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月19日，由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审计署和建设部五部委官员组成的10个联合督察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批督察结果汇报会，会议为此轮历时一个多月、规格空前的全国土地督察工作画上了句号。
但是督察之后的任务并不轻松。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在会议中透露，下一步的工作将集中解决三个问题：如何处理大量的未批先用土地？如何全面实施“招拍挂”（即招标、拍卖和挂牌）？如何规范开发区用地？
早在8月11日，这次检查开始后三天，国土资源部治理整顿督查办公室就给出了一组数据，足以使得公众管窥中国土地市场的混乱现状。开始于去年底至今年初国土资源部的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共查出多年来产生的各类土地违法行为10.1万起，其中今年发生5.3万起。10.1万起涉及土地面积39133.33公顷，其中耕地19400公顷。
消息人士透露，此次盘点全国土地使用状况的结果不容乐观，决策层已严令各地对违规行为限期整改，不合规的坚决撤销，有关部门还将组织核查。据说，高层的态度是，在整改中，“不能光对事不对人”。
开发区之祸
土地审批专用章又称为“2号图章”，根据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本应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专用，但无锡市一些开发区的管理机构也都配置上了这枚“千金之印”——这是他们以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的名义，从当地政府手里争取到的。就在五部委督察组即将到达之前，除了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之外，其余的“2号图章”都被收回并销毁了。不过，在此之前，这枚章已经在这些机构手里掌管并使用了三年之久——大量的土地在这枚印章下流失了。
类似的情形在此次联合督察组的行程中并不鲜见。一位专家在总结目前土地违规现象时指出，“地方政府违法，特别是建开发区乱占土地是其中突出的特点”，结果是“把本该由政府掌握的管地权，分散到了开发区管委会和‘指挥部’等本不具备土地管理权的机构，造成一些开发区成为大量土地违规行为的滋生地，可以不按规划计划批地、不按法规搞‘招拍挂’、不按规定用途和批准的条件搞建设。”
尽管在1998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已收紧批地权限，明确只有中央、省、市三级有权批地，对土地使用和交易的方式也陆续了出台了相应的国务院文件或部门法规予以细化，但是地方政府在实际的操作中却自有一套做法，屡屡与国家法规相悖（详见辅文《缺少的不是法规》）。“比如北京。乡镇政府仍然可以与开发商签合同批地。”曾任国土资源局局长、此次督察负责人之一邹玉川举例说。
在此次五部委的突击检查中，四川省共清查出市、县国土部门之外的非法供地主体327个，各个城市都存在着城区和开发区国土资源机构与市局分离的情况。不少开发区成为突破国家法律政策的“特区”。
1996年，广西钦州市委、市政府印发了《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暂行办法》，向开发区下放市级土地审批权，2002年10月，市政府又公布了《钦州市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办法（试行）》，继续保留开发区市级土地审批权，开发区管委会可自行确定供地方式、土地出让价格、可与用地单位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规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开发区内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工作，代发“一书两证”，行使市级规划管理权。
2002年8月，陕西省人大出台《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规定》对开发区赋予了某些特权，如“开发区管委会可以根据派出政府的授权，……对开发区内的土地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出让和统一管理。”“负责区内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具体组织建设项目供地……依法对于开发区内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和参股实施管理。”
更有甚者，在督察过程中，还发现地方政府屡屡出台与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直接冲突的文件。今年6月26日，贵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九条规定：“各区（市、县）对建设项目可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随后该规定还在媒体上进行了公布。而此前一年，国土资源部已下发了11号文，要求各地以招投标方式来进行经营性土地的出让。
贵州省督察组指出，贵阳市的这一“土政策”有两条严重错误。一是将批地权交给了区一级政府，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城镇国有土地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55号令）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由市、县一级政府进行的规定。二是自2002年7月1日起实施的国土资源部11号文即《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中已明确：“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而该规定笼统提出“建设用地可采用协议方式出让土地”，明显与国家法规政策相冲突。
如此不具用地政策基本常识的“低级错误”，令人费解。贵阳有关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文件不是由当地国土部门、而是由政府负责招商引资部门完成的。在五部委到达之前，贵阳市政府已于8月14日再次下文，修正了有关规定。
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前国家国土资源局局长邹玉川，是这次挂职督察组长之一，曾带队赴辽宁省、河北省和江苏省三地督察。他向记者介绍说，国务院在7月18日刚刚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停止审批各项开发区，而一个省会城市就在一个星期之后的7月25日新批准了七个开发区。督查组发现的当天，省政府召开紧急常务办公会，推翻了这个决定。 “这不是睁着眼晴违法吗？！”邹玉川大摇其头。
被压低的“龙头”
被地方突破的不仅有土地管理权限，作为土地管理另一道重要防线的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也屡屡成为被突破的对象。
“在世界各国，对土地都是实施规划管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就是土地管理的龙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经济系的严金明介绍说。但是规划在现实中的效用却不能不令他扼腕。我国自上而下建立起的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土地管理法》中确立了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但多年来，很多地区不顾本地实际，违反规划批地和超规划用地。城区规划面积无度扩张，以使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名存实亡。
中国在1997年曾制定了至2010年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是到目前为止，用地指标在包括浙江在内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差不多用完了。”严金明认为，虽然存在客观原因，但这首先应归因于中央与地方在土地使用问题上目标并不一致，地方政府在操作中实际上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同于用地的非农化。
国家在制定土地规划时，第一考虑公平，第二考虑效益，且规划动辄十几年，而地方上每届政府的任期也就4年～5年，从政绩上考虑总是效益第一，搞开发区都出现攀比现象。“你在城东搞，我在城西搞。”督察组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开发区根本未得到有效利用，甚至荒芜了。新任领导班子不管前任的项目，宁可再搞新的开发区。
大部分城市化和政绩化的开发，都存在着违反规划的情况。首先是滥用规划修改权，“领导一句话，规划就改了，在他们看来，规划规划，纸上画画。”严金明说。实际上，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而规划审批权则只下放到省一级。地市一级的规划变动，如果是非农业人口在50万以上的，也需国务院一级来批。但有的地方是几乎每逢规划必然报改，“有的自认为项目太复杂，或者需时较长，所以干脆就未批先用，连修改规划的申请都不上报。” 无视规划，必然导致未批先用、多占多用、非法占地、违法交易等现象，邹玉川引用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字说：在全国450个各类园区中，未依法批准的就达310多个，将近68％是未批先用的。“多占多用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招商引资，有产值无产值甚至倒贴也愿意。”
早在1995年建设部颁布的《开发区规划管理办法》中，开篇即规定了“开发区规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另外，“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开发区的规划管理工作。”
由于各开发区密度过高，形成竞争，在招商引资时，压低地价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次督察过程中，发现河北和辽宁普遍存在利用效率低的情况，开发区内单位面积的土地的产出及税费都较低。”邹玉川说。
“招拍挂”难局
从去年7月1日开始，按国土资源部的11号文，所有经营性用地，都必须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的公开方式进行出让。“但到现在为止，全国城市建设用地中协议出让和公开交易的比例仍在80：20。”严金明告诉记者。
“招拍挂”迄今得不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青睐，在督察组专家看来，原因很多，但政府的违规行为及历史遗留问题是主因。
很多地方政府将“招拍挂”当做可用可不用的“先进经验”，而不是必须执行的国家政策。有的地方干脆自行决定将“招拍”挂制度的执行推迟到2004年。还有的地方政府先与开发商签协议，后挂牌出让，形成假挂牌。还有的在拍卖后又以各种名目暗地里返还出让金，甚至干预“招拍挂”，擅自减免地价。
而对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则面临另一个难题：由于经营性用地供应过多，多头供应，导致土地公开交易难以进行。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某省会城市几年来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土地只有25宗，面积仅千余亩，原因在于自1992年起，该市共批出房地产用地8万余亩，用地单位已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前期工作，目前尚余2万多亩已确定用地单位，只需继续完善协议出让手续。还有一个地方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在1998年之前自行批了大量房地产用地，近年大量竣工积压，给下一步的“招拍挂”增加难度。
专家指出，以地换桥、以地换路在一些地区普遍实行，也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了“招拍挂”的竞争。在西部某市，几年来只成功出让一宗国有土地。另外，企业改制、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等涉及的土地出让，都游离于“招拍挂”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变更土地用途、捆绑成片开发、以地抵债等方式，规避公开交易。
五部委督察组的领队人之一，原国土资源局局长邹玉川对此感受很深，有些地区把本应公开交易的土地，以修路、修公园等方式批出去，不收地价，让开发商赚钱。他认为，应当尽可能减少这种批地方式，实在有必要搞，至少也要对土地本身及所涉工程引入评估程序。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开发区的土地以各种形式非法入市，形成了“隐性土地市场”，从而扭曲了市场价格，使得“招拍挂”难以进行。个别地方对于撤销后的工业园区管理松驰，致使很多变脸成为房地产开发用地。对此，《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实际上都有明确规定，即使是已取得土地使用权，也严禁改变用途，私下交易。
严金明总结道：“名义上国务院是国有土地的代表者，主管部门是国土资源部，但‘招拍挂’的权力及操作都在地方政府手里，所以讲到土地方面的违法行为，地方政府或官员都难脱干系。”
征地快感
取得土地的途径一是新征农地，二是利用城区中的存量土地。但地方政府普遍对于征用农地情有独钟。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前者的拆迁成本太高，而向农民征地，则相对容易得多。尽管国家法规中有征地补偿的规定，但具体安置时，违规压价的现象比比皆是。
下放、分散批地权力的恶果之一，即是获得批地权之后，地方官员在大搞开发区过程中，蓄意多征多占，其意也是利用法律上的薄弱环节。因为开发区土地的来源主要是农地征用，而征地权之所以被滥用，症结在于目前国家对于农村土地的产权和农地征用制度缺乏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尽管现行的土地法规均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然而，集体产权却是不明晰的概念，作为集体产权性质的农村土地在现实中一直被当做公共用品对待。
国土资源部1999年下发了《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2003年又先后补充了《关于严禁非农业建设占用基本农田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试图控制愈演愈烈的“圈地热“。但各地征地的步伐却远比法规颁布的速度要快。现在，地方上征地项目不仅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法律许可的基础设施领域，一些工商业、房地产的经营性用地也混入了征地范畴。一些开发商打着办教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旗号骗取划拨土地，然后改变土地用途搞房地产开发以牟取暴利。房地产业的此类违规现象已引起国务院高层的注意，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专门批示，要完善土地产权和征地制度，并将此作为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土地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周建春认为，《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只有公益性的用途，才能征地。可到了地方上，却是什么用途的项目，都能征地。而所谓公益性，在现行法规中却缺乏明晰的界定。“地方上的灵活性比较大，有规定的事情尚且不一定执行，更何况规定不清呢？”周说。
对此，有专家提出，一方面是要进一步完善已有的法规，另一方面，面对部门法规在实施中约束力有限的现实，应加紧修改土地基础大法。应在《宪法》及《土地管理法》中，细化农村土地产权的结构，明确农民的土地权益。而正在制定的《土地征用条例》则应进一步明确征地目的，严格用于公共目的；还要缩小征地范围，使得从农民手里拿地不再轻而易举。另外，在规划范围内，农民可以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经营性项目的开发，确保农民的长远利益，也减少征地者的暴利冲动。
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土地管理体系也有待完善。现在，各地的房地部门与国土资源部虽有行政隶属关系，但实际上多是业务上的沟通，各地国土管理部门的领导，不是国土资源部来任命，而是市长任命。“一般都是市长说，我要卖地，你就去给我办。”周建春说。
但是督察之后的任务并不轻松。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在会议中透露，下一步的工作将集中解决三个问题：如何处理大量的未批先用土地？如何全面实施“招拍挂”（即招标、拍卖和挂牌）？如何规范开发区用地？
早在8月11日，这次检查开始后三天，国土资源部治理整顿督查办公室就给出了一组数据，足以使得公众管窥中国土地市场的混乱现状。开始于去年底至今年初国土资源部的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共查出多年来产生的各类土地违法行为10.1万起，其中今年发生5.3万起。10.1万起涉及土地面积39133.33公顷，其中耕地19400公顷。
消息人士透露，此次盘点全国土地使用状况的结果不容乐观，决策层已严令各地对违规行为限期整改，不合规的坚决撤销，有关部门还将组织核查。据说，高层的态度是，在整改中，“不能光对事不对人”。
开发区之祸
土地审批专用章又称为“2号图章”，根据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本应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专用，但无锡市一些开发区的管理机构也都配置上了这枚“千金之印”——这是他们以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的名义，从当地政府手里争取到的。就在五部委督察组即将到达之前，除了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之外，其余的“2号图章”都被收回并销毁了。不过，在此之前，这枚章已经在这些机构手里掌管并使用了三年之久——大量的土地在这枚印章下流失了。
类似的情形在此次联合督察组的行程中并不鲜见。一位专家在总结目前土地违规现象时指出，“地方政府违法，特别是建开发区乱占土地是其中突出的特点”，结果是“把本该由政府掌握的管地权，分散到了开发区管委会和‘指挥部’等本不具备土地管理权的机构，造成一些开发区成为大量土地违规行为的滋生地，可以不按规划计划批地、不按法规搞‘招拍挂’、不按规定用途和批准的条件搞建设。”
尽管在1998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已收紧批地权限，明确只有中央、省、市三级有权批地，对土地使用和交易的方式也陆续了出台了相应的国务院文件或部门法规予以细化，但是地方政府在实际的操作中却自有一套做法，屡屡与国家法规相悖（详见辅文《缺少的不是法规》）。“比如北京。乡镇政府仍然可以与开发商签合同批地。”曾任国土资源局局长、此次督察负责人之一邹玉川举例说。
在此次五部委的突击检查中，四川省共清查出市、县国土部门之外的非法供地主体327个，各个城市都存在着城区和开发区国土资源机构与市局分离的情况。不少开发区成为突破国家法律政策的“特区”。
1996年，广西钦州市委、市政府印发了《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暂行办法》，向开发区下放市级土地审批权，2002年10月，市政府又公布了《钦州市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办法（试行）》，继续保留开发区市级土地审批权，开发区管委会可自行确定供地方式、土地出让价格、可与用地单位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规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开发区内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工作，代发“一书两证”，行使市级规划管理权。
2002年8月，陕西省人大出台《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规定》对开发区赋予了某些特权，如“开发区管委会可以根据派出政府的授权，……对开发区内的土地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出让和统一管理。”“负责区内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具体组织建设项目供地……依法对于开发区内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和参股实施管理。”
更有甚者，在督察过程中，还发现地方政府屡屡出台与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直接冲突的文件。今年6月26日，贵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九条规定：“各区（市、县）对建设项目可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随后该规定还在媒体上进行了公布。而此前一年，国土资源部已下发了11号文，要求各地以招投标方式来进行经营性土地的出让。
贵州省督察组指出，贵阳市的这一“土政策”有两条严重错误。一是将批地权交给了区一级政府，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城镇国有土地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55号令）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由市、县一级政府进行的规定。二是自2002年7月1日起实施的国土资源部11号文即《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中已明确：“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而该规定笼统提出“建设用地可采用协议方式出让土地”，明显与国家法规政策相冲突。
如此不具用地政策基本常识的“低级错误”，令人费解。贵阳有关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文件不是由当地国土部门、而是由政府负责招商引资部门完成的。在五部委到达之前，贵阳市政府已于8月14日再次下文，修正了有关规定。
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前国家国土资源局局长邹玉川，是这次挂职督察组长之一，曾带队赴辽宁省、河北省和江苏省三地督察。他向记者介绍说，国务院在7月18日刚刚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停止审批各项开发区，而一个省会城市就在一个星期之后的7月25日新批准了七个开发区。督查组发现的当天，省政府召开紧急常务办公会，推翻了这个决定。 “这不是睁着眼晴违法吗？！”邹玉川大摇其头。
被压低的“龙头”
被地方突破的不仅有土地管理权限，作为土地管理另一道重要防线的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也屡屡成为被突破的对象。
“在世界各国，对土地都是实施规划管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就是土地管理的龙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经济系的严金明介绍说。但是规划在现实中的效用却不能不令他扼腕。我国自上而下建立起的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土地管理法》中确立了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但多年来，很多地区不顾本地实际，违反规划批地和超规划用地。城区规划面积无度扩张，以使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名存实亡。
中国在1997年曾制定了至2010年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是到目前为止，用地指标在包括浙江在内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差不多用完了。”严金明认为，虽然存在客观原因，但这首先应归因于中央与地方在土地使用问题上目标并不一致，地方政府在操作中实际上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同于用地的非农化。
国家在制定土地规划时，第一考虑公平，第二考虑效益，且规划动辄十几年，而地方上每届政府的任期也就4年～5年，从政绩上考虑总是效益第一，搞开发区都出现攀比现象。“你在城东搞，我在城西搞。”督察组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开发区根本未得到有效利用，甚至荒芜了。新任领导班子不管前任的项目，宁可再搞新的开发区。
大部分城市化和政绩化的开发，都存在着违反规划的情况。首先是滥用规划修改权，“领导一句话，规划就改了，在他们看来，规划规划，纸上画画。”严金明说。实际上，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而规划审批权则只下放到省一级。地市一级的规划变动，如果是非农业人口在50万以上的，也需国务院一级来批。但有的地方是几乎每逢规划必然报改，“有的自认为项目太复杂，或者需时较长，所以干脆就未批先用，连修改规划的申请都不上报。” 无视规划，必然导致未批先用、多占多用、非法占地、违法交易等现象，邹玉川引用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字说：在全国450个各类园区中，未依法批准的就达310多个，将近68％是未批先用的。“多占多用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招商引资，有产值无产值甚至倒贴也愿意。”
早在1995年建设部颁布的《开发区规划管理办法》中，开篇即规定了“开发区规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另外，“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开发区的规划管理工作。”
由于各开发区密度过高，形成竞争，在招商引资时，压低地价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次督察过程中，发现河北和辽宁普遍存在利用效率低的情况，开发区内单位面积的土地的产出及税费都较低。”邹玉川说。
“招拍挂”难局
从去年7月1日开始，按国土资源部的11号文，所有经营性用地，都必须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的公开方式进行出让。“但到现在为止，全国城市建设用地中协议出让和公开交易的比例仍在80：20。”严金明告诉记者。
“招拍挂”迄今得不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青睐，在督察组专家看来，原因很多，但政府的违规行为及历史遗留问题是主因。
很多地方政府将“招拍挂”当做可用可不用的“先进经验”，而不是必须执行的国家政策。有的地方干脆自行决定将“招拍”挂制度的执行推迟到2004年。还有的地方政府先与开发商签协议，后挂牌出让，形成假挂牌。还有的在拍卖后又以各种名目暗地里返还出让金，甚至干预“招拍挂”，擅自减免地价。
而对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则面临另一个难题：由于经营性用地供应过多，多头供应，导致土地公开交易难以进行。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某省会城市几年来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土地只有25宗，面积仅千余亩，原因在于自1992年起，该市共批出房地产用地8万余亩，用地单位已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前期工作，目前尚余2万多亩已确定用地单位，只需继续完善协议出让手续。还有一个地方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在1998年之前自行批了大量房地产用地，近年大量竣工积压，给下一步的“招拍挂”增加难度。
专家指出，以地换桥、以地换路在一些地区普遍实行，也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了“招拍挂”的竞争。在西部某市，几年来只成功出让一宗国有土地。另外，企业改制、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等涉及的土地出让，都游离于“招拍挂”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变更土地用途、捆绑成片开发、以地抵债等方式，规避公开交易。
五部委督察组的领队人之一，原国土资源局局长邹玉川对此感受很深，有些地区把本应公开交易的土地，以修路、修公园等方式批出去，不收地价，让开发商赚钱。他认为，应当尽可能减少这种批地方式，实在有必要搞，至少也要对土地本身及所涉工程引入评估程序。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开发区的土地以各种形式非法入市，形成了“隐性土地市场”，从而扭曲了市场价格，使得“招拍挂”难以进行。个别地方对于撤销后的工业园区管理松驰，致使很多变脸成为房地产开发用地。对此，《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实际上都有明确规定，即使是已取得土地使用权，也严禁改变用途，私下交易。
严金明总结道：“名义上国务院是国有土地的代表者，主管部门是国土资源部，但‘招拍挂’的权力及操作都在地方政府手里，所以讲到土地方面的违法行为，地方政府或官员都难脱干系。”
征地快感
取得土地的途径一是新征农地，二是利用城区中的存量土地。但地方政府普遍对于征用农地情有独钟。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前者的拆迁成本太高，而向农民征地，则相对容易得多。尽管国家法规中有征地补偿的规定，但具体安置时，违规压价的现象比比皆是。
下放、分散批地权力的恶果之一，即是获得批地权之后，地方官员在大搞开发区过程中，蓄意多征多占，其意也是利用法律上的薄弱环节。因为开发区土地的来源主要是农地征用，而征地权之所以被滥用，症结在于目前国家对于农村土地的产权和农地征用制度缺乏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尽管现行的土地法规均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然而，集体产权却是不明晰的概念，作为集体产权性质的农村土地在现实中一直被当做公共用品对待。
国土资源部1999年下发了《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2003年又先后补充了《关于严禁非农业建设占用基本农田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试图控制愈演愈烈的“圈地热“。但各地征地的步伐却远比法规颁布的速度要快。现在，地方上征地项目不仅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法律许可的基础设施领域，一些工商业、房地产的经营性用地也混入了征地范畴。一些开发商打着办教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旗号骗取划拨土地，然后改变土地用途搞房地产开发以牟取暴利。房地产业的此类违规现象已引起国务院高层的注意，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专门批示，要完善土地产权和征地制度，并将此作为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土地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周建春认为，《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只有公益性的用途，才能征地。可到了地方上，却是什么用途的项目，都能征地。而所谓公益性，在现行法规中却缺乏明晰的界定。“地方上的灵活性比较大，有规定的事情尚且不一定执行，更何况规定不清呢？”周说。
对此，有专家提出，一方面是要进一步完善已有的法规，另一方面，面对部门法规在实施中约束力有限的现实，应加紧修改土地基础大法。应在《宪法》及《土地管理法》中，细化农村土地产权的结构，明确农民的土地权益。而正在制定的《土地征用条例》则应进一步明确征地目的，严格用于公共目的；还要缩小征地范围，使得从农民手里拿地不再轻而易举。另外，在规划范围内，农民可以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经营性项目的开发，确保农民的长远利益，也减少征地者的暴利冲动。
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土地管理体系也有待完善。现在，各地的房地部门与国土资源部虽有行政隶属关系，但实际上多是业务上的沟通，各地国土管理部门的领导，不是国土资源部来任命，而是市长任命。“一般都是市长说，我要卖地，你就去给我办。”周建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