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失语与救赎

来源 :作家·下半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umingshiche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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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迟子建的短篇小说《微风入林》描写了一个普通女性在情感生活中被男性势力所左右,虽然唤醒了追求自我幸福的意识,但在尝试中由于寄托于他者的拯救仍然囿于困境,并最终在探索女性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走向了悲剧的过程。
  关键词: 女性失语 男性话语权势 自救 他救
  
  迟子建是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颇具特色的一位女作家。她以其独特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对女性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以及多样的心理历程进行了大胆的审视和关照,呈现出对女性生命状态及价值的追问。《微风入林》是其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核心内容是关于一个女子和自我幸福之间的追求与束缚的关系。这个主题是中外许多作家和学者致力于探索的文化解读,诸如国外名著中的《安娜·卡列琳娜》、《德伯家的苔丝》、《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等小说,都描写了女性主人公在社会环境与自我的双重失语与救赎中,渴望追求幸福和自由的人生经验。在《微风入林》这篇小说中,迟子建又会展现中国妇女怎样的命运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小说讲述了北疆小镇罗里奇乡卫生院的女护士方雪贞在一次值夜班时,被突然闯入求医的鄂伦春猎人孟和哲“血葫芦似的的脸”所惊,在“心慌气短”中连经血也被“吓回去了”,后来“好几个月都没来客”。当方雪贞的丈夫得知后,以此要挟医院赔偿,将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方雪贞陷入极大的痛苦中,夫妻的感情也因此愈加破裂。这时,故事出现了转机,孟和哲再一次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将她带到树林里治病,而他治病的方式居然就是和她发生关系。在每个礼拜一次的奇特治疗中,方雪贞从一开始的抗拒、徘徊到最后的交融、接受,甚至依恋不舍,奏响了一曲春风化雨般生命绽放的乐章。可是,这突如其来的幸福随“病”而来,又在“病”好时戛然而止,孟和哲在履行完了治病的职责后离开了方雪贞。方雪贞没有因为身体的恢复而觉得欣喜,反而体会到了另一种无穷的落寞和了无生趣。那阵在山林间拂开了她幸福之门的微风,令人欣喜地出现,又令人悲哀地消逝,最后留给女主人公的只剩埋藏在心头的阵阵涟漪。
  作者把这个故事放置在了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生病——治疗”的文本架构中去解读女性的生命状态。引发故事的起因就像是一个埋伏在女性身体内部的开关,维系方雪贞活动能量的电流因为孟和哲的出现而断流了。如果仅仅这样看待原因,多少显得有些突兀和苍白,作者超过一半篇幅的环境交代也就失去了咀嚼的意义。由此看来,孟和哲的出现更多带有一种象征性的意味,他就像一个导火索,爆发了方雪贞原本就已经面临的种种使她濒临“断流”的压力。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女子究竟会有什么重负呢?从文本中粗略地归结一下,就可发现方雪贞其实并不幸福。
  其中最大的矛盾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方雪贞的丈夫陈奎是一个教师,“刚结婚时,还富有朝气,十几年的日子过下来,他竟是满身暮气,牢骚满腹,教书也无精打采了。”“方雪贞看着瘦弱、邋遢、摇摇晃晃的丈夫,心里既委屈又悲凉。”虽然在外人看来这是个完满的三口之家,但是方雪贞从丈夫那里却得不到身心上的关心与爱护,对于她半年来的隐疾和忧虑,“越来越疏于夫妻生活的陈奎竟然没发现这一点。”这对于朝夕相处的夫妇关系来说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可见丈夫职责的淡离与疏远才是方雪贞身体“断流”的真正原因。缺乏爱情滋润的女人像花一样轻易地枯萎了,因此,当两人发生口角时,她不无怨言地喊出“你也不配拥有青春旺盛的妻子,我枯萎了,还是你的福分呢!”
  除了丈夫的失职无法带给女主人公慰籍外,她的生活还无时无刻笼罩在男性社会对于女性居于操纵优势的阴影下。当丈夫得知妻子的病情后,他不是首先表示出对妻子的关心与怜爱,而是最先计较自己利益的得失,只想到“我不等于搂着个干柴棒过日子吗!”妻子身心的痛苦对他来说是无足轻重,不予考虑之内的,所以他会不顾妻子的感受“理直气壮”地找医院要求赔偿。唯一使他愤慨不满的只有自己作为丈夫的角色所受到的损失,令人可笑的嘲讽之处就在于他从未履行过丈夫应有的责任,却无比在乎丈夫应该履行的权利。这种对比浮现了中国社会一个根深蒂固的顽劣思想,就是女子对于男性而言“不过是私有财产,不存在自存的权利和自明的价值。”在男性眼里,女性作为人的独立意义还比不上物的价值概念。在方雪贞值夜班时,她的丈夫就特地嘱咐医院只能调配最衰迈的医生和她共事自己才能放心,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物的操纵欲望是多么强烈啊!正是在这种男性话语权力的绝对扼制下,导致了方雪贞的生活环境死气沉沉,毫无活力而言。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她的存在不是建立在本体之上,而是依附于家庭和丈夫才变得有意义,这种女性失语的环境最终导致了其女性特征的消解。
  当方雪贞的难堪被推到了生命本体的窘境之后,她的拯救之路也被意外地开启了。鄂伦春猎人孟和哲是与她的丈夫完全不同的男性形象。他出入于山林,体魄结实而充满力量,说话从来都粗声大气,简捷、不容置疑,相比之下“陈奎讲课的声音弱得像蚊子哼”。他“嘭——”的一声巨响闯入求医时,让方雪贞震惊的与其说是他流血的脸(作为一个护士应该早已见怪了此类景象),还不如说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的男性气息。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描写孟和哲“像一头从森林中跑出来的熊”,“像一株充满了旺盛生命力的树……傲然舒展着韧性而强健的身躯,激情地荡漾着,持久地歌唱着”,尽展原始的力量和美感。这种充满了原始意味,带有动物性的阳刚气质是方雪贞所接触的男性中所缺乏的。当方雪贞远眺孟和哲骑马的身影离去时,留给她的印象是“人和马的影子合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矛插在盾牌上。马是盾牌,而矛无疑就是孟和哲。”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矛是十分明显的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而一支矛插在盾牌上也可以理解为男女交媾的图腾。也许在方雪贞的潜意识里,她被压抑已久的欲望在这一刻已经被这个鲜明有力的形象击中了。但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超我压抑本我,方雪贞所处的比较保守的乡镇环境以及自身作为汉族妇女习得的道德教养,规定了她必须是含蓄的、贞洁的,不可以也不敢挖掘内心潜意识的奔涌。同时,她的潜意识肯定也在悲凉地叹息,由于她的丈夫是一个“蔫茄子”,她也没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雄魄的男人。那么,她作为女性本应享受到的本能欲望的河流在这种绝望的压抑之下就做了彻底的枯竭已示宣告。在文中,孟和哲的形象多少被赋予了“失落的英雄”的况味。说他英雄,因为他的身上具备英雄的两种必须的素质:一是精神上的强悍,无所畏惧,这从他独宿林莽、与兽为伴可以看出;二是体制上的剽悍,有浓厚的动物性的霸气。就如文中所描写的:“孟和哲俯在她身上,他的头一起一落的,恍若一头奔跑在地平线上的野兽,忽而露出头来,忽而又隐身了。”说他失落,是因为在文明一体化的模式中,即使是在鄂伦春人的部落里,孟和哲也已是为数不多的依旧保有祖先生活方式的猎人。“他喜欢闻树木的清香气,喜欢听野兽的嚎叫……他觉得房屋与坟墓一样令人窒息,它们永远呆在原处,就像被驯服了的野兽一样,呆滞,缺乏灵性和光彩,令人厌倦和乏味。”孟和哲是自然与自由的象征,与规划化的、个体差异逐渐模糊的城镇文明相对立,体现了一种还未被泯灭的本体生命意识。作者用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描绘两人在大自然中的交融,“风也是药”,“雨也是药”,每一次在自然环境中的两性能量的交流就像是一场充满激情的风暴般的洗礼。方雪贞渴缺生命能量的压抑由一个仿佛是从远古走来的英雄那里得到了释放。“方雪贞觉得她和孟和哲就是这林中的两株扭曲在一起生长的植物,茁壮,汁液饱满,不可分离。”可以说,她对孟和哲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抗拒过,哪怕是第一次被强行“治疗”,她也仅仅是“开始还反抗着,后来她明白自己在这个力大无穷、一意孤行的男人面前的挣扎是无济于事的,也就随波逐流了。”道德上的谴责和想象之中女主角应该有的强烈抵抗和痛苦在这个结合中都被消解掉了意义,人回归到了最本能的生命状态中去,而这正是现代人在获得了文明的进步和物质的丰富同时付出的本我的代价。方雪贞身上被男性忽略已久的关于个体感觉的尊重,在孟和哲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引导之下,第一次得到了绽放与傲首,使人们惊异地窥探到原来女性也可以拥有如此淋漓尽致的自由。
  方雪贞的失语状态看似得到了救赎,她的脸颊渐渐有了红晕,人也恢复了滋润。“孟和哲就仿佛是一团火,把死气沉沉的她给点燃了!”然而,孟和哲真的治好了方雪贞吗?使她从此能够像山林里的野风和田原上的花草一样自然恣意?答案是否定的。当她的身体恢复健康时,孟和哲履行自己的诺言离开了她,两人最终的回归还是各自的家庭婚姻,方雪贞的生活又回到了起点。在这里,作者似乎给这个英雄的形象添加了一个孙悟空的紧箍咒,而这个紧箍咒就是他的道德感。对于方雪贞来说,她已经把身心的救赎都指向了孟和哲,与他的相会就是她寻找幸福的期待。可是孟和哲不然,他像一个修理工一样,负责把自己弄坏的物件恢复原样然后再物归原主。他说:“我们只娶一个女人,一个!一辈子不变!”作者让这个充满原始精神的英雄与现代伦理婚姻的崇高准则相结合,产生出了一个畸形的道德化的英雄。我们难以评判孟和哲的是非对错,他是一个矛盾的产物,也许这也反映了作者寻找出路时的困惑。虽然孟和哲从生命能量上能够给予方雪贞活力,但在人性关怀上却由于自身的束缚而无法真正救赎这个女人。他给不了方雪贞身心俱合的爱,而这却是方雪贞最渴望得到的完整的统一体。她一度以为自己多年来的干涸找到了水源,但实际上这是无源之水,英雄解救了她,但并不属于她,回归到世俗的男人再也不能称其为英雄。作者要设置这样一个生病——治疗的前提,恐怕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超脱的束缚,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违背常情的情节取向中才可以允许意外产生,在人生病的时候反而是幸福的,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才会有的现象。也许这个故事真正的悲剧性不在于方雪贞的缺失又得而复失,而在于她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男性的他救,而不是女性的自救。当他救的希望破灭后,她妥协于原本那个扼杀其生命力的生活形态。从这里,不免觉得方雪贞的角色与安娜·卡列琳娜相比显得格外被动,更加带有苔丝毁灭性的悲剧意味。其根本的溯源就在于女性往往期待男性的认同才能肯定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逐渐丧失个体的存在意识,使得“第二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加上了阴影般的属性。而实际上,女性要获得幸福的反束缚,最应该做的是先认识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完全依赖男性的权威来肯定自己。因此,女性的自救也许才是一种彻底的救赎,至少是少不了娜拉敢于出走的勇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里用一盏用白桦皮做的灯来象征女主人公自己的形象。她在灯上“一共画了十二只鸟。桦皮灯六个角,刚好每一角栖一双。那鸟有的引颈高歌,一派昂扬之气;有的则羞怯地低着头,一副惹人心疼的娇俏模样。”她将这些想象中的鸟取名为天鸟,被人笑道“敢情你还想当造物主,弄些谁也不认识的鸟唬我们啊!”其实她的心中是多么想和这些鸟儿一样永远飞驰在春天里!可是内心虽然已经唤起了这样的觉醒和意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走出困境。这实是一个中国女子的悲剧,并且是群体意义上的仍然有待冲破的生命禁锢。这些画在灯罩上的鸟不管描绘地怎样栩栩如生,始终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止的形象。如何才能让女性像这些鸟一样从图片中飞出来,自由地展翅翱翔,享有和男性同等程度的自我认同感,的确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程跋涉。
  
  参考文献:
  [1] 舒芜:《哀妇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2] 袁曦临:《潘多拉的匣子 女性意识的觉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3] 迟子建:《微风入林》,《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6年第9期。
  [4] 金立群:《身体与文学——〈微风入林〉推荐辞》,《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6年第9期。
  
  作者简介:李馨宁,女,1982—,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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