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相对于政治诗、爱情诗、咏史诗和无题诗而言，李商隐的赠别诗无论在艺术价值上还是在社会影响力上可能都要稍显单薄，这也是其赠别诗历来不受研究者重视的主要原因。不过，撇开固有的认知成果不说，我们通过研究李商隐的赠别诗来窥探其内心世界，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我们研究整个李商隐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一、忧时叹世
唐帝国的发展到了晚期已是大厦将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三个巨大的痼疾最终使得曾经辉煌灿烂的大唐王朝日益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面对着社会的急剧衰变，许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感到十分的焦虑和不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们一方面无限眷恋帝国曾经的繁华，另一方面又深切体会到现实的无情衰变。留在他们心里的是留恋也是哀惋；是焦虑也是叹息。这种情绪可以说是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而在李商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仕宦寡薄，一生沉沦下僚，但李商隐始终保持着一种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的广阔胸襟，保持着一种以社稷苍生为己怀的兼济意识。这一点从他的许多政治诗、咏史诗就可以看出，像他的《有感二首》《重有感》《行次西郊一百韵》《寿安公主出降》《隋师东》《隋宫》等，就充分显示了他关心国家政治社会问题的热情和眼光；而像《初食笋呈座中》《无题·八岁偷照镜》等则反映了他的雄心壮志和渴望用世的迫切心愿；还有像他在《安定城楼》中表达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人生理想更是向我们说明了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人生理想和追求，所以尽管生活在“暮气欲沉山”的晚唐社会，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振兴唐王朝的信念，他总希望有朝一日能“旋转乾坤”，建立一番丰功伟绩。可惜现实永远是冷峻和无情的，社会的衰败使他感到痛苦和焦灼。经过短暂的“元和中兴”以后，唐王朝迅速地走向衰落，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末世的衰飒之气，许多士人深感复兴无望，就干脆采取了一种消极退避的方式，把眼光从社会的大背景转入到个人的小范围之内，在个人狭小的圈子里去寻求解脱和安慰。李商隐虽然深受这种时代氛围的熏染，但他终究是一个有着很强的儒家兼济意识的作家，面对着这种社会现状，他没有冷漠世情，他也没有逃离社会，他只对这种现状表示出了深沉的忧愤，这种忧愤即使在离筵别宴、酒席尊前也难以放下。如他的《蜀中杜工部离席》：
人生何处不离群，
世路干戈惜暂分。
雪岭未归天外使，
松州犹驻殿前军。
座中醉客延醒客，
江上晴云杂雨云。
美酒成都堪送老，
当垆仍是卓文君。
首联点明送别之意，暗含时世动乱，离别堪伤，颔联述写国事，以示国势衰微，边防吃紧，颈联指斥席上众人沉迷醉乡而淡漠国事，尾联正意反说，自行宽解而犹且胸臆不平。全诗风格沉郁顿挫，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颇近老杜。蔡居厚在《蔡宽夫诗话》中记道：“王荆公晚年亦喜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以其虽以老杜无过也。”①而没有杜甫那种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是绝不可能得其藩篱的。可惜李商隐虽然有着“且从王粲从军乐”的积极入世精神，有着“欲回天地入扁舟”的强烈愿望，但现实中仕途的蹭蹬却使他的美好理想最终都难以实现，所以他就转而把一腔希望寄托在那些有机会为国家作贡献的人身上。在给这些人的送别诗中他主要传达的也就是这种希望他们建功立业的殷勤之意。如在《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中他写道：“政已标三尚，人今伫一鸣。”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中他说：“勿贪佳丽地，不为圣明朝，少减东城饮，时看北斗杓，莫因乖别久，遂逐岁寒凋。”在《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中他结以：“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綍汉廷中”等等，在这些诗作中，诗人亦送亦勉，“主义正大”（纪昀语），与其说是送别，不如说是寄情，诗人将为国为民的满腔热忱寄托在他们身上，殷切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建功立业，为国家作出贡献，拳拳之心，昭昭可鉴。
二、悯人伤己
尽管在有生之年，李商隐的品行一直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他应该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文人。从他的一系列咏史诗如“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北齐·一笑相倾国便亡》），“夜半归来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锦帆未落干戈起，半作障泥半作丸”（《七绝隋宫》）中我们就可以明显感受得到诗人那颗跳动的正义之心。这些咏史诗笔锋犀利，力道千钧，显得十分有胆识。这就说明李商隐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牛李党的漩涡中，他身不由己，屡遭不幸，但这些并没有模糊他的是非观，他也没有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放弃原则。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李商隐始终是清醒的，他是代表着进步倾向的。从他的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出刘贲是他十分钦慕的对象，而据《旧唐书·刘贲传》载：“刘贲字去华……与朋友交，好谈王霸大略，耿介嫉恶，言及世务，慨然有澄清之志……惟贲切论黄门太横，将危宗社……而中官当途，考官不敢留贲在籍中，物论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传读其文，互有相对泣者。”②正是由于刘贲的刚直耿介，嫉恶如仇，不畏强权，敢张正义与李商隐大为相契，所以李商隐才会对之报以无限的钦慕。“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哭刘司户二首·有美扶皇运》），奸臣当道，忠臣遭厄，社会的黑白颠倒激发了他胸中的不平之气，他接连写下了《赠刘司户》《哭刘司户》（二首）《哭刘贲》《哭刘司户贲》等多篇诗作，以此寄托自己对其遭遇的同情和愤慨。在《赠刘司户》中他写道：
江风吹浪动云根，
重碇危樯白日昏。
已断燕鸿初起势，
更惊骚客后归魂。
汉廷急诏谁先入？
楚路高歌意欲翻。
万里相逢欢复泣，
凤巢西隔九重门。
首二句既写送别场景，又兼含比喻，江风吹浪，白日为昏，连山石都动摇起来了。虽然有重碇，船仍是岌岌可危。既是眼前实景，又暗指宦官势力的颠倒黑白，猖狂横厉，三句写刘贲的对策被扼杀在一边，四句写刘贲含冤更遭远贬，五句写朝廷不望求贤，六句感叹世道衰微，末二句悲万里相逢复又凤巢九隔，情致殷殷，含不尽之意。在这里，诗人借送别之辞，从眼前实景入手，巧妙地将宦官势力的黑暗险恶，刘贲遭遇的含冤难伸以及自己内心的沉痛愤激融合在一起，胸臆之气流于笔端，我们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诗人那颗跳动着的正义之心。在《送郑大台文南觐》中，他说：“君怀一匹胡威绢，争拭恩仇泪得干。”表面看来，似乎是郑畋对父亲郑亚的慈爱关怀感激落泪，实则是诗人深悲郑氏父子的远贬，胸气不平，语尤沉着。如此看来，身陷政治漩涡并没有使李商隐随波逐流，他胸中始终激荡着一股“正义之气”，并敢于将之表现出来，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如果说李商隐同情不幸者的遭遇，经常为他们抱不平是出于一种正义之心的话，那么对于自己的不幸，他更多的只有悲愤无奈和沉痛感伤。应该说，李商隐的人生带着浓浓的悲剧性色彩。出身于一个“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的家族，自来孤寒无依，“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初入仕途便无端陷入牛李党争的漩涡，终生沉沦下僚，大志难伸；更无辜背上“忘恩”、“背德”的骂名，以致死时都没人关注。崔珏在《哭李商隐》中写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鸟啼花落知何处，竹死桐枯凤不来。良马足因无主踠，旧交心为绝弦哀。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可以说为他的人生作了一个注解。生活在“天荒地变”的晚唐社会里，他时时处处总不免感到事与愿违：他有心“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却偏偏“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他希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最后不得不感叹“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他有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深情，却无端“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风雨》）；他本着“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的愿望却又不得不寄心于“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等等，这一切使他的心灵时刻处于一种矛盾和痛苦的纠结中，加上中年丧妻，身多疾病，于是，他的心头永远充斥着一种难以言述的凄苦之情。这种凄苦并不是为某个特定的人，某种特别的景，某件特别的事或某一特殊的时刻所限制，它是深入到诗人内心深处，渗透在他生活创作的每个角落的。因而在送别这一多数人感觉“黯然消魂”的时刻，李商隐感受的反倒不是对故人离去的深深眷恋，而更多却是由此而引发的对自身遭际的一种哀悼。我们看在众多诗人笔下表现极尽缠绵缱绻之能事的杨柳，李商隐反而提及很少，他往往代之以风、露、月、雨、衰花、细草、幽境、寒塘、辞侣鹤、抱枝蝉等幽凄的意象，从而传达出一种凄凉、冷寂的内心感受。从他的诗作中反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的李商隐一生是少有知己的，即使是后来他所依附的崔戎、郑亚、柳仲郢等人虽然赏识他，但也并没有真正从内心去认识他，只是待之以幕宾之礼而已。他在《钧天》中感叹说：“上帝钧天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冥。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 知音难遇，这使李商隐对于世情不免看得很淡，加上一生颠沛流离，遭际坎坷，离别固然伤魂，但却远远不及其内心所郁结的凄苦来得深重，所以他虽言送别，但真正要表达的重点倒不在对彼此之间的友情的深深眷恋，而是着重抒发自己内心的人生感慨。如《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
佳兆连翩遇凤凰，
雕文羽帐紫金床。
桂花开处同高第，
柿叶翻时独悼亡。
乌鹊失栖长不定，
鸳鸯何事自相将。
京华庸蜀三千里，
送到咸阳见夕阳。
对于连襟韩畏之，在别离的时刻，更多表现的不是分别的依依不舍，而是自身中年丧妻复又颠沛流离的惨痛，惜别已为自伤所掩盖。而在《梓州吟罢寄同舍》中他写道：“不拣花朝与雪朝，五年从事霍嫖姚。君缘接座交珠履，我为分行近翠翘。楚雨含情俱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是回忆往昔的共同生活，更是感叹如今的“卧病竟无憀”，语意凄婉，不绝于耳。还有《送丰都李尉》：“万古商於地，凭君泣路歧。固难寻绮季，可得信张仪。雨气燕先觉，叶荫蝉遽知。望乡犹忌晚，山晚更参差。”同样是于无限苍茫、百感交集中寄寓着自己的身世之慨。可见，李商隐言送别，字里行间洋溢的不仅是对故人离去的眷恋，更是对自己生命沉哀的痛悼。送别不过是一个“浇心中块垒的酒杯”而已。故其送别诗虽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足以与其他诗人的优秀篇章相媲美，但幽凄苦滞处亦自有一股触动人心的力量。
三、进退彷徨
李商隐作为一个纯粹的文人，他有其清高和孤芳自赏的一面，“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我们可以从中明显地感受到诗人的玩赏孤独和顾影自怜。但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极大抱负的儒生，他又不甘久居下僚，碌碌终生，他时时为自己的位卑职微感到痛苦和自惭，亟希望得到别人的引荐，好一伸怀抱。诗人仕途穷蹇，却没有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也没有后来者苏轼“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他对自己的位卑职微始终不能忘怀。在《泪》中，他写道：
永巷常年怨绮罗，
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
岘首碑前泪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
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
未抵青袍送玉珂。
诗人在此罗列了六种伤心落泪之事，永巷谪怨、江上离思、湘妃斑竹、羊祜泪碑、昭君出塞、项羽闻歌，最后归结到“未抵青袍送玉珂”之上。从中我们所感受到更多的倒不是诗人对离别的缠绵不舍，而是对青袍（白衣寒士）与玉珂（豪门显宦）之间这种强烈对比的痛苦的纠结。地位悬殊在他心底打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不能坦然处之，他不甘久困穷途，亟希望受到别人的赏识，得到别人的引荐，以便腾身进取，有所作为。因此，只要一有可能，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出这层意思来。在《送千牛李将军阙五十韵》的结尾处他说：“会与秦楼凤，俱听汉苑莺”；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的末句他结以：“为言公玉季，早日弃渔樵”；在《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最后他写到“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在《酬别令狐补阙》中他再次重申“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等等，这些诗作一反其他诗幽深婉曲的特点，写得平白直露，并且也不讲究艺术技巧，只是急切地要传达出自己内心那种渴望进身的强烈感情。此时的李商隐已不得不放下清高和自恋，从世俗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比其他诗人更为迫切。这也说明在官家这一条路上，李商隐是始终难以放弃的。从他踏入科举之路的那一天起，到他郁郁而终为止，其间三十来年，他在牛李党争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受尽折磨，却始终不甘心远离官场，说明儒家“兼济”的使命已深深植根于他的思想深处。他一再写诗请求别人的引荐，以为可以通过这一条渠道挤身上层社会好一酬壮志，结果却总如镜花水月。我们一方面为他的遭际感到叹惋，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士人，这种精神却是不可缺的。
当然我们说李商隐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并不是说他就没有过退隐之意。事实上，李商隐也时有避世思想。在《安定城楼》中他说“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我们固然强烈感受到他“欲回天地”的迫切愿望，却同样也不能忽视其“永忆江湖”、“入扁舟”遁隐之心。应该说，唐社会实行三教合一的统治思想对士人们的影响是潜在的，文人们多是儒佛道三种思想兼而有之，只不过看哪种思想占主导而已。李商隐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但佛道对他同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在玉阳山、王屋山一带学过道，虽然最终他并没有真正“得道”，但道家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从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许多道人、隐者都有密切的联系，对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景仰的态度。如《寄永道士》：“共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赠郑谠处士》：“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寒归山观随棋局，暖入汀洲逐钓轮。越桂留烹张翰鲙，蜀姜供煮陆机尊。相逢一笑怜疏放，他日扁舟有故人。”从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对道家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是颇有欣羡之意的。至于佛家思想，自其中国化禅宗以后，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的与之沾上边，加上唐统治者实行文化思想开放政策，使得僧尼道俗之间交往频繁，关系密切。佛家思想影响已渗入到了人们思想的深层领域。在此背景下，李商隐虽一心求仕，但也不可能与之绝缘。事实上，他与许多佛门弟子都有过密切交往。如《送臻师二首》：“昔去灵台非拂席，今来沧海欲求珠。楞枷顶上清凉地，善眼仙人忆我无。”“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忆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别玄智法师》：“云鬓无端怨别离，十年移易住山期。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这些诗作都反映了他与佛家的密切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佛家思想的体悟。而在仕途屡屡受挫，人生频遭不幸之后，他的这种消极退隐的思想也就时有流露。只不过，在他的意识层面上，儒家“兼济天下”的意识，自身“欲回天地”的目标使得他最终又不能完全远离仕途，远离官场。所以，他经常处于一种矛盾和彷徨之中，一如他在“牛李党争”的漩涡中苦苦挣扎一样，他也时刻在进退之间徘徊。进，他有决心，可惜没机会；退，他有机会，可惜没决心。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在诗中的无奈和诉说。
注释：
①见《宋诗话辑佚》，郭绍虞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毛德胜，大学教师，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郑利玲
一、忧时叹世
唐帝国的发展到了晚期已是大厦将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三个巨大的痼疾最终使得曾经辉煌灿烂的大唐王朝日益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面对着社会的急剧衰变，许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感到十分的焦虑和不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们一方面无限眷恋帝国曾经的繁华，另一方面又深切体会到现实的无情衰变。留在他们心里的是留恋也是哀惋；是焦虑也是叹息。这种情绪可以说是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而在李商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仕宦寡薄，一生沉沦下僚，但李商隐始终保持着一种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的广阔胸襟，保持着一种以社稷苍生为己怀的兼济意识。这一点从他的许多政治诗、咏史诗就可以看出，像他的《有感二首》《重有感》《行次西郊一百韵》《寿安公主出降》《隋师东》《隋宫》等，就充分显示了他关心国家政治社会问题的热情和眼光；而像《初食笋呈座中》《无题·八岁偷照镜》等则反映了他的雄心壮志和渴望用世的迫切心愿；还有像他在《安定城楼》中表达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人生理想更是向我们说明了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人生理想和追求，所以尽管生活在“暮气欲沉山”的晚唐社会，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振兴唐王朝的信念，他总希望有朝一日能“旋转乾坤”，建立一番丰功伟绩。可惜现实永远是冷峻和无情的，社会的衰败使他感到痛苦和焦灼。经过短暂的“元和中兴”以后，唐王朝迅速地走向衰落，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末世的衰飒之气，许多士人深感复兴无望，就干脆采取了一种消极退避的方式，把眼光从社会的大背景转入到个人的小范围之内，在个人狭小的圈子里去寻求解脱和安慰。李商隐虽然深受这种时代氛围的熏染，但他终究是一个有着很强的儒家兼济意识的作家，面对着这种社会现状，他没有冷漠世情，他也没有逃离社会，他只对这种现状表示出了深沉的忧愤，这种忧愤即使在离筵别宴、酒席尊前也难以放下。如他的《蜀中杜工部离席》：
人生何处不离群，
世路干戈惜暂分。
雪岭未归天外使，
松州犹驻殿前军。
座中醉客延醒客，
江上晴云杂雨云。
美酒成都堪送老，
当垆仍是卓文君。
首联点明送别之意，暗含时世动乱，离别堪伤，颔联述写国事，以示国势衰微，边防吃紧，颈联指斥席上众人沉迷醉乡而淡漠国事，尾联正意反说，自行宽解而犹且胸臆不平。全诗风格沉郁顿挫，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颇近老杜。蔡居厚在《蔡宽夫诗话》中记道：“王荆公晚年亦喜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以其虽以老杜无过也。”①而没有杜甫那种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是绝不可能得其藩篱的。可惜李商隐虽然有着“且从王粲从军乐”的积极入世精神，有着“欲回天地入扁舟”的强烈愿望，但现实中仕途的蹭蹬却使他的美好理想最终都难以实现，所以他就转而把一腔希望寄托在那些有机会为国家作贡献的人身上。在给这些人的送别诗中他主要传达的也就是这种希望他们建功立业的殷勤之意。如在《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中他写道：“政已标三尚，人今伫一鸣。”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中他说：“勿贪佳丽地，不为圣明朝，少减东城饮，时看北斗杓，莫因乖别久，遂逐岁寒凋。”在《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中他结以：“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綍汉廷中”等等，在这些诗作中，诗人亦送亦勉，“主义正大”（纪昀语），与其说是送别，不如说是寄情，诗人将为国为民的满腔热忱寄托在他们身上，殷切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建功立业，为国家作出贡献，拳拳之心，昭昭可鉴。
二、悯人伤己
尽管在有生之年，李商隐的品行一直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他应该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文人。从他的一系列咏史诗如“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北齐·一笑相倾国便亡》），“夜半归来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锦帆未落干戈起，半作障泥半作丸”（《七绝隋宫》）中我们就可以明显感受得到诗人那颗跳动的正义之心。这些咏史诗笔锋犀利，力道千钧，显得十分有胆识。这就说明李商隐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牛李党的漩涡中，他身不由己，屡遭不幸，但这些并没有模糊他的是非观，他也没有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放弃原则。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李商隐始终是清醒的，他是代表着进步倾向的。从他的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出刘贲是他十分钦慕的对象，而据《旧唐书·刘贲传》载：“刘贲字去华……与朋友交，好谈王霸大略，耿介嫉恶，言及世务，慨然有澄清之志……惟贲切论黄门太横，将危宗社……而中官当途，考官不敢留贲在籍中，物论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传读其文，互有相对泣者。”②正是由于刘贲的刚直耿介，嫉恶如仇，不畏强权，敢张正义与李商隐大为相契，所以李商隐才会对之报以无限的钦慕。“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哭刘司户二首·有美扶皇运》），奸臣当道，忠臣遭厄，社会的黑白颠倒激发了他胸中的不平之气，他接连写下了《赠刘司户》《哭刘司户》（二首）《哭刘贲》《哭刘司户贲》等多篇诗作，以此寄托自己对其遭遇的同情和愤慨。在《赠刘司户》中他写道：
江风吹浪动云根，
重碇危樯白日昏。
已断燕鸿初起势，
更惊骚客后归魂。
汉廷急诏谁先入？
楚路高歌意欲翻。
万里相逢欢复泣，
凤巢西隔九重门。
首二句既写送别场景，又兼含比喻，江风吹浪，白日为昏，连山石都动摇起来了。虽然有重碇，船仍是岌岌可危。既是眼前实景，又暗指宦官势力的颠倒黑白，猖狂横厉，三句写刘贲的对策被扼杀在一边，四句写刘贲含冤更遭远贬，五句写朝廷不望求贤，六句感叹世道衰微，末二句悲万里相逢复又凤巢九隔，情致殷殷，含不尽之意。在这里，诗人借送别之辞，从眼前实景入手，巧妙地将宦官势力的黑暗险恶，刘贲遭遇的含冤难伸以及自己内心的沉痛愤激融合在一起，胸臆之气流于笔端，我们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诗人那颗跳动着的正义之心。在《送郑大台文南觐》中，他说：“君怀一匹胡威绢，争拭恩仇泪得干。”表面看来，似乎是郑畋对父亲郑亚的慈爱关怀感激落泪，实则是诗人深悲郑氏父子的远贬，胸气不平，语尤沉着。如此看来，身陷政治漩涡并没有使李商隐随波逐流，他胸中始终激荡着一股“正义之气”，并敢于将之表现出来，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如果说李商隐同情不幸者的遭遇，经常为他们抱不平是出于一种正义之心的话，那么对于自己的不幸，他更多的只有悲愤无奈和沉痛感伤。应该说，李商隐的人生带着浓浓的悲剧性色彩。出身于一个“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的家族，自来孤寒无依，“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初入仕途便无端陷入牛李党争的漩涡，终生沉沦下僚，大志难伸；更无辜背上“忘恩”、“背德”的骂名，以致死时都没人关注。崔珏在《哭李商隐》中写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鸟啼花落知何处，竹死桐枯凤不来。良马足因无主踠，旧交心为绝弦哀。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可以说为他的人生作了一个注解。生活在“天荒地变”的晚唐社会里，他时时处处总不免感到事与愿违：他有心“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却偏偏“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他希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最后不得不感叹“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他有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深情，却无端“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风雨》）；他本着“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的愿望却又不得不寄心于“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等等，这一切使他的心灵时刻处于一种矛盾和痛苦的纠结中，加上中年丧妻，身多疾病，于是，他的心头永远充斥着一种难以言述的凄苦之情。这种凄苦并不是为某个特定的人，某种特别的景，某件特别的事或某一特殊的时刻所限制，它是深入到诗人内心深处，渗透在他生活创作的每个角落的。因而在送别这一多数人感觉“黯然消魂”的时刻，李商隐感受的反倒不是对故人离去的深深眷恋，而更多却是由此而引发的对自身遭际的一种哀悼。我们看在众多诗人笔下表现极尽缠绵缱绻之能事的杨柳，李商隐反而提及很少，他往往代之以风、露、月、雨、衰花、细草、幽境、寒塘、辞侣鹤、抱枝蝉等幽凄的意象，从而传达出一种凄凉、冷寂的内心感受。从他的诗作中反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的李商隐一生是少有知己的，即使是后来他所依附的崔戎、郑亚、柳仲郢等人虽然赏识他，但也并没有真正从内心去认识他，只是待之以幕宾之礼而已。他在《钧天》中感叹说：“上帝钧天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冥。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 知音难遇，这使李商隐对于世情不免看得很淡，加上一生颠沛流离，遭际坎坷，离别固然伤魂，但却远远不及其内心所郁结的凄苦来得深重，所以他虽言送别，但真正要表达的重点倒不在对彼此之间的友情的深深眷恋，而是着重抒发自己内心的人生感慨。如《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
佳兆连翩遇凤凰，
雕文羽帐紫金床。
桂花开处同高第，
柿叶翻时独悼亡。
乌鹊失栖长不定，
鸳鸯何事自相将。
京华庸蜀三千里，
送到咸阳见夕阳。
对于连襟韩畏之，在别离的时刻，更多表现的不是分别的依依不舍，而是自身中年丧妻复又颠沛流离的惨痛，惜别已为自伤所掩盖。而在《梓州吟罢寄同舍》中他写道：“不拣花朝与雪朝，五年从事霍嫖姚。君缘接座交珠履，我为分行近翠翘。楚雨含情俱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是回忆往昔的共同生活，更是感叹如今的“卧病竟无憀”，语意凄婉，不绝于耳。还有《送丰都李尉》：“万古商於地，凭君泣路歧。固难寻绮季，可得信张仪。雨气燕先觉，叶荫蝉遽知。望乡犹忌晚，山晚更参差。”同样是于无限苍茫、百感交集中寄寓着自己的身世之慨。可见，李商隐言送别，字里行间洋溢的不仅是对故人离去的眷恋，更是对自己生命沉哀的痛悼。送别不过是一个“浇心中块垒的酒杯”而已。故其送别诗虽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足以与其他诗人的优秀篇章相媲美，但幽凄苦滞处亦自有一股触动人心的力量。
三、进退彷徨
李商隐作为一个纯粹的文人，他有其清高和孤芳自赏的一面，“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我们可以从中明显地感受到诗人的玩赏孤独和顾影自怜。但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极大抱负的儒生，他又不甘久居下僚，碌碌终生，他时时为自己的位卑职微感到痛苦和自惭，亟希望得到别人的引荐，好一伸怀抱。诗人仕途穷蹇，却没有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也没有后来者苏轼“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他对自己的位卑职微始终不能忘怀。在《泪》中，他写道：
永巷常年怨绮罗，
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
岘首碑前泪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
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
未抵青袍送玉珂。
诗人在此罗列了六种伤心落泪之事，永巷谪怨、江上离思、湘妃斑竹、羊祜泪碑、昭君出塞、项羽闻歌，最后归结到“未抵青袍送玉珂”之上。从中我们所感受到更多的倒不是诗人对离别的缠绵不舍，而是对青袍（白衣寒士）与玉珂（豪门显宦）之间这种强烈对比的痛苦的纠结。地位悬殊在他心底打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不能坦然处之，他不甘久困穷途，亟希望受到别人的赏识，得到别人的引荐，以便腾身进取，有所作为。因此，只要一有可能，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出这层意思来。在《送千牛李将军阙五十韵》的结尾处他说：“会与秦楼凤，俱听汉苑莺”；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的末句他结以：“为言公玉季，早日弃渔樵”；在《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最后他写到“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在《酬别令狐补阙》中他再次重申“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等等，这些诗作一反其他诗幽深婉曲的特点，写得平白直露，并且也不讲究艺术技巧，只是急切地要传达出自己内心那种渴望进身的强烈感情。此时的李商隐已不得不放下清高和自恋，从世俗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比其他诗人更为迫切。这也说明在官家这一条路上，李商隐是始终难以放弃的。从他踏入科举之路的那一天起，到他郁郁而终为止，其间三十来年，他在牛李党争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受尽折磨，却始终不甘心远离官场，说明儒家“兼济”的使命已深深植根于他的思想深处。他一再写诗请求别人的引荐，以为可以通过这一条渠道挤身上层社会好一酬壮志，结果却总如镜花水月。我们一方面为他的遭际感到叹惋，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士人，这种精神却是不可缺的。
当然我们说李商隐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并不是说他就没有过退隐之意。事实上，李商隐也时有避世思想。在《安定城楼》中他说“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我们固然强烈感受到他“欲回天地”的迫切愿望，却同样也不能忽视其“永忆江湖”、“入扁舟”遁隐之心。应该说，唐社会实行三教合一的统治思想对士人们的影响是潜在的，文人们多是儒佛道三种思想兼而有之，只不过看哪种思想占主导而已。李商隐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但佛道对他同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在玉阳山、王屋山一带学过道，虽然最终他并没有真正“得道”，但道家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从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许多道人、隐者都有密切的联系，对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景仰的态度。如《寄永道士》：“共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赠郑谠处士》：“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寒归山观随棋局，暖入汀洲逐钓轮。越桂留烹张翰鲙，蜀姜供煮陆机尊。相逢一笑怜疏放，他日扁舟有故人。”从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对道家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是颇有欣羡之意的。至于佛家思想，自其中国化禅宗以后，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的与之沾上边，加上唐统治者实行文化思想开放政策，使得僧尼道俗之间交往频繁，关系密切。佛家思想影响已渗入到了人们思想的深层领域。在此背景下，李商隐虽一心求仕，但也不可能与之绝缘。事实上，他与许多佛门弟子都有过密切交往。如《送臻师二首》：“昔去灵台非拂席，今来沧海欲求珠。楞枷顶上清凉地，善眼仙人忆我无。”“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忆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别玄智法师》：“云鬓无端怨别离，十年移易住山期。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这些诗作都反映了他与佛家的密切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佛家思想的体悟。而在仕途屡屡受挫，人生频遭不幸之后，他的这种消极退隐的思想也就时有流露。只不过，在他的意识层面上，儒家“兼济天下”的意识，自身“欲回天地”的目标使得他最终又不能完全远离仕途，远离官场。所以，他经常处于一种矛盾和彷徨之中，一如他在“牛李党争”的漩涡中苦苦挣扎一样，他也时刻在进退之间徘徊。进，他有决心，可惜没机会；退，他有机会，可惜没决心。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在诗中的无奈和诉说。
注释：
①见《宋诗话辑佚》，郭绍虞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毛德胜，大学教师，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郑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