源。由于参与方式和对问题状态的认识、理解具有灵活性，因此参与式计划要经历各种动态的转化过程，这将影响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决策的形成。
认知策略是人们用于认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一种心理计划。社会认知有助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涉及具体事件或具体个人的信息的理解，也有助于根据先前经验模型建构新信息的情境模型（Wyer和Radvanski，1999）[6]。动机变量被认为是社会认知过程中“对知识的需要”（Kruglanski和Webster，1996）[7]。知识建构的过程是一个获得社会意义的过程，多次的建设性尝试就意味着相关社会性知识的获得。此外，在参与式计划和设计情境中，其他的参与者往往会提供大量的信息，而参与者对知识的建构也是获得这些信息的过程，所以知识经验的加工过程也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
在加工现实信息的过程中，个体会有系统的降低其复杂性，这就要求其提高知识建构和信息整合的有效性；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风险性。比如说，在社会交往情景中，个体试图理解他人的言语或行为，其有序的建构和应用绝对标准的分类描述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现象，如偏见、刻板化印象等等，而这种建构和描述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的错误理解。
在对具体情境的解释、行为计划的确定过程中所应用的认知策略会因目标、情绪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被定义为动机社会认知（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8]。人們在不同的情境中，根据其具体特征调整对情境的理解和解释时会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他们能够控制自己思考和计划，可以对同一事件和同一结果做出多种解释甚至可以根据新获得的经验、信仰、价值观、目标来调整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
社会决策的方法融合了社会认知、情感、行为、以及社会关系等领域内，对于成功而言具有重要作用的思维技巧。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指能够恰当、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或社会冲突的能力，反过来它也会作用于社会竞争和人际互动。问题解决情境中认知技巧的提高与计划的制定、执行是密切联系的。选择性思维、结果性思维以及工具―结果思维对于解决方法的有用性和执行过程的维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社会认知的方法也强调合作和元认知发展的重要性。
在对一事件做出解释或形成问题解决计划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通过想象或角色扮演来找到实现目标的恰当策略。模拟启发就是一种在事件片断中建立联系的策略，而防御是一种可运用于处理消极结果时的策略，防御者往往对自己建立一种低预期，而同时又加倍努力以防止消极结果的产生。通过这些方法和策略，个体除了可以控制建构以外，还可以尝试调整他们对于情境的解释。
2.2 人际交往中的社会认知
强烈的人际互动性会影响参与者的认知，这在参与式计划和设计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人们会通过彼此间的交流来向别人学习，而且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可以了解和认识与他们交流的那些人。在群际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人们会知觉到一些人的特点，但是这些特点很少被直接描述，而是一种自发的表现。这种知觉即使是隐含的，它也是可以被发现的。
社会敏感性和角色扮演技巧对于参与式计划过程中执行人际交流管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境，这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比如有效交流的技巧、决断技巧、有效的信息搜集行为、成熟的合作技巧以及解决冲突的技巧。对人际交流管理的失败往往与对人际交往情境的不恰当认识相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情绪智力被认为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别人情绪的认识是情绪智力关键，这种对情绪的监控能力也是心理洞察和自我认识的关键 [9]。
在有效的人际交流中对上述各因素的注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它也是参与式计划与设计过程的关键。在群体交往中的交流和反馈与群体的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证据表明有效的交流和反馈会显著的提高群体的工作绩效 [10]。同情是一种建立在对自我情绪觉察基础上的技巧，同时也被描述为有效人际交往的基础性因素，它有助于理解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及其观点，并能促进群体间的交流。Goleman（2000）认为那些能够协调各种社会敏感性线索的人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成功[同9]，这表明在有效处理具体情境中的问题解决任务和决策任务时，认知技巧是很有必要的。
2.3 影响社会认知的因素
长期以来，情绪被认为是认知加工的基础。情绪评价会给大脑提供“这个信息是重要的，现在应该给予更多的注意”这样的指令，从而使得一些信息得到进一步的认知加工。Hippel和Lakin （2005）等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直接影响对情境的准确理解、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以及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策略控制，这样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才会更具有灵活性[8]。
在参与式计划与设计过程中，参与者的自我绩效信念会对他们的社会认知起调节作用。尽管他们的自我绩效信念是对他们过去所获得成绩的评价，但是他们能够根据自我绩效信念预期现在某种行为的结果，并对决策和问题解决策略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这在参与式计划过程中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建构。
目标不仅能够促动行为者的行为，而且能够影响确定计划的策略。因此在参与式计划与设计过程中，目标和目标的确定是密切联系的。目标的不同主要是源于那些全局性、抽象性以及情境的差异性，全局性的目标往往可以被分解为更为具体的目标。在确定和设计目标的过程中，常常要依据具体的情境。即使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人们也常常会调整他们的策略。在具体的情境中，确定多种具体目标有助于达到更高的目标，Guzzo和Dickson（1996）的研究表明目标的设置会提高群体的绩效、个体的目标会影响群体行为的动机和绩效[同10]，并在参与式计划过程中能够要求更为具体的注意。
在具体情境中，参与式计划与设计中的消极结果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参与者一般能够预期将要发生的结果并计划怎样改善这样的结果。参与者通过对结果的预期和对潜在危险的觉察，努力防止消极结果的发生以及由它们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出现，这被称为超前应付（Proactive coping）。有效的问题解决技巧和超前应付策略将使参与者在处理消极结果发生的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3.小结
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社会认知可以使人的各种交往行为更加有效。尽管社会认知能力更多是习得的，但是它仍然受到特定脑区以及遗传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使得社会认知的概念超出了心理建构的范围。社会认知有助于对信息的理解、解释以及相关知识的应用，并且对于群体思维、寻找解决问题的恰当途径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而社会认知过程会受参与者情绪、对自我绩效的信念、群体目标以及个人目标的影响，反过来说，它们也可以影响计划过程。在参与式计划与设计过程中，社会认知能力也有助于对结果的预期以及对一些潜在危险的解决和应对。
参考文献：
[1]Gallese V, Keysers C, & Rizzolatti G. A unifying view of the basis of social cogni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4, 8(9): 396-403.
[2]Hogarty G E, Flesher S.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a cognitive enhancement therapy of schizophrenia. Schizphrenia Bulletin, 1999, 25(4): 677-692.
[3]Abell F, Krams M. et al. The neuroanatormy of autism:a voxel-based whole brai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scans.Neuroreport,1999,10（8）:1647-1625.
[4]Skuse D H,James R E. et al.Evidence from a Turner’s syndrome of an imprinted X-linked locus affecting cognitive function.Nature,1997,387(6634):705-708.
[5]Siegel D J.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In Kaplan& Sadock’s Comprehensive Teextbook of Psychiaty,Sadock BJ, Sadock VA(eds).Lippincott Wiliams&Wilkins:Philadelphia;2000:368-402.
[6]Wyer R J, Radvanski G A, The comprehension and valid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9, 106(1): 89-118.
[7]Kruglanski A W, Webster D M. Motivated closing of mind: ‘seizing’ and ‘freez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6, 10(3):263-283.
[8] Hippel W, Lakin J L,& Shakarchi R J.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The case of self-serv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5, 31(10):1347-1357.
[9]Goleman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In Kaplan & Sadock’s Comprehensive Textbook of Psychiatry, Sadock BJ, Sadock VA(eds). Lippincott Wiliams&Wilkins: Philadelphia; 2000: 446-462 .
[10]Guzzo R A, Dickson M W. Teams in orgnizations: Recent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and effsctiveness.Annual Review in Psychology, 1996, 4(7):307-338.
注：
本研究是甘肅省2010年教育厅第二批科研项目“真实情景识别过程中的信息搜索与整合”（1001B-04）成果。
作者简介：
康廷虎（1978-）， 男，甘肃定西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认知心理、职业心理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