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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媒体和王旭明会有一些口水战，但内心，大家对他所言的“中国需要千万个王旭明”，大体还是认同的。
当媒体和公众不断听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关于 “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以及“中国需要成千上万个王旭明”的论说时，这一切，无疑让王旭明成了中国最具知名度和最富争议性的一位政府新闻发言人。
在《小康》采访过程中，一位和王旭明相识10年的中央媒体记者，一直用“勤奋”、“努力”甚至“卖力”来形容王对待新闻发言人工作的态度。和王旭明有过接触的记者，也都认为王应该可以算是一位称职的新闻发言人。他热情、微笑、彬彬有礼，与媒体的沟通总有“您好”“对不起”一类的词汇，接受完记者采访，会一直将记者送到电梯口，直到电梯门关上……
采访王旭明在教育部9楼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铺天盖地地堆满了各类材料和书籍：办公桌上堆满了教育部的各类文件；书厨里堆满了与教育和传播相关的书籍以及影像资料；沙发前的小案几上则摆满了王旭明每天需要浏览的十多份报纸……
王旭明自己用“不堪重负”来形容他的新闻发言人工作。
尽管媒体和王旭明会有一些口水战，但内心，大家对他所言的“中国需要千万个王旭明”，大体还是认同的。
《小康》：当年国家教育部为什么会任命您为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我是北京人。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做了7年教师，又在《中国教育报》工作了7年，做过记者、编辑，离开时是总编室主任，然后就到了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在新闻处处长任上做了5年。所做的都是一个新闻发言人所需要做的最基础的工作。
《小康》：您成为教育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后，国家教育部共召开过多少场新闻发布会？您个人又接受了多少次媒体的采访？作为新闻发言人，您日常还有哪些工作内容呢？
王旭明：从2003年3月开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到现在已经开过100多场新闻发布会（记者见面会，制作的节目不算）。接受过几百名记者上千次的采访。
我没有拒绝过记者的采访。现在稍稍有一些拒绝，是因为一些记者只是对我个人感兴趣。只要是采访教育部的政策方面的，我依然会接受采访。
这些工作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新闻发言人培训，此外全国各省教育厅也有新闻发言人培训，我还上了几十场课。除此，还有教育部办公厅日常的事务性工作需要处理。
做新闻发言人，我失去了很多很多时间，感觉对不起家人，尤其对不起父母，很少能陪他们。
《小康》：您认为作好新闻发言人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您个人怎样定义新闻发言人这个角色？
王旭明：作为新闻发言人，首先需要有各种相关知识。要熟悉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新闻、传播、文艺甚至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也都是需要的。其次，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兴趣，要广泛浏览。我每天会浏览10多份报纸，电视和网络也看。这些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一种做新闻发言人的感觉。
我们很难说新闻发言人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什么，新闻发言人不是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行政官员、不是老师、不是记者、不是编辑。但是这些人的感觉和技能，新闻发言人又都是需要有一些的。
《小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给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打60分，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王旭明：我给自己打80分。80分也才是良好，85分，才是优秀呢。其实客观上说，也许我的表现也就是60分吧。但是，你让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是很主观的了。你看小学生自己给自己判卷，总是打得要比实际更高一些的。（说完王旭明就很灿烂地笑了。）
《小康》：作为媒体记者，还是经常会遇到很多政府新闻发言人很不情愿面对媒体的情况。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王旭明：这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新闻发言人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一种制度。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以美国为例，即使州一级政府，正、副教育局长也都会分别有一位新闻发言人，而每一位新闻发言人的背后，又会有一个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在美国，从总统到各级部门，新闻发言人大体都是同样的设置，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运作了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而目前这种制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就是一个表现很成熟很完善的制度。现在国务院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以公开为正常。对于官员而言，就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另一方面，这与我们的国家形态也有关系。1978年前，中国实行的完全是计划经济。所有人的前途、命运都是被计划好的，每个人都不需要什么解释。而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转型，已经是市场经济，社会物质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也丰富了，人的需求出现了多样性，对于种种政策，人们开始要问个为什么。于是发言人应运而生。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仅仅30年的历史。中国的官员，依然习惯于躲着说，开会、发文都是内部操作，对外则是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以公开为例外，以不公开为正常。我如果不是做现在的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我也会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说，因为这样风险很小，同时，并不影响我的仕途。
《小康》：当教育新闻发言人这么多年，什么是您“不敢说”的？
王旭明：我认为我们的政务公开还有空间。有一些应该是可以说的，但不让说。你们看到的都是新闻发言人在前台发言。内部运作机制是复杂的，幕后还有很多组织、策划、沟通、协调、推动的工作，然后才有信息的公开。这些是我做幕后相关工作的水平和能力不够。
像SARS这样不好的事情，不愿说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说理解，并不是说赞同），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现在有时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也不让说。
我“说”一切的底线是上司授权。尽管迄今为止，我没有说过“无可奉告”，但是如果没有上司授权，我一定会说“无可奉告”。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并不是代表我自己。
《小康》：很多媒体记者会用“斗智斗勇”这个词来形容采访政府官员的过程。您怎样形容接受采访的这个过程，又怎样评价您和记者的关系？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心与心的交流。这个过程中，也许会有发脾气、愤怒、推诿、打太极……但是这些都只是现象，根本的还是心与心的交流。（笑。）新闻发言人与媒体是友好的关系，和记者是朋友。
《小康》：您作为一个国家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工作压力大吗？您担心过因为说错话，而“下台”？
王旭明：我任新闻发言人5年来，向媒体释疑解惑，增加了国家教育部透明度，同时通过媒体加强了教育部门与群众的联系。但事实上，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只是一个符号，我的背后有上司以及20多个司局部门同事的支持——他们给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上的支持，也有资料上的支持。
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如果时间倒退30年，也许我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我们的国家是前进中的国家，我的新闻发言人工作能不能继续下去，不是个人产物，我所传达的是部门之声。现在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信息公开，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平条例》将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还要求加强、细化。公开被要求成为一种制度。今天是我王旭明，明天换了李旭明、张旭明应该还是一样的。
当媒体和公众不断听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关于 “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以及“中国需要成千上万个王旭明”的论说时，这一切，无疑让王旭明成了中国最具知名度和最富争议性的一位政府新闻发言人。
在《小康》采访过程中，一位和王旭明相识10年的中央媒体记者，一直用“勤奋”、“努力”甚至“卖力”来形容王对待新闻发言人工作的态度。和王旭明有过接触的记者，也都认为王应该可以算是一位称职的新闻发言人。他热情、微笑、彬彬有礼，与媒体的沟通总有“您好”“对不起”一类的词汇，接受完记者采访，会一直将记者送到电梯口，直到电梯门关上……
采访王旭明在教育部9楼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铺天盖地地堆满了各类材料和书籍：办公桌上堆满了教育部的各类文件；书厨里堆满了与教育和传播相关的书籍以及影像资料；沙发前的小案几上则摆满了王旭明每天需要浏览的十多份报纸……
王旭明自己用“不堪重负”来形容他的新闻发言人工作。
尽管媒体和王旭明会有一些口水战，但内心，大家对他所言的“中国需要千万个王旭明”，大体还是认同的。
《小康》：当年国家教育部为什么会任命您为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我是北京人。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做了7年教师，又在《中国教育报》工作了7年，做过记者、编辑，离开时是总编室主任，然后就到了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在新闻处处长任上做了5年。所做的都是一个新闻发言人所需要做的最基础的工作。
《小康》：您成为教育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后，国家教育部共召开过多少场新闻发布会？您个人又接受了多少次媒体的采访？作为新闻发言人，您日常还有哪些工作内容呢？
王旭明：从2003年3月开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到现在已经开过100多场新闻发布会（记者见面会，制作的节目不算）。接受过几百名记者上千次的采访。
我没有拒绝过记者的采访。现在稍稍有一些拒绝，是因为一些记者只是对我个人感兴趣。只要是采访教育部的政策方面的，我依然会接受采访。
这些工作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新闻发言人培训，此外全国各省教育厅也有新闻发言人培训，我还上了几十场课。除此，还有教育部办公厅日常的事务性工作需要处理。
做新闻发言人，我失去了很多很多时间，感觉对不起家人，尤其对不起父母，很少能陪他们。
《小康》：您认为作好新闻发言人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您个人怎样定义新闻发言人这个角色？
王旭明：作为新闻发言人，首先需要有各种相关知识。要熟悉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新闻、传播、文艺甚至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也都是需要的。其次，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兴趣，要广泛浏览。我每天会浏览10多份报纸，电视和网络也看。这些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一种做新闻发言人的感觉。
我们很难说新闻发言人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什么，新闻发言人不是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行政官员、不是老师、不是记者、不是编辑。但是这些人的感觉和技能，新闻发言人又都是需要有一些的。
《小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给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打60分，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王旭明：我给自己打80分。80分也才是良好，85分，才是优秀呢。其实客观上说，也许我的表现也就是60分吧。但是，你让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是很主观的了。你看小学生自己给自己判卷，总是打得要比实际更高一些的。（说完王旭明就很灿烂地笑了。）
《小康》：作为媒体记者，还是经常会遇到很多政府新闻发言人很不情愿面对媒体的情况。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王旭明：这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新闻发言人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一种制度。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以美国为例，即使州一级政府，正、副教育局长也都会分别有一位新闻发言人，而每一位新闻发言人的背后，又会有一个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在美国，从总统到各级部门，新闻发言人大体都是同样的设置，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运作了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而目前这种制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就是一个表现很成熟很完善的制度。现在国务院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以公开为正常。对于官员而言，就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另一方面，这与我们的国家形态也有关系。1978年前，中国实行的完全是计划经济。所有人的前途、命运都是被计划好的，每个人都不需要什么解释。而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转型，已经是市场经济，社会物质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也丰富了，人的需求出现了多样性，对于种种政策，人们开始要问个为什么。于是发言人应运而生。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仅仅30年的历史。中国的官员，依然习惯于躲着说，开会、发文都是内部操作，对外则是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以公开为例外，以不公开为正常。我如果不是做现在的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我也会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说，因为这样风险很小，同时，并不影响我的仕途。
《小康》：当教育新闻发言人这么多年，什么是您“不敢说”的？
王旭明：我认为我们的政务公开还有空间。有一些应该是可以说的，但不让说。你们看到的都是新闻发言人在前台发言。内部运作机制是复杂的，幕后还有很多组织、策划、沟通、协调、推动的工作，然后才有信息的公开。这些是我做幕后相关工作的水平和能力不够。
像SARS这样不好的事情，不愿说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说理解，并不是说赞同），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现在有时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也不让说。
我“说”一切的底线是上司授权。尽管迄今为止，我没有说过“无可奉告”，但是如果没有上司授权，我一定会说“无可奉告”。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并不是代表我自己。
《小康》：很多媒体记者会用“斗智斗勇”这个词来形容采访政府官员的过程。您怎样形容接受采访的这个过程，又怎样评价您和记者的关系？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心与心的交流。这个过程中，也许会有发脾气、愤怒、推诿、打太极……但是这些都只是现象，根本的还是心与心的交流。（笑。）新闻发言人与媒体是友好的关系，和记者是朋友。
《小康》：您作为一个国家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工作压力大吗？您担心过因为说错话，而“下台”？
王旭明：我任新闻发言人5年来，向媒体释疑解惑，增加了国家教育部透明度，同时通过媒体加强了教育部门与群众的联系。但事实上，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只是一个符号，我的背后有上司以及20多个司局部门同事的支持——他们给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上的支持，也有资料上的支持。
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如果时间倒退30年，也许我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我们的国家是前进中的国家，我的新闻发言人工作能不能继续下去，不是个人产物，我所传达的是部门之声。现在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信息公开，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平条例》将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还要求加强、细化。公开被要求成为一种制度。今天是我王旭明，明天换了李旭明、张旭明应该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