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设备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心技术的高歌猛进，社交媒体已凭借其强大的交互性、参与性、聚合性、公开性等特性席卷全球，当今社会已然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据《2020全球数字报告》，全球互联网用户愈45亿，社交媒体用户突破38亿。社交媒体创造话语狂欢盛宴的同时，也带来了情感为先、真相滞后、事实稀缺的“后真相”。2016年，“Post-truth”（后真相）被《牛津词典》评为年度热门词，《经济学人》杂志几乎将“社交媒体时代”等同于“后真相时代”[1];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由此，“后真相”精准地把握了世界政治的脉搏，也给学界和业界敲响了警钟。作为热点与要点，了解“后真相”的内涵，分析其表现与形成动因，并探求社交媒体时代其应对之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交媒体;后真相;后真相政治;新闻专业主义
　　一、“后真相”的内涵与产生背景
　　“后真相”本意是指“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了事实”，在学界被视为政治学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里[2]。2004年，拉尔夫·凯斯以“后真相政治”（post-truthpolitics）揭示了通过网络舆论影响或操控民意的美国选举政治的新动向[3]。2016年，“后真相”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爆冷门等重大政治事件中走向极致。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称，我们之前奉若神明的“真相”已经从神坛跌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我们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4]。类似事件的相继涌现也让“后真相”一词被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广泛的社会议程吸纳。在中国，假新闻甚嚣尘上，反转新闻层出不穷，群体非理性情绪的肆意宣泄导致舆论撕裂等都是“后真相”的流弊表现。
　　《牛津词典》定义“后真相”为“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情况”。李良荣教授指出中国网络舆论场的后真相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5]。英国《卫报》专栏作者马修·德安科纳认为，后真相时代的特征是，人们不评价某种主张是否真實，只评估它这某种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6]。《南方周末》发文称，后真相时代情感太多，事实已经不够用了。在后真相的内涵中，“情感”“情绪”等词越发凸显。在社交媒体的助推下，传播主体不再完整呈现新闻事实，观点被当做事实广泛传播，自媒体人奉行的生存法则使其频发，煽情文字强化偏见以迎合受众情绪，政客们利用网民们无处安放的情感营销自己，客观真相和理性思辨离人们越来越远。情感先行、真相滞后、观点积聚、事实稀缺为后真相的主要特征。
　　需指出，后真相并非无真相，只是大众认知真相的环境更加复杂、过程更加曲折，人们对真相的态度也更加平淡了。
　　二、“后真相”的表现与影响
　　“后真相”冲击新闻业专业主义。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地位改变，主体性和主动性得到凸显，后现代的文化土壤逐渐形成。在人们的观念中真相的顺序后移，让位于感觉和情绪，比起准确无误的表达，人们更偏爱有温度、相符于人之常情、迎合自己观点甚至想象的陈述。中立的立场和确凿的证据被自我立场和喧嚣的情绪所取代，对新闻的客观性造成重大打击。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爆炸与受众追求速度相对立，新闻核实的时间被挤压，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此外新闻选择的价值标准也在被迫发生改变。社交媒体的勃兴使得受众心态发生巨大改变，人们不再满足与时新性，更渴望看到实时新闻，实况直播已成常态。同时“眼球经济”盛行，为博得关注，传播者热衷于传播内容煽情、观点偏激的文章，使得趣味性变质，商业性占领高地。
　　舆论生态越发混杂。后真相时代，大众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建立在模糊扭曲事实之上，客观理性的思辨思维更是少有，由此，舆论生态逐渐被污染、新闻事件及其背后的本质问题被忽视。当真相的重要性被削减、情感出尽风头时，片段性的事实甚至谎言就会利用群众心理主动迎合。受众通过社交媒体反馈意见，回声室效应不断加强，舆情反转更加频现，碎片化的事实片段和个人观点，甚至个人猜想都被当做事实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新闻不断反转，舆情不断反转，这让网络舆论场上的受众陷入一种迷茫与无助的状态。虽然社交媒体赋权每个用户都能发声，但每每涉及到具体事件，意见领袖的发言更易受到关注和形成舆论，这种潜在的不均衡使得舆论生态更为复杂。话语权劣势方常常借题发挥，抓住事件的某个点或某个面表达个人诉求和宣泄个人情绪，形成“凝聚一心”的“团队力量”，然而这个“团队”难以使社会问题得到真正解决，社会焦虑依然存在。
　　“后真相”政治。“后真相”的概念起源于政治领域，也在政治领域中发挥到极致。特朗普执政至今，种种依托社交媒体助推“后真相”的事件都耐人寻味。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频频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一些含糊不清、带有主观臆断的言论，虽然有传统媒体针对其言论涉及内容展开调查并辟谣，但真相似乎已经没那么重要了，群体偏见已经形成，群体情绪已经高涨。据《华盛顿邮报》对特朗普和希拉里竞选言论的检验，希拉里存在49%言论失实，特朗普则高达92%。在这场竞选中，重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感觉[7]。谎言败露却无政治代价，反而可能大获政治红利[8]，虽然荒唐但这也是后真相政治的一大特点。特朗普作为“后真相”政治中的重要符号，利用社交媒体展开政治游戏，设置全球性话题，将舆论与权力绑定，加大了辨别真相的难度，给美国政治和外交关系都带来了严重后果。
　　三、“后真相”的形成动因
　　传统媒体的失守。社交媒体兴盛挤压了传统媒体核实新闻的时间和空间，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遭受质疑，媒体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媒体的新闻道德受到挑战，优质的生产内容减少。其次，传统媒体把关权“旁落”。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传播者、议题的设置者和把关者，这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把关权力。其三，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减弱。社交媒体上公共舆论场逐渐形成，舆论引导变得多元化复杂化，然而传统媒体并未做出强有力的引导，甚至陷入失语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