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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这位绰号“伟哥”的人,现在很多人都说他在“罩着”张艺谋。换一个不那么江湖的说法,就是“老谋子和伟哥是一对儿罕见的事业搭档”。但我们姑且顺着“罩着”这个词往下想一想:
张艺谋需要什么样的人罩着?
什么样的人物能罩得住张艺谋?
这“伟哥”名叫张伟平,起初我们只知道他曾经是卖药的,还以为他就是卖过那种让男人在上床前特自信的蓝色药丸,然后发了财,进入电影圈,经营比那蓝色药丸更牛x的张艺谋,自[英雄]之后,果然名利双收了——这是众多江湖传言之一,我们一直在信。
到了张艺谋拍[十面埋伏]的时候,此“伟哥”名震华夏,在媒体上频频露面——老实说,我们觉得他露面太多了,基本都是在吆喝他的买卖,无甚新意,看多了还挺让人烦。
媒体上无法看到真实的人,以及真实的事。不是你说的话被阉割,就是你干的活被粉饰或者扭曲。媒体上的张伟平,就是一个吆喝张艺谋的商人,吆喝得极响,然后电影大卖。没人看得见根儿,也没人愿意多琢磨张伟平,大家都认为是寡言内向的张艺谋找了一大喇叭,俩人互相利用。
我们想事情也许没这么简单。后来就听见了“罩着”这么个说法。“伟哥”于是令人好奇了。
我们约见张伟平,印象中他拒绝了不下三次。这里的背景是《新电影》带头抨击过张艺谋的[英雄],有人说是泄私愤,有人说胆子大,我们倒不至于为此骄傲,但为此开心是真的,现在仍然为此开心,说俗一点,那个事情没有输家——张艺谋拿到了票房,我们接近了真理。至于说抨击有没有伤害,我们觉得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一张大字报就能把人闷死,不可能,也不可能有这个初衷,何况张艺谋是个国家级的艺术家,是坚忍的陕人,他没那么脆弱,他打不死,当然他也不能堵塞任何言论。有人说,[英雄]后来上升到一场政治讨论,这也是屁话——有人在说政治,有人在说电影,还有人在说道义,根本就没说到一块,到如今我们也没觉得有正常的讨论,有的只是若干小儿辩日。
七月初,接到电话,张伟平说,请尚可来。我们就去了,准备不足,我个人只希望不是去见一个商人,不是在那儿讨价还价——实事基本如此,所以对话很爽。
上期卷首语我们放下一句话:张伟平是那种可以把手枪顶在你脑袋上,又能把五脏六腑掏出来给你看的东北汉子。这句话放在这儿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一个人的性格,你就无法判断这个人语言中的精神——换句东北话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人有没有“种”,你就不知道他是在吹牛x ,还是真仗义。
他说:冲你是东北人我才见的,我们今天用东北人的方式聊。
我相信他这话至少有一半是真的,我还相信过去那点恩怨由于所谓“东北人的方式”变得简单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这位“伟哥”既然如此放下架子,那我们在他的桌子上谈的就不是电影,而是江湖。
这个江湖比电影大得多。
需要声明:由于张伟平先生说话极其直率,我们必须对本文作适当删改;但为了让读者更真实了解此人,我们尽量保留他的原话和口语。
(以下:张伟平,简称“张”;新电影,简称“新”。)
1、丫真的就是一副陕西农民那感觉
张:刚才那些话就别发了,那是咱们之间的私聊。
新:您是个性情中人。要不今天还真悬,坐不到一块。
张:最近事儿特别多,昨天晚上跟一帮哥们熬到两点多,今儿一想你们来了,得,起一早吧。
新:编辑部对您接受采访有点吃惊,觉得这伟哥倒是有大家风范。
张:(笑)少给我扣帽子,接受了就是大家,不接受就是孙子——现在人都这德行,我呢就一东北人,你是东北人你应该知道,东北人的性格,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也他妈不当饭吃。
新:我们首先想知道您在做电影之前的经历。
张:最早我是药剂师,我在医院管药品的采购,在医院你也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活。
新:俗话说,肥缺。
张:没错。咱也甭装孙子,说他妈假正经的,那就是个肥缺。在医院,你就是找到院长,到我这儿来,没药,没药看不了病吧?是吧?光听诊器看不了病吧?所以你就知道我的位置,所有的药都归我管。我又是东北人,做人直,别人都服气,又挺好交的。但是我从不交乱七八糟的人,我尤其不交那“鸡贼”,我要看你这人不顺眼,我听你喘气都别扭,所以这东北人的性格就养成了,没办法。我在医院管药期间呢,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
新:(笑)原来您不是卖药的,是管药的。那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不做了?
张:简单说吧,我介绍一哥们的侄子去外企找工作,领他到德国西门子公司,但德国人没看上他侄子,倒看上我了。我说我这医院的活挺好的,那会是86年,我这药剂师是铁饭碗啊。我心想我又不会外语,一句话整不利索德国佬给咱开了,那就回不去了。这么着,我就没当回事儿。过了一个星期,这洋人也够轴的,他们不断地找我。弄得我有点动心,一横心,去了,去了以后在西门子从职员干到商务经理。干了一段时间我又出来做房地产,那时候很早,是88年,跟朋友一块做。房地产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做航空食品,流水作业,不用你操太多的心,没心操,你想想,在飞机上是不是给你什么吃什么?所以不用你操心,有朋友帮助。
新:这些话说得实在。看您就不像那种算计出来的商人,身上倒有点军人的影子。
张:你还说对了,我是空军大院出来的。我就不是个商人,但我之所以会在商场上成功,我觉得是我做到了一条:讲信用,办实事。很多商人看上去比猴子还精,他做不到我这样,他不会成功。
新:什么时候认识的张艺谋呢?
张:认识艺谋是89年,是在我太太朋友的聚会上。
新:那时候他已经出人头地了。
张:我当时还真不知道他是谁。我没看过他的电影,在我脑子里我都不知道导演是干嘛的,没任何导演的概念。我甚至都不知道巩俐。
新:那就是说你对电影完全没兴趣,但凡有点兴趣也不会不知道[红高粱]。
张:我一点也没觉得[红高粱]热过,我没看过,没工夫看,有点工夫就跟哥们喝酒去了。你可以说我是个粗人。
新:那当时什么情况?
张:我太太知道巩俐。她能看到一些香港过来的报刊,从报刊上知道了[菊豆],那时候[菊豆]封杀了,看不着,后来我太太就从香港搞了一盘录像带看了[菊豆],就喜欢上巩俐了。正好我公安部的一个朋友找我有点事,晚上一块吃饭,他就把巩俐和张艺谋带来了,巩俐当时正好有事找我这朋友,我这朋友正好有事找我。带来的时候我太太就给我介绍,巩俐,电影明星,没看过,我也没印象,就像现在我也对这(电影)圈子没什么感觉。吃饭中间,这艺谋就穿一小黑棉袄进来了,丫真的就是一副陕西农民那感觉。因为太不起眼了,大家也没当回事。
新:其实他当时已经很有名了。
张:看过他电影的人知道他有名,我没看过艺谋的电影不知道他有名。他一进来就给每个人点头,特真诚特憨厚地点头,丫一句话都没有,给人感觉是不知道说什么。他提前走的,说还有点事,我开车送的他。路上我们哥俩聊,我觉得这哥们还挺实在的。第一感觉就是挺实在,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人,就这么一感觉。
新:那时候你们交往当中有电影的话题吗?说过将来合作这档子事吗?
张:完全没有。怎么可能有?那时候是89年十·一前后,巩俐常约我太太出去玩,后来我太太跟巩俐走来走去呢,每次有艺谋,我就参与了,变成了朋友,但是走的也不是很勤,隔三差五的见个面,有时间的时候吃个饭,见面的时候也不谈电影,因为我那时侯对电影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艺谋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从来不谈电影,巩俐也不谈电影,但是大家都挺说得来的,说的别的事情,唠嗑那种。
2、我冲上去了,我当时还就是东北人那种赌气。
新:张、巩分手时,应该是你和张艺谋关系的转折点吧?你们走得更近了?
张:那件事情是一个震撼吧。我觉得艺谋是个男人。你说得对,我们走得更近了,像兄弟一样。
新:是95年,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
张:我今天说这个事,是为了告诉你们张艺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跟巩俐分手那件事,我不想跟圈子里的人说,有一次姜文在我们家呢,我跟他说了,姜文听完以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说,我x !这老哥真牛x !这是姜文原话。当时那片子要开机了,艺谋就感觉不对了,你想想,跟自己8年的女人,这种感觉只有两个人知道,肯定还特准啊。然后艺谋给我打电话,说巩俐外边可能有人了。那会[摇啊摇]没开机呢。他说这人你知道是谁吗?我说我知道,他很吃惊,因为他刚感觉到。这人是属于满脑子电影和工作的主儿,他木讷,他对这种事儿不是特敏感。但是在片场他终于感觉到了。我说那人是谁谁谁,他说不是圈儿里的?我说不是圈儿里的。我没跟任何媒体说过这事。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其实在这之前一个多月我就知道了,但是我不能跟艺谋说。
新:这事对任何一个男人的打击都不会小。
张:非常之大。但我觉得张艺谋牛x就在这儿,换任何一个导演都做不到,他能把电影拍完。你现在回想一下[摇啊摇]那个故事,换了别人他还怎么开机?他怎么面对她?那人隔三差五地飞到上海探班,他住哪个酒店我们都知道,张艺谋不动声色。我x !那他心里面忍受多大的痛苦?想想吧,哥几个,8年的女人!刚开始,艺谋也受不了,他是经过一番挣扎呀。当时他猛一听这事的反应,也晕了。这戏我不拍了,他说,拍不了,怎么拍啊?没法面对她。你别看艺谋是一老实人,那也是一陕西老爷们,上来那一根筋的劲儿,死活不拍了。我说你还不能不拍,那好几百人等着呢,筹备了小半年,上影厂就过去好几百人,干活的。
新:张艺谋就在这种情况下开机了,一般人崩溃了。
张:绝对崩溃了,你说换哪个导演,哪个都做不了这事,我x ,楞把这电影拍完。最说明问题的是,巩俐始终都不知道艺谋已经知道这事了。最后一个镜头结束的时候,张艺谋去找巩俐谈,当时巩俐还没承认。谈完以后张艺谋把他所有的主创召集在一起宣布这件事,说以后我跟巩俐没关系了,所有人都惊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认张艺谋这个朋友,他真的是在关键时刻的时候挺得住的一个男人,我都不行,换我肯定让她消失。
新:(笑)然后你也消失?
张:咱老爷们能做自己消失的事儿吗?有最后一口气我也得站那儿……艺谋楞他妈把这片子给拍下来了。这片子下来以后这张艺谋瘦了35斤。从首都机场一下来,我一看我x这哥们怎么瘦的跟小老头似的?又黑又瘦!你想瘦35斤,他得瘦成什么样。挺牛x的,真的挺牛x的。居然谁都不知道,所有主创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巩俐都不知道,她完全不知道在拍电影期间,张艺谋已经知道这事,更不知道开机前张艺谋就知道了——这件事造成了我跟张艺谋的合作。我觉得这是个真爷们。
新:那是张艺谋的最低谷。然后你决定给他投资。
张:我冲上去了。我当时还就是东北人那种赌气。你知道,当时张艺谋的片子都是外国人投资,突然间这洋人发现他妈片子里没了巩俐了,全你妈撤了。那我就不能在边上瞅着了。
新:江湖佳话,您这事确实令人敬佩。
张:你再回想[有话好好说],你看除了巩俐之外,我一赌气把当时所有的腕儿都请来了,连李雪健、葛优都在里头跑龙套!葛优5分钟的戏还不到。我就是[有话好好说]认识的姜文,认识的(李)保田,后来成了哥们。所以当时拍[有话好好说],我就是冲上去想帮艺谋,因为我觉得他现在遇到困难了。我能帮他,那我就帮他。
新:没听说过有你这么干的,真没听过。中国就这么多了一个电影投资人。因为为朋友两肋插刀。
张:当时我都不知道这片子还要做生意。我那俩生意你知道,完全是个特别省心的事,我这人还做不了那太费心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我没有那么多心计。我靠的就是这帮哥们的支持,这么多年,肝胆相照交了一帮哥们。
新:[有话好好说]你投了多少?当时完全不懂你怎么做的?是不是砸了?
张:这电影拍完以后我才发现,唉呦,这片子还得卖呢!不懂啊。[有话好好说]我投了2600万,这个时候我就把这片子卖给了董平,这么认识的董平。当时高蒙公司他们来找我,高蒙是欧洲最大公司,它的副总裁飞到北京要买我这片子。董平到什么份儿上,我早上一睁眼一看窗底下他在楼底下的停车场坐车里等着呢。后来我生生让他这种执着给打动了,连国外,连整个亚洲都给他了。结果他把这片子的海外市场给耽误了,他去香港弄别的事,弄了仨月,把这事给搁这儿了。后来我怎么说他,他永远笑呵呵承认错误,他落一态度好。到现在[有话好好说]在国外有1000多万没收回来。电影你知道,错过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就这么跟头把式做的电影。
3、我说你不要跟政府作对,你这导演就是一工作
新:张艺谋是一个做事很有主见的人,您跟他这么多年交往,对他肯定有影响吧?
张:他确实很轴,但我们之间有这个感情基础,最重要的是我信任他,他也很信任我,因为他知道我投资电影不是为了挣钱。他也非常清楚我在什么情况下投他的电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投张艺谋电影之前我们已经是6年的好朋友了,这6年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生意来往,完全就是朋友,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来找我我从来没有打过“锛儿”,我也不是影迷,没工夫看电影,但是这6年时间他什么事找我我都当自己事做,包括巩俐的事。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合作少了很多猜疑,大家比较坦荡。虽然他很“轴”,我这人又是个急脾气暴脾气,我一上来脾气他就不说话了,等我发完脾气他再跟你说。首先彼此之间非常信任,第二在事业上我相信他,相信到什么份儿上呢,就是不看剧本和帐本,整个操作归张艺谋,他要拍什么片子他定,定题材定演员他定,我从来不干预。
新:这也就是张艺谋……
张:你说对了,你说到根儿上了。但是这么多部戏拍下来,你想如果他是一个稍微那什么一点的导演,我们就没有合作了。
新:说到这儿,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有今天了。
张:直到现在,我在事业上没管过艺谋,没看过艺谋的帐,没看过剧本,除非他们谈剧本的时候跟我聊几句,我也就是问几句这片子哪儿有意思什么的。其实导演和制片人之间这种合作经常是一种矛盾,处理不好,两个人一隔心,对影片是严重的伤害。导演心里也较着劲,制片人心里也较着劲,最后制片人在财务上卡你,我卡你还不容易吗?导演心里就更别扭,片子出来你想能好吗?现在有几个导演和制片人能做到这种坦诚相见?
新:是啊,掏钱的和花钱的永远是一对儿矛盾。
张:说白了,制片人怕导演黑他钱,一上手,心说就得看着你点,派他妈好几个人看着你。导演心里也不舒服,x,你丫弄人看着我。我看到很多导演和制片人没拍片的时候,俩人一块喝酒聊天是哥们,片还没拍完呢,俩人就掰了。很多,包括[理发师],你肯定很清楚,这种例子太多了。我和艺谋不一样的就在这儿,就是首先这6年是最重要的,没有这6年,我也不会给他投资。因为这6年之间我们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他干他的我干我的,这种接触是最容易看出人品的。
新:在合作中或是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比如说,你得告诉他,这件事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张:他比我大。在影片创作上我完全是一外行,我不能干预他,我只能支持他,既然作为朋友我给他投资那么我就应该相信他。基本上在这上边没有说我给他那什么,但是有提醒,比如有的片子,比如艺谋从跟我合作开始他的片子的那种感觉你应该能看出来,从[有话好好说]开始,跟以前[大红灯笼]、[菊豆]那种特压抑不一样了,可能我的性格啊、为人处世的方式啊,他在旁边观察,可能有感受。他是一句话不说的主,我是心里憋不住话,而且还爱憎分明。我觉得你这人不地道我就当你面说,我绝不背后说,我还不管你是谁,我也不管你多大老板,我也不管你是多大官,我觉得这事你办的不好我就直接说你,我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有时候,就因为这一句话可能把人伤了。所以我跟艺谋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而且反差特别大。艺谋这哥们心正相反,他里边有100个想法,可能怕得罪你都不说……但是在合作中我们俩其实第一从来没红过脸,第二从来没吵过嘴,从来没有矛盾。对一个事情发生分歧了,我们就探讨这个事,我是属于比较激烈的,艺谋是属于那种比较慢,但是有时候是按照我的意思办了,有的时候按他的意思办了,但是一点不影响我们俩的感情。
新:那么,在对待政府,或者说政策方面,你是不是对张艺谋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中国导演从第五代以来,都在这件事上栽过大跟头,张艺谋也有。而政府的支持对你这位投资人来讲肯定非常重要……从[活着]之后,我们发现张艺谋跟政府的关系是很有策略的,这一点是您带来的还是……
张:(笑)这个你看出来了。我们合作以后,我在这方面确实对张艺谋影响很大。我说你不要跟政府作对,你这导演就是一工作,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你不可能成功,我说首先没有必要跟政府弄的别别扭扭的。这话我也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姜文,[鬼子来了]他要送戛纳,我说你去可以,先把政府这边的工作作好,疏通好。把这问题解决了,你踏踏实实地去。结果他没听,回来怎么样?给我打电话,我说姜文你毁就毁在你太聪明了,我说你优点是聪明,你丫缺点是太聪明了。不信你问问他,你说伟哥是不是这么说的你。这些话我跟张艺谋合作的时候,跟他也说过。做电影,一定要跟政府沟通好,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本来我们拍电影也没什么,你干嘛非做那偷偷摸摸的事儿啊?跟政府沟通好了,这个非常重要,(田)壮壮不也是因为这个吗?一下就歇了,一个[蓝风筝]一下就歇了这么多年,其实挺可惜的。
新:那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很多人都认为,自从张艺谋开始拍摄这些很光明的商业片之后,中国多了一个主旋律和武侠片导演,失去了一个艺术家。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张:(笑)你问得好!咱哥俩现在就探讨一下。张艺谋以前拍的那种压抑的片子,除了[活着]我非常喜欢之外,像[大红灯笼]和[菊豆]那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我不太喜欢,而且事实也证明,[大红灯笼]和[菊豆]开禁以后,在国内市场票房并不好。老百姓不愿意看,看不懂,甚至很多人就看了巩俐穿一旗袍,别的没看着,说那叫什么呀?但是[活着]是公认的好片子,我喜欢[活着]。 [大红灯笼]和[菊豆]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观点是,电影主要还是要有市场。现在我们导演不能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架势,觉得我要拍一部电影就怎么着了,我要给谁谁上课,你给谁上课啊?谁到电影院里有那个闲工夫听你上课去啊?所以你心态就得好,得摆正了,首先拍片子你得想到怎么让观众喜欢看,你指着圈子里这些人去买票吗?丫他妈买一盗版盘回家看去了,那便宜。好,那既然电影需要的是观众和市场,那你肯定就要娱乐吧?是不是?这种娱乐还得高雅,还得让观众觉得没瞧见过,都瞧见过你这瞎了。
新:所以你觉得[英雄]那样就够了。
张:你丫可以骂这片子,但我跟你不谈这事,不谈那主题呀、思想呀什么的,我可以把艺谋请来你们哥俩说去,那是电影的事,我就跟你谈电影市场,跟你说我为什么不做我那省心又赚钱的生意,他妈的在这儿花钱拍电影,我不是李嘉诚,李嘉诚有钱他也没说你张艺谋过来给我拍一个赔钱的电影,拍一个他妈谁也看不懂的片子。对吧?我[有话好好说]砸了几千万,我是冲着哥们儿,我不是吃饱撑的,我得把电影当事做,张艺谋也得把电影当事做,要不还能吃电影这碗饭吗?就中国电影市场这现状,我x!吹牛x呐,我不花国家一分钱,我用自己的钱拍电影,你说[英雄]不好,那我说它让我对中国电影又有了一点信心,因为它拿下了2.5亿的票房,你说这重不重要,尚可?你是做杂志的,你别跟我说你做杂志就不想赚钱,x ,你这帮兄弟都不吃饭吗?
新:我得说[英雄]是张伟平的成功,好像不是张艺谋的。
张:这话有点轿情。我不管[英雄]它故事怎么样,它的形式、它的画面、它的创意,我指的是影片本身,是没见过的,是包括港台的导演拍了好几十年都没见过的方式。让老百姓起码开眼了,他觉得视觉上有冲击,感觉上享受了,这不就够了吗?
新:您一直在为张导鸣不平,是不是觉得张艺谋被一大群人冤枉了?
张:我觉得有很多人是揣着明白使糊涂。我和艺谋合作以后,我们在作品上确实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了,就是开朗了、阳光了,豪放了。我觉得不管是压抑也好豪放也好,最重要的是观众喜欢。艺谋拍[大红灯笼]、[菊豆]、 [活着]那会儿,有一帮人说他不是给中国观众看的,是给外国评委拍的,我听这话有气,他妈心态不健康,后来我给丫“臭捋”一顿不言语了。你倒是给外国评委拍一个我看看,能看吗?你那片子还别说到欧美,他妈一过深圳河就歇了。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哪儿都说,张艺谋的片子是给外国评委看的,而且就是给那几个外国评委拍的。好,张艺谋现在不为得奖了,拍[英雄]弄了2.5亿的票房,老百姓喜欢,您又说,张艺谋又不艺术了,改商业了,张艺谋改商人了,唉,你说这张艺谋还有活路吗?让咱推心置腹地说,拍这[大红灯笼]说是给外国评委拍的,拍一[英雄]又说给老百姓拍的,从艺术家变商人了。反正要不就是艺术家要不就是商人,完了还都没有好话。人要说真话,不能他妈的揣着明白使糊涂,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就揣着明白使糊涂。只要对自己有利,就揣着明白使糊涂,完全是怎么都不对了!
新:张艺谋是个用作品说话的人,他中后期的作品有一个转变,一直到[十面埋伏],他是在解决商业问题,好像是在用电影养活自己,在中国,用电影养活确实不容易。他不做这个转变也确实不行。我们从这一点能够理解他……
张:我考虑问题更多是靠感觉和判断,[父亲母亲]的时候一年套拍两部片子,这在张艺谋的历史上也没有。拍[一个也不能少]的时候,因为他的片子里没有巩俐,坦率地说我们需要有一部片子在国际影坛上打响,换句话说,张艺谋要证明,他的片子没有巩俐,也可以!所以那年套拍两部片子,最后,魏敏芝打响了,章子怡打响了。
新:(笑)他眼光确实独到啊。
张:中国导演谁还有这个本事?你说一个我听听?巩俐离开张艺谋到今年第9年了吧?合作了陈凯歌、王家卫,包括外国的,还有孙周,怎么样?有一部片子能拿到桌面上说的吗?就是这话,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你把这事做到那儿让人看,你演员拿作品,你导演拿作品,没这个,说别的都是废话。你嘴再会说,再会鼓惑人心,头天把人说晕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觉得你丫吹牛x呢!什么是实力?对导演和演员来说作品是实力,包括巩俐,9年了,一部好作品都没有吧,她现在又当评委又当评委会主席,凭什么呀?还不是凭着以前的东西吗?还不是张艺谋的老本吗?这句话很多人不愿意说,因为得罪人。但是我想这话它就是事实,大家都看得很明白。我说的问题就在这儿,张艺谋值得尊重,他是个好导演。
新:您刚才说您非常喜欢[活着]?
张:我非常喜欢,我被它感动了。我认为张艺谋所有的片子包括[英雄],[活着]是最好的一部影片。[秋菊]是张艺谋的一种风格,但是[活着]还是张艺谋实力的体现。有一次我问葛优,当时张艺谋用葛优的时候,我就知道葛优演了一个李东宝,一把[活着]让他拿了戛纳影帝。有一次他到我家喝酒,我说,这把戛纳影帝是让你小子抄上了。他胡噜着自己脑袋说他都没想到,他怎么可能想到呢?我说你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超越[活着]了,葛优想了想,非常承认地点着头跟我说,除非再有机会跟艺谋合作。这是葛优的原话,他是个权威吧?张艺谋以前的作品, [活着]确实有深度,而且好看。
新:您说得很实在。
张: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觉得也都是实例,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一家媒体这么尖锐地回答过。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顾虑,有一句话叫“无欲则刚”,这个圈子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
4、我是很感谢中国媒体的,不管夸也好,骂也好
新:您在开发张艺谋的商业价值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张:把他做到极致了,这就是我做事的风格。不做就不做,做就做到极致。
新:新画面公司是从[有话好好说]开始的吗?
张:没有,你看[有话好好说]的字幕,是“绿岛仙水”,我那个做航空食品的公司投资的,还有我在深圳的一个建材公司。当时张艺谋不可能有影视公司,影视公司其实是在[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做的,新画面是张艺谋给我起的名。
新:你现在其他的生意还在做?
张:对。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压力,我可以不做电影,我随时可以不做。第一我对电影圈没兴趣,第二我随时可以不做,这张艺谋很清楚。
新:新画面给人的印象是第一我只做张艺谋,第二我只做大投入。
张:我跟你聊到这份儿上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只做艺谋的电影,这个导演需要给我一种信念。
新:[英雄]推广宣传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您在宣传方面,目标明确而且特别有霸气。
张:所有别人做的我不做,只要是别人用过的招我都不用,但是我用的招一定是有的放矢,包括这次庆典,我一下就把全国都给带起来了。电影需要什么呀?不是需要那几个人在那品头论足,我又不是拍给评委看的。电影现在最需要支撑的是全国广大观众,是这帮老百姓买票进电影院看去。老百姓需要什么呀,老百姓需要热闹,他们现在已经对花边新闻和所谓的娱乐圈没有兴趣了,你现在需要那种文化事件来吸引老百姓的参与,这次的首映庆典完全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招,“非典”的时候在三亚想出来的。我当时跟艺谋说过,艺谋绝对脑子一片空白。他说,这行吗?我说这事你甭管,我搭好台子,请好人,你就来给我唱一回戏就完了。这事我觉得不复杂,每年过生日,我经常把那“戏班子”请来开唱。
新: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十面埋伏]的片花,觉得画面很棒,但是我觉得它的票房不会比[英雄]高,您对票房怎么看?有什么预计吗?
张:我认为现在跟你说什么都缺乏说服力,因为毕竟票房还没出来呢。但是毕竟我有了[英雄]的发行经验,因为[英雄]是我发的,是我一手操作的,我有发言权。我觉得这次的商业操作你看出来了,跟[英雄]完全不一样,而且规模跟[英雄]那会没法比了,[英雄]的时候我包了两架飞机,一架是比尔·盖茨包过的,一架是安南包过的。我为什么要包机,是因为我发现带着演员走四方的模式已经不行了。尽管我带着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但是我跟张艺谋说,这种方式已经不行了。他说那怎么办?我说就一个办法:包飞机,而且就包比尔·盖茨和安南坐过的。这样的话给老百姓造成一种关注力,就是为了包装这走四方。到[十面埋伏]的时候我非常清楚,这包飞机已经没有用了,就是包航母都没有用了。所以我换了这么一个方式。我这首映庆典那天晚上通过各种渠道能够了解和关注的人数就达到10万,现场就10万,6个分会场连主会场就10万人。接着,第二天开始通过卫星和电视向全国(转播),我现在签了200家以上的电视台,因为现在电视节目不多,像这种大型的更没有。电视台可以插播广告啊。你想通过这200家电视台,我现在初步算,覆盖6亿人![英雄]当时是1100万人,全国!我这是6亿人。所以这次票房说不准,但是我坚信会创造一次票房奇迹。你过几天就会看到,那个也是没有人敢做的。
新:你对电影有没有过一个长期的计划……
张:没有,我很坦诚地告诉你,没张艺谋我不搞电影,今天张艺谋说需要我的帮助,我觉得为他值当。我们之间的合作很愉快。
新:那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中国电影可能缺少像你这样的投资人和制片人。
张:这个说句实话,我就希望什么呢,电影能不能做好,电影发行能不能做好?我把事儿做到这儿了,我一个不懂电影的,他们干了几十年电影,他们自己去想嘛。能不能做好,缺的是什么?真的就是魄力。
新:我们觉得还不只是魄力,这里首先是态度,其次是判断力。可能态度是第一位的,中国电影人的态度让人搞不明白。
张:说的多,做的少。一个比一个会说!好我一看我简直就是哑巴了,天花乱坠,你说不过他们。说完了,给你说得晕得乎的,他回家睡觉去了,你那儿还琢磨呢。你千万别琢磨,你也回家睡觉去!
新:我们跟您探讨一个问题,我觉得[英雄]的 2.5亿票房中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媒体,特别是当时媒体对这部影片的负面评论起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
张:我不否认,没错,你说的对。媒体之间对一部影片的争论,强烈的争论,没有坏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首先我是很感谢中国媒体的,不管夸也好,骂也好,最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
新:您还是承认媒体在其中起的作用了?
张: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我和艺谋有一个很正常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说,你提的问题再尖锐我也欢迎,我反而觉得这样有意思。首先咱都是东北人,我跟你对话很有意思。
新:当时可能有过激的东西,但是那是中国20年来第一次人们对一部影片产生讨论的热情。
张:你说的对,我觉得尚可你是有必要跟艺谋切磋一下。你有一句话没说错……张艺谋确实受到很大的触动,为什么最后要拍[十面埋伏],是跟负面文章对他的批评有很大关系。
新:我们喜欢他这样,您知道吗?原来觉得他距离太远了,他一拍[十面埋伏],我们觉得张艺谋离着普通人近了。哈哈。
张:他性格内向,不愿意惹是非,有时候给人造成不好接触的感觉,其实恰恰相反,他是很实在很实在的一个人。
新:这几年您做电影最大的满足是什么?
张:(想半天)我还真是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给你说,我有我自己的事业,而且是很省心的事业,艺谋也知道,他都非常清楚。自从我做电影就觉得很累,太艰难了,咱东北话叫“跟头把式”过来的,我x!不知道就出点什么事儿来,而且它受关注,受关注它事儿就多啊,各种事,你老得去……你也知道,艺谋他除了拍电影以外,他他妈什么事儿也管不了啊,他不懂啊。你说这发行宣传上,我说就别让他操心了。但是做电影这么多年你要说最大的收获,我觉得通过做电影宣传和发行这块,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种乐趣。
新:是有一种成就感?
张:成就感也有,更重要的是一种乐趣,就是你把这事做成了,别人没做过的你做成了。
新:你是个特别有戏的人,2002年的时候我在深圳看完[英雄]就跟朋友说,我说他妈的搞这个活动的人比这个电影还有戏,一环扣一环。
张:(笑)你就品吧,你就琢磨。
新:你是一个敢于高调的人。
张:我其实从来不愿意面对媒体,我也不愿意在外边说。我愿意跟朋友喝酒聊,我这个人脾气坏,拿喝酒说,这桌上不能有一个操蛋朋友,有一个操蛋的人我一杯啤酒喝多过。所以我不愿意出来聊。但是到[英雄]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出来干了,别人我不放心,我看了那些不着调的人砸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这么一环扣一环地走,是我一手操作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本来我是想让别人帮我面对媒体,但是发现他们一聊就聊跑了,聊偏了。没办法,逼的。[英雄]就给我逼出来了,你看前面那5部片子,我都没露面。[有话好好说]的时候,那是我投资的第一部片子,那个时候,我为了让这些朋友没有压力,所以不露面,因为我怕我一出面,他们就会知道这片子是伟哥投的,可能不好意思跟我谈钱了。我就为了不要让他们有这种想法,所以[有话好好说]的时候我都没露面,到片子拍完了,他们才知道是我投的。我跟办事的人说,不要跟他们说片子是我投的,因为这都是我兄弟,我都认识。我是这样一个人,是朋友,我不欠那人情。当时,如果[有话好好说]和以后的几部片子都做得好,宣传发行做得好,那我肯定还不露面。
新:到[英雄]和[十面埋伏]你觉得必需要出面了。如果还是赔钱,您还会给张艺谋投资吗?
张:会,只要我们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就会投。为什么?因为,投[英雄]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风险),电影就是冒险的行业,其实电影就是最纯粹的风险投资。不像做房地产,我要卖不出去最起码还落一房子,但电影如果卖不出去你得到的就是几卷拷贝,搁我们家仓库了,就这么残酷,所以做电影那天你就应该知道。当初做[有话好好说]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个后果,“咣叽”到现在陪了1千多万。所以到[父亲母亲]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把市场做大,一定要把观众的注意力做起来,一定要让观众重新走进电影院。后来我们选择的突破点就是[英雄],因为在中国做电影我发现你不能光是那种小作坊似的,不行。我觉得我们需要像燕莎、赛特这种商城,这样可以跟好莱坞抗衡。其实像我们[英雄]这部影片跟[角斗士]比,从投资上没法比,真是从故事上、规模上、腕儿上,也没法跟人家比,但是,[英雄]做到2.5亿。这就是说,酒好也怕巷子深,我宣传做得好,让老百姓都知道这事。而且从这点上还能体现一点,就是中国观众其实从骨子里还是喜欢自己的电影,本土电影,就跟韩国似的。因为他觉得中国电影离他自己近,比如说这次[十面埋伏]我们选择了盛唐,因为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牛x的,在全世界都是最牛x的。我们的盛唐文化,我们的敦煌色,中国人一定都喜欢。
新:您有魄力。
张:有的时候,就得豁的出去。反正最后怎么着咱也不至于连三顿饭都没有了吧,能吃上三顿饭,咱就觉得,哎,行!
新:您将来想不想多负点责任,扶植一些新导演什么的?
张:我现在跟这些新导演,第一不熟,没有接触,第二,当然本子好需要支持的时候……现在还给我弄成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理事长了……咳,再说吧。
新:你为中国电影的宣传推广竖立了一个标准,别人可以从中提炼。
张:完全可以,有规律的,我就是第一步走对了。一开始这步走完了,走不通再走那步。但是里头是有规律的,就像你说的,它其实是有标准的,不是不能总结不能提炼的。
新:你确实有很多让人服气的地方。
张: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能把[英雄]做成这样。
新:我们也知道张艺谋为什么就信任你了。
张:这哥们(张艺谋)都50多了,50都知天命了,什么没见过?多大的老板没见过?
新:被忽悠的次数太多了。
张:(大笑)对,你说得太对了!
这个采访说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电影之外的一件事,像个传奇,这个传奇又说的是两个男人在江湖里打天下的零星故事,它和电影本身的探讨基本上毫无关系,但是它能反映中国电影界的艰难现状。外界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成功,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畸形产物”,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两位大人物的成功没有普遍性,他们太特殊了。这个问题我们本来是准备抛给张伟平的,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这问题已经没必要问了,因为他已经回答了,答案是:这不是张艺谋和张伟平的错——用东北话说,我们哥俩好没错吧?我们哥俩有这本事没错吧?那么错的是什么呢?诸位自己品吧。
还有一句话是我们想说的:站在山上的人有必要听听脚下的声音,这会使他离人间不至于太远,保持反思的力量。
[后记] 7月10日,去工体参加[十面埋伏]的首映礼,张伟平果然气魄宏伟,说到做到。节目比春节联欢晚会好看。希望电影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