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往西，经西单、复兴门，上木樨地高架桥右拐往北进入三里河路不久，即可遇到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路口向东是月坛北街，路西对着月坛北街有一座大门，门两边站着威武英俊的武警卫兵——这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国宾馆“钓鱼台”的东门。进入东门，迎面一个精品花坛，中间立着看似一柱长条石头，其实是一株已有2.5亿年历史的古树化石——树化玉，上刻邓小平手迹“钓鱼台”三个大字。
　　钓鱼台闻名于中国和世界，但她在北京海淀区的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点。当我们把这个小点放大开来，这里其实是个博大精深的辽阔世界。她的博大精深就在于她深厚的文化底蕴。钓鱼台国宾馆对于普通人来说曾经很神秘。改革开放后，这个“天上的宫殿”开始变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笔者将撰数文，来为大家介绍和分享钓鱼台文化。
　　延绵不绝的“钓鱼”文化
　　国宾馆的这个钓鱼台之名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金代章宗皇帝完颜璟曾在此筑台垂钓，从此这里就被称为钓鱼台。有人说金章宗是皇帝中第一个钓鱼爱好者，开辟了皇帝钓鱼的先河，他钓起鱼来常常废寝忘食、不理朝政。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虽然几度衰败，但最终，钓鱼台这个名字的光辉并未泯灭，直至今天乃至以后。
　　笔者认为，此台取名“钓鱼”，不仅仅是因为有皇帝贵胄在此钓鱼，而且有着更深刻的历史文化含意。“钓鱼”一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似乎总是不同寻常，关于钓鱼的历史名人故事不胜枚举，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里，以钓鱼为内容甚至作题目的俯拾皆是。换言之，在我国始终存在着一种延绵不断的钓鱼文化。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柳宗元《江雪》），抱负未展，依旧凛然傲岸；“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张志和《渔歌子》），笑忘江湖，清高自在；“欲钓先投饵，鱼情亦世情”（[宋]韩宗愈《钓》），以鱼情比世情，用钓鱼看世态浮沉；“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明]杨慎《临江仙》），以渔樵表达抱负、情怀和见识。更毋须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了。在中国，只要是有水有鱼的地方肯定就会有人来钓鱼，只要那些钓鱼的人出了名，他们钓过鱼的地方也就有了名气。
　　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最终选择钓鱼台作为国宾馆呢？在我看来，除了看中这里的自然风光外，恐怕就是被钓鱼台这个名字及其历史背景所吸引的缘故吧。当然选钓鱼台作为国宾馆，并不是说我们要像姜子牙那样不是为了要钓鱼而是为了要钓人，钓人家外国的元首，而是说，我们不仅要招待好我们的国宾，让他们住好吃好，大有宾至如归之感，还希望他们能通过在钓鱼台的短暂驻跸，亲身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华文化氛围，从而达到促进双方关系、广结天下朋友、实现世界和平的目的。从现有资料看，从选择地址到设计、建筑、装修、布置，乃至建成后接待国宾，钓鱼台国宾馆始终贯穿着要体现中华文化的指导思想。这充分表现出当年决策者的睿智。钓鱼台接待国宾半个世纪的事实证明这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钓鱼台的历史沧桑
　　通过查找有关书籍材料，可大体还原北京钓鱼台的简单历史：
　　1115年金太祖完颜旻在东北黑龙江地区建立了女真族政权金朝，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1153年金朝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从黑龙江正式迁都到已有两千年历史的北京，称为中都。那时钓鱼台这个地方名为“鱼藻池”，水域面积不小，是金朝皇帝每年游幸之地。到了章宗皇帝完颜璟，就在此筑台钓鱼，从此这里被称为钓鱼台。
　　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北京，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次年定都北京，称为大都。元代初年，宰相廉希宪在这里修建别墅“万柳堂”，成为盛极一时的游览胜地，皇帝每年都来此游玩。
　　1368年明朝建立，定都南京。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受封在北京，称为燕王，后成为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成祖厌恶南京，于1421年迁都北京。北京成为明朝国都之后，一度荒僻的钓鱼台重新兴盛起来，成为达官贵戚的别墅所在地，许多文人学士亦常游宴赋诗于此。到了万历（1573—1619年）年间，钓鱼台成为明代皇亲的京郊别墅。著名的《帝京景物略》（[明]刘侗、于奕正合纂）这样描绘那时的钓鱼台风光：“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闻，曲房入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
　　1636年皇太极将国号后金改为清，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乾隆皇帝喜爱钓鱼台的旖旎风光，将此辟为行宫，并令人将旧址浚治成湖，引来西山之水扩容玉渊潭、钓鱼台的水域，接着将水源疏通引至阜成门、西直门的护城河，改善整个京城水系，于是钓鱼台的清泉碧水可终年曲折迂回于亭台楼阁和翠林茂木石桥之间，钓鱼台行宫显得愈加秀美。1774年，乾隆又决定在钓鱼台行宫大兴土木，营造了多处建筑，如养源斋、同乐宫、清露堂、潇碧轩、澄漪亭、望海楼等。乾隆还为每座亭、台、楼、阁亲笔题写了匾额。乾隆为西侧瓮门题写的“钓鱼台”三字的石额如今依然镶嵌在那里。
　　到了清末，钓鱼台已成为一座荒废的园林。1921年，逊帝溥仪将钓鱼台赐给了自己的老师陈宝琛，陈宝琛喜欢钓鱼台林木泉石之胜，便将旧园重新修葺，以为游玩之所。他高兴得设宴狂饮数日，立诗社，招游客，日无虚席。当时民众对清朝遗老仍在钓鱼台大摆宴席、饮酒作诗十分不满，于是组织请愿发表声明予以反对，迫使陈宝琛自动交出钓鱼台。之后北洋政府内外交困，原答应的每年拨给逊帝皇室的经费难以落实，溥仪为生计便将钓鱼台及其他行宫出租。1924年冯玉祥打进北京，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成立“清宫善后委员会”管理紫禁城以及包括钓鱼台在内的清室行宫。
　　钓鱼台越发破落，女作家陈学昭1925年11月15日写了一篇题为《钓鱼台》的游记，说到了钓鱼台一看：“呀！寂寥庭院！这样的庭院，小径里长着青苔，小桥上积着灰尘，四处亭榭均深深的闭着，衰草与残花乱乱的堆着，人去屋空，不意令人想到历来的所有盛衰……踟蹰的出了园门，我的心空泛泛的又起了无可言说的惆怅……”
　　钓鱼台虽然衰败，但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自然风光还是美的，所以仍不断吸引人们来游。鲁迅搬进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住所后，曾两游钓鱼台。第一次是陪他母亲一游。第二次是1926年3月7日星期天，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在几个青年的怂恿下，鲁迅一行九人出阜成门，骑上小毛驴，踏着黄土路，迎着春风到钓鱼台游玩。邓云乡先生有《鲁迅曾游钓鱼台》一文，在鲁迅日记中也记有两游钓鱼台的事。
　　北京（当时称北平）和平解放前，钓鱼台养源斋曾是傅作义将军的别墅，有人说傅将军就是在这座别墅里深思熟虑，决定接受解放军和平解放北京的号召的。如果傅将军真的是在钓鱼台养源斋作出的抉择，自然会给钓鱼台增加一段佳话，但更多的资料是说，傅将军的女儿傅冬菊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傅将军的身边，是在傅将军中南海的家中劝说傅将军的。傅将军是在钓鱼台的别墅还是在中南海的家中下的决心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傅将军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使北京包括钓鱼台免受了兵燹之灾。
　　建国十周年的“第十一大工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获得了新生。为迎接建国十周年，1958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项重大工程，同时兴建国宾馆，以接待前来参加国庆十周年活动的外国领导人。外交部经多处比较，认为钓鱼台是国宾馆的最佳地址。钓鱼台国宾馆于1958年动工兴建，于1959年10月正式启用。钓鱼台的主要设计师是著名建筑家沈勃、张开济，协助他的是建筑师刘友鎏、徐文如。但张开济却说：“已故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国庆工程中，正是一个真正的‘总设计师’……周总理常说，外事无小事。所以在国宾馆的设计施工中，周总理曾多次过问，并到施工现场予以指导，对建设布局，园林布局等诸多方面都作了具体的指示，使得国宾馆的建设非常顺利。”
　　其实，兴建国宾馆就是由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首先提出来的。周恩来被尊称为新中国外交的“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创始人和奠基者”、“运筹帷幄的主帅”、“新中国外交之父”。周恩来建议兴建的钓鱼台国宾馆，在述说和见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成就。钓鱼台不仅仅是个国宾馆，也是一本述说新中国外交的厚重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