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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医生，是我从医疗保险公司的名册上找到的。其实“常务”医生更接近他职责的性质。就是不管大病小痛，首先要去给他诊，由他诊出大概之后，再把你交到各科专家手里。
有一阵我失眠恶化，来到他的诊所。他和其他五个医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筑外体，看来这个医生的小集体在时尚和审美上是十分老实的。走进去，护士请我到丹尼斯的一间检查室里等候。屋里基本是秃的，没有装饰。看来丹尼斯医生有个细腻名字的同时，还有求实精神。
我坐在那儿等丹尼斯医生的出现，不觉也就顺便想象他的模样、性情，一定是位细致而温存的男性，中年，却未超重。总之是很“常务”的医生，有种主妇的周到入微，安详体贴；总之是温文尔雅，同丹尼斯这姓氏不差太远的……正想着，门“砰”地打开，一个拄双拐的老爷子在门口站立，一条腿裹着粗大的石膏，脚也被绷带缠得很大一坨。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于是石膏、绷带、两只加金属的木拐，连同那灰蒙蒙的耷拉着的白大褂使这老爷子每一动作都拖泥带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医生的另一位候诊者了，便立刻站起，腾椅子给他，却听一个大嗓门说：“我们哪里不对劲？”这大嗓门竟属于这老头儿。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了，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头儿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的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历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似乎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大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
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作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两个词的精神余震中复苏时，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本，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弄舒服，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并约定下次就诊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说，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用来区别对和错的“軍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检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的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检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在治病上还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过了五年，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我这才顿然想到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
（摘自《波希米亚楼》天津人民出版社图/玛莱尼）
有一阵我失眠恶化，来到他的诊所。他和其他五个医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筑外体，看来这个医生的小集体在时尚和审美上是十分老实的。走进去，护士请我到丹尼斯的一间检查室里等候。屋里基本是秃的，没有装饰。看来丹尼斯医生有个细腻名字的同时，还有求实精神。
我坐在那儿等丹尼斯医生的出现，不觉也就顺便想象他的模样、性情，一定是位细致而温存的男性，中年，却未超重。总之是很“常务”的医生，有种主妇的周到入微，安详体贴；总之是温文尔雅，同丹尼斯这姓氏不差太远的……正想着，门“砰”地打开，一个拄双拐的老爷子在门口站立，一条腿裹着粗大的石膏，脚也被绷带缠得很大一坨。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于是石膏、绷带、两只加金属的木拐，连同那灰蒙蒙的耷拉着的白大褂使这老爷子每一动作都拖泥带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医生的另一位候诊者了，便立刻站起，腾椅子给他，却听一个大嗓门说：“我们哪里不对劲？”这大嗓门竟属于这老头儿。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了，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头儿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的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历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似乎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大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
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作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两个词的精神余震中复苏时，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本，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弄舒服，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并约定下次就诊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说，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用来区别对和错的“軍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检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的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检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在治病上还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过了五年，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我这才顿然想到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
（摘自《波希米亚楼》天津人民出版社图/玛莱尼）